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在《斯图尔特史》中表明，英国17世纪以来对殖民地贸易的全面投入奠定了她在欧洲的定位，而英国在欧洲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殖民政策[63]。他肯定了斯图尔特王室的美洲殖民地“建立在有史以来最高贵的基础上”[64]。英国采取了一个完全不同、远远优于西班牙的殖民方针。西班牙人在美洲开采金银矿需要不断地投入劳动力，后果是本土人口的大幅下降[65]。英国商人则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被西班牙人忽视的“从圣奥古斯汀到布里多尼海角的上等的海岸”，从此开始建立烟草种植园，这个方式后来证明获益颇丰[66]。
休谟认为，尽管英国在海外的殖民定居从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就开始了，但是一直到詹姆士一世时英国才有大规模的跨海贸易[67]。贸易航线的扩大为商人探险家们打开了一个窗口。特别重要的是，1609年发现了“通往弗吉尼亚更短更直接的一个通道”，这使得英国在不激怒西班牙的前提下与弗吉尼亚殖民地连接起来[68]。
荷兰人早前采用了和英国人同样的殖民方式，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垄断了香料贸易。乔赛亚·蔡尔德（Josiah Child）在《贸易新论》（1690年）一书中写道：“荷兰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东印度群岛贸易对他们自己，比美洲金银对西班牙国王，更有利可图。”[69]六十年后，休谟重复了这个观点，称事实证明英国的殖民方式比西班牙人的更成功。戴夫南特曾批评特许经营公司，因其妨碍了一个更有效的经济发展，休谟则相信这些公司在早期的殖民化中起到了正面的作用[70]。休谟指出，一直到詹姆士一世给东印度公司颁发了新的专利，英国商人才在那个地方站住脚[71]。之后，特许经营公司在构筑航海基础设施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不仅仅体现在其建立了一个航海路线网络，还体现在“对储备物资、器具和新居民的募集”[72]。
休谟还注意到，特许经营公司的运作基础不同于伊丽莎白时期在殖民地定居的公司，后者建立在终身任期的基础上[73]。更具体而言，特许经营公司确立了为英国萌芽的制造业进口必需的原材料。休谟承认，这些公司促进了商业活动的现代化进程。但是，他也指出特许经营公司应在履行其最初的角色后被取缔。在此基础上，他论证道，查尔斯二世重新恢复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经营许可证是不明智的[74]。
休谟认为，殖民地曾经是，而且一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资产，因为殖民地经济中农业的繁荣使英国在欧洲市场更具竞争力。尽管他对建立在奴隶劳动者的低成本和“非人道”的种植园经济表示了忧虑，但他没有主张放弃这种经济生产模式[75]。菲利克斯·瓦尔德曼（Felix Waldmann）最近出版的《大卫休谟的更多的信件》（2014年）提供了更新的证据[76]。1766年3月20日，休谟代表三位伦敦经纪人写信给弗朗西斯·西摩·康威（Francis Seymour Conway）——第一位赫特福德伯爵，试图说服后者对一个格林纳达（Grenada）庄园投资。瓦尔德曼指出，休谟的银行账户显示他一个月前曾寄给其中一个经纪人（酒商斯图尔特先生）400英镑，使人怀疑休谟本人可能已经对这个庄园投资了[77]。休谟很有可能认为，规避庄园经济最不道德的影响意味着放弃奴隶劳动力提供的内在经济优势，而这个优势已成为跨大西洋贸易的一个重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以奴隶主经济为核心的航海贸易在休谟的战略思想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观察到，自英国在新世界中的殖民地定居后，航海能力成为其外交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78]。