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在查尔斯二世复辟后的历史中着重强调，为了平衡王室和议会之间不确定的关系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财政机器[116]。关键是如何改革英国的财政机构，同时最大限度地维持现存的宪政体制。这样的改革不会轻松。实际上，如何把一个以土地为基础的征税体制转换成一个消费者主导的体制的问题一直持续到了18世纪。在《关于税收》一文中，休谟观察到，在土地上的税赋相比对那些注册公司（代表新兴的商业利益）的税收不成比例地繁重。这个征税体制扭曲了经济和宪政的平衡，以至于改革财政政策势在必行。
根据布鲁尔的分析，18世纪提高税收的机制继承于斯图尔特时期，当时国会议员们用以土地为基础的征税体制反对中央财政集权[117]。因为从直接征税（主要是土地）到间接征税（主要是消费税）需要建立一个由王室任命的专业征税官员团队，议会担心这会给国王太多权力。尽管17世纪60年代所有的国家财税部门中，任命制都取代了承包制，但议会中代表商业利益的那些议员一直有效地抵制这个新制度。
以土地为基础的征税体制在理论上得到了重农主义学派的支持[118]。该理论假定，“土地净盈余”是国家财富的唯一源泉，因为最终是由农产品来支付从国外购买的商品，国内贸易不能创造新的经济价值，因为它只是把商品和农产品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119]。与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向消费者驱动的税收体制转移的政策正好相反，重农主义者提出税收只能在土地上征收[120]。这个理论也得到了洛克的支持。洛克在《一些关于降低利率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的思考》（Some Consideration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Lowering of Interest，and Raising the Value of Money，1691年）中写道：“在一个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国家，政府幻想从任何其他经济部门取得公共收入都是徒劳的，最后都不会成功。”[121]洛克指出，地主需要决定税收由直接还是间接的方式征收，［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必须在土地上征收[122]。
休谟同时代的很多人用独特的财政政策的概念抵制洛克的观点。比如，乔赛亚·塔克（Josiah Tucker）论证道：“我们的贸易被我们大多数税收的本质和征集它们的方式拖累了。”[123]塔克称，征税的中央官僚机构，“比如办公室、专利、费用、罚款、养老金等的增发”使王室太过独立[124]。布鲁尔认为，这显示了国会议员从复辟以后对“财政军事国家的发展”持续的担忧[125]。
正相反，休谟相信，一个持续上升的共和主义可以制约在财政上得以巩固的皇权。早在1752年，他就主张君主应该拥有对新税的征收权，以便融合君主和子民的利益[126]。他比较了土耳其统治者和欧洲国王，指出“普遍征收的一英镑比不公平和任意地征收一先令害处更小”[127]。在他看来，现存的专制征税体制给地主阶层的负担太过繁重，从而使社会等级制度不稳定。他主张用消费税替代土地税，从而使地主、商人和金融利益集团共同承担财政负担。
显然，公共财政官僚体制改革的失败不能简单地由政府缺乏主动性来解释。沃波尔政府1733年的消费税计划曾试图用一个消费税取代酒和烟草的关税，这个计划是构筑一个规范的债务偿还系统的重要尝试。保罗·兰福德强调了该计划“反映了沃波尔政策的两个基本主题：一个是对国内消费（主要体现在内地税收形式）的有效征税；另一个是土地收入作为一个直接征税的来源慢慢变得没有以前那么重要”[128]。尽管计划得非常周到，走私者们有效地抵制了沃波尔的消费税计划，显而易见他们在议会政治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力[129]。
沃波尔财政改革的失败反映了满足商业社会需求的困难。“贸易持续的变化需要税收本质也持续改变；这使立法机关随时会犯任意和无法避免的错误。对贸易的任何打击，不管是不当的税收还是其他偶然事件，都能使整个政府陷入混乱。”[130]
休谟在《斯图尔特史》第二卷中强调了重新组织公共财政的重要性，这主要通过间接税收得以实现。他着重论述了查尔斯二世执政时期对财政的行政管理的变革。这个变革的核心是一系列金融机构的改革，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王室的压力，缓和了其与议会的矛盾。
因为英国宪法内部不存在一个限制君主行政权力的手段，休谟认为，必须通过引入公共财政的两个基本制约原则防止专制主义的发展。第一，必须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财政，以便给王室足够的财政支持——“王室贫穷的自然后果就是，外交上无条理的行动，以及国内政府事务的持续的不确定性。”[131]第二，地主和商业利益者应该抵制行政权在特殊情况下对法制的破坏，以保护公共自由免受王室的践踏。
