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铎君主制的困境和挑战

约翰·福特斯克（John Fortescue）在《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的区别：与英国宪政更为相关》（1471年）中区分了“王治政体（Dominium Regale）”和“政治与国王共治政体（Dominium Politicum&Regale）”^[139]。他认为：“王治政体下，国王可以根据自己制定的法律统治他的臣民，因此无须征得臣民的同意便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向他们征收赋税与其他贡物。而在第二种政体下，国王只能根据臣民认可的法律来统治，不能在没有征得臣民同意的情况下向他们征税。”^[140]尽管休谟没有提到这两个互相区别的概念，但这两个概念有助于人们理解《英国史》，尤其是理解书中确定都铎王朝君主制中政治主权来源的观点。都铎君主不像其他欧洲大陆的君主那样拥有征税权力，休谟认为这点很重要。都铎君主仰仗的是人们对国王绝对主权的共识。都铎王室享有广泛的政治主权，但没有可以加强政治主权的财政大权，因而在经济开始快速发展时期，王室政治权力和财政能力之间的差距也就越拉越大。这是都铎王朝君主制面临的主要困境，导致了王室和议会之间的冲突从伊丽莎白时代开始愈演愈烈。

在《论新闻自由》（1742年）这篇文章中，休谟赞同伏尔泰对伊丽莎白女王的赞美：她能与“既不受奴役又不能自由生活的那些桀骜不驯的英国人”和平共处^[141]。十几年后休谟在写作《都铎史》时，对伊丽莎白统治的看法却已截然不同，这从他把伊丽莎白政府与土耳其苏丹的专制统治相比可以看出：“［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政府与如今的土耳其政府纵然在很多细节上有所不同，却在以下这个方面颇为相似：君主拥有一切权力，但唯独没有征税的权力。”^[142]

休谟发现，伊丽莎白所拥有的近乎绝对权力是建立在由惯例支撑的超过“20种特权”之上的^[143]。除了最高法院外，女王还掌控着星法院和军事法庭^[144]。这些法庭不按一般法律程序运作，而是听命于拥有自由裁量权的女王^[145]。伊丽莎白女王虽然在国内享有几乎不受限制的大权，但没有臣民的同意她还是不能征税。土耳其苏丹由于没有征税权利而不得不“允许巴夏和总督敲诈勒索，之后他再从他们那里索要礼物或没收财物”^[146]。同样，伊丽莎白也不得不采取垄断权或专利等不寻常的手段来获得维持政府和保护国家所需的财富^[147]。

都铎君主制在运作的方式方法上与欧洲其他文明君主制大同小异。王室权力是“以欧洲的方式行使的，并没有体现在行政管理的方方面面；高强度使用特权的例子并不多见，不至于让人们感到财产受到威胁，也不会让人们彻底沦为奴隶”^[148]。君主要尊重贵族的财产和封建权利等欧洲习俗，这对王室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起到了约束作用^[149]。这确保了都铎王朝臣民能享有残暴的东欧政府统治下的民众无福享受的更广泛的自由。

都铎君主制和欧洲大陆的文明君主制虽然有相似之处，但在“征税”这点上两者截然不同^[150]。休谟在完成《都铎史》后撰写的《中世纪历史》中提到，自1399年开始征税成了议会一项无可争议的权利^[151]。当兰卡斯特家族丧失了这项权利时，王室的财政独立性就大为削弱了。土地可以在公开市场上交易，这使得封建法律逐渐遭到废弃，进而削弱了农业经济和封建庇护之间的关系。随着国际贸易和国内制造业带来越来越多的收益，很多新政策也相应出台，这些政策使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相互竞争，从而加强了都铎王室的政治实力。这也大大削弱了地方权贵和牧师的权力。

不过贸易在王室和议会之间埋下了发生冲突的隐患——不久之后就变成了公然冲突。如果都铎王朝保持从封建君主那里承袭下来的税收制度，这一冲突就不可能得到解决。尽管都铎王室对其臣民享有广泛的权力，但他们却无法重新获得征税权。部分原因在于，王室时常求助议会来限制贵族和牧师的权力，因此也就无法承担因为实际行使征税权的问题而与议会疏远所带来的后果。

