工作日也称劳动日,是以日为计算单位的劳动时间,指工人在一昼夜内工作时间的长度。工作日通常分为四种,即标准工作日、特殊条件下的缩短工作日、延长工作日和无定时工作日。
我们假定,劳动力按照它的价值进行买卖。其价值和其他各种商品的价值一样,都是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如果工人生产一天生活资料所需时间为6小时,那么,工人每天就要劳动6小时来生产他的劳动力,或者说,再生产出他出卖劳动力获得的价值,这样,他的必要工作时间就是6小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要工作时间是固定不变的,但是,由此还无法确定工作日本身的量。
我们用线段表示必要劳动的持续时间,假定是6小时。再假定劳动时间分别超过ab线1小时、3小时和6小时,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3条不同的线:
工作日1:
工作日2:
工作日3:
这3条线分别表示三种不同的工作日时间:7小时、9小时和12小时。其中,ab是必要劳动时间,bc是剩余劳动时间,ac为工作日时间。在这里,工作日时间ac随着变量bc而变化。因为必要劳动时间ab是定量,所以,bc与ab之比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在工作日1中,bc:ab=1:6;在工作日2中,bc:ab=3:6;在工作日3中,bc:ab=6:6。又因为剩余价值的比率等于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所以只要知道这两条线段之比,便可以得出剩余价值率。就以上三种工作日来说,剩余价值率分别为16.7%、50%和100%。但是,仅仅知道剩余价值率,并不能判断工作日的长度。比如,剩余价值率是100%,但工作日可以是8小时、10小时或12小时,这个剩余价值率只能表明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即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相等,并不能明确表示这两部分时间各有多长。
工作日或劳动日是指劳动者在一天内劳动的时间,它是由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构成。一方面,工作日不是一个定量,而是一个可变量。固然,它的一部分是由工人再生产所必需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但是它的时间总长度却随着剩余劳动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工作日是可以确定的,但它本身是不定的。另一方面,虽然工作日是可变动的量,但它的变动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而它的最低界限也无法确定。假定剩余劳动时间线bc=0,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最低界限,即工人为维持自身生活的需要而在一天中从事必要劳动的时间。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必要劳动始终只能是工人工作日的一部分,所以工作日的时间绝不会缩短到这个最低限度。虽然无法确定工作日时间的最低界限,但工作日却有一个最高界限,它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是身体界限。一个人在24小时的工作日内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正如一匹马每天不停地干活,一天也只能干8小时。工人每天必须有一部分时间用来休息、吃饭、盥洗、穿衣等。第二是社会界限。工人必须有一定的时间来满足精神和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社会的文化状况决定。虽然工作日的长度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但这两个界限有极大的弹性和变动余地,例如,我们看到有8小时、10小时、12小时、14小时、16小时、18小时的工作日,也就是说,工作日的长度是多种多样的。
打哈欠的熨衣工
生产资料垄断者的共同特点是占有生产资料,强迫劳动者为他们提供剩余劳动。在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资料垄断者采用延长工作时间的办法来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严重地剥夺了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图中的一名熨衣工由于长时间工作而疲惫不堪,哈欠连天。
资本家按照劳动力的日价值购买劳动力,也就是说,劳动力在一个工作日内的使用价值归资本家所有,所以要求工人在一个工作日内为他做工。一个工作日自然要比一个生活日要短,但究竟短多少,资本家有自己的看法。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所有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即实现价值增殖,从而获取剩余价值。资本是死的,它就如吸血鬼一般,只有吮吸工人的剩余劳动才会重生,吮吸的活劳动越多,生命力则越旺盛。工人劳动的时间,其实就是资本家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时间。如果工人利用这部分时间做自己的事情,那就相当于偷窃了资本家的时间。