休谟指出，复辟后的公共财政计划实际上遵循了这两个原则，即“对王室的支持”和“公共自由”[132]。这个计划对已有的体系作了重大调整，以适应贸易在经济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133]。首先，王室的封建义务被废除了，用支付补偿金的方式废除了一定的王室特权，例如，“对受监护人和侍从的终身所有制”“看护权和王室征发权”[134]。这使得公共财政的基础从个人家臣制转移到君权。通过放弃封建义务，国王放弃了他世袭的对臣民不定期征收地租和税收的权利。这为建立一个系统的财政官僚体制扫平了道路。但是，封建义务的废止也使得国王在财政上更加弱势。休谟观察到，“王室丧失了几乎所有古时的领地，完全依赖子民自愿的拨款；下议院对这个新的局面还不完全适应，仍无意满足王室的需求”[135]。
其次，每月估价税替代津贴成为土地税，这个税种稳定了国家财政收入，因为它是一种定额税而非估值税[136]。克伦威尔执政时曾经引入每月估价税，使之成为政府半数的财政来源[137]。但是，每月估价税不是一个常规的税种，它需要议会的同意，所以只是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内征收[138]。这个税种的存在证明了议会在复辟以后对财政政策的持续控制。
再次，消费税作为一个和皇权联系起来的常规税种被确立下来。查尔斯一世时期“一半的消费税永远划归王室”，到了詹姆士二世时，全部的消费税都划给王室[139]。休谟指出，消费税作为一种间接税最初是在内战时征收的，其用途是支持议会的军队抵抗王室[140]。它后来“延伸到生活物资和必需品”，并同“每月估价税”和“关税”成为克伦威尔共和国时期间接税的主要组成部分[141]。消费税和关税是“唯一的经常性收入”，但是它们“对支付政府的日常开支远远不够”，必须由其他税收补足，比如“烟囱税”。对休谟来说，把消费税划给王室是改革税制的一项重大举措，因为它给王室提供了一种持续的收入，同时为促进商业活动提供了动力。这个举措实施后，王室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能否有效地刺激工商业。
最后，一个直接的征税系统，即征税官雇佣制度，在所有国家财政部门中都确立了。长期国会（1640—1660年）规定：“被政府雇佣征收吨税和磅税以及新的附加税的所有税收承包人和关税官员……都被认为是罪犯，可通过支付150 000英镑获得赦免。”[142]克伦威尔曾经自1650年后尝试任命征税官征收关税和消费税，尽管此举收效甚微[143]。这个实验在1657年中止了，但是休谟仍然认为，征税官制比旧的承包征税制更好[144]。
虽然休谟承认这些税收制度改革支持了王室，他认为“由长期议会确定的查尔斯二世的收入非常不合理”[145]。具体而言，“如果他们想让他［查尔斯二世］在常规的行政事务中完全独立，这个收入显得太少；如果希望他完全依赖议会，则又太多了”[146]。下议院曾经详细考察过王室逐渐增强的独立性。虽然拨给王室的款项每年有1 200 000英镑，王室的收入仍然很大程度上依赖议会。“这个款项看上去支付公共开支是足够的，但是无需议会同意的部分还不到四分之一的数额……尽管他们表决每年1 200 000英镑可以拨给国王，真正到位的却很少达到三分之二。”[147]
休谟批评了议会在其他方面“谨慎的节俭”，例如，它不愿支付解散军队的费用，此外，下议院“在公共支出上太严格地模仿他们的前任，既没有考虑君主贫困的处境，也没有考虑欧洲的政治环境——当时所有国家都因为力量上升的需要在各个方面增加支出”[148]。
休谟强调了增加王室收入来支持英国作为欧洲调停力量的作用。“当欧洲所有君主在持续增加他们的兵力，从而增加他们的花费时，英国无论从荣誉还是安全的考量都应该负担一部分，并调整它的财政收入以适应新的政治系统。”[149]休谟引用了查尔斯二世的总理大臣克拉伦登伯爵爱德华·海德（Edward Hyde，Earl of Clarendon）的数据，指出支持“舰队和其他款项”增加到“每年800 000英镑”，是从前的十倍[150]。战争升级的费用增强了国家满足自身开销的能力。
除了王室在维持欧洲政治力量均势的角色，休谟还强调了其在维护国内和平上的作用。他甚至为查尔斯二世对近臣慷慨的赏赐辩护：“在所有的行业中，所有人都应根据他被信赖的程度及他享受的权利支付相等的报酬。”[151]这似乎重复了18世纪王室辉格党人的辞藻，即腐败可以维护政府的权威。
但是，休谟清晰地区分了王室影响力（即“官职、荣誉和优待”）和对“养老金和贿赂”腐败式的应用[152]。王室的“权力机器”会变得“太强大，但是它不可能完全被消除，如果不想彻底废除君主制，或者哪怕是一个常规的政治权力”[153]。休谟反对使用“贿赂和养老金”，它们从17世纪60年代中期就开始被用来对下议院的成员施加影响力[154]。使用这些“养老金和贿赂”的计划一开始就失败了，因为议会对其有所警觉；另外，“王室的贫穷使得这个影响非常有限和不确定”[155]。