在休谟的时代，谁要是敢声称伊丽莎白时代更像土耳其苏丹而非其他欧洲君主制，可谓是离经叛道^[152]。这种说法与博林布鲁克对伊丽莎白的称赞大相径庭。博林布鲁克曾称赞伊丽莎白是古宪法的守护者，在她统治之下的英国自由神圣不可侵犯。不出所料，用休谟自己的话说，他对女王专制政府的坦率直言“遭到了同时代人的厌恶”^[153]。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在1783年写给托马斯·波纳尔（Thomas Pownall）的信中就把休谟称作“肤浅的江湖郎中”：

（休谟）披着哲学经验主义者的外衣建立了一个系统，但却只配贩卖皇家专利授权出售的药物，且药物全是鸦片。他对伊丽莎白女王之前的英国宪政完全没有研究，只挑选了她最为专制的举动达到赞美斯图尔特王朝的目的：但他连女王的举动都曲解了；女王做出的最不堪的行为也都是针对贵族的，但斯图尔特王朝的行为则是针对人民的。因此女王的所作所为是出于对人民的义务；而专制主义最可憎的一点就是它打造的不是一个独裁者，而是一千个独裁者。^[154]

沃波尔明显误会了休谟的意图。休谟将伊丽莎白政府和土耳其专制主义之间作比较，意在证明都铎君主制是专制主义和王室财政依赖性矛盾的结合体。因为这样可以看出都铎君主制与欧洲其他文明君主制不同，但都铎王朝的继任者没能理解这些不同，导致在伊丽莎白时代以后王室与议会的关系持续恶化。

休谟意在强调，赋予君主广泛的权力但又不同时赋予其征税权将会带来危险。在他的时代，常常出现英国的自由依赖于君主没有征税权这一论调。波科克曾对这一话题详细探讨过，他认为这种论调出现的根源在于习惯法传统以及对古宪法的想象，而这两点已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扎根了^[155]。在《对英国法律的赞美》（大约1470年）中，福特斯克称：“他（国王）根据自己制定的法律，在未经臣民同意的情况下他是不能拿走臣民东西的。国王和他的侍臣、官员未经议会代表的整个国家明确同意，也不能向臣民征收地租、补贴或施以其他负担，不得修改法律，也不能制定新的法律。”^[156]

休谟与福特斯克观点不同，他认为对君主征税权的体制制约对英国政府十分不利。在《论税收》（1752年）一文中，休谟指出：“（英国君主）如果可以像欧洲君主一样征税，那他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就可以统一，他就会立刻感受到这些滥征钱财的行为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就会发现以如此不公平的强制方法收来的一先令可能会比正常征税得来的一英镑带来的负面效果更大。”^[157]

休谟认为，都铎王朝因为没有王室收入才不得不“以间接的方式”蚕食议会的税收特权，进而阻碍了贸易和工业的发展^[158]。他并不赞同对“葡萄干、盐、铁、粉、卡片、牛皮、兽皮、牛小腿腿骨、鲸油、布料、钾盐、茴香、醋”等基本生活用品设立大量专利^[159]。他将政府对贸易施加的法律法规视为不必要的障碍，认为国内专卖权是“在之前任何时代、任何政府统治之下都没出现过的不公平之事，是当下最让人不可容忍的事，带来的后果也是最恶劣的”^[160]。此外，伊丽莎白女王的专卖权限制了几乎所有国内工业的发展。“她谋划失误，没能通过这一系列举动实现自己的目标，更别提让人民更富裕了。”^[161]

休谟指出，专卖权和专利的发明“十分有害，如果她当时按这个势头发展下去，英国这个曾经坐拥财富、技术和贸易的国度现在可能和摩洛哥或者巴巴里海岸地区一样只有很少的工业了”^[162]。此外，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国内外贸易都只能委托给有限的几家公司，工业发展的范围也受到了限制。休谟举了伊丽莎白给予莫斯科威公司（Muscovy Company）垄断权作为反例：“看这位名声在外的伊丽莎白女王的所作所为，她还不如这位野蛮人［指俄罗斯沙皇伊万四世］对贸易的认识到位！”^[163]

在休谟看来，这位女王的特权造成了税收的理论与实践脱节^[164]。她对税收进行的创新完全是专制的，例如实施征发特权、优先购买权、恩税、一般贷款、监护权和专卖权，因为这些税种无须议会同意即可征收。征发特权是指“王室官员可以随意从所有附近的郡县为王室拿取物品，可以使用农民的马车；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是固定不变且明确规定的”^[165]。由于这些价格是在“西印度群岛发现前”制定的，“已远远低于现行市场价格”，征发特权成为贸易无法承受的负担。议会常常会接到对于滥用征发特权和优先购买权、国库官员腐败、用不道德手段征收恩税和使用监护权的控诉^[166]。