劳动者出卖的劳动力和其他商品不同,它可以创造剩余价值。正是这个原因,资本家才购买。对资本家来说,劳动力意味着增殖;对劳动者来说,劳动力意味着体力的过多支出。
就商品交换的本质而言,它并没有给工作日规定任何界限,因而也就没有给剩余劳动规定任何界限。作为资本家,总是最大限度地延长工作日,如有可能,他就把一个工作日延长为两个工作日。另一方面,由于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特殊性质,资本家也必须遵循一定的消费界限。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3]”,资本家的权利同劳动者的权利相对抗,这两种权利都是被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确定过程,就是工人阶级为反对延长工作日而进行的斗争过程,也是整个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过程。
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只是在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地方,所有劳动者,不管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还是现代的资本家,只要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垄断,这种现象就必然存在。
在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不是商品的价值占优势地位的社会形态中,剩余劳动的产生就会受到需求范围的限制。在古代,只有谋取具有独立的货币形式的交换价值的地方,即在金银的开采地,才会有让人惊骇的过度劳动。但是,在那些还在奴隶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被卷入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让他们的产品外销成为首要利益时,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野蛮行为之上,再加上一层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例如,美国南部各州盛产棉花,在其以满足本地需要为主要的生产目的时,黑人劳动还带有一种温和的家长制性质。但随着棉花以交换价值的形式出口,并直接为这些州带来经济效益时,资本家追加的超额劳动就会使黑人喘不过气来,过度的劳动使一些黑人仅工作七年就将生命耗尽。在这个时候,资本家已经不再是从黑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有用产品,而是要榨取剩余价值。
被奴役的印第安人
16世纪,新航路开辟后,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家先后走上了殖民掠夺的道路。在美洲,为了追逐黄金,欧洲殖民者不仅强占了印第安人的土地,还肆意屠杀和奴役印第安人(上图中,殖民者正在玩弄被奴役的印第安人)。然而,欧洲本土工人们的命运,并不比美洲被奴役的印第安人好。为了无限度地追逐剩余价值,资本家贪婪地延长工人的工作日,疯狂掠夺他们的剩余劳动。
事实上,历史上的生产资料垄断者,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占有生产资料,强迫劳动者为他们提供剩余劳动,只不过他们榨取剩余劳动的形式不同罢了。这里,我们可以将多瑙河各公国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和英国工厂对剩余劳动的贪欲作一个对比:
假定英国工厂工人的工作日由6小时必要劳动和6小时剩余劳动组成,那么,自由工人每周为资本家提供的剩余劳动时间就是6小时×6小时=36小时。这等于他每周为自己劳动3天,又为资本家免费劳动3天,只是这种情形将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融合在一起,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不易觉察出来。而多瑙河各公国的徭役劳动则不同,在徭役劳动中,农民为维持自身生活所完成的必要劳动和他为领主所完成的剩余劳动在空间上是分开的,农民在自己的地里完成必要劳动,在主人的领地里完成剩余劳动,因此,这两部分劳动时间是各自独立的。但徭役劳动形式中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分离,丝毫不会改变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间量的比率。每周三天的剩余劳动,无论是徭役劳动还是雇佣劳动,对劳动者而言都是毫无回报的超额劳动,只是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贪欲表现为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而领主的贪欲则直接表现为追求徭役的天数。(www.xing528.com)
在英国的一些工业部门,资本家贪婪地延长工作日,无限度地压榨剩余劳动。正如一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工厂主贪得无厌,他们追逐利润时犯下的罪行,同西班牙人征服美洲追逐黄金时犯下的买卖、鞭笞黑奴以及贩卖人肉的暴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疯狂掠夺,引发工人运动不断高涨,迫使国家制定工厂法以限制资本的无限度扩张。但是,在英国的另外一些生产部门,毫无拘束的压榨现象依然存在。如苏格兰斯泰福郡的陶器业,就是因为压榨劳动力的现象十分严重,曾三度成为议会调查的对象。我们从议会的调查报告中摘录了一些受剥削的儿童提供的证词,根据这些证词,我们可以推知成年人特别是少女和妇女的受剥削情况。
