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在《关于货币》（1752年）一文中指出，社会转型是社会性的，而非物质的[116]。当简单和未开化的习俗占主导时，所有人住在耕地附近，消费当地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艺术和奢侈品的兴起使人们对商品质量和数量的需求逐步升级，生活方式也发生深刻的改变。人们选择住在离他们的土地很远的地方，产生了无数的无法被当地农产品满足的欲望。休谟认为这导致了商品被货币替代为交换工具。因为只有货币（主要是金银）在国际市场上可以买到外国商品，人们才会需要他们的收入通过货币来支付，而非商品。16世纪在美洲发现的矿产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解决途径，这些矿产给欧洲持续供应了大量的金银。这些金银成为新的交易工具，可以用在任何经济交易中，并在国际市场中自由兑换。有了它们，地租、资本收益和劳动报酬都可以通过畿尼（金）或先令（银）来支付[117]。
尽管如此，休谟并不认为金银的涌入是欧洲政治权力的一个指标，或贸易化的一个表现。他相信，一个国家的财富不能单纯地由它的货币储量衡量；相反，它取决于本国劳动力生产出的产品。因为价格是由在市场中流通的货币和商品的比例决定的，如果涌入国内市场的金银没有被有效地用于工业和贸易，不但不会增加国家财富，还会提高商品的价格。但是，持续的货币流入可以维持勤奋的精神，因为它激励了一种对工业产品持续的需求[118]。查尔斯·戴夫南特（Charles Davenant）早前曾经在《关于公共收入和英国贸易的论述：对国家外部交通的更直接处理》（1698年）中提出过一个相似的观点。戴夫南特观察到，从1600年到1666年“地产价值显著增长，而利率下降”，这是因为“很多数量的货币通过不同途径进入本国；在世界上所有新兴国家，土地的价格都很高，且利率很低”[119]。
休谟认为，在少数人手中积攒的财富可以用在消费和生产中，两者都可以增加对工业生产的需求，重要的不是一个很大的货币储备，而是金银持续地涌入流通渠道中来[120]。所以说，货币“不是贸易的车轮”，而是“使车轮运转更为平滑和简单的润滑油”[121]。在欧洲那些取得了大量货币的少数人创造了对工业产品的需求，这些需求可以加速经济发展。休谟指出：“在任何一个货币流量增大的国家，生产和生活都有了新面貌：劳动力和工业获得生机，商人更有进取心，生产商更勤奋和熟练，就连农民用犁耕地时都更敏捷和专注。”[122]
休谟在《斯图尔特史》中详细地解释了货币如何促进工业发展。他解释了国内工业在航海贸易兴起后得到发展，农业发展紧随其后，然后工农业和国际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23]。在“发现西印度群岛”以后，欧洲货币的供给增加，在国际和国内市场造成了一个上升的需求。休谟引用了戴夫南特的数据，指出1558年至1659年，英国有19 832 476英镑被制造成金币或银币，很自然地引起了价格上涨[124]。普通民众发现他们过去懒惰的生活方式无法使他们生存下去，只好增加“辛勤劳作”以取得生活资源[125]。于是，勤奋的习惯成为一种常态，而这使得维持价格问题变成可能。在高通货膨胀的伊丽莎白时代之后，一直到休谟的年代，物价保持了稳定。这是因为“在那个中间时期［即从伊丽莎白时期末到18世纪中叶］，工业和金银增长的速度相差无几，所以商品和货币的价格是持平的”[126]。
一些商品因其生产力远高于平均水平而成为例外。休谟以羊毛为例说明这一点：“詹姆士［一世］时期，一托德最好的羊毛大概是三十三先令；如今它的价格只有这个的三分之二；尽管常识告诉我们，羊毛制品的出口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增加的。”[127]虽然货币大幅增加，但英国较为精致的工业产品的价格呈下降走势[128]。休谟认为，最可能的原因是，这些行业的发展远远快于货币进口的速度，因为市场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的比例决定的。这也是斯密和休谟在政治经济学上产生分歧之所在[129]。
