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叶，英国国际贸易方面竞争力的基础是她维持强大海军的能力，保卫其宗教和政治自由也几乎全都依赖这个海军[155]。休谟在《斯图尔特史》中承认了这点，但是他认为英国国防系统中海军的绝对重要性不应引导其走向孤立主义。正相反，海军应该在英国抵抗王室特权、抵御法国和西班牙的可能入侵、捍卫新教徒安全等方面起到核心的作用。休谟主张，斯图尔特时代中对海上霸权的需求并不意味英国应该运用海上战争铲除她的贸易对手，尤其是荷兰共和国。这并不表明英国应该把自己孤立在欧洲强权竞争之外。休谟认为，怎样用海军提升战略和贸易利益带来了三个问题：如何巩固海上能力保持一个国际市场上不受挑战的航线；如何运用外交提升其长期利益；以及最重要的，如何抵制欧洲大陆国家对普遍君主制的尝试[156]。
休谟赞扬了斯图尔特王室在建立专业海军上的努力，尤其是增大舰队的规模和提高海事行政管理能力[157]。相比伊丽莎白在构建海军上的努力，休谟认为，斯图尔特王朝在海军现代化上作出了更大的贡献。主要是后者的努力使英国发展了前所未有的防御能力。但是，因为国内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的竞争造成的分裂，海军从一开始就遇到财政压力。尽管决定外交政策一直是君主的特权之一，但如果没有议会的拨款，这些政策就无法被执行，因此有必要把对战争的财政管理纳入行政体制中去。
在休谟看来，对自由的信仰一直是战争财政的主要障碍，也因此对国防能力造成了威胁。更糟糕的是，查尔斯一世不明智地运用法院命令征收造船税，这使得抵制皇权、维护人民自由的欲望更加强烈。休谟指出，这个做法混淆了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界限。“国家因为没有一个像样的海军而缺乏防御能力；即使最大限度地小心和节省，国王的税收也不能装备和维持一支海军；不可能在合情合理的条款下从议会取得任何自愿的拨款：所有这些都是国家理由，不是法律问题。”[158]
完全依赖海军和战争财政压力给英国维持欧洲力量均衡带来了制度上的两个困难。同时，在与荷兰共和国的外交关系中英国采取了海军至上的策略。休谟认为，1609年詹姆士一世和亨利四世在西班牙和荷兰共和国之间的调停塑造了下个世纪的欧洲政治[159]。随后，荷兰从西班牙监护中解放出来，英荷关系第一次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七年后英国把一些警示镇（cautionary towns），包括“弗卢辛、布鲁尔、拉莫金”，交还给荷兰，使得“荷兰共和国完全独立”[160]。
在休谟对整个斯图尔特时代的叙事中，都穿插了英国面对处理同荷兰共和国之间竞争关系的挑战。在只有“造船和制造铁炮”，没有制造业，也没有贸易技能的情况下，英国逐渐赶上[161]。尽管羊毛是英国的主要产品，但因其制造业水平太原始，需要向荷兰出口粗布，然后在那里染色和做成成衣拿到欧洲市场上去售卖。休谟注意到，一直到第三次中荷战争（1672—1674年）时，染羊毛布的技术才从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传到英国[162]。因为羊毛贸易在英国出口中占比达到90%，所以同荷兰的竞争在决定战略关系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163]。
休谟指出，对法国在欧洲主导权的持续恐惧保证了英国与荷兰共和国之间长达近七十年的“亲密联盟”[164]。但是，到了17世纪中叶，对殖民地利益的巩固使英国与荷兰成了竞争对手。休谟解释道，这两个海上力量的对峙深刻地改变了英国宪法制度，以及内政外交方面的政策[165]。他认为，斯图尔特政府下的海军提升了贸易利益，同时牺牲了长远的战略利益。英国对荷兰在国际航海贸易上主导权的嫉妒把她推向了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愿景。三次英荷战争的主要推动力是英国人利用强大的海上力量提升贸易主导权的欲望[166]。这个欲望根植于英国人的一个强烈信念，即是否能掌控贸易财富取决于其能否打败荷兰海军。
英国对荷兰人的厌恶从1651年的《航海条例》中可见一斑，这个条例规定“不允许任何国家用本国船只向英国进口非自己国家生产制造的商品”，这显然针对的是荷兰，因为荷兰贸易的产品主要来自他国[167]。休谟认为，这个条例说明英国对荷兰贸易的嫉妒牺牲了国家利益。1651年和1660年的《航海条例》有效地禁止了荷兰共和国与英国的贸易[168]。尽管荷兰的海上防御能力一直很强，英国仍有效地剥夺了其贸易优势。在第一次英荷战争（1652—1654年）中，“［荷兰］在英吉利海峡的全部贸易都被切断：即使对波罗的海的贸易都被英国海盗们骚扰。他们的渔业彻底中断。他们有1 600艘以上的船只都落到敌人的手里”[169]。这次对荷战事的胜利强化了英国作为欧洲的主要贸易强国的地位。
休谟认为，事实上法国从英荷战争中受益最多。第二次英荷战争（1664—1667年）同第一次大同小异，是由西非奴隶贸易竞争引发的。休谟认为，1668年建立的英国—瑞典—荷兰的三国同盟非常重要，因为它有效地结束了这次战争。这个联盟源于对路易十四在权力转移战争（The War of Devolution，1667—1668年）中对（西班牙所属的）荷兰进行领土扩张的焦虑[170]。休谟认为，这个同盟代表了一次罕见的外交胜利，通过它巩固了英国与荷兰共同的长远利益，而这次胜利归功于威廉·坦颇和约翰·德威特（Johan de Wit）[171]。他们签订的《亚琛和约》（Treaty of Aix-la-Chapelle）迫使法国收回了对（西班牙所属的）荷兰的领土要求，该属地一直作为英国的邻居荷兰共和国，也是整个欧洲抵制强大的法国的一个缓冲带。休谟写道：“于是，整个欧洲看上去安全地栖息在这个强大的联盟翅膀下，而这个联盟正是为了保卫她而幸福地成立。”[172]
