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君主制：进步和法治的保障

斯尔瓦纳·托玛瑟利（Sylvana Tomaselli）认为：“任何对17世纪和18世纪政治经济学本质的描述，无论是否被视为原创，都得从休谟提供的线索中获益。”^[4]这个线索是指，要想理解现代政治，必须要把现代社会与它之前的社会和经济情况进行对比。休谟在《论自由和专制》（“Of Liberty and Despotism”，1741年）一文中写道：“贸易作为一项国家事务是从上个世纪以后才开始的；几乎没有一位古代政治思想家有过这方面的论述。”^[5]他认为，贸易崭新的政治角色扩展了政治的界限，进而翻开了欧洲历史的新篇章。在早期的现代欧洲，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是：在家丁制度被废除后，才有剩余劳动力推动城市发展。在自由政府统治下，这一过程促使了对君主制政府法律和治国术的采纳，从而在这些方面得到了很大进展。而君主制政府实行了一种新型的法治体系，即文明君主制^[6]。休谟认为，文明君主制是“一个法治，而非人治的政府”^[7]。相比古老的封建君主制，文明君主制可以更有效地保障生命和财产，因为在这种政治制度中君主制定并遵守法律。

在此基础上，休谟驳斥了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关于君主制政府“具有极大缺陷”的观点：“在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中，几乎没有一个准则未被之后的经验证伪。”^[8]休谟称，马基雅维利只会盯着“古代残暴的政府”和“意大利那些混乱的小王国”，没能预见到贸易和工业的兴起会使君主制政府走向中央集权，从而不可逆转地改变君主制政府的本质^[9]。

休谟强调文明君主制依靠的不再是君主的个人能力：“几乎欧洲所有君主现在都受大臣制约；这种情况已持续近两个世纪；然而（大臣将君主赶下王位的情况）从未发生，也不可能发生。”^[10]通过强调大臣们扩大的职责范围，他指出管理政府这一职责已从君主转移到准专业的政府官员手中。休谟在《都铎史》中再次提及这一重要观点，在都铎王朝里，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和赫特福德伯爵（Earl of Hertford）等大臣在实施政府政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大臣们的实际管理并不意味着他们行使君权。都铎王朝的君主与欧洲其他王朝的国王一样，是“一切国家事务的主导”^[11]。

休谟提出的“文明君主制”概念同时涵盖了君主专制和由法律保卫的个体自由，这个组合乍看之下似乎前后矛盾。但是，他论证了贸易的兴起如何将封建无政府状态变成君主专制，以及这一过程如何使生命财产更加安全。封建政府“遵循的唯一秘密准则就是把所有权力交给每位管理者或治安法官，并将民众分为三六九等”^[12]。然而，在文明君主制中，“只有君主本人在行使君权时不受制约，此权利只受限于习惯、先例和他对自身利益的判断”^[13]。整个国家都必须“服从普遍法律”，连最显贵的大臣也不例外，“人们只能依赖他们的君主确保财产安全。因为君主远离大众，不参与私人之间的嫉妒或利益纷争，所以这种依赖几乎感觉不到”^[14]。因此，封建国王是拥有最多领地的人，而现代君主则是一个周密的法律体系的首脑。

休谟主张，现代欧洲的君主专制是由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航海发现推动的^[15]。他写道：“这些重要事件给欧洲各国带来了重大影响，甚至那些与航海事业并无直接联系的国家也深受影响。”^[16]休谟将英国政府的变迁与新大陆的发现联系起来是一项史学上的创新。与他同时代的很多人，尤其那些所谓的“爱国者”，相信英国的混合政体可以追溯至撒克逊祖先的古老宪政，与欧洲大陆的领土国并无相似之处。休谟则认为，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都因新大陆的发现获得了贸易现代化的推动力。

这些地理大发现以后：

在某些国家中，平民百姓通过财产的积累增加了特权；在绝大多数国家中，贵族因为再也无法忍受原始的生活方式放下了武器，于是君主们只好建立常备军［来保卫国家］，［而这些常备军的存在］压制了人民的自由；但是无论在哪里，民众的处境都得到了极大的改观，之前与其说他们被当地的小地主们管理，不如说被压迫，而现在人民即使没有得到全部的自由，也尽可能多地享受了自由带来的好处。^[17]

毋庸置疑，休谟认为，都铎王朝统治下不断增强的君主权利与欧洲贸易和工业的发展不无关联^[18]。由于地主们越来越关注经济效率，农业经济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看到传统的土地管理方法无法有效提升效益，“要么圈地，要么把许多小农场兼并为几个大农场”，因此遣散家丁，将土地变成一个利润更高的投资。休谟指出，这成了中央集权的一项重要条件。他注意到，封建时代限制农产品（主要是玉米）出口成为惯常做法，这种做法一直到亨利四世时才有所减少，而完全废除则要到后来的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国内市场玉米过多，不可避免地导致玉米价格下降。因此，如果禁止出口，耕种土地就会无利可图。与此同时，出口“所有牧业产品，例如羊毛、兽皮、皮革、兽脂等”却毫无限制^[19]。休谟认为，这种情况导致“圈地增多和耕作退化”的现象，因为放牧牲畜对地主们来说利润更多^[20]。

