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撰写《斯图尔特史》时（1754—1756），土地所有权从贵族到乡绅阶层的转移已成为史学家们解释17世纪英国宪政危机的老生之谈[183]。这个观点最初由詹姆士·哈林顿在《奥西阿那共和国》（The Commonwealth of Oceana，1656年）中提出，在塑造18世纪思想家对17世纪内战的政治论述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84]。奥古斯都学者们强调了乡绅阶层牺牲了贵族的利益，积累了大量的土地资产，从此财富的天平向下议院倾斜[185]。这些学者认为，之后的王室和议会之争是贸易革命的结果，因为这个革命使王室在财政方面陷入对议会的完全依赖。
尽管休谟没有对乡绅阶层的兴起导致议会权力上升这一说法提出异议，但他认为这个阶层是在斯图尔特王朝前两个国王（詹姆士一世和查尔斯一世）的统治下兴起的。这比哈林顿所说的乡绅阶层兴起的时间晚了将近半个世纪。休谟写道：“在自己家乡积累的财富使他们独立；通过款待底层人而获得的影响力使他们令人敬畏；他们不被王室领导和驱使。这样一来整个英国政府的体系在［自斯图尔特王朝开始以后］不到四十年里经历了一个彻底的、突然的变革。”[186]对政治等级制度的这一沉重打击给政府带来了变革的动力，以适应新兴的乡绅阶层的需求。这个观点是休谟在政府权力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
贸易发展产生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包括商人、手工业者和乡绅[187]。尽管拥有地产的贵族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贸易发展的最初受益者，但从长远来看乡绅阶层得到了真正的利益。乡绅阶层上升的实质并不是权利从地产利益转移到贸易利益[188]。休谟指出，土地的重新分配是在地产所有者中进行的。贵族很快地成为奢侈品的奴隶并挥霍掉了他们的财产，因而失去了他们在政治和社会上的影响力。“小的土地所有者”因模仿贵族的生活习惯和方式而陷入同样的困境[189]。这为乡绅阶层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因为他们可以通过买卖市场上新出现的土地或直接对其管理取得收益[190]。
休谟观察到，斯图尔特王朝早期的乡绅们享有很多特权。他们“除了在本地招待客人无需任何其他花费”；“他们不用承担任何赋税，这期间国家没有任何对外的战争，无需他们出席宫廷活动，他们也无需在选举中行贿或挥霍金钱。如果人类曾经经历过幸福的生活，那英国乡绅们在这样温和仁慈的君主［詹姆士一世］统治下可以算得上了”[191]。“专制政府的通常技巧”，也是“所有君主一直运用的”，是敦促地方有势力的人待在宫廷里，“使他们因出席宫廷的活动而受制于大臣们”[192]。奇怪的是，詹姆士一世强迫乡绅们住在“所在领地”，以防止他们干预国家政治[193]。这个政策的结果是，乡绅们越来越独立而不受王室限制。以后见之明来看王室和下议院之争，斯图尔特王朝的统治者们一直在培植一个强大的政敌，即乡绅，可以说他们采取了非常错误的治国之策[194]。詹姆士一世颁布了几个公告，要求乡绅们离开伦敦住在他们的家乡。休谟认为，这个政策给乡绅们足够的空间增强其在地方的势力[195]。下议院的席位是无利可图的，因为代表们的工资来源是对地方上的郡或自治镇收取的费用。尽管如此，乡绅们如果能在一个郡取得代表的席位已经成为荣耀[196]。这与自治镇对比显著，因为代表一个自治镇基本上谈不上有什么值得自豪的[197]。
旧的财政系统无法应对土地市场买卖的需求，而这加剧了权力向乡绅阶层转移。津贴税和十五分之一税一直对土地所有人征收，在更换土地产权后可以很容易地被规避[198]。土地产权从大贵族到小自由民转换，还导致了皇权被削弱[199]。“所有改变的有利因素都是和王室利益背道而驰的；王室什么利益也没有得到。”[200]同时，下议院给商人和地产阶层争取到更多的自由[201]。对后者的“监护权的重负”和“那些封建土地使用权附带的责任”都被废除了[202]。这样一个权力均衡造成了斯图尔特王室后期在引入一个法式中央集权政府和宗教的尝试中面临失败[203]。