《爱克斯察佩尔条约》也使王室和议会短暂地和好了。“王室接受了议会抵制强大的法国的建议，许诺了与议会在所有问题上保持一致性。”[173]但是，这个反法的外交政策在1670年有所逆转，因为查尔斯二世撤回了他的立场，又一次与法国结盟。事后证明，这个举动为法国在同盟终止后进行“大面积侵略”助了一臂之力[174]。
休谟认为，第三次英荷战争（1672—1674年）还是由英国对荷兰长期的嫉妒诱发的。沙夫茨波利伯爵（the Earl of Shaftsbury）希望彻底削弱荷兰共和国，论证道：“荷兰人是所有君主制国家的共同敌人，尤其是英国，是他们在贸易和航海力量上的唯一竞争对手，也是他们实现普遍君主制的唯一障碍。”[175]作为荷兰战败的后果，法国抓住有利时机向实现完整的欧洲霸权迈进了一步。休谟指出，这个时机主要归功于三个因素：查尔斯对法国私人的感情；他没有认识到法国是英国的一个重要威胁；以及他对欧洲力量均衡的忽视[176]。
尽管休谟承认，查尔斯的行为可能来自“神秘和无法解释的”弱点，他也指出查尔斯可能是想用法国提升自己的权威[177]。休谟引用约翰·达尔林普尔（John Dalrymple），指出查尔斯在1677年接受了法国的200万里弗，代价是他延长了议会休会从而延误，甚至可以说阻止了，英国对法国的攻击[178]。休谟早前宣称这笔钱是每年付给查尔斯的[179]。除了这些“卑劣的金钱的动机”使查尔斯的行为显得“极其罪恶和危险”，国王似乎希望能在与议会发生冲突时向法国寻求援助[180]。
休谟注意到，三次英荷战争给荷兰共和国的贸易带来了严重的损害，而这是用英国长期国家安全的代价换来的[181]。他认为，斯图尔特王室错失了抵制法国尝试建立普遍君主制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王室没有认清什么是英国的战略利益。
早在1719年，萨缪尔·普芬道夫（Samuel Pufendorf）就在他的《欧洲主要王国和国家简史》（1719年）一书中阐述道：
荷兰看上去是英国成为海上和贸易主人的唯一障碍……但是，不管英国如何希望成为海上的唯一主人，英国经常与荷兰交战看上去并不符合英国的利益。人们已经观察到，荷兰人自从与英国开战后在海上作战中变得更勇敢、更有经验、更强大。并且，其他国家不可能容忍荷兰被英国人吞噬，也不能容许任何一个国家统治欧洲。[182]
尽管休谟赞同普芬道夫的观点，但他认为，查尔斯二世尽管没有能够捍卫大陆联盟，也没有成功地限制法国，这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并没有看上去那么致命。这是因为殖民扩张和航海力量允许英国在欧洲列强中充当一个调停者的角色。对丹吉尔的占领增加了英国与其他欧洲强权讨价还价的资本。英国对牙买加和丹吉尔的所有权（这两个地方都直属西班牙达一个多世纪之久）在1667年得到了《美国条约》的官方确认[183]。另外，英国和西班牙都放弃了与彼此殖民地开展贸易的权利[184]。可以看出，休谟对英国战略的考量没有局限于英国在欧洲大陆的直接利益。事实上，殖民地在他主张的活跃但有节制的干预政策中占据了核心。
对史学家来讲，1688年革命终止了英国与荷兰之间的一系列冲突[185]。休谟认为，这次革命具有非凡的战略意义，因为它调停了两个之前无法妥协的国内势力，并且通过一个新国王融合了两个海上强权[186]。另外，它也标志了海上战略的演变，重新定义了英国战略利益[187]。因为休谟从未写过光荣革命后的那部分历史，很难推断他会怎样描述英荷利益一体化后的方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认为英国在1688年革命后确立了作为贸易自由的捍卫者和普遍君主制的抵制者的战略定位。
休谟在《斯图尔特史》中对力量均衡原理的接受是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前提下，即英国政府吸纳了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他的结论毫不含糊：贸易社会需要保卫它的政治自由不受普遍君主制的侵害。他驳回了孤立主义的政策，证明航海安全不应被看作转移注意力，而应被看作大陆政策的一部分。另外，他认为欧洲大陆联盟对维持英国的贸易财富和海军力量很重要，因为它可以在面对挑战它的航海霸权时先发制人。休谟坚持航海贸易在外交政策发展上的重要性。政治领袖和受教育的民众必须从不理性的、对他国贸易财富的嫉妒中解放出来，这对执行一项兼顾灵活和谨慎的外交策略是极其重要的。
【注释】
[1]M.S.Anderson，“Eighteenth-Century Theories of the Balance of Power”，in R.Hatton and M.S.Anderson，eds.，Studies in Diplomatic History：Essays in Memory of David Bayne Horn（Shoe String Press，1970），pp.183-98.
[2]17世纪的几位思想家都预测了这点，比如查尔斯·戴夫南特。可参考Charles Davenant，An Essay on the East India Trade（London，1696），p.61。