休谟关于国家财富来源是工商业而非货币储量的说法证明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新派哈林顿学派的影响[130]。他不仅引用了戴夫南特和坦颇的观点作为论据，还把新派哈林顿学派的思想应用于解决国际贸易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的问题。这在新派哈林顿学派中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即强调如果可以避免出现一个大一统的“普遍帝国”（即全球范围内的一个霸权国家），维持自由的航海贸易就是绝对必要的。对新派哈林顿学者来说，这个“普遍帝国”的威胁成为一种可能性是因为领土君主国兴起为贸易国。如前所述，休谟的《散文集》的主题是在这个主题上的延伸和发展。和新派哈林顿学者一样，休谟声称英国在激烈的欧洲权力斗争中保卫国家安全和宗教自由主要依赖航海贸易。
休谟通过对航海和探险的研究描绘了现代欧洲自由的发展：“贸易和航海规模的扩大在所有领域促进了工业和艺术的进展；贵族们在昂贵的享乐中挥霍了他们的财富；较低阶层的人们或取得了一些地产，或给他们自己创造了一类新的财产，不管是公债、商品、艺术、存款还是合约。”[131]休谟对新的财产形式的强调暗示了，新兴的贸易社会里土地在社会关系构成中的作用逐渐降低。人们从固有的按照土地划分的等级中解放出来，准备到更远的地方从事贸易。另外，航海使旅行和传播观点更容易，极大地扩大了人们的眼界[132]。休谟写道：“得益于这个全球化的发酵过程，人们的观念在各领域得到扩张；哥特式政府的各个组成部分曾经在漫长的年代无所作为，也开始在所有方面互相作用和蚕食对方。”[133]到了查尔斯一世的时代，休谟观察到，国王发现“他必须通过承认新势力而保存旧势力：这个原则已经被他的臣子与底层人民广泛地接受了”[134]。
休谟强调了两个事实：一方面，航海术通过允许欧洲人建立殖民地的方式显著地扩展了航海贸易的范围；另一方面，自由的国际贸易对促进国内工业非常重要。他观察到，17世纪中期斯图尔特王朝复辟后，英国的工业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因为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扩张到印度、几内亚、西班牙、土耳其和其他国家[135]。他认为查尔斯二世下令废止航海法非常重要，因为这项举措恢复了贸易的自由发展。该法禁止从任何非商品原产国的国家进口货物，因为荷兰人不是实际的生产制造商，而是“欧洲的总经销商和代理商”，因此该法实际上禁止了英国与荷兰的一切贸易[136]。
航海贸易允许英国商人在16世纪中以自由的代表人身份出现。从前英国的国际贸易一直被外国人控制，“主要是汉萨城（Hanse-towns）和伊斯特灵（Easterlings）的居民”，而在伊丽莎白时代转到了英国商人手中[137]。因为英国人对贸易的无知，从亨利三世开始英国国王采取了鼓励外国商人定居英国的政策，不但接受他们入会，颁发给他们专利，还为他们免除一些税收和关税[138]。到了爱德华四世时期，“斯蒂亚德（Stilyard）”公司已然吸纳了“几乎全国的全部对外贸易”[139]。休谟赞扬伊丽莎白继承了爱德华四世的政策，取消了对斯蒂亚德公司的税收特权，并对所有外国商人征税，从而鼓励了英国商人进入贸易的领域[140]。这个举措不仅扶持了“工业的精神”，还使英国开始了自己在航海上的探索[141]。此后出现了两类英国商人，一是“主要产品经营商”，二是“商人冒险家”，“前者定居在一个地方，而后者在其他城市和国家尝试他们在服装和其他产品上的运气”[142]。
在查尔斯二世统治时期，“民主制度的盛行使得乡绅们送他们的儿子给商人做学徒；自此在英国从商比在欧洲任何国家都更光荣”[143]。这意味着人们对声望的概念的深刻转变，也使得更多人从事航海贸易[144]。事实上，商人的社会地位一直在上升，到了18世纪中叶，他们已经被一些人认为和乡绅有同样的社会地位了。理查德·斯蒂尔在他的戏剧《神志清醒的情人们》（Conscious Lovers，1722年）中写道：“我们商人是一类上个世纪来到这个世界的乡绅，和你们这些有产者们一样可敬，并几乎一样有用，尽管你们总是高高在上。”[145]休谟显然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在英国政治体系中起到决定作用的是贸易，而非民事道德（如古代共和政府中倡导的）或社会阶层（如封建国和领土主权国所宣扬的）[146]。
