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交政策探索：第三节

休谟在《斯图尔特史》中关于外交政策的思想与他早前在《关于力量平衡》一文中的思想有所区别。尽管他曾经在国家安全问题方面考虑过欧洲战略平衡，但他的《斯图尔特史》考虑的是英国作为一个和平的国际秩序的推动力和一个抵制普遍君主制的力量，这根源于一个对英国更深刻的理解，即她是一个以贸易为基础、以殖民地为最有战略价值资产的国家。他坚持，英国应当肩负起反对普遍君主制的领导权，这反映了他不仅仅是一个经典力量平衡原理的拥护者。他的战略思想布局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欧洲地缘政治的地图中，其中英国需要不断地调整在外交事务中的角色。休谟把西班牙和法国的竞争看作一个欧洲政治的跷跷板，主张英国应该始终支持较弱的一方。他解释说：“大陆上的这两个伟大的君主制国家——法国和西班牙——拥有几乎相同的力量，自然而然成为天敌；而从英国自身的力量和处境来看，应该通过保持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平衡支持自身的尊严与和平。”^[124]

休谟认为，詹姆士一世和查尔斯一世采取的外交政策既错误又没有决断力。结果是，外交事务成为王室和议会矛盾升级的源泉之一。从1620年巴列丁奈特危机（the Palatinate Crisis）中“反对国王外交中立的牢骚和抱怨”可见一斑^[125]。关于英国是否应该派出部队帮助詹姆士一世的女婿弗雷德里克——此人曾在新教宗教改革中被选为“波西米亚国王”——划分了王室党与在野党的界限^[126]。

撇开英国和西班牙的宗教冲突不谈，对休谟来说，主要问题是：“与西班牙的和平和贸易，和在印度群岛的掠夺和侵略的不确定的希望，两者孰重孰轻？”^[127]他支持王室对当时情势的判断，相信贸易利益比宗教原则更重要。毕竟，巴列丁奈特危机对英国的威胁很遥远；在陆地上发起远程战争会有很多困难；此外，发动海军袭击有可能不会使敌人分心^[128]。

但是，从在野党的角度来看，王室浪费了打击西班牙哈普斯堡王室控制航海边界线的好机会。当时在野党被新教的热情驱动，认为有必要采取武力干预的策略。在整个《斯图尔特史》中，休谟很少支持王室的立场，而这次例外。他指出，“尽管在大陆战争中的军事介入符合宗教热情，但在当时不可能被任何明智的政治原理证明”^[129]。休谟重新肯定了詹姆士一世的看法，即英国是欧洲政治体系成员之一，应优先考虑如何维持与其他欧洲列强的“和平与贸易”，而不是对宗教自由的捍卫。这个例子也证实了休谟关于欧洲平衡在于联合西班牙制约法国的信念^[130]。加入欧洲大陆对西班牙的战争、解救巴列丁奈特无疑对新教势力是有益的，但是，对休谟来说，战争的界限是由王朝家族（波旁、哈普斯堡和斯图尔特）划分的，而不是互相竞争的宗教势力^[131]。所以说，关键是要维持与西班牙和平共处，以抵制处于上升的法国。

从这个角度来看，查尔斯一世希望和法国波旁王朝联盟抵制西班牙哈普斯堡家族非常危险，因为它体现了一个对欧洲力量平衡的错误判断。查尔斯没有看到法国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威胁，他的行动实际上帮助了法国迈向欧洲霸权。1625年反对西班牙的战争需要一场有力的海军战役，对此查尔斯的政府武力装备很不到位。休谟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由王室紧缩的财政造成的，一方面因为从西印度群岛进口很多金银后产生了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也因为议会不愿意给王室足够的预算^[132]。国内政治对战争财政拨款的制约造成了斯图尔特王朝后期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军事被动。

休谟主张，只要波旁和奥地利家族的竞争持续，斯图尔特王朝统治下的英国就应该维持一个中间人的角色。他解释道：

没什么能比英国当时［查尔斯一世统治时期］的外交情况更幸运了。欧洲被相互竞争的波旁和奥地利家族分裂，他们正好相反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们互相猜忌，巩固了这个岛国［英国］的和平。他们的武力是如此均衡，以至于没有人会担心某个事件能突然打破他们之间的力量平衡。所以，如果查尔斯能避免和他的臣民发生争执，可以使他被所有欧洲强权重视并尊重；他拥有这个岛上所有的君主都不曾实现过的［幸运］，可以有尊严地行动，也可以安全地保持中立。^[133]