[3]休谟，“Balance of Power”，《MPL散文集》，p.335。关于18世纪英国平衡欧洲政治作用的论点的综述，可参考Jonathan Haslam，No Virtue like Necessity：Realist Though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Machiavelli（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pp.89-127。
[4]关于15世纪末出现的欧洲国家系统和权力平衡外交政策，可参考Earnest W.Nelson，“The Origins of Modern Balance-Of-Power Politics”，Medievalia et Humanistica，1943（1），pp.124-42；Doohwan Ahn，“British Strategy，Economic Discourse，and the Idea of A Patriot King，1702-1738”，pp.98-153。另可参见Michael T.Clark，“Realism，Ancient and Modern：Thucydid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1993（26），pp.491-4，这篇文章指出，休谟现实主义的外交观点与他所崇拜的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非常相似。
[5]Ducan Forbes，“The European，or Cosmopolitan，Dimension in Hume's Science of Politics”，pp.57-60.
[6]Robert A.Manzer，“The Promise of Peace？Hume and Smith on the Effects of Commerce on War and Peace”，Hume Studies，1996（22），pp.369-82；Karen O'Brien，Narratives of Enlightenment：Cosmopolitan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Gibb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56-92.
[7]参见Frederick G.Whelan，Hume and Machiavelli：Political Realism and Liberal Thought（Lexington Books，2004）。另可参考维兰早期的文章Frederick G.Whelan，“Robertson，Hume，and the Balance of Power”，Hume Studies，1995（21），pp.315-32。在这篇文章中，维兰对休谟的英国史和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的《查尔斯五世的历史》作了一个有趣的比较，两部著作都涉及权力平衡外交政策的主题。《查尔斯五世的历史》参见William Robertson，The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Charles V：With a View of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in Europe，from the Subversion of the Roman Empire，to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d Century（London，1769）。
[8]休谟，“Of the Jealousy of Trade”，p.150。这篇文章最早出现在休谟的1758年版本的《关于几个学科的散文集》（Essays and Treatises on Several Subjects）中。
[9]同上文，p.153。另可参考Istvan Hont，Jealousy of Trade，pp.185-266。
[10]J.G.A.Pocock，Machiavellian Moment，pp.462-505.关于英法在国际贸易——尤其在美洲和西印度群岛——中的竞争，参见Jeremy Black，Natural and Necessary Enemies：Anglo-French Relation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86），pp.134-58。
[11]休谟，“Balance of Trade”，p.148。参考Constant Noble Stockton，“Economics and the Mechanism of Historical Progress in Hume's History”，pp.296-320，particularly p.306。
[12]Roger L.Emerson，“The Scottish Contexts for David Hume's Political-Economic Thinking”，in C.Wennerlind and M.Schabas，eds.，David Hume's Political Economy（Routledge，2008），pp.10-30，particularly p.19.