这个观点表面上似乎和休谟的另一看法相矛盾，即不应给予王室太多拨款来限制行政权力，但是这两点是前后一致的。休谟对克拉伦登拒绝南开普敦伯爵的提议予以赞扬，该提议如果实现会拨给国王“每年2 000 000英镑的地产税；这个数额加上关税和消费税会使君主永远独立于他的民众”[156]。休谟指出：“所有王室连同下议院的利益结合起来也不太可能使这个计划成为可能。”[157]
事实上，给查尔斯二世可观的拨款允许他行使很大的自主权。查尔斯在1683年颁布了责问伦敦市行使职权的令状，该令状确认了君主查究“其许可证的合法性”，并以伦敦市长的越权行为为由没收了伦敦作为一个法人的许可证。泰比（Treby）和珀莱科斯芬（Pollexfen）作为伦敦市的律师为该市的权利辩护[158]。法官们则为王室的利益辩护，因为法官的职位在当时是由国王决定的。结果是，伦敦市和其他几个法人机构向查尔斯屈服，并放弃了任命自己行政长官的权利。休谟写道：“所有热爱自由的朋友必须允许国家（即使宪法在党争中被破坏了）保留一项权利，即通过所有谨慎的办法恢复之前不幸被剥夺的宪法。”[159]
休谟指出，地主们继续承担着大部分税收的负担，商业利益对税收的贡献相对较少解释了为什么没办法建立一个足够大的财政基础。事实上，伦敦商人和王室在货物税收上的矛盾在加剧。这个矛盾的代表事件是商人们在1671年请愿废除一个在“烟草、苏格兰盐、玻璃和一些其他商品上征税”的法案[160]。这个事件引起了上议院和下议院对彼此的“很多抗议”，并最终导致议会解散和国王的财政损失[161]。因为这个矛盾是由王室财政引起的，休谟坚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公共财政系统的重要性，并认为政府应在君主的指导下借贷[162]。所以，一个自我调节、稳定经济并能平衡王室与议会关系的机制至关重要。
休谟详细阐述了下议院为了监督私有和公共借贷逐步蚕食国王权力的过程。都铎时代以后，王室开始习惯于任命征税官，他们的职责是调整“［欠债而被关押的］囚犯与他们的债主”之间的矛盾，并释放那些“诚实”和“无还债能力”的欠债人[163]。这一举措是基于君主的自由裁量权。尽管詹姆士一世在他登基开始的那些年曾经试图限制这个措施以免得罪议会，他后来还是认为有必要重新建立征税官制度以解决私人借贷中产生的矛盾。这个行为触怒了下议院，因为它认为此举践踏了议会的特权。
公共借贷因与战争财政挂钩而变得复杂。英国18世纪为了支持军事行动的负债使国内的政治自由受到威胁。政府与其债主的联合使得政府可以滥用公共信用。这个措施可以追溯到斯图尔特时期，当时王室经常向伦敦市借贷以支付军费。与荷兰相比，英国的信用体制远远不够强健。荷兰人通过信用保证了他们的自卫能力：“尽管他们的贸易受到了极度损害，他们强大的信用使得他们可以贷到巨额的款项；当英国的水兵们因为军饷不足强烈抱怨时，荷兰的海军却在军需物资的供给上井井有条。”[164]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斯图尔特时期的政府借贷建立在国王的个人信用上。也许更重要的是，下议院改变了获取贷款的方式，这在财政官僚制度中形成了对行政权力的强烈反感。休谟指出，1640年采用的征税官制度意味着贷款从此会直接付给征税官，而不是国库[165]。最开始时，这个方法的目的是保障那些以个人信用支持政府借贷的人，因为那些曾经贷款给公共信用的人现在可以成为征税官。任命征税官的权力由下议院掌控，国王已不再能获取那些收入来源以支持国内外的各项开支。
政府负债的增加给国家的财政管理带来一个严峻的挑战。尽管休谟曾经认为用政府破产的方法维持国家自卫能力是非常危险的，他现在把中止还债看作最后一根稻草。他看到，1672年关闭国库造成了“公共信用的丧失”和“贸易停滞”[166]。在此之前，银行家们以6%的利息贷款然后再以8%或10%贷给国库。国库关闭后，银行家不能给他们的顾客偿付现金，导致整个国家的贸易活动受到严重的伤害。
十二年后，在《关于几个学科的散文集》（Essays and Treatises on Several Subjects，1764年）中，休谟重申了他在代表英国商人处理加拿大法案中对公共信用的批评[167]。洪特指出：“1764年版本中完全发展公共信用对休谟来说致命地严重，他认为这会使英国通向战争、帝国、债务及最终混合政体的毁灭。”[168]
罗伯特·W.戴曼德（Robert W.Dimand）认为，休谟新的观点得益于他与法国王室关于“英国对魁北克占领后对未完成的纸币事宜解决方案的”外交斡旋[169]。休谟1765年8月写信给法国的国家秘书——以驻法国的英国使馆代大使的名义——称战争带来了劳动力和商品的短缺，从而使物价提高[170]。他认为纸币不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战争占用了几乎所有劳动力，使他们无法耕种土地，以至于出现粮食的短缺。另外，很多的士兵被派到法国，产生了很多消费。”[171]但是，休谟坚称纸币信用是通货膨胀最主要的原因。“重要的是，流通中大量的纸币，即使不缺乏任何可靠性，也一定会提高价格，因为大量的金银必然有同样的效果。”[172]
