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地产权市场化和贸易发展使民众拥有更多的国家财富后，时势和民众的观念越来越倾向于一个更为规范和自由的政府，对法制的保护也不再是主权人的特权。
休谟（《斯图尔特王朝的英国史：包括詹姆士一世和查尔斯一世统治时期》，1754年）
亚当·斯密在《对国家财富的本质和原因的探索》（1776年，以下简称“《国富论》”）一书中指出：“贸易和制造业逐渐带来秩序和良好的统治，从而保证了乡村居民的个体自由和安全；这些居民从前一直生活在一种和邻近居民混战的状态，像奴隶一般依赖着当地的地主。”[1]斯密补充道：“据我所知，休谟先生是唯一一位观察到这点的作家。”[2]斯密认为，休谟的独创性在于把贸易看作现代欧洲社会民事和政治自由的推动力[3]。
启蒙历史学者对休谟在贸易社会及其政治影响力方面已经有广泛的研究，他们通常认为休谟在政治思想方面比17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们略逊一筹。约翰·邓恩（John Dunn）在《约翰·洛克：政府论论证的历史解释》一书中声称，休谟并未在论证一个合法社会的起源中作出实质贡献，仅仅重复了洛克对政府起源的想法[4]。洪特博士反驳了这一说法，认为休谟和斯密提出了一个关于政府基础的全新理论，即“一个兼容自由和权利的二元理论”[5]。洪特认为，休谟和斯密把政治学理论从17世纪的基督教社会性（即一个上帝判定的社会性）语言带入18世纪贸易社会性的语言中[6]。也就是说，休谟对历史的道德解释是通过对基督教的综合性批判来实现的[7]。休谟强调，贸易衍生出的现代社会关系挑战了旧秩序中的社会关系，认为应该根据市场经济的需要重塑政治和法律的基本准则[8]。(www.xing528.com)
克里斯·白瑞（Chris Berry）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贸易社会的概念》中也对休谟关于贸易社会的概念提出了新的见解[9]。白瑞认为这个概念的提出证明，18世纪的苏格兰学者们努力寻找新的话语去解释欧洲现代社会的出现[10]。
尽管以上这些研究非常有价值，但还没有学者把休谟对现代贸易社会和欧洲社会的自由联系起来。本书把这个联系作为一个起点，重点阐述他如何解释贸易对英国历史的深远影响。具体而言，休谟用贸易的概念解释了欧洲社会从古代蛮昧的历史时期演化为现代社会，阐释了贸易社会中对生命和财产的法律保护逐渐替代了地方当权者的专制统治。他反驳了辉格党历史学中最基本的前提，即当代英国的自由归功于古撒克逊人的政治体制。对休谟而言，英国的自由归根到底是因为英国跟上了欧洲市场经济的步伐，并将这一历史潮流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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