[13]Ibid.，pp.18-19.
[14]John Sinclair，ed.，General Report of the Agricultural State and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of Scotland：Drawn up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Board of Agriculture and Internal Improvement（8 vols.，Edinburgh，1812），I，p.605.
[15]关于苏格兰在这个历史时期经济和政治的情况，可参考Linda Colley，Britons：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pp.118-34。
[16]Edwin van de Haar，“David Hum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A Reappraisal”，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8（34），pp.225-42，36.
[17]Eugene Rotwein，“Introduction”，in David Hume，Writings on Economics（Thomas Nelson，1955），p.lxxvii.关于休谟和塔克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交流，可参考Istvan Hont，Jealousy of Trade，pp.283-9。
[18]W.J.Ashley，“The Tory Origin of Free Trade Policy”，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897（11），pp.338-9.
[19]Doohwan Ahn，“The Anglo-French Treaty of Commerce of 1713：Tory Trade Politics and the Question of Dutch Decline”，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2010（36），pp.167-80.关于沃波尔的外交政策，可参考Jeremy Black，A System of Ambition？British Foreign Policy 1660-1793，2nd edn（Sutton，2000），pp.183-94。关于博林布鲁克反对法国的外交观点，参考George M.Trevelyan，“Introduction”，in G.M.Trevelyan，ed.，Bolingbroke's Defence of the Treaty of Utrecht：Being Letters VI-VIII of the Study and Use of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2），pp.7-10。
[20]Simon Targett，“Government and Ideology during the Age of Whig Supremacy：the Political Argument of Sir Robert Walpole's Newspaper Propagandists”，The Historical Journal，1994（37），pp.289-317，particularly pp.294-303.
[21]David Armitage，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188-91.休谟反对爱国主义的论点与他对在公共讨论中保持克制的观点是平行且互相支持的，参考Claudia M.Schmidt，David Hume：Reason in History（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3），pp.291-3。
[22]David Armitage，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pp.192-4.
[23]P.J.Marshall，“A Nation Defined by Empire，1755-1776”，in A.Grant and K.J.Stringer，eds.，Uniting the Kingdom？The Making of British History（Routledge，1995），pp.208-22；Kathleen Wilson，The Senses of the People：Politics，Culture and Imperialism in England，1715-178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137-205.
[24]Daniel Defoe，The Evident Approach of a War；and Something of the Necessity of It，in Order to Establish Peace，and Preserve Trade（London，1727），p.13.
[25]Ibid.
[26]Doohwan Ahn，“British Strategy，Economic Discourse，and the Idea of A Patriot King，1702-1738”，pp.219-87.
[27]Istvan Hont，Jealousy of Trade，pp.185-266.
[28]Istvan Hont，Jealousy of Trade，pp.185-266.
[29]转引自William Cobbett，ed.，Parliamentary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Year 1803（36 vols.，London，1806-20），XII，pp.1071-83。可参考J.R.Western，The English Milit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the Story of a Political Issue 1660-1802（Routledge&Kegan Paul PLC，1965），pp.104-26，该文章指出，这个反对在欧洲大陆上进行战争的观点对英国民兵制度改革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30]William Cobbett，ed.，Parliamentary History，XII，pp.1072-3.
[31]关于当时英国外交政策的阐述，可参考Doohwan Ahn and Brendan Simms，“European Great Power Politics in British Public Discourse”，in W.Mulligan and B.Simms，eds.，The Primacy of Foreign Policy in British History，1660-2000（Palgrave Macmillan，2010），pp.79-101。
[32]转引自Brendan Simms，Three Victories and a Defeat，pp.424-5；The Annual Register：Or a View to the History，Politics and Literature for the Year 1758（London，1758），pp.11-12。
[33]The Annual Register，pp.11-12；J.G.A.Pocock，Machiavellian Moment，pp.462-505.
[34]The Annual Register，pp.10-11.
[35]The Annual Register，p.11.
[36]参考Daniel A.Baugh，“Withdrawing from Europe：Anglo-French Maritime Geopolitics，1750-1800”，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1998（20），pp.1-32。
[37]T.O.Lloyd，The British Empire 1558-1995，2nd ed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66-73.关于这场辩论的简述，参考Brendan Simms，Europe：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1453 to the Present（Penguin，2013），pp.107-10。
[38]Brendan Simms，Three Victories and a Defeat，pp.355-83.