与对商人群体持疑虑态度的斯密不同，休谟认为，商人在社会中发挥了非常有建设性的作用。早在1752年，他写道，商人是“全社会最有用的人”[147]。同律师和医生相比，他们对社会更有益，因为他们提倡勤奋和节俭的美德，把大量的金钱用到有用的事业中去[148]。休谟主张，文明和“自由的精神”是通过商人传入英国的。为了逃避法国和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对宗教人士的迫害，信奉新教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来英国避难，并带来了新的技术[149]。外国工匠在“灵活、勤奋和节俭”方面都优于英国工匠，所以这些新移民的到来促进了英国的工业发展[150]。休谟注意到，这个进程在亨利八世时期有所倒退。亨利八世强迫至少15 000佛兰芒人（比利时的一个民族）全部离开伦敦，原因是他们在他的离婚纠纷中反对他而支持了凯瑟琳皇后；此外，亨利八世还对外国工匠和商人做出了苛刻的限制[151]。比起这个国王在贸易方面专横的行为，议会在促进贸易活动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例如鼓励“外国商人和工匠”在英国定居，从而激励本国人效法以提高自身的技能[152]。
贸易和工业提高了农业耕作的技术，从而给农业发展带来新的动力[153]。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因素，休谟在分析中运用牛的买卖价格作为衡量市场上流通货币总量的指标，因为这种商品不会“因为工业技术的提高而产量大增”[154]。谷物的价格在几百年间呈下跌趋势，因为从殖民地涌入的货币大大增加了社会资本，并且农业技术的提高使谷物更加丰富[155]。因为这个原因，休谟认为“谷物种植”是一类基础制造业[156]。对谷物和牛两类商品平均价格的比较提供了对一国工农业的可靠的一个测量方式。在农业技术上的改良自然地降低了谷物的价格，使牛的价格更昂贵。“［在亨利三世时期］谷物和牛的价格相对现在来讲是四比一，这为比较两个时期的工农业状况提供了重要的数据。”[157](www.xing528.com)
休谟反驳了制造业的发展一定会对畜牧业不利的传统观点。他观察到，好几个法律条文是根据这个观点制定的，比如亨利七世禁止臣民送自己的孩子去做学徒的法令。休谟认为这些法令是“荒谬的限制”，因为“制造业的增强比任何事物”对畜牧业的发展都更有利[158]。现代自由最鲜明的特征是普通人放弃了懒惰闲散的生活，而选择了勤奋的生活习惯[159]。休谟不认为摧毁旧的社会等级制度是商人阶层对地主阶层的胜利。相反，他相信这两种利益主体，即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人和乡村的绅士，会密切合作，成为同一种民事自由的倡导者。
对欧洲经济发展的阐述为休谟在“欧洲，尤其是英国人们头脑中的”一个“普遍的但是不易察觉的革命”做了铺垫[160]。他总结了这个饱满的自由意志产生的过程：
科技类和人文类的艺术日益成长。航海发展到全球各个角落。旅行变得安全和有趣。欧洲的政治体系更为全面……在英国，对自由的热爱（除非受到特殊的限制）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快速发展出更为长远的思维方式，得到那些受过教育人士的接受，在出身和教育良好的人那里日益普及。[161]
感情和观念上的这些改变大大冲淡了“出身和头衔上的区别”，使货币财富代替出身和头衔，成为一个新的等级制度的基础[162]。