议会的调查报告记载:
威廉·伍德,九岁,从七岁零十个月就开始做工,具体工作是“运模子”,即把已经入模的坯子搬到干燥房,再把空模搬回来。每天早晨六点上工,晚上九点左右下工。“我每天都干到晚上九点钟。最近八个星期都是如此。”就是说,一个七岁的孩子每天竟要劳动十五个小时。
约·默里,十二岁,他说:“我干的是运模子和转辘轳,我每天早晨六点钟上工,有时四点钟上工。昨天,我干了一整夜,一直干到今晨六点钟。我从前天夜里到现在就没有上过床。除我以外,还有八九个孩子昨天都干了一整夜。我一个星期挣三先令六便士。昨天,我整整干了一夜,也没多得到一个钱,上星期我就整整干了两夜。”
由于劳动时间过长,陶工的寿命特别短。他们一般都身材矮小,发育不良,而且胸部往往是畸形的。他们反应迟钝,常患消化不良症、肝脏病、肾脏病和风湿症,体质极为虚弱,但他们最常患的还是胸腔病、肺炎、肺结核、支气管炎和哮喘。有一种哮喘病是陶工特有的,通称陶工哮喘病或陶工肺结核,三分之二以上的陶工都患有这种病。
除陶器业外,英国火柴制造业压榨劳动力的情况也十分严重。自1833年发明用木梗涂磷制造火柴的办法后,火柴制造业便在英国迅速地发展起来,并很快由人口稠密的伦敦地区传到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布利斯托尔、诺里奇、新堡、格拉斯哥等地,它同时也使火柴工人的职业病——牙关紧闭症[4]蔓延到各地。火柴工人中有一半是13岁以下的儿童和不满18岁的少年。火柴制造业是对人体健康有害的工作,令人生厌,所以工人阶级中只有那些生活无以为继的人,比如饿得半死的寡妇等,才肯将衣衫褴褛、饥肠辘辘、无人照管、未受教育的孩子送去干这种活。1863年,在议会调查询问过的证人当中,有270人不满18岁,40人不满10岁,10人只有8岁,5人只有6岁。他们的工作日在12小时、14小时或15小时不等,此外还有夜间劳动,没有固定的吃饭时间,并且多半是在充满磷毒的生产间吃饭。
为了最大化地获得剩余价值,资本家打着让妇女和儿童参加劳动锻炼的幌子,招收童工和妇女。儿童们一般被安排到工厂或矿场工作,他们像成人一样从事各种劳务。他们在工资极低、劳动条件恶劣的情况下从事沉重、有害健康的劳动,不仅身心备受摧残,发育畸形,智力也变得衰退,甚至有不少人断送了幼小的生命。为此,马克思说:“工业资本家像吸血鬼一样,只有靠吮吸人血——并且是吮吸儿童的血——才能生存。”
从价值增殖过程来看,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的存在,就是为了榨取劳动,并在榨取劳动的同时,还榨取一定比例的剩余劳动。如果不这样做,而是把生产资料闲置在一旁,就会给资本家造成损失,因为生产资料闲置不用就会变成毫无作用的预付资本。如果要恢复中断的生产,就必须追加开支。把工作日延长到自然日的界限之外,也就是延长到夜间,只是一种缓和的方法,仅能大致满足资本家的欲望。而资本家占有劳动者一昼夜即24小时的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但是,日夜不停地榨取同一劳动力,从身体上来说是不可能的,于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资本家找到了一个克服生理障碍的办法,那就是让白天被吸尽的劳动力和夜里被吸尽的劳动力交替换班工作。换班有多种办法,比如,让一部分工人这个星期上日班,下个星期上夜班等。这种换班制度在英国棉纺织业等部门的早期发展阶段很盛行。这种24小时昼夜不停的生产过程,作为一种制度,直到今天还存在于大不列颠的许多工业部门中,如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炼铁厂、锻冶厂、压延厂以及其他金属工厂。在这种换班制度下,劳动过程是6个工作日每天24小时,有许多工厂还把星期日的24小时也包括在内。工人中既有成年人也有儿童、少年,这些儿童和少年的年龄,从6岁到18岁不等。我们暂且不说夜班对劳动者身体的伤害。就24小时昼夜不停的生产过程而言,便为资本家打破名义上的工作日界限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什么是一个工作日呢?资本家支付的劳动力日价值,可以在多长时间内消费劳动力呢?在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还可以将工作日延长到何种程度呢?对于这些问题,资本家的回答是:工作日就是一天24小时减去几小时休息时间。不言而喻,工人终生都是劳动力,按照自然和法律,工人的全部可供支配时间都是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工人的劳动力应该全部用于资本的自行增殖。至于工人个人受教育、发展智力、履行社会职能、进行社交活动、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及星期日的休息时间等等,则不是资本家关心的事。