休谟以船舶吨税和按磅缴纳的重量税法案作为例子，说明并没有明确规定说明君主是否保留了征收此类税收的权利^[167]。议会一方面赋予了亨利八世在其统治期内征收船舶吨税和重量税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对在法案还未通过前没有缴税的人进行了谴责。因此，很难说这一权利是否真正归王室所有。

休谟观察到，在伊丽莎白政府统治时期收取王室收入成为国家事务，因为伊丽莎白政府区分了君权和议会特权之间的界限。伊丽莎白政府为了完成捍卫自由和宗教的艰巨使命需要持续的资金支持，这又迫使女王不得不绕过议会征收其他税收和贷款。同时，下议院认为决定具体数额是他们的特权，不应受到贵族和枢密院官员的干涉^[168]。

在战争资金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加剧了冲突。休谟认为，伊丽莎白选择支持法国和荷兰的“派系和创新”政策是当时最明智的策略，因为这一政策削弱了相对更为强大的法国，而对相对较弱的西班牙有所帮助^[169]。不过，女王发现要满足战事需求已非常困难，因为议会当时已经开始拿物品供应为筹码向女王索要特许权。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威胁迫在眼前，获取物品供应又越来越难，于是女王卖掉了很大一部分土地。此外，女王还要采取基础货币等别的措施以满足驻爱尔兰军队的需求^[170]。这一切都对她的继承人——斯图尔特王朝的财政管理十分不利^[171]。

值得注意的是，伊丽莎白很不愿意为了物资而向议会求助，而是通过节约开支满足财政需求。不过，即使与西班牙的战争结束了，日益增长的财政需求还是让女王越来越依赖于议会提供的物资，这有助于下议院缓慢地稳步提高其在都铎王朝议会中的地位。因此，传统上由下议院把持的征税权成了女王专制统治的制约力量^[172]。这个武器变得尤其“宝贵……，因为在此之后这一武器帮助议会榨取了所有其他王室特权”^[173]。

随着城市商人的崛起及其在议会中的权力逐渐增强，下议院越来越看重征税问题。休谟认为，王室绕过议会征收税和其他贡物成了一个宪政问题，因为这些税逐渐与爱德华·柯克（Edward Coke）要求的臣民“免受监禁、有途径通达女王［即伊丽莎白］、言论自由”等权利联系起来^[174]。尽管女王在其中几点上作了让步，但她仍在捍卫绕过议会依照她本人吩咐征税的合法性。她要求言论自由不应超越声明“是或否”的自由。这也就是说议会不应干涉国家事务，不应“意图改革教会，或在共和国内革新”^[175]。伊丽莎白驳回了下议院反对专卖权的请求，坚持她的特权是“花园中最夺目的花朵，王冠上最核心、最璀璨的珍珠”^[176]。

女王仍然全权行使发布公告的权力，这让休谟无法同意辉格党的立法大权基本上一直掌握在下议院手中的传统观点^[177]。波科克认为：“从宗教改革到J.H.朗德（J.H.Round）的文章和研究发表前不久，英国历史学中一直充斥着一种蓄意为之且蒙昧无知的假设：我们的制度从一开始就自然而然是议会制。”^[178]休谟对都铎政治的分析驳斥了这个在他的时代十分流行的假设。事实上，休谟最有意思的史学观点之一是，他认为，都铎议会其实并不是一股集中对抗王室绝对权力的、正在崛起的政治势力，而是完全服从王室意愿，甚至对王室主权的发展起促进作用的力量。从都铎王朝建立之日起，议会一直被视为巩固王权的一种方法。都铎王朝的监督权允许议会通过法律，虽然这一点有助于议会权力的逐渐发展，但议会从未被视为一个拥有法律权利的机构。

休谟理解到，伊丽莎白因为拥有召集和解散议会的权力而一直处于政治生活的中心。更重要的是，议会是服务于一些具体的政治目标的，而只有女王及其枢密院有权确定这些政治目标^[179]。他引用伊丽莎白的话，说明枢密院官员“不应被视为宫廷普通的骑士和贵族，骑士和贵族只有在不开议会时才担任顾问”，而枢密院官员则是“常设顾问”，“由于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周到服务，奉令来这个国家的委员会任职”^[180]。枢密院的存在是为王室的利益服务，因为各位官员能否任职全看女王意思。休谟认为这是“古宪政”的真正运转机制，它用真正“古代”的方式支持臣民的自由和财产。