[39]转引自Paul Langford，The Eighteenth Century 1688-1815（Adam&Charles Black Publishers，1976），p.24。
[40]Jeremy Black，“Hanoverian Nexus：Walpole and the Electorate”，in B.Simms and T.Riotte，eds.，The Hanoverian Dimension in British History，1714-183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10-27.
[41]Brendan Simms，Three Victories and a Defeat，pp.355-83；Jeremy Black，A System of Ambition？，pp.38-40.
[42]指《塞维尔条约》（1729年）和《维也纳条约》（1731年）。
[43]休谟，《书信》，I，p.44。
[44]Robert Walpole，The Treaty of Peace，Union，Friendship，and Mutual Defence，Between the Crowns of Great-Britain，France，and Spain，concluded at Seville on the 9th of November，N.S.1729（London，1729），pp.8-9.
[45]关于这个时期英法外交关系的历史背景，参考Jeremy Black，Natural and Necessary Enemies，pp.1-35。
[46]David Hume，Diary of David Hume，the Philosopher and Historian，as Judge Advocate to Gen.James St.Clair's Expedition to Port l'Orient，18 Sept.—2 Oct.1746（British Library，London，Add MS.36638），printed in John Hill Burton，Life and Correspondence，I，pp.240-66.
[47]David Hume，“Fragments of A Paper in Hume's Handwriting，Describing the Descent on the Coast of Brittany，in 1746，and the Causes of its Failure”，printed in John Hill Burton，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Hume（3 vols.，Garland，1983），I，pp.240-266.参考Emma Rothschild，“The Atlantic Worlds of David Hume”，in Bernard Bailyn and Patricia Denault，eds.，Soundings in Atlantic Histo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410-3。
[48]休谟，“Balance of Power”，p.158。
[49]Edwin van de Haar，“David Hum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A Reappraisal”，p.233.
[50]休谟，“Balance of Power”，p.634。这一段最早出现在1752年的版本中，在1770年及以后的版本中都被删掉了。
[51]休谟，“Balance of Power”，p.339。参考Doohwan Ahn，“From‘Jealous Emulation’to‘Cautious Politics’：British Foreign Policy and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Mirror of Ancient Athens（ca.1730-ca.1750）”，in D.Onnekink and G.Rommelse，eds.，Ide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in Early Modern Europe，1650-1750（Routledge，2011），pp.100-2。
[52]Sophus A.Reinert，Translating Empire：Emul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Econom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13-72.
[53]休谟，“Balance of Power”p.634。
[54]Armstrong Starkey，“‘To Encourage the Others’：The Philosophes and the War”，in M.H.Danley and P.J.Speelman，eds.，The Seven Years'War：Global Views（Brill，2012），p.34.
[55]Henry St.John，Lord Viscount Bolingbroke，“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Nation，Principally with Regard to Her Taxes and Her Debts，and on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m”，in The Works of the late Right Honourable Henry St.John，Lord Viscount Bolingbroke（4 vols.，London，1809），edited by David Mallet，IV，p.359.
[56]Ibid.，p.360.
[57]休谟，“Of Public Credit”，p.177。
[58]同上。
[59]Istvan Hont，Jealousy of Trade，p.336.
[60]休谟，“Of Interest”，pp.132-3。
[61]同上。
[62]休谟，“Of Public Credit”，p.177。
[63]关于海军实力在现代欧洲地缘政治中作用的论述，可参考Richard Harding，“British Maritime Strategy and Hanover，1714-1763”，in B.Simms and T.Riotte，eds.，The Hanoverian Dimension in British History，1714-183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252-74。
[64]休谟，《英国史》，V，p.146。关于从16世纪末期一直到17世纪英国在北美的烟草殖民地（尤其是弗吉尼亚）的综述，参考T.O.Lloyd，The British Empire 1558-1995，pp.14-24。
[65]休谟，《英国史》，V，pp.146-7。关于17世纪英国和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方面的研究，参考J.H.Elliott，Empire of the Atlantic World：Britain and Spain in America（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p.88-114。关于西班牙殖民策略对其战争财政和欧洲地缘政治的影响，参考Stanley J.Stein and Barbara H.Stein，Silver，Trade，and War：Spain and America in the Making of Early Modern Europ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pp.40-56。
[66]休谟，《英国史》，V，pp.147-8。
[67]同上书，pp.146-7。
[68]同上书，p.147。Stuart B.Schwartz，“Virginia and the Atlantic World”，in P.C.Mancall，ed.，The Atlantic World and Virginia，1550-1624（University North Carolina Press，1996），pp.558-70；Ronald L.Heinemann，John G.Kolp，Anthony S.Parent Jr.，and William G.Shade，Old Dominion，New Commonwealth：A History of Virginia 1607-2007（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07），pp.18-40.