14世纪中到17世纪末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这一阶段,生产技术以手工劳动为特征,为了大力发展生产,只有不断增加劳动量,而资本家则通过延长工作日来提高剥削程度。资本家无限度地追逐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还突破了工人的身体极限。他侵占了人的身体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必需的时间,掠夺了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的时间,还克扣了工人吃饭的时间,将之并入生产过程。他对待工人就像对待生产资料一样,给工人饭吃,就如给锅炉加煤、给机器加油一般。资本家把积蓄、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变成仅仅为了恢复耗尽精力的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时迷糊状态。在这里,工作日的界限,不是由维持劳动力的正常状态所必需的休息时间来规定,而是由对劳动力每天最大限度的压榨来规定。虽然这种做法势必缩短工人的寿命,但是资本家是不顾工人寿命长短的,他唯一关心的,是如何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消费劳动力。他通过缩短工人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这与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肥沃土地来提高产量毫无区别。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对剩余劳动的榨取。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因被夺去正常生活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还可能使劳动者死亡。资本家以缩短工人的寿命为代价来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
矿工的妻子们
妇女、儿童加入了雇佣劳动者的队伍,这使资本家扩大了自己的剥削范围,尤其是当他们延长了这些雇佣者的工作日之后,更是严重摧残了妇女、儿童的身心健康。图中,矿工的妻子们正在艰辛地劳动。
但是,劳动力的价值包含工人再生产或延续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由于资本家无限度地追逐剩余价值,必然使工作日延长到违反自然规律的程度,从而缩短工人的寿命,发挥作用的时间也随之缩短。同时,已经消费掉的劳动力必须要迅速地进行补偿。这样,在劳动力的再生产上就要投入更多的费用,这正像一台机器,磨损得越快,每天要再生产的那部分机器价值也就越大。因此,资本家为了自身的利益,也需要规定一种正常工作日来延长劳动力发挥作用的时间。但是,对于单个的资本家而言,他所关心的只是如何快速聚集财富,至于劳动力的衰退将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怎样的恶果却毫不在意。作为资本家,他决不会自动限制工作日。
时间是什么 资料图片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将劳动时间作为计量单位,用来计量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其合理性源于马克思的剥削观。资本主义进入机器大工业生产阶段后,资本家更是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其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最大限度地延长工作日。对这些资本家来说,工人劳动时间越长,他们获得的利润就越大。图中的这个计时器代表着抽象的时间概念,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一个永恒的分母。
资本主义进入机器大工业生产阶段后,资本家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最大限度地延长工作日。而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和沉重压迫,必然激起工人阶级的激烈反抗。他们坚决反对过度延长工作日,并由此展开了一系列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因此,正常工作日的确立,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长期的或隐或现的斗争的产物。这种斗争,首先开始于现代工业的发源地——英国。从19世纪初开始,英国工人阶级经过几十年艰难的、反复的斗争,终于迫使资产阶级的议会通过了一系列工作日法案。继英国立法之后,法国紧随其后,在1848年二月革命[5]中,法国工人提出了12小时工作日制度。在法国工人阶级的坚决斗争下,法国最终颁布了缩短工作日的法令。尽管这个法令没有英国工厂法完备,但由于它是通过革命斗争方式得到的,因而具有独特的优点。它给所有的作坊和工厂毫无区别地规定了同样的工作日界限。
必须承认,工人在进入生产过程和走出生产过程时是不同的。在市场上,他作为劳动力商品的所有者与其他商品的所有者相遇,即作为商品所有者与商品所有者相遇。他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时,同资本家缔结的契约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但在成交以后,他却发现自己根本就无法自由支配自己,而是被迫出卖劳动时间的人。为了反抗,为了使自己不再通过自愿与资本家缔结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或受奴役,工人必须团结起来,作为一个阶级同资产阶级作坚决斗争,才能争取到一个正常工作日,为工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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