休谟在《都铎史》一书中阐明了君主制本质上可以适应习俗演进这一观点。君权是臣民自由的保护者而不是敌人。他认为，把这一观点传达给读者可以治愈辉格派史学给英国政治学带来的弊病。贸易的兴起为都铎王朝带来了机遇，使之有可能彻底击垮已在衰落的贵族权力，并在封建体系的废墟之上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制度^[181]。休谟强调了都铎君主的立法者身份，说明他们与封建君主相比如何更好地保护了个人财产和生命自由。

通向自由之路并没有在斯图尔特时代戛然而止，部分在于不断发展的贸易促进了强大的中产阶级兴起，他们逐渐成为王室特权的强劲对手。休谟认为，作为政治权力的主要来源，舆论在斯图尔特王朝就位后已不可逆转地背弃君权，转而支持自由。政府变革之后总是需要一定时间舆论才会改变，而这个时间差可能是几代人。此外，世俗自由和宗教自由之间的相互影响十分复杂。休谟指出，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之后，即在詹姆士一世时代，“自由的崇高原则打着清教徒谬论的旗号生根传播”^[182]。因此，斯图尔特君主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王室特权虽在都铎王朝时起到了强化法律和自由的作用，但却逐渐被视为法律和自由的主要绊脚石。

休谟的《都铎史》挑战了当时人们对君主制政府如何通过贸易活动进行改革的假设。他认为，君主制是推动生命和财产自由发展的重要因素。他对都铎政府的分析说明，君主制在都铎王朝的法律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中枢作用，而法律的发展反过来推动了斯图尔特王朝自由和公正的发展。《都铎史》一书强调现代君主制是对贸易财富追求的产物，乃至称得上是其直接结果。贸易通过将部分主权给予君主，进而给予法律和司法，从而决定了政治生活的架构。贸易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形成了专制或近乎专制的政府，另一方面则使中产阶级的需求日益增多。

因此，君主会威胁自由这一论点是完全错误的。休谟揭示了君权在都铎王朝的优势地位只是从君主制向民主政府过渡的政治“潮流”的一部分^[183]。这意味着，如果都铎王朝没有建立其独特的法律和行政运作方式，就不会有出现在18世纪的欧洲独一无二的英国自由。如果用制约君主权力的方法实现自由，不但会适得其反，恐怕还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危险。

【注释】

[1]休谟，《书信》，I，pp.167-8。

[2]同上书，p.249。

[3]J.G.A.Pocock，Barbarism and Religion，II，p.223.

[4]Sylvana Tomaselli，“Political Economy：The Desires and Needs of Pres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in C.Fox，R.Porter and R.Workler，eds.，Inventing Human Science：Eighteenth-Century Domain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298.

[5]休谟，“Of Civil Liberty”，p.52。

[6]同上文，p.56。参考Tatsuya Sakamoto，“Hume's Political Economy as a System of Manners”，T.Sakamoto and H.Tanaka，eds.，The Ris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Routledge，2003），pp.88-92。

[7]休谟，“Of Civil Liberty”，p.56。

[8]同上文，p.51。休谟指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The Prince，1532年）。

[9]休谟，“Of Civil Liberty”，pp.52-3。另见Istvan Hont，“Adam Smith's History of Law and Government”，in R.Bourke and R.Geuss，eds.，Political Judg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162-4。

[10]休谟，“Of Civil Liberty”，pp.51-2。

[11]休谟，《英国史》，III，p.79。

[12]休谟，“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散文集》，p.68。

[13]同上文，p.69。

[14]同上。

[15]休谟，《英国史》，III，p.80；Duncan Forbes，“Politics and History in David Hume：David Hume politico e storico by Giuseppe Giarrizzo”，The Historical Journal，1963，6，p.286。

[16]休谟，《英国史》，III，p.80。

[17]休谟，《英国史》，III，p.80。另见Duncan Forbes，“The European，or Cosmopolitan，Dimension in Hume's Science of Politics”，The Journal for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1978，1，pp.57-60；J.G.A.Pocock，“England under the House of Tudor：Monarchy，Europe and Enthusiasm”，Barbarism and Religion（5 vol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II，pp.222-40。