乍看之下，休谟无疑赞成了哈林顿关于财产对政治权力巨大影响的论点。但是，他的论证不仅仅是新的“中产阶层”，即商人、放贷者、乡绅和独立的农民，得到更多权利并逐步扩大对生命财产自由的需求。对自由的新需求还包括形成一个崭新的适应贸易主导的思维方式。休谟认为，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财产天平影响政治权力的机制。斯图尔特王朝开始以后，新财产分配与一个不断发展的、“自由和独立的精神”之间密不可分[204]。也就是说，假定一个财产和政治权力存在异常复杂的因果关系，17世纪中叶的革命也不是像奥古斯都学者论证的那样，可以被看作一个简单而直接的财产重新分配的后果。通过对一个以财产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制度逐渐代替精英政治的历史过程的阐述，休谟解释了宪政危机的起源。对财产的重新分配在臣民中“孕育了相反的情感”，“现代社会知识的增长”把他们从一个固有的思维模式和对君主特权的传统的尊敬中解放出来[205]。结果是，臣民们开始“对主权人的恳求抑或威胁都不再介意了”[206]。贸易在不同的社会团体中制造了新的不平等。尽管休谟看到，商业利益的政治影响一直到17世纪晚期才出现，他相信财产作为这种新型不平等的根源已经开始在社会关系中举足轻重。
休谟详细讲述了新兴乡绅阶层如何在王室和议会的斗争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贸易的兴起允许都铎王朝的统治者们摧毁了封建秩序，并建立了法制。当财富逐渐在乡绅手中聚集，他们在下议院的代表开始变得大胆起来，要求把新的有产阶层的利益纳入国家的政治职权范围中。休谟写道：
在允许土地转让之后，贸易增长把财产转移到民众手中，事态和人们的性情开始倾向于一个更有规律的自由计划中；法律不再单独地由主权人的权利支撑。尽管在贵族势微和下层人民羽翼未丰的那段时间内，君主们掌握了极高的权力，而且几乎用他们的特权消灭了宪法；在下议院从他们慵懒的状态中恢复过来时，他们表现得对危险异常震惊，并决心用比祖先留给他们的更坚定的屏障去守护自由。[207]
哈林顿的历史解释倾向于把对土地财产的占有简单地等同于一个广义上的政治影响力。而休谟则通过重新解释乡绅崛起的本质重新阐明了土地财产和政治话语权的关系。对他来说，乡绅们成长为一个新的自信的政治权力不是通过简单地对土地的物质占有，而是通过参与政治。尽管“在议会中的一个席位”仍然是“微不足道的”，但乡绅们在詹姆士一世上台以后认为在郡中做一个代表是很光荣的[208]。通过对乡绅在参政方面的侧重，休谟揭示了乡绅兴起给英国政治带来的新的动态平衡。
休谟认为，下议院对改革的渴望证明它是一个危险的政治力量，因为其将会改变宪法的最初平衡。这些改革者是“有着天才头脑和目光远大的人”，例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和埃德文·桑兹（Edwin Sandys），而不是“普通的民众”[209]。下议院的“领袖”“开始规范他们的观点，更多的是从他们可预见的未来结果而不是先例中寻找规范的标准；他们的追求与其说是保护古代宪法，不如说是建立一个全新的、更自由和更好的宪法。”[210]休谟通过描述下议院对古代宪法命题的鼓吹表现了它的伪善；下议院的目的不是要维持现有的政府架构，而是冒险去废除它。休谟表达了对斯图尔特统治者的同情，因为他们的政治抱负不过是维持现状。
本章探索了休谟如何把他的经济思想融入一个对英国自由的起源的历史叙事中，以及为什么他认为航海贸易为现代政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基础。对他来说，在“古代宪法”的空谈中构建一个英国历史是一个严重的学术错误，因为英国自由的存在归根于两个世纪以前贸易的兴起。他的政治经济学为研究他的《英国史》中最核心的观点提供了一个角度，因为贸易和自由的紧密联系是其现代政体基础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指导主题。
【注释】
[1]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Clarendon Press，1976），edited by R.H.Campell，A.S.Skinner，and W.B.Todd，Ⅲ，p.412.