休谟主张，减少债主的影响力是解决赤字财政的唯一途径。在他眼中，这是一个深远的、以消费驱动为主的税收体制改革的必要前提[173]。在1766—1767年的通信中，休谟试图说服（尽管没有成功）安-罗伯特-雅克·杜尔戈（Anne-Robert-Jacques Turgot）不应直接在土地上征税，因为这样做只会给地主阶层造成过度的负担[174]。1766年9月，杜尔戈回信给休谟：“你和我都理解世上所有政府最大的目标就是：服从和金钱。如常人所说，我们要给一只鸡拔毛而不让它叫；但是，是主人们在叫，而人们总是倾向于间接地攻击，因为这样当事情发生时邪恶无法被人察觉，更何况光不可能无处不在，真理没有清楚到不证自明，所以人们无法把自己承受的伤害归咎给真实的原因。”[175]
但是休谟认为，在土地上直接征税会使商人和股东成为新兴的市场经济的唯一受益人，明显把地主们排除在外。他驳斥了杜尔戈关于劳动力的价格和税收的水平同比增加的假设，并举了瑞士、法国和美国殖民地的例子。休谟指出，劳动力的价格由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决定，而非税收。所以，只有消费税可以保证财政负担延伸到商人以及“所有类型的店主和零售商”[176]。
如果像休谟预言的那样，政府真的破产了，威廉·斯特拉恩（William Strahan）认为，在这一情况下，损失应由地主和政府债的债主共同承担。斯特拉恩写道：“债务实际上是在英国土地上的债务，它们是真正的担保，而对立法机关的信任可以起到支持的作用。”[177]对此休谟反驳道：“地主对他们的佃户和邻居的权威建立得很牢固，但是股东们对其街道上的邻居有任何影响力吗？”[178]政府的债主们或“股东们”因为缺乏影响力会“立即变成赤贫”[179]。休谟担心的不是两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公开矛盾，而是“在那个剧烈的补救方法，也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即政府自主破产），被用上前，公共力量会逐渐衰落”[180]。
本章阐述了休谟对逐渐升级的专制威胁的担忧，分析了他关于斯图尔特王朝以来国家财政和公共信用问题的观点。他认为，从17世纪开始后的国家财政问题对理解关于英国政府本质和其政策的两个相互竞争的观点非常重要。这两个观点构成了斯图尔特王朝开始后王室和议会持续竞争的基础。斯图尔特王室的财政困难根源于一系列具体情况，包括英国税收方法和构成、国家殖民政策以及伊丽莎白女王的财政管理方式。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他怎样描述斯图尔特时期的税收制度与欧洲大陆如何不同，休谟的主张就清晰可见了。
【注释】
[1]休谟，《英国史》，VI，p.533。
[2]休谟，“Of the Parties of Great Britain”，《散文集》，p.40。
[3]J.G.A.Pocock，Virtue，Commerce，and History：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Chiefl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p.230-53.
[4]John Brewer，Party Ideology and Popular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p.3-4.另见J.H.Plumb，The Growth of Political Stability in England 1675-1725（Macmillan，1967），p.18。
[5]J.G.A.Pocock，Machiavellian Moment，pp.423-61.
[6]Istvan Hont，Jealousy of Trade，pp.325-53.
[7]John Brewer，Sinews of Power，pp.xiii-xiv.另见John Brewer，“The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State：Contexts and Issues”，in L.Stone，ed.，An Imperial State at War：Britain from 1689-1815（Routledge，1994），pp.52-71。
[8]休谟，“Of the Independency of Parliament”，《散文集》，pp.25-6。
[9]同上文，p.25。
[10]休谟，“Of the Independency of Parliament”，《散文集》，pp.25-6。
[11]Reed Browning，The 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St.Martin's Press，1993），pp.42-5；Brendan Simms，Three Victories and a Defeat：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Penguin，2007），p.310.