休谟认为圈地之所以出现，另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是16世纪欧洲技术的迅速兴盛和贸易的急速扩张。“农业知识”作为一种手工操作的技术比“制造业”发展缓慢，因为它需要“最多的思考和经验”^[21]。这就自然会导致经济活动从耕种转向畜牧业和羊毛生产。休谟观察到，(www.xing528.com)

国内外对羊毛的需求大幅增长；人们发现畜牧比技术低下的耕种更加有利可图；整片庄园都因圈地而荒芜；佃户们因被认为是无用的负担而被驱逐出住处：甚至连那些小农场主们也由于没有了之前喂养牲畜的公地陷入了贫困中；整个王国中不仅民众生活水平降低了，国家财富也没有之前那么多了^[22]。

圈地直接导致农业发展不振，民众陷入贫困，人口也有所减少^[23]。大规模圈地严重影响了农民和小农场主们，因为他们的生计完全依赖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休谟引用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名言：“在英国，羊已经成了比狮子和狼还要贪婪的动物，它们吞噬了整个村庄、城市和郡。”^[2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都铎王朝早期曾多次尝试限制圈地，但都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封建时代的人们对商业经济逻辑并不理解，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提高人们对农业的兴趣。弗朗西斯·培根曾赞扬亨利七世用立法手段“抵制圈地和保留农庄”，但休谟认为强迫地主保留农庄或强迫农民进行农耕并不一定能推动农业发展，因为这样做既不能增进人们对农业的了解，也不会让人们有动力精耕细作。“如果农民了解农业，货物也有现成的渠道销出，那么我们就无须担心国内耕地的人口减少了。”^[25]

鉴于亨利七世之后又有几部限制圈地的法律被颁布的事实，休谟认为“放弃耕种、将田地变为牧场而导致人口减少的现象仍在发生”^[26]。尽管这些法律规定，不得同时蓄养超过2 000只羊，有些地主实际上同时养了24 000只羊^[27]。亨利八世时，立法已经不能阻止人们圈地了，这主要是因为议会在改善农业方面的观点有误。休谟指出，当时的议会错误地认为“羊肉价格提高”的原因是“羊数量的增多”，然而实际上原因可能是市场上的“货币与日俱增”^[28]。议会认为，少数人垄断了羊群蓄养是畜牧业产品价格增长的主要原因。因此，议会认为，如果要降低价格，农场不应被允许在市场上销售。休谟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之后的几届都铎议会应该更关注如何增进人们对制造业的了解，以及如何促进畜牧业产品的自由交易。他写道：“农业……只有在制造业发展的情况下，才能更有效地发展。”^[29]

休谟指出，都铎王朝通过立法改善农业的失败导致了“习俗的改变”，进而为“悄悄进行的政治革命”及“贵族权力”的颠覆铺平了道路^[30]。相比制造业和工业，耕种带来的收益越来越少，贵族的权力基础因此被削弱了。与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史无前例的贸易发展相比，英国已经相对滞后^[31]。然而，随着英国市场逐渐通过国际金融和产品交换与其他欧洲国家建立联系，其经济也从欧洲大陆的贸易化中受益。羊毛是英国主要的出口产品，因此羊毛制造业有力地推动了贸易领域的发展。

经济利益的增长对王室权力的集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贸易的力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严格定义的封建等级制度也逐渐让位于市场经济下一种相对平等的关系。“奢侈的习惯使得世袭贵族将其巨额财富挥霍殆尽；这些新的消费方式给工匠和商人们提供了安身立命的条件，他们现在可以靠自己的辛勤劳作独立地生活。”^[32]贵族对奢侈品的追求促进了科技和艺术的发展，而这些发展又反过来削弱了贵族的权力，因为贵族不再有能力通过家丁们保持对地方的统治了。“贵族失去了无限的权势……只保留了顾客对商人的那种适度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绝对无法对公民政府构成威胁。”^[33]为了有钱购买奢侈品，贵族给租户更长的租期以收取更高的租金，租户也因此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休谟注意到，那些在中世纪权力巨大、不可一世的地方权贵都逐渐陷入了财务危机。君主们由此获利，因为他们以中央集权代替了贵族的地方统治权。都铎王朝能够掌控民众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中世纪农业社会的瓦解和商业革命的兴起。

休谟的主要观点是，贵族权力的式微使得公众舆论导向君主制，从而进一步增强了王室的权力。表面看来，这似乎证实了波科克的论点，即休谟认为都铎王朝君主制只不过是封建权力瓦解的产物^[34]。然而，休谟并不认为都铎王朝的建立直接导致国家的法律和财政管理方式突然发生变革。他认为，文明君主制尚在起步阶段，其发展动力来自一系列历史因素：中世纪农业社会的瓦解；地主阶层在利益驱动下进行的投资；英国融入欧洲市场；以及最重要的一点，科技、艺术和奢侈品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