[2]Ibid.
[3]关于休谟对斯密在此方面的影响，参见Donald Winch，Riches and Poverty：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Britain，1750-183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30。
[4]John Dunn，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hn Locke：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Argument of the“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pp.116-9.另参见John Dunn，“From Applied Theology to Social Analysis：The Break Between John Locke and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in I.Hont and M.Ignatieff，eds.，Wealth and Virtue：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p.119-36。
[5]Istvan Hont，“Commercia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in Eighteenth Century”，p.60.
[6]对基督教的批判是哲学历史学家的一个共同使命，可参见在此方面的一个综合性研究：Stephen Paul Foster，Melancholy Duty：the Hume-Gibbon Attack on Christianity（Kluwer Academic，1997），especially pp.55-91。另参考J.G.A.Pocock，“Gibbon and the Primitive Church”，in S.Collini，R.Whatmore and B.Young，eds.，History，Religion，and Culture：British Intellectual History 1750-195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48-68。关于对18世纪基督教历史观的综述，参考David Spadafora，The Idea of Progr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pp.85-132。
[7]Istvan Hont，“Commercia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in Eighteenth Century”，p.57.
[8]Ibid.
[9]Chris Berry，The Idea of Commercial Societ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3），pp.50-8.
[10]Ibid.另参考Joseph Cropsey，“Adam Smith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in A.Skinner and T.Wilson，eds.，Essays on Adam Smith（Clarendon Press，1975），pp.132-53。
[11]Frank D.Balog，“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and the Liberal Political Tradition”，in A.Bloom，ed.，Confronting the Constitution：the Challenge to Locke，Montesquieu，Jefferson，and the Federalists from Utilitarianism，Historicism，Marxism，Freudianism，Pragmatism，Existentialism...（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1990），pp.191-208.
[12]Nicholas Phillipson，“Lawyers，Landowners，and the Civic Leadership of Post-Union Scotland：An Essay on the Social Role of the Faculty of Advocates 1661-1830 in 18th Century Scottish Society”，in D.N.MacCormick，ed.，Lawyers in Their Social Setting（W.Green，1976），pp.182-4；Roger Emerson，“The Contexts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in A.Broadie，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9-30.
[13]James Moore，“Natural Rights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in M.Goldie and R.Wokler，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ighteen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292.
[14]Ibid.
[15]Roger L.Emerson，Essays on David Hume，Medical Men and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p.72.
[16]James Moore，“Hume's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Classical Republican Tradition”，pp.809-39；Duncan Forbes，“Scientific Whiggism，Commerce，and Liberty”，in A.S.Skinner and T.Wilson，eds.，Essays on Adam Smith（Clarendon Press，1975），pp.179-201.
[17]Albert O.Hirschman，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pp.100-13.
[18]罗杰·爱默生教授为笔者指出古罗马在此方面和现代社会类似，在此表示感谢。
[19]关于休谟政治哲学中的贸易社会概念，参见Carl Wennerlind，“David Hume's Political Philosophy：A Theory of Commercial Modernization”，Hume Studies，2002，28，pp.247-70。
[20]休谟，“Of Civil Liberty”，《散文集》，p.54。
[21]“领土国家”指的是与城邦对应的一类有主权性质的国家。
[22]休谟，“Of Civil Liberty”，《散文集》，p.54。弗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关于两种形成帝国的方式，即“城市中心”经济和“国内市场”经济，参见他的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15th-18th Century（3 vols.，Harper&Row，1982），III，pp.175-276，352-85。
[23]休谟，“Of Civil Liberty”，p.56。
[24]休谟，“Of Civil Liberty”，p.57。
[25]William Temple，Observations upon the 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Clarendon Press，1972），edited by G.Clark，pp.216-8.