[18]休谟，《英国史》，III，p.79。

[19]休谟，《英国史》，IV，p.380。

[20]同上。

[21]休谟，《英国史》，III，p.369。

[22]休谟，《英国史》，IV，p.380。

[23]同上。受一位匿名的“明智作者”的影响，休谟认为限制玉米出口的政策与人口持续减少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休谟所说的“明智作者”的作品，即其匿名发表的A Compendious or Briefe Examination of Certayne Ordinary Complaints of Divers of our Countrymen in These Our Dayes（London，1581）。尽管这本书在18世纪以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名义出版，但休谟并未确认此事。

[24]休谟，《英国史》，III，p.370。

[25]同上书，p.79。

[26]同上书，p.330。

[27]同上。

[28]同上。

[29]同上书，p.79。

[30]休谟，《英国史》，IV，p.385。

[31]休谟，《英国史》，III，p.370。

[32]休谟，《英国史》，IV，p.384。

[33]同上。

[34]J.G.A.Pocock，Barbarism and Religion，II，pp.223-4.

[35]休谟，《英国史》，IV，pp.384-5。

[36]同上书，p.384。

[37]同上书，pp.384-5。

[38]关于对培根在本作品中的政治立场的分析，参阅Jerry Weinberger，“The Politics of Bacon's‘History of Henry the Seventh’”，The Review of Politics，1990（52），pp.553-81。

[39]Francis Bacon，“Maxims of the Law”，in J.Spedding，R.L.Ellis，and D.D.Heath，eds.，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14 vols.，Cambridge，1863），VII，pp.314-15.请见Theodore K.Rabb，“Francis Bacon and the Reform of Society”，in T.K.Rabb and J.E.Seigel，eds.，Action and Convic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9），pp.183-8；Hugh Trevor-Roper，The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Religion，the Reformation and Social Change（Liberty Fund，1969），p.6.

[40]Francis Bacon，The Historie of the Raigne of King Henry the Seventh（London，1622），p.72.

[41]Ibid.，pp.71-5.

[42]Ibid.，pp.71-2.

[43]James Harrington，“The Art of Lawgiving”，in J.G.A.Pocock，ed.，The Political Works of James Harrington（2 vol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II，p.659.哈林顿批判培根没有认识到亨利七世的法律，即反对限嗣继承和侍从的法律，对打破男爵权力起到了灾难性的作用，因为“正是这些法律的制定，现在将君主制完全毁灭”。另见休谟，《英国史》，III，pp.74-80。

[44]J.G.A.Pocock，Ancient Constitution，pp.128-31.

[45]关于20世纪就乡绅兴起的辩论，即主要在20世纪30至50年代发生的辩论，请见R.H.Tawney，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Longmans，Green and Co.，1912）；R.H.Tawney，“The Rise of the Gentry，1558-1640”，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41（11），pp.1-38；Lawrence Stone，“The Anatomy of the Elizabethan Aristocracy”，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1948（18），pp.1-53；Hugh Trevor-Roper，The Gentry 1540-1640；Lawrence Stone，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1558-1641（Clarendon Press，1956）.

[46]J.G.A.Pocock，Ancient Constitution，pp.131-41；R.H.Tawney，“Harrington's Interpretation of His Age”，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1941（27），pp.199-223.

[47]James Harrington，“The Prerogative of Popular Government”，in The Political Works of James Harrington，I，p.436.

[48]Ibid.，另见波科克就哈林顿引用培根的话进行的评论。J.G.A.Pocock，“The Commonwealth of Oceana”，in The Political Works of James Harrington，I，p.158，footnote 1。

[49]James Harrington，“The Prerogative of Popular Government”，in The Political Works of James Harrington，I，p.408.

[50]James Harrington，“The Art of Lawgiving”，in The Political Works of James Harrington，II，p.665.

[51]休谟，“Whether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nclines More to Absolute Monarchy or to a Republic”，《散文集》，p.28。

[52]同上。

[53]J.G.A.Pocock，Ancient Constitution，p.141.