[12]Francis Henry Skrine，Fontenoy，and Great Britain's Share in the War of Austrian Succession，1741-48（W.Blackwood and Sons，1906），pp.335-7.
[13]休谟，《书信》，I，p.106。
[14]同上。“Sir R.Walpole's Motion for settling on the King the Entire Revenues of the Civil List［3 July 1727］”，Parliamentary Debates，viii，pp.599-607.王室专款的历史背景参见J.H.Plumb，Sir Robert Walpole（2 vols.，Cresset Press，1960），II，pp.157-99；Doohwan Ahn，“British Strategy，Economic Discourse，and the Idea of A Patriot King，1702-1738”（unpublished D.Phi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mbridge，2011），pp.154-218。
[15]J.H.Plumb，The Growth of Political Stability，pp.159-89；H.T.Dickinson，Walpole and the Whig Supremacy（Hodder&Stoughton，1973），pp.160-87；Hannah Smith，Georgian Monarchy：Politics and Culture，1714-176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210-18.
[16]E.A.Reitan，“The Civil List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Politics：Parliamentary Supremacy versus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rown”，The Historical Journal，1966（9），pp.318-37；J.H.Plumb，Sir Robert Walpole，II，pp.168-9；Paul Langford，The Excise Crisis：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Walpol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5.乔治二世统治期间的宪政情况参见Lewis Namier，England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Palgrave Macmillan，1961），pp.45-119。
[17]Laurence Hanson，Government and the Press：1695-1763（Clarendon Press，1967），pp.1-6.兰福德（Langford）将这一做法称为“划时代”之举，参见Paul Langford，The Excise Crisis，p.7。
[18]Laurence Hanson，Government and the Press，pp.3-5.
[19]Simon Varey，“The Craftsman”，Prose Studies，1993（16），p.58.
[20]Ibid.，pp.69-70.瓦韦（Varey）称，沃波尔政府的写手在思维和影响力上都无法与乡村写手匹敌，因此他们的论点远没有反对派的论点那般有理有据，清楚明了。另见H.T.Dickinson，Walpole and the Whig Supremacy，pp.151-6。
[21]Laurence Hanson，Government and the Press，pp.106-8.
[22]Ibid.，p.115.Robert Louis Haig，The Gazetteer，1735-1797：A Study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Newspaper（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60），p.4.
[23]Laurence Hanson，Government and the Press，pp.2-3；Sinmon Varey，“The Craftsman”，pp.61-3.
[24]9 Will.III c.23.
[25]休谟，“British Government Inclines More to Monarchy or Republic”，《散文集》，pp.28-30。
[26]休谟，“British Government Inclines More to Monarchy or Republic”，《散文集》，pp.29-30。
[27]同上文，p.30。
[28]休谟，“Whether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nclines more to Absolute Monarchy or to a Republic”，《散文集》，p.30。
[29]J.G.A.Pocock，Machiavellian Moment，p.423.另见Bernard Mandeville，That Mischiefs that ought to be apprehended by a Whig-Government（London，1714），p.39。曼德维尔认为：“英国人是世界上最不适合奴隶制的民族，只要奴役的脚步稍稍靠近，他们就会有所警觉，所以任何一位智慧的君主都永远不会尝试拿走他们的自由权利。”
[30]休谟，“British Government Inclines More to Monarchy or Republic”，p.31。
[31]同上。
[32]休谟在他的这篇文章“That Politics May be Reduced to A Science”中也强调了同一观点，见《散文集》，pp.4-15；“Of the Independency of Parliament”，《散文集》，pp.24-7。这份匿名的小册子也在征得了休谟的同意后引用了他的这一观点：A Letter to Lord North，on His Re-election into the House of Commons.By a Member of the late Parliament（London，1780），pp.17-19。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在以下这本书中也阐明了类似观点：A Discourse of the Contest and Dissensions between the Nobles and the Commons in Athens and Rome，with the Consequences They had upon Both Those States（London，1701），pp.5-6。
[33]休谟，“Politics Reduced to a Science”，p.6。
[34]休谟，“Independency of Parliament”，p.26。
[35]Betty Kemp，King and Commons，1660-1832（Macmillan，1957），pp.143-4.
[36]休谟，“British Government Inclines More to Monarchy or Republic”，p.32。见Paul Langford，A Polite and Commercial People：England 1727-1783（Clarendon Press，1989），pp.683-92，particularly p.685。
[37]Richard Whatmore，Republicanism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Jean-Baptiste Say's Political Econom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67，79-80.