[26]Ibid.，pp.189-90.
[27]Ibid.，p.217.
[28]安德鲁·弗莱彻（Andrew Fletcher）持一个相似的观点，参见他的An Account of a Conversation Concerning a Right Regulation of Governments for the Common Good of Mankind（London，1704），pp.40-1。弗莱彻写道，“如今贸易已成为世界各民族竞相争夺的金球和巨大偏见的起源，不仅所有民族都试图掌控整个世界的贸易，每个城市也尝试将其囊括，而英国人比其他贸易民族在此方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29]Istvan Hont，Jealousy of Trade，pp.185-266.
[30]关于18世纪苏格兰的经济和地理情况及其如何影响学术辩论，参考Fredrik Albritton Jonsson，Enlightenment's Frontier：the Scottish Highlands and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ism（Yale University Press，2013），especially pp.11-42。另参见Charles W.J.Withers，“Towards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lightenment in Scotland”，in P.Wood，ed.，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Essays in Reinterpretation（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2000），pp.63-97，其强调了苏格兰启蒙运动发展中的地理因素。
[31]J.G.A.Pocock，Politics，Language and Time：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p.140.参考Quentin Skinner，“The Idea of Negative Liberty：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in R.Rorty，J.B.Schneewind and Q.Skinner，eds.，Philosophy in History：Essays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Philosoph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p.193-221。
[32]Quentin Skinner，“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Opposition：The Case of Bolingbroke versus Walpole”，in N.Mc Kendrick，ed.，Historical Perspectives：Studies in English Thought and Society in Honour of J.H.Plumb（Europa，1974），pp.93-128；Reed Browning，Political and Constitutional Ideas of the Court Whigs（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2），pp.175-209.
[33]Nicholas Rogers，“Resistance to Oligarchy：The City Opposition to Walpole and His Successors，1725-47”，in J.Stevenson，ed.，London in the Age of Reform（Blackwell，1977），pp.1-29.另参考Nicholas Rogers，Whigs and Cities：Popular Politics in the Age of Walpole and Pitt（Clarendon Press，1989），especially pp.13-129。
[34]Adam Smith，Wealth of Nations，III.p.412.
[35]Istvan Hont，Jealousy of Trade，p.186.
[36]J.G.A.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pp.493-9.
[37]H.T.Dickinson，Liberty and Property：Political Ideolog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77），pp.132-9.
[38]休谟，《英国史》，V，p.387。
[39]Istvan Hont，Jealousy of Trade，p.105.关于孟德斯鸠对德意志政府的描述，参考他的The Spirit of the Laws，Book XI，Chapter VIII，pp.167-8。
[40]休谟，“Of Commerce”，《散文集》，p.98。
[41]休谟，“Of the Populousness of Ancient Nations”，《MPL散文集》，pp.377-464。在发展这个观点时，休谟与罗伯特·华莱士（Robert Wallace）交换了几次想法。后者的观点和他正好相反，认为现代社会的人口下降而不是上升了。参考F.H.Heinemann，David Hume：The Man and His Science of Man（Containing some unpublished Letters of Hume，Hermann&Cie.，1940），pp.7-22。休谟的回应最初是针对华莱士在人口问题上写的手稿，当时很有可能在爱丁堡哲学社团传阅。华莱士后来发表了该手稿，题目为《古代和现代社会的人口数字的学术论文》［A Dissertation on the Numbers of Mankind in Antient and Modern Times（Edinburgh，1753）］。另参考孟德斯鸠在此问题上的看法，Lettres Persan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14），edited by R.L.Cru，pp.175-84；and The Spirit of the Laws，Book XXIII，pp.427-56。关于18世纪该论点的更详细研究，参考Sylvana Tomaselli，“Moral Philosophy and Population Questions in Eighteenth Century Europe”，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4，Supplement：Population and Resources in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s，1988，pp.9-20；David Wootton，“David Hume，‘the historian’”，in D.F.Norton，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um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288。沃顿（Wootton）认为休谟关于人口的论点表明了一种批判的运用史学资料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在他的《英国史》中也有体现。
[42]休谟，“Of Commerce”，《散文集》，pp.95-6。
[43]同上文，p.98。
[44]休谟，“Of Interest”，《散文集》，p.131。
[45]同上。
[46]休谟，“Of Refinement in the Arts”，《散文集》，pp.105-14。
[47]Richard Bellamy，“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History and Politics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in A.Moulakis，ed.，The Promise of History：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Walter De Gruyter，1986），p.44.