[54]休谟，《英国史》，III，p.77，footnote l。该法案即4 Hen.VII.c.24。另见J.G.A.Pocock，Barbarism and Religion，II，p.223。波科克评价说，休谟和亚当·斯密在这一观点上可能有联系。这很有可能，据说休谟出版了《都铎史》的几年之后，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曾就这一主题发表演讲。

[55]休谟，《英国史》，IV，p.384。

[56]Neil Mc Arthur，David Hume's Political Theory：Law，Commerce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Government（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Scholarly Publishing，2007），pp.111-12.麦克阿瑟（Mc Arthur）指出，有人（Ephraim Chambers，Cyclopaedia，1728，1.21）曾就亨利七世反限定继承的法律进行过更为深入的探讨。然而，就像麦克阿瑟所言，这部法律在休谟的时代常常被人忽略，只被一位匿名者在这本书［An Essay on Civil Government in Two Parts（London，1743）］中提及过一次（p.239）。

[57]休谟，《英国史》，III，p.77。

[58]Adam Smith，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p.261.斯密同意这一观点，即“在封建政府中贵族的权力衰落了，原因和它在别处衰落的原因一样，即艺术、贸易和奢侈品的引入”。另见Adam Smith，Wealth of Nations，I，pp.419-22。

[59]休谟，《书信》，I，p.261。

[60]同上书，p.262。详见Neil Mc Arthur，David Hume's Political Theory，p.112。

[61]休谟，《英国史》，III，p.80。

[62]休谟，《英国史》，II，p.443。

[63]Henry Home Kames，Historical Law Tracts（Edinburgh，1758），pp.189-216；Henry Home Kames，“Considerations upon the State of Scotland with Respect to Entails”，reprinted in W.C.Lehmann，Henry Home Lord Kames and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The Hague，1971），pp.327-45；Adam Smith，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p.524.关于苏格兰针对限嗣继承的争论，请见Nicholas Phillipson，“Lawyers，Landowners，and the Civic Leadership of Post-Union Scotland”，pp.171-94；Freclrik Albritton Jonsson，Enlightenment's Frontier，pp.15，26-7。

[64]Nicholas Phillipson，“Lawyers，Landowners，and the Civic Leadership”，pp.171-94.

[65]John Dalrymple，An Essay towards a General History of Feudal Property in Great Britain（London，1757），pp.133-59；Considerations on the Polity of Entails in a Nation（Edinburgh，1765）.另可参见Nicholas Phillipson，“Lawyers，Landowners，and the Civic Leadership”，p.191。菲利浦森认为，在苏格兰这些提议没有什么结果，限嗣继承直到很久之后才废除。限嗣继承于2000年正式在苏格兰被依法废除；法案是2000 asp 5。

[66]Nicholas Phillipson，“Lawyers，Landowners，and the Civic Leadership of Post-Union Scotland”，p.191.另见J.G.A.Pocock，Politics，Language and Time，pp.104-47；Ancient Constitution，pp.124-47。

[67]这些法律包括3 Hen.VII.c.1&12，11 Hen.VII.c.3&25，and 19 Hen.VII.c.14。

[68]休谟，《英国史》，III，pp.75-6。

[69]David Starkey，Monarchy：from the Middle Ages to Modernity（Harper Press，2007），p.5.

[70]Ibid.斯密在《国富论》中使用了“华而不实的小玩意（trinkets and baubles）”这个短语。参见Adam Smith，Wealth of Nations，III，p.421。

[71]休谟，《英国史》，IV，p.383。

[72]休谟，《英国史》，IV，p.383。

[73]3 Hen.VII.1&12，11 Hen.VII.3&25，and 19 Hen.VII.14.

[74]休谟，《英国史》，III，pp.75-6。

[75]休谟，《英国史》，IV，p.385。

[76]休谟，《英国史》，III，p.80。

[77]同上书，p.365。

[78]3 Hen.VII.c.2，4 Hen.VII.c.13 and 11 Hen.VII.c.15.