[69]Josiah Child，A New Discourse of Trade，5th edn（Glasgow，1751），p.120.
[70]休谟，《英国史》，V，p.20。
[71]同上书，p.145。
[72]同上书，p.147。
[73]休谟描述了伊丽莎白一世执政时期英国在美洲殖民的两次失败的尝试，分别由汉弗莱·吉尔伯特（Humphrey Gilbert）和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领导。详见休谟，《英国史》，IV，pp.216-7，381。
[74]休谟，《英国史》，VI，p.538。
[75]休谟，“Of the Populousness of Ancient Nations”，p.386。关于英国奴隶贸易对整个国家的政治含义，参考Christopher L.Brown，“The Politics of Slavery”，in D.Armitage and M.J.Braddick，eds.，The British Atlantic World，1500-1800（Palgrave Macmillan，2002），pp.214-32。
[76]Felix Waldmann，ed.，Further Letters of David Hume（Edinburgh Bibliographical Society，2014），pp.65-9.
[77]Felix Waldmann，ed.，Further Letters of David Hume，p.66.
[78]Daniel A.Baugh，“Maritime Strength and Atlantic Commerce：the Uses of‘a grand marine empire’”，in L.Stone，ed.，An Imperial State at War：Britain from 1689-1815（Routledge，1994），pp.185-223.
[79]关于英国在伊丽莎白一世执政时期的殖民扩张，可参考Robert Brenner，Merchants and Revolution：Commercial Change，Political Conflict，and London's Overseas Traders，1550-1653（Verso，2003），pp.3-50。
[80]休谟，《英国史》，V，p.148。
[81]休谟，《英国史》，VI，p.538。
[82]休谟，《英国史》，VI，p.537。
[83]休谟，《英国史》，V，p.169。
[84]同上书，p.235。休谟在他修改的最后一版《英国史》（1778年）中对常备军做出了更为正面的评价，参见休谟，《英国史》，V，p.129，他指出：“一个必要的，也许是一个让人悲哀的真理是，任何一个政府执政者想要执行法律并支持他自己的权威，就必须拥有一份丰厚的收入和一支强大的军队，或者一些自由裁量权。”另可参见Duncan Forbes，Hume's Philosophical Politics，p.172。福布斯认为，这一段显示了休谟临终之时半心半意地接受了他朋友亚当·斯密关于在现代国家建立常备军之必要性的观点。关于斯密对常备军的观点，参考Adam Smith，Wealth of Nations，II，pp.701-8。
[85]休谟，《英国史》，V，142。(www.xing528.com)
[86]同上。
[87]同上书，p.148。
[88]塔克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会更详尽地分析美国独立问题，参考Josiah Tucker，Cui Bono？Or，An Inquiry，What Benefits can Arise either to the English or the Americans，The French，Spaniards，or Dutch，from the Greatest Victories，or Successes，in the Present War，being a Series of Letters，Addressed to Monsieur Necker，Late Controller General of the Finances of France（Glocester，1781），pp.38-42。George Shelton，Dean Tucker and Eighteenth-Centur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hought（Palgrave Macmillan，1981），pp.182-213。
[89]Glenn J.Ames，Colbert，Mercantilism，and the French Quest for Asian Trade（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96），pp.66-88；William R.Nester，The Great Frontier War：Britain，France，and the Imperial Struggle for North America，1607-1755（Praeger，2000），pp.3-26.
[90]Henry Home，Lord Kames，Memoirs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the Honourable Henry Home Kames...one of the Lords Commissioners of Justiciary in Scotland，etc.（3 vols.，Edinburgh，1807），II，pp.180-1.
[91]Ibid.，p.181.
[92]塔克给休谟最早的一封信写于1764年，参见休谟，《书信》，I，p.270，footnote 2。
[93]休谟，《英国史》，V，p.147。
[94]同上书，p.141。William Petty，Essays in Political Arithmetick，or，A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Extent and Value of Lands，People，Buildings：as the Same Relates to Every Country in General but More Particularly to the Territories of Her Majesty of Great Britain and her Neighbours of Holland，Zealand，and France（London，1711），pp.9-43.