[48]休谟，“Of Refinement in the Arts”，《散文集》，p.107。
[49]同上。Terence Hutchison，Before Adam Smith：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1662-1776（Basil Blackwell，1988），pp.202-3.哈奇森（Hutchison）认为休谟的结论介于曼德维尔（Mandeville）的“放荡准则（libertine principles）”与哈彻森（Hutcheson）和伯克利（Berkeley）的“严格的道德规范（severe morals）”之间，更倾向于前者。
[50]休谟，“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散文集》，p.64。
[51]休谟，“Of the Jealousy of Trade”，《散文集》，p.150。
[52]Istvan Hont，Jealousy of Trade，p.269.
[53]Istvan Hont and Michael Ignatieff，eds.，Wealth and Virtue：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Richard Bellamy，“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pp.42-7；C.George Caffentzis，“Civilizing the Highlands：Hume，Money and the Annexing Act”，Historical Reflections，2005，31，pp.169-94，especially pp.183-8.
[54]休谟，“Of Refinement in the Arts”，《散文集》，p.107。
[55]Nicholas Phillipson，“Politeness and Politics in the Reigns of Anne and the Early Hanoverians”，in J.G.A.Pocock，ed.，The Varieties of British Political Thought，1500-180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211-45.
[56]Bernard Mandeville，The Fable of the Bees：Or，Private Vices，Publick Benefits（Penguin，1989），p.145.
[57]E.J.Hundert，The Enlightenment's Fable：Bernard Mandeville and the Discovery of Socie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75-96.J.G.A.Pocock，Machiavellian Moment，pp.465-75.
[58]David Mc Nally，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A Reinterpre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171.麦克纳利（McNally）指出斯密与休谟有一个相同的观点。
[59]休谟，“Of Refinement in the Arts”，《散文集》，p.112。
[60]J.G.A.Pocock，“Historical Introduction”，The Political Works of James Harrington（2 vol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p.1-152；J.G.A.Pocock，Machiavellian Moment，pp.462-505.
[61]休谟，“Of Refinement in the Arts”，《散文集》，p.112。
[62]休谟，《英国史》，II，p.522。
[63]J.G.A.Pocock，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p.375.
[64]休谟，《英国史》，II，p.49。另参考J.G.A.Pocock，Barbarism and Religion，II，p.247。
[65]休谟，《英国史》，II，pp.522-4。
[66]同上书，p.522。
[67]同上书，pp.522-33。
[68]同上书，pp.523-4。
[69]Richard Whatmore，Against War and Empire：Geneva，Britain，and Fra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p.235.关于18世纪对古代历史的研究，参考Ian Mcgregor Morris and James Moore，“History in Revolution：Approaches to the Ancient World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in J.Moore，I.M.Morris and A.J.Bayliss，eds.，Reinventing History：The Enlightenment Origins of Ancient History（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2008），pp.3-29。一个例子是Adam Ferguson，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5 vols.，Edinburgh，1813）。
[70]休谟，《英国史》，II，p.523。
[71]休谟，《英国史》，II，p.523。
[72]同上。
[73]同上书，p.524。
[74]同上。
[75]同上。休谟可能暗指亨利七世的规范“feoffees”的两个法律条文，即3 Hen.7 c.16和19 Hen.7 c.15。
[76]休谟，《英国史》，II，p.100。
[77]休谟，《英国史》，II，p.332。
[78]同上书，pp.331-2。
[79]同上。
[80]同上。
[81]同上书，pp.100-1。
[82]休谟，《英国史》，II，p.523。
[83]同上书，p.101。
[84]同上书，p.102。
[85]同上书，p.56。斯密有一个类似的观点，参考Adam Smith，Wealth of Nations，III，p.412。
[86]休谟，《英国史》，I，pp.470-1；II，p.105。
[87]布雷迪对自治镇更详细的分析，参考J.G.A.Pocock，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pp.182-228。
[88]Robert Brady，An Historical Treatise of Cities，and Burghs or Boroughs：shewing their original，and whence，and from whom，they received their Liberties，Privileges，and Immunities；what they were，and what made and constituted a free Burgh，&free Burgesses（London，1690），p.2.