[79]休谟，《英国史》，III，p.48。(www.xing528.com)

[80]休谟，《英国史》，IV，p.365。

[81]休谟，《英国史》，III，p.67。

[82]同上书，p.77。

[83]休谟，“Of the Coalition of Parties”，《散文集》，p.209。

[84]同上。

[85]休谟，《英国史》，III，pp.74-5。

[86]同上书，p.196。

[87]同上。

[88]同上。

[89]同上。

[90]同上书，p.385。

[91]Richard B.Sher，Church and Universit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The Moderate Literati of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85），pp.59-62.另见John Waldimir Price，“Hume's Concept of Liberty and‘The History of England’”，Studies in Romanticism，1966（5），pp.144-5。针对休谟及其温和派朋友的指责大多发表于小册子上，例如，An Analysis of the Moral and Religious Sentiments Contained in the Writings of Sopho［Kames］，and David Hume，Esq.（Edinburgh，1755），通常认为这些由约翰·博纳牧师负责，以及Daniel MacQueen，Letters on Mr Hume's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Edinburgh，1756）。关于上流社会的更多信息，详见Roger Emerson，“The Social Composition of Enlightened Scotland：the Select Society of Edinburgh，1754-1764”，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1973（114），pp.291-330。

[92]Ernest Campell Mossner，The Life of David Hume，2nd ed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p.306-7.

[93]Donald W.Livingston，Hume's Philosophy of Common Life；Scott Yenor，“Revealed Religion and the Politics of Humanity in Hume's Philosophy of Common Life”，Polity，2006（38），pp.395-415；Will R.Jordan，“Religion in the Public Square：A Reconsideration of David Hume and Religious Establishment”，The Review of Politics，2002（64），pp.687-713.

[94]Hugh Blair，The Importance of Religious Knowledge to the Happiness of Mankind（Edinburgh，1750），pp.32-3.

[95]这个“前言”最终被休谟删掉了，从未出版，现在在剑桥国王学院以手稿的形式保存。David Hume，Preface to 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Containing the commonwealth，and the reigns of Charles II and James II，1757（The Papers of John Maynard Keynes，King's College Archive Centre，Cambridge，JMK／PP／87／33）.

[96]Will R.Jordan，“Religion in the Public Square”，p.702.约旦（Jordan）认为，休谟之所以提倡给神职人员发薪水，是因为这一做法使牧师受到了世俗权力的限制。

[97]David Hume，History of Great Britain，under the House of Stuart：Containing the Reign of James I and Charles I（Edinburgh，1754），p.10.关于休谟针对宗教发表的哲学观点，参阅John Passmore，“Enthusiasm，Fanaticism and David Hume”，in P.Jones，ed.，The‘Science of Man’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Hume，Reid and their Contemporaries（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89），pp.85-107。

[98]休谟，《英国史》，III，p.136。

[99]转引自Mark Salber Phillips，Society and Sentiment：Genres of Historical Writing in Britain，1740-1820（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59。原载于Joseph Towers，“Observations on Mr.Hume's History of England”，in Tracts on Political and Other Subjects（3 vols.，London，1796），I，p.319。

[100]休谟，“Of Superstition and Enthusiasm”，Essays，Moral and Political（Edinburgh，1741），pp.141-51。

[101]休谟，《英国史》，III，p.324。

[102]休谟，《英国史》，III，p.206。

[103]David Hume，History of Great Britain（Edinburgh，1754），p.7.

[104]休谟，《英国史》，III，p.324。

[105]同上书，p.210。

[106]同上书，p.211。

[107]同上书，p.210。

[108]同上书，p.203。

[109]休谟，《英国史》，III，p.186。

[110]同上书，p.128。该法令为23 Hen.VIII.c.9，对这一法令进行了审核：Act 25 Edw.III.c.22。

[111]休谟，《英国史》，III，p.194。休谟回顾了这场诉讼发生的背景，发现亨利是在没能成功使议会发起弹劾后才提起诉讼的，这证明求助中世纪法令是亨利的最后一根稻草。

[112]该法案是24.Hen.VIII.c.12。

[113]休谟，《英国史》，III，p.199。

[114]同上。

[115]同上书，p.195。

[116]休谟，《英国史》，III，pp.323-4。

[117]同上书，p.228。

[118]同上书，p.227。

[119]同上书，p.136。

[120]同上书，pp.255-6。

[121]同上书，p.255。William Dugdale，The Antiquities of Warwickshire Illustrated；from Records，Leiger-Books，Manuscripts，Charters，Evidences，Tombes，and Armes（London，1656），p.800.

[122]休谟，《英国史》，III，p.255。

[123]休谟，《英国史》，III，p.369。

[124]同上。

[125]同上书，p.392。

[126]同上书，pp.230，287-8。

[127]26 Hen.VIII.c.13，32 Hen.VIII.c.12，and 22 Hen.VIII.c.14.

[128]23 Hen.VIII.c.1.

[129]37 Hen.VIII.c.17.

[130]31 Hen.VIII.c.8.