逐利的必要性成为一个持续的海上探险的主旨，通过航海过程殖民贸易逐渐和英国对海上霸权的痴迷紧密联系在一起[79]。休谟指出，殖民定居一直是英国的航海力量及其在欧洲的地位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航海贸易刺激了英国复杂的工业技能的发展，帮助建立了英国初生的工业基础。“贸易和航海从这些殖民定居点得到的好处如此巨大，以至于现在英国超过四分之一的海运用在对美国殖民地的交通运输上。”[80]除了海运，“一些新的制造业也建立起来，包括铁、黄铜、丝绸、帽子、玻璃、纸张等”[81]。
随着英国经济变得越来越商业化，海军产生了一个内在需求，因为它必须牢牢地控制航线、港口和货物集散地，保护商人们免受私掠者和海盗的侵袭[82]。休谟注意到，从15世纪开始掠夺商人的船只极其普遍，1626年对白金汉公爵的指控之一就是他没能保护商船免受法国人俘获[83]。另外，英国在陆上发动战争的困难也使她必须依赖一个强大的海军来保护国家安全。“英国没有军队，而所有欧洲其他列强都有很强大的武装，一个舰队对她的安全看上去是绝对必要的。”[84]殖民定居在建立海军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加强了英国在战争和外交上的优势。具体而言，它培养了一批在商船上工作的有技术的水手，他们可以在战时应征入伍[85]。这些人力资源在和平时期可以由商人维护，从而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86]。
休谟显示了一个关于殖民定居及其在英国大战略中的乐观态度。他注意到，最开始在北美和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定居过程中，对英国是否应该在如此遥远的疆域建立殖民地有过争议：“那个年代的理论家们对在遥远的殖民地耕种提出了很多反对意见，并预言在吸干母国的居民后他们［英国殖民者］会很快挣脱她［英国］的束缚，在美洲成立一个独立的政府。”[87]
在休谟的时代，这种批评在乔赛亚·塔克的著作中最为突出，尤其是他的《关于法国和英国的优势和劣势的短文》（A Brief Essay o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which Respectively Attend France and Great Britain，1749年）[88]。塔克对殖民贸易为宗主国带来好处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并对英国被卷入欧洲远洋竞赛表示担忧。他看到，东印度公司和美国殖民地的上升的重要性意味着对世界经济霸权的争夺不再局限于欧洲。1664年，法国首相吉恩·巴普蒂斯特·科尔伯特（Jean-Baptiste Colbert）开始了对印度洋的商业扩张，从此英国和法国在北美的竞争升级[89]。塔克认为，这个竞争给英国的国防带来了重要的挑战。三十年后（1782年），在写给凯姆斯勋爵（Lord Kames）的信中，塔克称，“在我看来，如果英国还有更多一寸土地能够用来耕种，在任何遥远的殖民地建立定居点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做法”[90]。他警告说，“在美洲的殖民不但吸干了英国的人口，而且她的经济在与法国和西班牙的争吵中岌岌可危”[91]。
尽管休谟在他对那些“理论家们”的批判中没有引用塔克，也没有证据显示休谟在撰写《斯图尔特史》时与他有过交流，但是休谟很有可能在回应塔克的论点[92]。对于塔克的殖民地吸干了宗主国的人口一说，休谟认为英国的人口实际上有增无减：“贫穷和缺衣少食使很多英国人搬来这里，他们在家乡不能增加财富和人口，而在殖民地可以耕种大片土地，并促进了航海，鼓励了工业发展，甚至使他们的祖国人口倍增。”[93]运用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在伦敦人口的统计数据，休谟写道，“自从1600年以来，它每40年翻一倍；以至于到了1680年，伦敦拥有了4倍于17世纪初的居民”[94]。航海贸易已经促进了农业知识的进步，这体现为很多新的“畜牧业书籍和宣传册”得以出版[95]。休谟指出，航海贸易是其主要原因，而农业知识的进展又相应地促进了英国人口增长。