[89]休谟，《英国史》，I，pp.105-6。Robert Brady，An Historical Treatise of Cities and Burghs or Boroughs，pp.3-5.
[90]休谟，《英国史》，I，p.57。
[91]同上书，pp.102-3。
[92]同上书，p.105。
[93]同上书，pp.105-6。
[94]休谟，《英国史》，I，p.106。
[95]同上。休谟关于自治镇在1295年前不存在的观点主要引用的是布雷迪的研究成果。参见Robert Brady，An Historical Treatise of Cities，and Burghs or Boroughs or Boroughs，pp.25，33。
[96]休谟，《英国史》，II，p.106。
[97]同上。
[98]同上书，p.57。
[99]同上书，pp.383-5。
[100]J.G.A.Pocock，Barbarism and Religion，II，p.247.(www.xing528.com)
[101]休谟，《英国史》，III，p.77。
[102]休谟，《英国史》，IV，p.384。参考Richard Whatmore，“Luxury，Commerce，and the Rise of Political Economy”，in J.A.Harris，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British Philosoph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581-8。
[103]这在半个世纪后会成为苏格兰学者的一个常见的论点。E.J.Hobsbawm，“Scottish Reformer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Capitalist Agriculture”，in E.J.Hobsbawm，ed.，Peasants in History：Essays in Honour of Daniel Thorn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p.10-12.
[104]斯密后来回应了这一点，他在法理学讲座中提到限定继承制和其他类型的耕地占用，例如长子继承权，妨碍了“农业的发展”。参见Adam Smith，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Liberty Fund，1982），edited by R.L.Meek，D.D.Raphael，and P.G.Stein，p.524。
[105]休谟，《英国史》，III，pp.469-72。Henry Algemon Percy，The Regulations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Household of Henry Algernon Percy，the Fifth Earl of Northumberland，at his Castles of Wresill and Lekinfield in Yorkshire，begun Anno Domini MDXII（London，1827），edlited by T.Percy.托马斯·珀西主教（Bishop Thomas Percy）把这些材料借给休谟，期待他能为本家族做一些正面的宣传，然而在看到休谟的《英国史》后非常失望并写信向他抱怨。参看他在1773年1月5日和22日给休谟的信，见休谟，《知名人物书信》，pp.317-24。休谟在1773年1月16日回复了珀西主教，在信中礼貌地道歉，但是从未删掉该段文字。
[106]休谟，《英国史》，IV，p.384。
[107]同上。
[108]休谟，《英国史》，II，pp.104-5。
[109]休谟，《英国史》，I，p.99。
[110]同上。
[111]同上。
[112]同上。
[113]Adam Smith，Wealth of Nations，V，i.b.10，p.714.
[114]同上。
[115]Istvan Hont，“Commercia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pp.60-72.
[116]休谟，“Of Money”，《散文集》，p.121。参考C.George Caffentzis，“Hume，Money，and Civilization；or，Why Was Hume a Metalist？”，Hume Studies，2001（27），pp.301-36；Margaret Schabas and Carl Wennerlind，“Hume on Money，Commerce，and the Science of Economic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1（25），pp.217-29。
[117]休谟，“Of Interest”，《散文集》，p.126。
[118]休谟，“Of Money”，《散文集》，p.120。
[119]Charles Davenant，Discourses on the Publick Revenues，and on the Trade of England：Which More Immediately Treat of the Foreign Traffick of this Kingdom（2 vols.，London，1698），II，p.23.