[95]休谟，《英国史》，V，p.148。
[96]同上书，pp.75-6。
[97]同上书，p.75。
[98]同上。这个说法不能从字面理解，因为当时教皇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分界线不是非常明确，而且也没有包括整个世界。
[99]休谟，《英国史》，V，pp.75-6。关于新教教义和大英帝国的联系，参考David Armitage，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pp.61-99。
[100]休谟，《英国史》，V，p.76。
[101]同上。
[102]休谟，《英国史》，VI，p.538。
[103]同上书，p.79。关于克伦威尔对西班牙失败的军事行动，可参考N.A.M.Rodger，The Command of the Ocean：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 1649-1815（Penguin，2004），pp.20-32。
[104]休谟，《英国史》，VI，p.79。关于英国—西班牙战争中金融规则的作用和影响，可参考Timothy Venning，Cromwellian Foreign Policy（Palgrave Macmillan，1995），pp.118-21。
[105]休谟，《英国史》，VI，p.82。
[106]休谟，《英国史》，VI，p.537。
[107]关于早期现代时期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分歧，可参考Jeremy Black，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pp.116-38。
[108]休谟，《英国史》，VI，p.178。
[109]参见Jeremy Black，A System of Ambition？，p.142。
[110]休谟，《英国史》，VI，p.199。
[111]休谟，《英国史》，V，p.148。
[112]可参见1768年7月22日休谟给吉尔伯特·埃利奥特（Gilbert Elliot）的信，休谟，《书信》，II，pp.184-5。关于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反对在美洲殖民地征税的论点，可参考“Mr.Burke's Speech on American Taxation，1774”，in Edmund Burke，The Work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8 vols.，London，1792-1827），I，pp.509-80。这个演讲的日期是1774年4月19日。
[113]这个时期休谟与乔塞亚·塔克的通信可能导致他对英国殖民政策态度的转变。休谟在1768年7月8日给安-罗伯特-雅克·杜尔戈的信中，提到了他与塔克的通信，参见休谟，《书信》，II，pp.182-3。关于休谟对美国独立战争的看法，参考Claudia M.Schmidt，David Hume：Reason in History，pp.293-4。
[114]Rothschild，“The Atlantic Worlds”，p.418.
[115]休谟，《书信》，II，p.184。休谟一直关注英国政府破产的可能性，这方面可参见他在1773年4月10日写给亚当·斯密的信，另可参见John Hill Burton，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Hume，II，p.467。
[116]休谟，“Of Public Credit”，pp.172-3。Istvan Hont，Jealousy of Trade，pp.325-53.另参见David Mc Nally，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A Reinterpre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201。
[117]休谟，《书信》，II，p.301。
[118]同上。
[119]同上书，pp.300-1。
[120]同上。
[121]休谟，《书信》，II，pp.300-1。
[122]同上。
[123]同上书，pp.304-5。关于休谟对北美殖民地独立的看法，参考Moritz Baumstark，“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Death of Religion：A Reconsideration of Hume's Later Political Thought”，in R.Savage，ed.，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Enlightenment Britain：New Case Stud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231-57。
[124]休谟，《英国史》，IV，p.55。
[125]休谟，《英国史》，V，p.83。
[126]同上书，pp.556-9。1770年和以后的版本中，休谟把王室党和在野党如何出现的论述从正文移到了脚注。
[127]休谟，《英国史》，V，pp.83-4。
[128]同上书，p.83。
[129]同上。
[130]关于17世纪中叶欧洲地缘政治背景下的法国历史，参考Andrew Lossky，Louis XIV and the French Monarch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7），pp.38-63。
[131]休谟在《英国史》中多次对比了斯图尔特王朝治下的英国和波旁王朝统治的法国、哈普斯堡王朝治下的西班牙，并提到了这一点，比如，休谟，《英国史》，V，p.182。
[132]休谟，《英国史》，V，pp.38-42，84-6，113-5，161-6，202，247-8。关于休谟对通货膨胀和币值的论述，详见休谟，“Of Interest”，pp.126-35。
[133]休谟，《英国史》，V，pp.218-9。
[134]同上书，p.246。
[135]同上。
[136]休谟，《英国史》，VI，p.187。
[137]休谟，《英国史》，VI，p.183。
[138]Frederick G.Whelan，“Robertson，Hume，and the Balance of Power”，p.325.