[38]休谟，“Of Public Credit”，《散文集》，pp.172-3。David Mc Nally，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A Reinterpre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201；Patrick K.O'Brien，“Inseparable Connections：Trade，Economy，Fiscal State，and the Expansion of Empire，1688-1815”，in P.J.Marshall and A.Low，eds.，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5 vol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II，pp.53-77，especially pp.65-7；David Stasavage，“Partisan Politics and Public Debt：the Importance of the‘Whig Supremacy’for Britain's Financial Revolution”，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2007（11），pp.123-53.
[39]Brendan Simms，Three Victories and a Defeat，pp.44-76，107-34.关于丹尼·笛福（Daniel Defoe）反对参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论述请见“Reasons Against a War，&c.”，and“The Succession of Spain consider'd：or，A View of the several Interests of the Princes and Powers of Europe，as they Respect the Succession of Spain and the Empire”，in W.R.Owens and P.N.Furbank，eds.，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8 vols.，Routledge，2000），V，pp.85-98，101-127。
[40]John Brewer，Sinews of Power，p.138.
[41]Istvan Hont，Jealousy of Trade，pp.185-266；Michael Sonenscher，“Republicanism，State Finances and the Emergence of Commercial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or from Royal to Ancient Republicanism and Back”，in M.Gelderen and Q.Skinner，eds.，Republicanism：A Shared European Heritage（2 vol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II，pp.275-91，especially p.276.
[42]关于荷兰共和国在这一问题上面临的情况请见Jan de Vries and Ad van der Woude，The First Modern Economy：Success，Failure，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1500-181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681-3。
[43]John Trenchard，Some Considerations upon the State of our Publick Debts in General，and of the Civil List in Particular（London，1720），pp.4-5.
[44]对17世纪晚期财政利益凸显的综述请见Larry Neal，The Rise of Financial Capitalism：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in the Age of Reas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1-19。
[45]对这一理论的综述请见Joseph A.Schumpeter，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pp.345-7。
[46]休谟，“Of the Balance of Trade”，《散文集》，p.142。
[47]同上文，p.143。
[48]唐纳德·温奇（Donald Winch）分析了休谟和斯密对公债看法的不同之处，详见Donald Winch，Adam Smith's Politics：An Essay in Historiographic Revis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p.124-31。
[49]Istvan Hont，“Commercia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pp.73-4.
[50]休谟，“Of Civil Liberty”，pp.56-7。
[51]同上文，p.57。
[52]同上。
[53]休谟，“Of Public Credit”，p.172。
[54]同上。
[55]休谟，“Of Public Credit”，p.172。
[56]同上。
[57]同上文，p.174。参阅Michael Sonenscher，Before the Deluge，pp.51-2。
[58]休谟，“Of Public Credit”，p.170。
[59]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指出梅陇曾与约翰·劳尔一起工作，因此梅陇对劳尔的观点有所了解。参见Joseph A.Schumpeter，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p.174。另见Antoin E.Murphy，John Law：Economic Theorist and Policy-Mak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105-22。
[60]John Law，Money and Trade Considered：with a Proposal for Supplying the Nation with Money（Glasgow，1750），pp.20-1.
[61]休谟，“Of Public Credit”，p.171。
[62]同上文，p.177。
[63]同上。
[64]休谟，“Of Interest”，pp.132-3。
[65]同上。
[66]休谟，“Of Public Credit”，pp.175-7。
[67]Istvan Hont，“Commercia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pp.75-6.
[68]休谟，“Of Public Credit”，p.177。
[69]同上。
[70]同上。
[71]休谟认为失败的原因是沃波尔没能严肃看待公共债务问题。在其1770年修改后的“That Politics May be Reduced to a Science”一文中，休谟在讨论沃波尔时认为，“没有更多地偿还我们的公共债务是由这一人物的性格导致的，这是那漫长的统治时期一项重大也是唯一一项重大错误”。关于沃波尔对偿债基金问题的分析请见Robert Walpole，Some Considerations concerning the Publick Funds，and the Annual Supplies，granted by Parliament（London，1735），pp.38-40。
[72]William Pulteney，Some Considerations on the National Debts and the Sinking Fund，and the State of Publick Credit：In a Letter to a Friend in the Country（London，1729），p.32.
[73]John Carswell，The South Sea Bubble（Cresset Press，1960），p.95.Antoin E.Murphy，John Law，pp.188-212.