休谟认为，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对军事管理有深远的含义。在《对阿奇博尔德·斯图尔特（即已过世的爱丁堡市长大人）的行为的真实描述》（1748年）中，他描绘了人们的职业重点如何从“军事荣耀”转到“财富或演说”：“当人们开始一种更文明的生活，并沉迷于对艺术和制造业的培养，他们的头脑习惯，更甚于他们的身体，立刻变得不适于作战，并为他们的人生抱负指出一个新的方向。”[163]与这些人相比，“野蛮的苏格兰高地人”仍旧以“放牧为生”，“除了本部落或宗派高尚的功绩以及本家族中著名的英雄事迹”，对其他任何事情闻所未闻[164]。
休谟主张，贸易是社会从“荒蛮”进化到一个更文明状态的主要原因。归根结底，贸易引导了“自由精神”的发展，因为贸易活动需要对民众的生命和财产进行保护。这个需求体现在“资本利益”的发展上。休谟在《关于利率》（1752年）一文中论证了这些“资本利益”是贸易的自然结果。在贸易社会之前，大多数人或是有土地的乡绅或是农民，不可能聚集大量的财富[165]。乡绅们不习惯节俭，倾向于借贷，而农民除了他们自身的生存资本外一无所有[166]。休谟把利率看作“一个国家的气压计”，指出，利率越低一个国家的经济就越发达[167]。
休谟驳斥了传统的“借贷”（即通过放出贷款以收取利息）扭曲了整个经济的说法。他认为，随着贸易的增长，资本利益成为经济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通过提供必要的资本使整个过程顺畅[168]。这也是为什么休谟对一直因为放贷而被迫害的犹太人表示同情。休谟的同情不仅仅是建立在财产权的基础上，还因为犹太人在经济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69]。他看到早在盎格鲁-诺曼时期犹太人就被盘剥：“对犹太人进行了最厚颜无耻的专制和压迫，他们完全不受法律保护，因为人们的偏执而被唾骂，因国王和大臣们的无可估量的贪婪而被抛弃。”[170]对犹太人的剥削如此深入，以至于“建立了一个专门的财政部法院［对犹太人征税问题］实施管理”[171]。到了都铎时代，这类对一个特定民族的迫害逐渐减少了，因为贸易的发展要求政府有节制地实行权力。休谟注意到，1546年和1571年英国颁布了两个重要的法令[172]。这些法令把利率固定在10%，并对借贷予以法律保护[173]。
休谟追溯了都铎政府在贸易方面的零星发展，这为斯图尔特时代航海贸易的显著发展做了一定的铺垫。对农产品（主要是谷物）的出口限制成为农业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封建时代，限制农产品出口是一个普遍的惯例，一直到亨利四世时期才有所缓和。在亨利四世统治下，议会允许在市场低价的年份出口谷物，并通过授予许可证的方式鼓励国内贸易[174]。都铎王朝限制谷物出口的政策一直持续到1558年[175]。休谟重申了早前的历史学家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的说法，即农业在此之后“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和活力”[176]。
一个最近发现的休谟的手稿为他在农产品自由贸易的观点提供了新的证据[177]。在这个宣传谷物自由贸易的小册子里，休谟驳斥了一个当时流行的观点，即谷物商需要为谷物的高价负责[178]。这篇文章非常有可能写于1775年，当时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引起了谷物短缺。他观察到，当时谷物商在“谷物缺乏”时的一个通常做法是囤积和抬高价格，所以他们在谷物价格上涨时成为直接的被批判对象[179]。但是，休谟认为，“没有什么比囤积更有利的了”，因为高价格使得买者降低消费的数量从而避免饥荒[180]。他通过一个思想试验解释了这个论断：
假设一个国家经常性的农产品只够维持居民的生存，再假设一种特定的谷物减产了六分之一。如果谷物在一个均价下销售，并以最快的速度上市，很明显，它们会在十个月后消费殆尽，人们会在剩下的两个月饿死。只有把这类谷物的价格抬高才能强迫人们在消费时注意俭省；一些人通过采取预防措施可以避免年底的困境。[181]
大卫·雷纳（David Raynor）指出，这段文字清楚地指出了休谟在他自由主义论点上的独创性[182]。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