[131]休谟，《英国史》，III，pp.266-7。

[132]同上书，p.339。

[133]同上书，pp.353-4。

[134]同上书，p.353。

[135]同上书，p.365。

[136]休谟，《英国史》，IV，p.12。

[137]休谟，《英国史》，IV，p.10。该法案为1 Eliz.c.1。

[138]同上书，p.11。

[139]John Fortescue，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 Absolute and Limited Monarchy：as It More Particularly Regards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London，1724），p.1.

[140]Ibid.，pp.2-3.

[141]休谟，“Of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散文集》，p.2。Voltaire，La Ligue：ou，Henry le Grand；poëme epique（Geneva，1723）.见John Hervey，Ancient and Modern Liberty Stated and Compared（London，1734），p.24。赫维（Hervey）与休谟观点相近：“在这段时期［即伊丽莎白时期］，特权的缰绳从未像现在这样抓得这么紧，奴隶制的枷锁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在人们脖子上锁得这么牢。”

[142]休谟，《英国史》，IV，p.360。

[143]同上书，p.367。

[144]同上书，pp.356-8。

[145]同上书，p.356。

[146]同上书，p.360。

[147]同上书，pp.360-1。

[148]同上书，p.370。

[149]休谟，《英国史》，IV，p.370；Jeremy Black，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Britain and the Continent（Palgrave，1994），p.124。布莱克（Black）将此作为英国和欧洲大学政治文化相似性的证据。

[150]休谟，“Of the Origin of Government”，《散文集》，p.23。

[151]休谟，《英国史》，II，p.318。

[152]休谟，《英国史》，IV，p.360。

[153]休谟，“My Own Life”，《MPL散文集》，p.38。

[154]引自休谟，《知名人物书信》，p.2，footnote。Horace Walpole，Private Correspondence of Horace Walpole，Earl of Orford（London，1820），p.347.

[155]J.G.A.Pocock，Ancient Constitution，pp.30-69.

[156]John Fortescue，De Laudibus Legum Angliae（London，1616），p.84.

[157]David Hume，Political Discourses（Edinburgh，1752），p.122.

[158]休谟，《英国史》，IV，p.361。

[159]同上书，p.344。

[160]休谟，《英国史》，III，pp.446-7；IV，pp.336，364。

[161]休谟，《英国史》，IV，p.374。

[162]同上书，pp.360-1。

[163]休谟，《英国史》，IV，p.376。

[164]John Guy，“Monarchy and Counsel：Models of the State”，in P.Collinson，ed.，The Sixteenth Century 1485-1603（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113-42.

[165]休谟，《英国史》，IV，p.272。

[166]同上书，pp.303-4。

[167]休谟，《英国史》，III，p.326。

[168]休谟，《英国史》，IV，p.288。

[169]同上书，p.55。Eliga H.Gould，“Foundations of Empire，1763-83”，in S.Stockwell，ed.，The British Empire：Themes and Perspectives（Blackwell，2008），p.23；Wade L.Robison，“Hume the Moral Historian：Queen Elizabeth I”，The European Legacy，2013（18），pp.576-87.

[170]休谟，《英国史》，IV，p.341。

[171]同上书，p.303。

[172]同上书，p.285。

[173]同上书，p.361。

[174]同上书，pp.285-6。Edward Coke，“Three Petitions—Liberty of Speech，Freedom from Arrest，and Free Access for Parliamentarians；Laws；Coke as Speaker”，The Selected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Sir Edward Coke（3 vols.，Liberty Fund，2003），edited by S.Sheppard，III，pp.1187-93.

[175]休谟，《英国史》，IV，p.285。

[176]同上书，p.304。

[177]同上书，p.363。

[178]J.G.A.Pocock，“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Origins of the Commons，1675-88；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English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Thought”（unpublished D.Phil.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mbridge，1952），p.207.

[179]休谟，《英国史》，IV，pp.363-4。

[180]休谟，《英国史》，IV，p.289。

[181]G.R.艾尔顿（G.R.Elton）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中也提到了相似观点。参见G.R.Elton，The Tudor Revolution in Government：Administrative Changes in the Reign of Henry VII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7），especially pp.42-69。不过，艾尔顿在资料来源中没有提到休谟。

[182]休谟，《英国史》，IV，p.261。

[183]休谟，“British Government Inclines More to Monarchy or Republic”，《散文集》，p.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