[74]Antoin E.Murphy，John Law：Economic Theorist and Policy-Maker，p.202.另见P.G.M.Dickson，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 1688-1756（Macmillan，1967），pp.90-156。
[75]John Carswell，The South Sea Bubble，pp.5，1-21.另见Gregory Clark，“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England，1540-1800”，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1996（24），pp.563-88。(www.xing528.com)
[76]Langford，Polite and Commercial People，p.214.
[77]这一说法见L.S.Sutherland，“Sampson Gideon and the Reduction of Interest，1749-50”，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1946（16），p.24。另见Jeremy Wormell，ed.，National Debt in Britain，1850-1930（9 vols.，Routledge，1999），I，p.154。
[78]Paul Langford，Polite and Commercial People，p.214；Charles Wilson，England's Apprenticeship 1603-1763（Longmans，1965），pp.324-5.
[79]Michael Sonenscher，“Republicanism，State Finances and the Emergence of Commercial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p.277.关于对博林布鲁克“爱国国王方案”的详细讨论及这一方案对英国政治学的持久影响请见David Armitage，“A Patriot for Whom？The Afterlives of Bolingbroke's Patriot King”，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1997（36），pp.397-418。
[80]Michael Sonenscher，“Republicanism，State Finances and the Emergence of Commercial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p.277.
[81]Henry St.John，Viscount Bolingbroke，“The Idea of a Patriot King”，in D.Armitage，ed.，Bolingbroke：Pol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276-7.
[82]Donald Winch，Riches and Poverty，pp.90-123.
[83]休谟，“Idea of a Perfect Commonwealth”，《散文集》，p.231。
[84]休谟，“British Government Inclines More to Monarchy or Republic”，p.32。
[85]同上文，p.59。
[86]John Davies，The Question Concerning Impositions，Tonnage，Poundage，Prizage，Customs，&c.Fully Stated and Argued，from Reason，Law，and Policy（London，1656），p.84.
[87]Ibid.，pp.84-5.
[88]休谟，《英国史》，V，p.274。
[89]同上书，p.59。
[90]详细分析请见C.G.A.Clay，Economic Expansion and Social Change：England 1500-1700（2 vol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I，pp.251-81；Paul Cheney，“Finances，Philosophical History and the‘Empire of Climate’：Enlightenment Historiography and Political Economy”，Historical Reflections，2005（31），pp.141-67。
[91]休谟，《英国史》，V，pp.146-7。
[92]休谟，《英国史》，VI，p.195。
[93]Richard Bonney，The European Dynastic States 1494-1660（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352-60.
[94]对英国内战前公共财政问题的概述请见Charles Wilson，England's Apprenticeship，pp.89-107。另见Stephen Dowell，A History of Taxation and Taxes in England：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4 vols.，Routledge，1965），I，pp.159-62。
[95]休谟，《英国史》，V，p.569。
[96]休谟，《英国史》，V，p.569。
[97]同上书，p.135。
[98]同上。
[99]同上书，pp.135-6。关于17世纪议会税收问题的详细讨论请见Michael J.Braddick，The Nerves of the State：Taxation and the Financing of the English State，1558-1714（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6），pp.91-109。
[100]休谟，《英国史》，V，p.137。
[101]同上。
[102]休谟，《英国史》，V，p.135。
[103]同上书，pp.135-6。
[104]同上书，p.138。
[105]同上。
[106]同上。这一观点基于爱德华·柯克（Edward Coke）的权威论述。具体参见Edward Coke，The Fourth Part of the Institutes of the Lawes of England；Concerning the Jurisdiction of Courts，4th edn（London，1669）。
[107]马克辛·伯格（Maxine Berg）和伊丽莎白·艾格尔（Elizabeth Eger）在以下作品中回顾了18世纪关于奢侈品的争论。“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uxury Debates”，in M.Berg and E.Eger，eds.，Luxu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Debates，Desires and Delectable Goods（Palgrave Macmillan，2003），pp.7-27.
[108]休谟，《英国史》，V，p.134。
[109]二十镑人是贵族以下的一个级别。
[110]休谟，《英国史》，V，pp.134-5。
[111]同上书，p.135。
[112]关于复辟后商人的政治影响请见Perry Gauci，The Politics of Trade：the Overseas Merchant in State and Society，1660-1720（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95-233。
[113]关于对担任公职的模式的概述请见Mark Goldie，“The Unacknowledged Republic：Officeholding in Early Modern England”，in T.Harris，ed.，The Politics of the Excluded，c.1500-1850（Palgrave Macmillan，2001），pp.153-94。
[114]休谟，《英国史》，V，p.247。
[115]休谟，《英国史》，VI，p.535。
[116]关于复辟后公共财政的发展请见Patrick K.O'Brien and Philip A.Hunt，“England，1485-1815”，in R.Bonney，ed.，The Rise of the Fiscal State in Europe，c.1200-1815（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53-100。
[117]John Brewer，Sinews of Power，p.100.