[120]法国经济学家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后来重述了该观点，参考他的A Treatise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Finances of France（3 vols.，London，1785），III，pp.274-5。关于内克尔观点的详细论述，参见Michael Sonenscher，Before the Deluge：Public Debt，Inequality，and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pp.302-11。
[121]休谟，“Of Money”，《散文集》，p.115。
[122]同上文，p.118。
[123]休谟，《英国史》，III，p.39。
[124]休谟，《英国史》，VI，p.148。
[125]休谟，《英国史》，III，p.370；V，p.39。
[126]休谟，《英国史》，IV，p.381。
[127]休谟，《英国史》，V，p.139。
[128]同上。
[129]Joseph A.Schumpeter，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Allen&Unwin，1954），edited by Elizabeth Boody Schumpeter，p.316.
[130]J.G.A.Pocock，Machiavellian Moment，pp.493-8.
[131]休谟，《英国史》，III，p.80。
[132]休谟，《英国史》，V，p.18。J.G.A.Pocock，Machiavellian Moment，pp.495-6.
[133]休谟，《英国史》，V，p.18。
[134]David Hume，History of Great Britain，Vol.1.Containing the reigns of James I and Charles I（Edinburgh，1754），p.238.休谟在他生平中最后一版的《英国史》（1778年）中删掉了这个句子。
[135]休谟，《英国史》，VI，p.148。
[136]休谟，《英国史》，VI，pp.46-7。
[137]休谟，《英国史》，III，p.386。
[138]同上。
[139]同上。
[140]同上书，pp.386-7。
[141]同上书，p.387。
[142]同上。
[143]休谟，《英国史》，VI，p.148。
[144]John B.Stewart，Opinion and Reform in Hume's Political Philosoph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pp.187-92，290-302.
[145]转引自Bonamy Dobrée，English Literature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1700-1740（Clarendon Press，1959），p.3。
[146]关于对公民道德的共和论述的讨论，参考Shelley Burtt，Virtue Transformed：Political Argument in England，1688-174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64-86。
[147]休谟，“Of Interest”，《散文集》，p.129。
[148]同上文，pp.129-30。事实上，对商人这个群体的赞扬在当时是普遍的，而斯密对他们的批判才是罕见的。参考E.A.J.Johnson，Predecessors of Adam Smith：the Growth of British Economic Thought（P.S.King&Son，1937），p.164。
[149]休谟，《英国史》，III，p.409；IV，p.379。
[150]休谟，《英国史》，III，p.327。
[151]休谟，《英国史》，III，p.328。
[152]同上。
[153]参考H.J.Habakkuk，“English Landownership，1680-1740”，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1940，10，pp.2-17。
[154]休谟，《英国史》，III，p.78。
[155]同上。
[156]休谟，《英国史》，I，p.184。
[157]休谟，《英国史》，II，pp.67-8。
[158]同上书，p.79。
[159]Constant Noble Stockton，“Economics and the Mechanism of Historical Progress in Hume's History”，in D.W.Livingston and J.T.King，eds.，Hume：A Re-evaluation（Fordham University Press，1976），p.315.
[160]休谟，《英国史》，V，p.18。
[161]同上。
[162]休谟，《英国史》，VI，p.132。
[163]David Hume，A True Account of the Behaviour and Conduct of Archibald Stewart，Esq；late Lord Provost of Edinburgh（London 1748），pp.6-7.
[164]David Hume，A True Account of the Behaviour and Conduct of Archibald Stewart，Esq；late Lord Provost of Edinburgh（London 1748），p.7.
[165]休谟，“Of Interest”，《散文集》，p.128。
[166]同上。
[167]“一个国家的气压计”这个词出自休谟，“Of Interest”，《散文集》，p.132。休谟在他的《英国史》第四卷中重申了这个观点，提出法国亨利四世执政时比英国低得多的利率“体现了法国在贸易方面比英国进步很多”，pp.369-70。
[168]休谟，“Of Interest”，《散文集》，pp.131-2。
[169]Stockton，“Economics and the Mechanism of Historical Progress in Hume's History”，p.308.