塔克坚称，殖民贸易把英国推向欧洲列强争霸，这对英国非常不利。而休谟认为，英国已不可避免地卷入欧洲的地缘政治。他看到，在英国与西班牙的殖民地竞争中，双方的主权要求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96]。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为殖民地的所有权辩护不只通过他们的“艺术和武力”，还通过教皇的权威[97]。他们曾“向当时［1493—1494年］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申请，而后者则慷慨地把整个西半球给了西班牙人，东半球给了葡萄牙人”[98]。另外，新教殖民者“不承认教皇的权威，把最先发现这一事实作为他们所有权的基础；如果一个来自他们国家的海岛或者航海冒险家在海岸上立了一根棍子或者一块石头作为他占领该地的标记，他们就下结论称整个大洲都属于他们了”[99]。(www.xing528.com)
因此，英国和西班牙在美洲和西印度群岛发生争执是不足为奇的。休谟注意到，尽管沃尔特·罗力爵士在1595年“为英国王室取得了在圭亚那大洲的领土要求”，但他的要求没有任何定居点支持[100]。结果是，西班牙后来在圭亚那一些地方的定居带来了“在奥罗诺河上”的冲突[101]。一直到1667年，在“英国和西班牙第一个美洲协议”完成的背景下，双方才停止和对方的殖民地进行贸易往来[102]。该协议建立了两个国家与各自的殖民地通商的专有权。
美洲和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安全和战略利益依赖于欧洲权力的均衡。英国与欧洲各国在殖民贸易上的竞争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灾难，而是一个加强其自身国防能力的机会。在谈到克伦威尔1654年对西班牙西印度群岛的侵略时，休谟指出，国家利益需要“欧洲力量均衡，因为英国的强大和国家安全都基于此”[103]。英西战争（1655—1660年）的根源是克伦威尔把英国转变成一个强大的贸易体的计划，该计划的宗旨是能够与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在同等条件下竞争。克伦威尔发动这个战争更直接的目标是防止西班牙人取得印度群岛的资源，这些资源是那个“广阔而极度衰弱的帝国”无法保护的，可以作为英国的军饷[104]。尽管克伦威尔野心勃勃的计划失败了，英国从西班牙人手里夺取了牙买加——“一项比他本人［克伦威尔］当时意识到的更大的侵略”[105]。虽然休谟没有详细解释这一点，但他很有可能认为牙买加是阻止哈布斯堡家族在新世界获得势力的一个途径。这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失利。
英国17世纪在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提升了英国的航海能力，为她在18世纪的繁荣作了准备。除了占领牙买加和之前属于西班牙的领地丹吉尔（Tangiers），英国在与荷兰人于美洲的竞争中处于上风：“对纽约和泽西地区的恢复，或者说侵略，对英国殖民地的力量和安全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提升；再加上在该政府执政下的宾夕法尼亚和卡罗莱纳殖民地，扩展了大英帝国在美洲的存在。”[106]对休谟来说，航海贸易不断上升的筹码有可能把政府的注意力从欧洲大陆的进展转移开，使英国无暇兼顾在欧洲大陆的长期利益。他并不是建议英国要游离在欧洲政治系统之外，而是认为殖民贸易已成为决定欧洲力量均衡的一个重要因素[107]。所以，美洲和西印度殖民地的丰富资源应助于强化英国在欧洲的地位。