[118]Gabriel Riqueti Mirabeau，The Oeconomical Table：An Attempt towards Ascertaining and Exhibiting the Source，Progress and Employment of Riches，with Explanations，by the Friend of Mankind，the Celebrated Marquis de Mirabeau（London，1766），pp.164-5.
[119]Ibid.
[120]Arthur John Sargent，Economic Policy of Colbert（B.Franklin，1968），pp.20-43.
[121]转引自Takuo Dome，Political Economy of Public Finance in Britain，1767-1873（Routledge，2004），pp.12-13。
[122]Tim Harris，“‘Lives，Liberties and Estates’：Rhetorics of Liberty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II”，in T.Harris，P.Seaward and M.Goldie，eds.，The Politics of Religion in Restoration England（Wiley-Blackwell，1990），p.218.
[123]Josiah Tucker，A Brief Essay on the Advantages&Disadvantages which Respectively Attend France and Great-Britain，with regard to Trade（London，1749），p.42.
[124]Josiah Tucker，A Brief Essay on the Advantages&Disadvantages which Respectively Attend France and Great-Britain，with regard to Trade（London，1749），p.23.
[125]John Brewer，Sinews of Power，p.100.
[126]休谟，“Of Taxes”，pp.161-5。
[127]同上文，p.165。
[128]Paul Langford，The Excise Crisis，p.31.
[129]Ibid.，pp.26-43.关于针对沃波尔的伦敦反对派情况详见Nicholas Rogers，Whigs and Cities，pp.46-86。
[130]休谟，“Of Public Credit”，p.172。
[131]休谟，《英国史》，VI，p.234。
[132]同上书，p.159。Fernand Braudel，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II，p.525.
[133]Charles Wilson，England's Apprenticeship，p.225.
[134]休谟，《英国史》，VI，p.159。
[135]休谟，《英国史》，VI，p.159。
[136]同上书，p.146。
[137]同上。
[138]Stephen Dowell，A History of Taxation and Taxes in England，III，pp.72-9.道尔（Dowell）指出每月估价税通常是对穷人征收的；休谟没有提到这一不足之处。
[139]休谟，《英国史》，VI，p.159。
[140]休谟，《英国史》，V，p.430。
[141]同上书，p.501；休谟，《英国史》，VI，p.159。以下作品重申了这一点：Paul Langford，The Excise Crisis，p.31。
[142]休谟，《英国史》，V，p.292。
[143]休谟，《英国史》，VI，p.146。
[144]休谟，《英国史》，V，p.135。
[145]休谟，《英国史》，VI，p.534。
[146]同上。
[147]同上书，p.160。
[148]同上书，p.234。
[149]同上书，p.159。
[150]休谟，《英国史》，VI，p.159。
[151]同上书，p.535。
[152]同上书，p.366。
[153]同上。
[154]同上书，p.234。
[155]同上。
[156]同上书，p.163。
[157]同上。
[158]休谟，《英国史》，VI，pp.422-3。
[159]同上书，p.424。
[160]同上书，p.247。
[161]同上。
[162]关于1688年前欧洲公共借贷的历史背景，参阅David Stasavage，Public Debt and the Birth of the Democratic State：France and Great Britain，1688-178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51-67。
[163]休谟，《英国史》，V，p.128。
[164]休谟，《英国史》，VI，pp.207-8。
[165]休谟，《英国史》，V，p.298。
[166]休谟，《英国史》，VI，pp.253-4。
[167]Istvan Hont，Jealousy of Trade，pp.340-7.
[168]Ibid.，p.347.
[169]Robert W.Dimand，“David Hume on Canadian Paper Money：An Overlooked Contribution”，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2005（37），p.783.
[170]休谟，《新书信》，pp.100-5。
[171]同上书，p.101。
[172]同上。
[173]Istvan Hont，“Commercia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p.75.
[174]休谟于1766年8月5日写给杜尔戈（Turgot）的信。见休谟，《书信》，II，pp.74-7，88-95。1766年7月，杜尔戈邀请休谟参与法国利穆赞区农业协会（La Sociétéd'Agriculture du Limousin）举办的奖项评选，主题是论证并评估对地主收入间接征税的影响。休谟在其1766年8月5日写给杜尔戈的信中质疑了这一评选的前提，他认为应该缴税的是消费者，而不是地主。
[175]休谟，《知名人物书信》，p.148。
[176]休谟于1766年8月5日给杜尔戈的信。见休谟，《书信》，II，p.94。
[177]转引自休谟，《书信》，II，p.248，footnote 2。
[178]休谟，《书信》，II，p.248。
[179]同上。
[180]休谟，《书信》，II，p.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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