[170]休谟，《英国史》，I，p.483。
[171]休谟，《英国史》，I，p.483。
[172]休谟，《英国史》，III，p.331；IV，p.380。休谟对比了英国和法国，在法国，同时期的利率只有6.5%，他认为这说明法国的经济在当时更发达。
[173]休谟，《英国史》，III，p.318。
[174]同上书，p.454。
[175]同上书，pp.48，380。该法律条文是1 Eliz.1.c.10。
[176]休谟，《英国史》，IV，p.149。
[177]休谟，Advertisement［for a pamphlet on commerce］，papers of William Pulteney，1638-1880（Huntington Library，San Marino，CA，c.1775，Mss.PU 1806）。此文重印在David Raynor，“Who Invented the Invisible Hand？Hume's Praise of Laissez-faire in a newly discovered Pamphlet”，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August 14，1998，4974，p.22。
[178]Ibid.
[179]休谟，Advertisement［for a pamphlet on commerce］，papers of William Pulteney，1638-1880（Huntington Library，San Marino，CA，c.1775，Mss.PU 1806）。此文重印在David Raynor，“Who Invented the Invisible Hand？Hume's Praise of Laissez-faire in a newly discovered Pamphlet”，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August 14，1998，4974，p.22。
[180]Ibid.
[181]Ibid.
[182]Ibid.关于休谟对于自由贸易和其政治意义，可参考David Miller，Philosophy and Ideology in Hume's Political Thought（Clarendon Press，1981），pp.121-41。
[183]J.G.A.Pocock，Machiavellian Moment，pp.423-61.
[184]J.G.A.Pocock，Machiavellian Moment，pp.423-61.关于乡绅兴起的论述，可参考G.E.Mingay，The Gentry：The Rise and Fall of a Ruling Class（Longman，1976），pp.39-79。
[185]更多细节可参考J.G.A.Pocock，Politics，Language，and Time，pp.104-47；Quentin Skinner，“Augustan Party Politics and Renaissance Constitutional Thought”，in Q.Skinner，ed.，Visions of Politics（3 vol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II，pp.344-67。
[186]休谟，《英国史》，V，p.134。
[187]同上书，pp.134-7。
[188]R.H.Tawney，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Longmans，1912），pp.55-173.托尼（Tawney）的观点，即乡绅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崛起归功于他们对土地的成功的管理，在20世纪很有影响，但也受到休·特雷弗吉罗伯的批评。参见Hugh Trevor-Roper，“The Gentry 1540-1640”，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1953，Supplements 1，pp.8-13。特雷弗吉罗伯提出，兴起的不是整个乡绅阶层，而是“地主阶级里特定的一些家庭”，并且他们的兴起是通过职位和贸易而非对土地的管理。
[189]休谟，《英国史》，V，pp.134-5，138。
[190]同上书，pp.134-5。
[191]同上书，p.135。
[192]同上书，p.134。显然，休谟暗指路易十四的通过一个豪华的宫廷增加王室权力的策略。史学家通常认为斯图尔特统治者并不总是背道而驰。参考Paul Kléber Monod，The Power of Kings：Monarchy and Religion in Europe 1589-1715（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pp.227-8。莫诺德（Monod）观察到查尔斯二世就采用了路易十四的方法活跃其宫廷生活。
[193]休谟，《英国史》，V，p.134。
[194]同上。
[195]休谟，《英国史》，V，p.134。
[196]同上书，p.135，脚注f。
[197]同上。
[198]同上。
[199]同上书，pp.137-8。
[200]同上书，p.138。
[201]同上书，pp.20-1。
[202]同上。
[203]同上书，pp.289-90。
[204]休谟，《英国史》，V，pp.39-40。
[205]同上书，p.39。
[206]同上。
[207]同上书，p.40。
[208]休谟，《英国史》，V，p.58。
[209]同上书，p.550。
[210]同上书，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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