除了1625年对西班牙发起的一次失败的海军行动，查尔斯采取了中立的政策，优先考虑其殖民利益和海上霸权，而不是在欧洲大陆与几个主要列强国家发生军事冲突。休谟认为，基于英国的地缘政治情况，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政策。“英国和所有邻居和平共处；更重要的是，她的所有邻居都投入暴力和血腥的战争中，正是他们互相的敌意保障了她的安全。”^[134]

尽管休谟看到跨洋开发殖民地给外交带来了一个新的维度，但他相信国家安全和经济完全依赖海军是不明智的^[135]。他认为国王保留“民兵每年至少服役14天”这个制度是明智的，因为“这个岛国的情况以及它强大的海军，经常使得我们忽视其他必要的安全途径”^[136]。

休谟主张，殖民利益的冲突必须在一个更广阔的欧洲格局中决定。刻意忽视英国在欧洲的角色会很快给她的十三个殖民地带来厄运，因为法国对欧洲大陆的控制会鼓励其在海外的扩张。休谟强调了17世纪开始后对欧洲大陆干预之战略的必要性，尤其是针对法国的扩张计划。他指出，查尔斯在1662年把敦刻尔克以400 000英镑卖给法国这个行为不能“被任何政党证明有理”：“敦刻尔克对英国人的重要性在于，如果它落到法国人手里会被用来骚扰英国人的贸易；但实际上是路易十四最先把它变成一个好的海港。如果英国派遣军队去欧洲大陆，她（指英国）必然是去支持某个盟国，而那些盟国的城镇如果在英国人手里会和敦刻尔克发挥同样的作用。”^[137](www.xing528.com)

失去了敦刻尔克这个欧洲大陆上的一个要塞，英国也随之失去了野心。休谟在强调这点时，重述了遏制欧洲最强大国家的需要，这个最强大的国家在伊丽莎白时代是西班牙的哈普斯堡王朝，而在斯图尔特时代是法国的波旁王朝^[138]。休谟认为，英国面对的安全挑战不能简单地通过保持中立来避免，战胜这些挑战需要一个积极的大陆政策——把神圣罗马帝国和荷兰共和国同英国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休谟指出，除了英国与联合省（即荷兰共和国）和瑞典两年期（1668—1670年）的三方联盟，英国在查尔斯二世复辟后保持了比较被动的军事立场。几代以后被称为“深海政策”的战略被17世纪国会议员认为是一个无能的标志^[139]。休谟倾向于同意这个观点，部分因为斯图尔特君主个人的因素，英国的中立立场不能在欧洲大陆开展任何计划。他认为，查尔斯一世外交政策的困境是：“对同盟国有利的条款必然使他失去法国的友谊，而对同盟国不利又会激怒他的议会。”^[140]休谟认为，查尔斯的行为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在这两个观点之间，他不断地动摇；从他的行为可以观察到一个粗心马虎的个性，在前后不一致的动机中摇摆，他自相矛盾的能力可以与最‘卓越’的低能和愚蠢媲美。”^[141]

休谟还注意到，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来自这样的忧虑——在欧洲大陆纠缠得太深会给议会一个蚕食王室特权的借口。因为议会作为立法机构传统上没有权力干预国家事务，斯图尔特王室似乎（不无道理地）认为，避免活跃的外交政策可以减少与议会的冲突。在欧洲大陆一场昂贵的战争意味着依赖议会拨款以及对议会的要求作出让步。休谟认为，这个顾虑造成的不仅仅是“外交事务上软弱而无章法的行动”，还有“内政的持续不稳定”^[142]。随着重商主义精神和新教热情的上涨，议会把整个国防的赌注压到一个高风险的计划上，即废除王室的自由裁量权。另外，下议院“既没有对他们君主的贫困处境，也没有对欧洲整个情况，予以足够的考虑；在欧洲每个国家，因为追求富丽堂皇的装饰和政治力量已经大幅提高了公共开支”^[143]。与1688年革命后政府的“和谐”相比，他指出，“这个君主统治时期（查尔斯二世执政下）的议会似乎值得一个正好相反（不和谐）的批评”^[144]。