休谟注意到，殖民利益影响了英国在欧洲的同盟国的本质和组成。查尔斯二世迎娶了一位葡萄牙公主，而不是一位西班牙公主。休谟写道：“英国贸易的利益看上去需要支持葡萄牙的独立，以防止其王室和西班牙王室统一，以至于美洲的财富都集中在一个君主手里。”[108]与葡萄牙的王室联盟给英国一个限制西班牙在欧洲和大西洋世界强权的借口，有了一个在外交包装下提升其殖民利益的机会[109]。但是，此举并未防止查尔斯在与法国的竞争中寻求西班牙的支持，这使得维持欧洲战略力量均衡很困难：“查尔斯［二世］与葡萄牙的联盟，对牙买加和丹吉尔的占领，向法国出售敦刻尔克；所有这些冒犯深深地埋藏在西班牙君主的头脑里，以至于没有任何利益的驱使能够胜过它们。”[110]
对于塔克而言，这些因素都对殖民不利。但是，他最大的顾虑是英国殖民地会最终在某个时点被鼓动而赢得独立。他是最早预测到美洲殖民地独立的思想家之一。而休谟则乐观地认为，“一个温和的政府和强大的海军可以（可能持续地在一定时间内）保存英国对其殖民地的占领”[111]。
休谟的看法似乎暂时得到了肯定，因为英国在印度群岛战争（1754—1763年）中在北美前线取得了对法作战的胜利。他相信，英国的十三个殖民地会利用这个机会扩大它们的领地要求，从而削弱法国的殖民存在。但是，英国对殖民地的控制取决于她能保持一个“温和的政府”，即给殖民者要求的贸易和政治自由。休谟很快认识到殖民者不能得到这些自由，因为他们必须支付大幅增长的税收以偿付英国在印度群岛战争中的军费[112]。殖民者认为这些税收是不公正的，而他们与英国的纽带也变得越来越岌岌可危。
大西洋两岸逐渐升级的冲突使休谟对英国殖民政策的态度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113]。1768年，他预感到英国和十三个殖民地的政治关系即将崩溃，他早前维持一个“温和的政府”的提醒也转变成了愤怒[114]。给吉尔伯特·埃利奥特的信中，他预测了一个最悲观的结果：“美国和东印度地区彻底反叛并且最后，国家年收入减半，公共信用因政府破产而完全名誉扫地，三分之一的伦敦变成废墟，无赖和匪徒们被镇压。”[115]随着法国和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同盟国之间的冲突升级至后来的七年战争（1756—1763年），休谟开始担心政府的垮台和由赤字财政支付的战争会导致专政[116]。七年以后，愤怒变成了绝望。1775年，休谟在给威廉·斯特拉恩的信中写道：“如果我们保留任何愤怒，让它只是因我们自己的愚蠢而针对我们自己吧；并针对那个邪恶的疯子，皮特，是他把我们变成现在这样的。”[117]他认为在印度群岛战争中追求一个海军至上的策略疏远了美国殖民地，因为必须对这些殖民地征很高的税收才能支持这些战争的财政负担。
在1775年10月给威廉·斯特拉恩的另一封信中，休谟写道：“殖民者不可能在任何时候［支付这样庞大的军队］，更不可能在把他们逼到这么绝望的境地之后：我们不应该，事实上也不能，使我们的财政陷于一个负荷沉重，甚至被压垮和完全濒临毁灭的状态中。”[118]他期待那个“政府殖民地的计谋”会失败。而即使这个计谋成功了，英国人不可能管理“这样一个广阔且互相脱离的地域”[119]。“一个有限政府不能长久地在遥远的地方实施统治”，而在该地引入专治力量又会与英国政府的内在机制不一致[120]。如果在美洲成立一个有限政府，“我们必须……废除所有的宪章；取消在所有殖民地的所有民主权利；废除人身保护法；给所有的地方长官完整的自由裁量权；没收所有大种植园主的土地；绞死四分之三的教士”[121]。做到这些需要有比现在更多的人力资源[122]。所以说，英国政府的内在结构成为保持美洲殖民地的一个最大障碍。
休谟终于认识到，他在《斯图尔特史》中对保留美洲殖民地过于乐观了，而且他曾经忽视了英国混合政体对殖民政策的制度性约束。在两周后给斯特拉恩的信中，他看到，失去美洲殖民地的前景已经逼近了：“失去美洲的最坏后果不是对我们工业的破坏，这只是个细枝末节……，而是对政府信誉和声望的破坏，更何况我们的政府已经名誉扫地。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国内无政府状态和混乱不堪的场面”[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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