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的荣誉感与家族意识息息相关

荣誉感，昭示了人们对个人尊严和价值的强烈感知。武士的职业责任和特权与生俱来，并经过后天培养，因此对荣誉感的认同成了这一阶层的共同特征。尽管现在通用的“名誉”一词最早用得没那么随意，但像名、面子和名声这些日语词的意思能让我们联想起其他一些说法，如《圣经》里的“name”（名）、源于希腊假面剧中的“personality”（人格），以及“fame”（名声）等等。好名声——个人的名誉，即“不朽的自我，除此之外皆为兽性”——被视为天经地义，任何对于个人名誉的侵犯都被视为一种耻辱，而武士早年教育中重点培养的正是这种羞恶之心。要敦促少年犯痛改前非，最后一招就是如此这般劝导：“别人会笑话你的”“那会让你丢人现眼”和“你不感到羞耻吗”等。在孩子最敏感的内心激发他的荣誉感，使荣誉感犹如胎记一样在他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事实上，荣誉感的确来自先天的影响，因为它和强烈的家族意识息息相关。巴尔扎克说：“如若家庭都不够和睦，社会就会丧失孟德斯鸠称之为荣誉的基本力量。”的确，在我看来，羞耻感就体现了一个种族最初的道德意识。我认为，人类因偷吃禁果而遭遇的第一种最严厉的惩罚，不是分娩时的痛苦，也不是各种荆棘坎坷，而是羞耻感的觉醒。当人类的始祖亚当羞愧难当地摘下几片无花果树叶时，夏娃心慌意乱地颤抖着双手，粗针大线地缝了块遮羞布，这算是有史以来空前绝后的苦情剧了。背叛导致的第一种恶果，如影随形地纠缠着我们。哪怕人有偷天妙手，也缝不出一片真正能为我们洗刷羞耻的衣裳。有位武士[85]，早年就拒绝向任何形式的羞辱低头，他说得不错：“因为羞耻就像树上的疤痕，时间非但不能抹去它，还能把它放大。”

卡莱尔说：“羞耻感是一切美德和风度的源泉。”[86]而早在他好几个世纪以前，孟子就教导我们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87]这句话和卡莱尔的说法几乎如出一辙。

日本人唯恐受辱，而且常常表现得十分病态。如果我们日本文学缺乏莎士比亚笔下的诺福克[88]那等表达力，不妨把这种受辱恐惧症比作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每一个武士的头上。在武士守则中，任何以捍卫荣誉为名义的行为都是正大光明的。只要轻微受辱，甚至是自认为受辱，脾气暴躁的自大狂就会大发雷霆，拔刀相向，引起一场不必要的打斗，殃及许多无辜生命。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个好心人提醒一个武士，说他的背上有只跳蚤，这武士立马手起刀落，将那人一刀劈成两半。他之所以这样怒不可遏，就因为跳蚤是动物身上的寄生虫，而将高贵的武士与动物相提并论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羞辱。这理由虽简单，却不无争议。在我看来，这类故事荒唐得令人难以置信。但它们能流传开来，却说明了三点：（1）这些故事是编造出来专门震慑平民百姓的；（2）武士这一光荣职业确实被滥用了；（3）武士阶层具有极为强烈的羞耻感。当然，根据一个反常的极端例子去批判武士道法则显然有失公允，正像根据极端宗教行为的结果——宗教裁判所和宗教伪善——来评判基督教的教义一样。与酒鬼的胡言乱语相比，宗教偏执自有一种高贵感，令人动容。同样，从武士对荣誉的极度关切中，我们难道还看不出真正美德的根基吗？

这种微妙的荣誉法则容易导致病态的极端行为，但通过宣扬宽容和忍耐可以有力地制约这种病态倾向。一遇到轻微挑衅就暴跳如雷，这被讽刺为“暴躁易怒”。有一句众所周知的谚语：“忍所不能忍，是为真忍。”伟大的德川家康在留给后人的家训中这样说道：“人的一生就像负重远行。勿急……勿责人，始终反躬自省……忍耐才是长久之根本。”他的一生也印证了他的话。一位狂歌[89]才子用我国历史上三个杰出人物的诗句，概括出他们不同的性格——织田信长：“不按时而鸣，就杀了你，夜莺。”丰臣秀吉：“不鸣就逼迫你鸣，夜莺。”德川家康：“不鸣就等待你鸣，夜莺。”

孟子也极为赞扬忍耐和坚忍这两种品质。他曾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90]他还教导说，因小的冒犯便发怒，君子不屑为之，唯有为大义才值得冲冠一怒。[91](www.xing528.com)

从武士们的言论中，我们可以得知他们能坚忍温驯到何种程度。小川立所说：“人诬之而不诬人，惟思己之不信。”熊泽蕃山[92]说：“人咎之而不咎人，人怒之而不怒人，情欲俱灭，其心常乐。”我还可以引用“容不得半点羞辱”的西乡南洲[93]的话：“道为天地之道，人循其道，唯在敬天。夫天者，爱万物而无私。人法天道，则当以爱我之心而爱人。以天而非人为伴，勠力为天之伴。不苛责他人，惟反求诸己。”这些话让我们联想起基督教的教义，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在道德实践方面，自然宗教和神启宗教何其相似乃尔近。这些说法不仅仅停留在言论层面，也体现在实际行动中。

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少有人能达到宽容、忍耐和谅解的最高境界。而且，非常遗憾的是，没人能清晰完整地解释名誉究竟为何物，只有少数智者知道荣誉“并非源于某种境遇”，而在于人人恪尽本分。冲动之下，年轻人很容易忘记心平气和时从孟子那里学到的真理。这位圣贤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94]正如我们之后看到的那样，大部分人一旦受辱就会马上反击，以死相拼，而名誉——一般不过是虚荣或世俗赞誉——则成了人生在世的最高追求。年轻人奋斗的目标是博取声名，而非获得财富或知识。很多年轻人在踏出家门的那一刻，都暗暗发誓：不名扬四海，决不归家；不少望子成龙的母亲拒绝再见他们的儿子，除非他们“衣锦还乡”。为了免于“无名”之辱或为了出人头地，少年武士们宁肯历尽千辛万苦，承受肉体和精神上最严酷的磨炼。他们知道，年轻时获得的声名会随着年龄与日俱增。在难忘的大坂围攻战[95]中，德川小公子尽管强烈要求加入先头部队，但还是被安排殿后了。城池沦陷后，他懊恼万分，痛苦不已。一位老臣竭力安慰他说：“请别着急，少主来日方长，日后还有很多机会可以立身扬名。”德川小公子听了怒目而视说：“真是愚不可及！我十四岁的年华还会再来吗？”若能获得荣誉与名声，生命毫不足惜。因此，如果人们将某项事业看得比生命还重，便会极为平静和光荣地为之献身。

值得为之献身的事有很多，其中就包括忠诚，它是联结各种封建道德的那个对称的拱门中最关键的拱心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