但是，对议会来说，对反宗教改革进展的危机感演化成了对欧洲大陆干预的需求。这个观点的核心是新教自由与在欧洲大陆的政治联盟之间的联系，它的基础是英国作为新教领导者反对天主教的宗教和政治网络的定位。休谟看到，此时的议会被一伙“政治新教徒”控制，他们论证说英国的利益在于抑制反宗教改革运动并保卫新教^[145]。上升的新教精神不可避免地与斯图尔特王室焦急的保存君主制特权的欲望相冲突。尽管休谟不同意这个潜在的宗教动机，他基本上赞同议会的主张，即英国的自由归功于维持欧洲力量平衡的外交一致性。

休谟认为，如果对于早期的斯图尔特王室来说，保持一个不稳定的中立是可以被原谅的话，那么复辟以后斯图尔特维持同样的政策就只能说是丢脸的了^[146]。在转型到一个贸易国的临界点上，斯图尔特王朝下的英国处在机遇与危险之间。在17世纪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她与其主要贸易对手——荷兰——的关系剧烈地游离在爱与恨两个极端之间。此外，法兰西在欧洲大陆的扩张给英国的国家安全和宗教自由带来持续的威胁。在此背景下，孤立主义（或海军至上主义）和大陆主义的战略选择出现了，休谟毫不犹豫地支持了后者。

休谟看到，从王室和政府部门的角度来看，英国主要的利益在于贸易帝国主义。也就是说，她的航海优势需要被利用起来，通过战争排挤掉她的贸易对手，特别是荷兰共和国。这个立场会使得强化一个与其他欧洲国家一起的反法兰西联盟不可行，因为荷兰共和国一直是这个联盟不可或缺的一员。对王室来说，自由裁量权来自“与生俱来的权利”，只有通过皇家特权才能决定和执行国防政策^[147]。休谟认为，斯图尔特王室一直都没有认识到英国社会的剧变，以为政府与前任的都铎君主统治下一样是集权的。这个观点隐藏在查尔斯二世允许法国贿赂自己以实现英法同盟的“极度罪恶和危险的”计划，以及詹姆士二世支持奥格斯堡（Augsburg）联盟的失败尝试^[148]。

对于人民和议会来说则正相反，他们认为英国的战略利益和宗教自由主要建立在欧洲力量均衡基础上，需要与新教国家结盟反对新兴霸权——法国^[149]。所以，维持国家安全的关键是运用海军力量遏制法国，因为法国的野心一旦缺乏控制会很快在大西洋两岸给英国带来严重的威胁。下议院宣称，自身的特权“如此神圣和不可侵犯，除了最极端的情况不能容许它被侵犯”^[150]。

休谟引用威廉·坦颇在1674年对查尔斯的抗议说明了这一点，这个抗议针对的是当时的“阴谋小集团”想把法国的绝对君主制移植到英国的企图^[151]。坦颇论证道，利用法国的支持在英国国内树立英国王室的绝对权威会把英国引向一条危险的政治道路，且最终注定会失败。他认为，法国和英国政治系统的区别在于它们财产和权力在社会中的分配不同。法国的土地财产主要由贵族所有，他们在政府机构的任职形成了对皇权的一个主要支持力量；民众太“穷困和意气消沉”而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力；另外，教士们给皇权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支持^[152]。英国则在政府权威上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基础——“很大一部分土地由自耕农和中产的乡绅所有；国王能赐予臣下的职位极少；并且除了通过议会的自发供给，自身的开支都几乎难以维持，更不用说维持一支军队了……”^[153]在坦颇看来，所有这些都解释了为什么英国国王的权力全都建立在其臣民的支持上^[154]。所以，任何侵犯他子民权利的政策，尤其是中产阶层的利益，都会不可避免地破产。

休谟在对斯图尔特时代传统习俗变化的描述中特别地注意了这点。他把重点放在国家财富如何以无法察觉但是很快的速度转移到中产阶层手中，包括货币利益团体、商人、乡绅和自耕农。他认为，英国的自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产阶层对土地财产的控制，而议会则是中产阶层的代表。随着斯图尔特王室坚持要牺牲英国传统盟友（主要是荷兰共和国）的利益而得到法国作为其同盟国，斯图尔特君主与议会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从以下的分析会看到，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在休谟对整个17世纪英荷竞争的历史叙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