[139]关于英国王室和商业利益在深海战略论战中的冲突，可参考John Brewer，Sinews of Power，p.170。
[140]休谟，《英国史》，VI，p.303。
[141]同上。
[142]休谟，《英国史》，VI，p.234。
[143]同上。
[144]同上。
[145]休谟，《英国史》，V，pp.284-5。关于休谟对清教徒革命者的政治重要性的看法，可参考Donald Livingston，“Hume on the Natural History of Philosophical Consciousness”，in P.Jones，ed.，The“Science of Man”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Hume，Reid and their Contemporaries（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89），pp.68-84。
[146]休谟，《英国史》，VI，p.321。
[147]休谟，《英国史》，VI，p.321。
[148]同上书，pp.498-508。
[149]同上书，p.303。关于历史背景介绍，可参考N.A.M.Rodger，The Command of the Ocean，pp.80-94。
[150]休谟，《英国史》，V，p.236。
[151]休谟，《英国史》，VI，pp.289-90。
[152]同上书，p.289。
[153]同上书，pp.289-90。
[154]同上书，p.290。
[155]Jeremy Black，A System of Ambitions？，pp.80-94.
[156]Knud Haakonssen，“Introduction”，《散文集》，p.22；Edwin van de Haar，“David Hum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p.233。
[157]休谟，《英国史》，V，pp.141-2；VI，pp.50，537。
[158]休谟，《英国史》，V，p.247。
[159]同上书，pp.37-8。休谟引用了温武德（Winwood）的备忘录，支持了詹姆士一世“严格中立”的外交政策，他认为尽管这个政策有些危险，但还是相当“公正”的。关于更多细节，可参考Ralph Winwood，Memorials of Affairs of State in the Reigns of Q.Elizabeth and K.James I（3 vols.，London，1725），II，pp.429-30，456-76。
[160]休谟，《英国史》，V，pp.64-6。
[161]同上书，p.143。可参考Robert Brenner，Merchants and Revolution，pp.3-50。
[162]休谟，《英国史》，VI，p.538。
[163]休谟，《英国史》，V，p.143。
[164]休谟，《英国史》，VI，pp.191-2。
[165]关于17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外交政策所处的政治文化，尤其是三次英荷战争，可参考Steven C.A.Pincus，Protestantism and Patriotism：Ideologies and the Making of English Foreign Policy，1650-1668（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166]关于三次英荷战争的历史背景，可参考J.R.Jones，The Anglo-Dutch War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Routledge，1996）。另可参见Tony Claydon，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England，1660-176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132-52。
[167]休谟，《英国史》，VI，pp.46-7。
[168]E.N.Williams，The Ancien Regime in Europe：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the Major States 1648-1789（Pimlico，1999），pp.484-6.
[169]休谟，《英国史》，VI，p.50。
[170]休谟，《英国史》，VI，pp.216-22。
[171]同上书，pp.219-22。参考Thomas Peregrine Courtenay，Memoirs of the Life，Works，and Correspondence of Sir William Temple，Bart（2 vols.，London，1836），I，pp.143-70。
[172]休谟，《英国史》，VI，p.223。
[173]同上。
[174]同上书，pp.320-1。
[175]同上书，p.273。
[176]可参考J.D.Davies，“The Navy，Parliament and Political Crisis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II”，The Historical Journal，1993（36），pp.271-88。
[177]休谟，《英国史》，VI，p.448。
[178]同上书，p.311。
[179]同上书，p.302。
[180]同上书，pp.302，320-1。
[181]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Israel）概述了英国打败荷兰贸易帝国的后果，参考Jonathan I.Israel，The Dutch Republic：Its Rise，Greatness，and Fall 1477-1806（Clarendon Press，1995），pp.700-806。关于英荷战争如何启动了大英帝国的崛起以及崭新的欧洲地缘政治局面，参见Jonathan I.Israel，“The Emerging Empire：The Continental Perspective，1650-1713”，in W.R.Louis，N.Canny and A.Low，eds.，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5 vol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I，pp.423-44。
[182]Samuel Pufendorf，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Principal Kingdoms and States of Europe（London，1719），p.168.
[183]休谟，《英国史》，VI，p.538。
[184]同上。
[185]关于这个事件的综合背景，可参考Tim Harris，Revolution：The Great Crisis of the British Monarchy，1685-1720（Penguin，2006），pp.308-63。
[186]Jonathan I.Israel，“The Dutch Role in the Glorious Revolution”，in J.I.Israel，ed.，The Anglo-Dutch Moment：Essays on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and its World Impac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p.105-62；K.H.D.Haley，“The Dutch，the Invasion of England，and the Alliance of 1689”，in L.G.Schwoerer，ed.，The Revolution of 1688-1689：Changing Perspectiv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21-34.
[187]Steve Pincus，1688：The First Modern Revolu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pp.30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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