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诺言的重要性的介绍

如果对人缺乏真诚与虔敬，礼貌只不过是闹剧和作秀。伊达政宗曾说过：“礼之过则谄。”一位古诗人给我们如此忠告：“心若诚信，虽不祈神，亦有神佑。”其见识远胜过波洛涅斯[75]。孔子在《中庸》中高度颂扬了诚的品质，赋予它超然的力量，几乎把它神圣化：“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随后他滔滔不绝地阐述了“诚”之品性的普遍和持久，以及它以静驭动、心诚则灵的力量。汉字中的“诚”是“言”和“成”的结合，这容易使人联想起新柏拉图主义[76]的逻各斯学说[77]——而孔子凭他神奇的想象就达到了这一认识高度。

说谎或含糊其辞，一样是怯弱的表现。武士们认为，与商人和农民相比，他们的社会地位较高，也应该有更高的“诚”的标准。“武士之言”——相当于德语中的“Ritterwort”，能充分保证所说内容的真实性。武士一诺千金，言出必行，因此无须书面承诺。实际上，书面承诺对他们来说几乎是一种侮辱。江湖上流传着许多“食言”的故事，即言而无信，以死抵命。

主经常告诫基督徒莫要轻易起誓，基督徒们却屡屡犯戒。日本武士中的佼佼者们与他们大不一样，他们视诚如命，认为起誓本身就有损名誉。我知道武士们曾向诸多神明或宝剑起誓，但誓言绝不会成为戏言或毫无诚意的感叹。为强调他们的誓言，他们会郑重其事地沥血为证。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主张你们在歌德的《浮士德》里找找答案。

最近有一位美国作家写道，如果你问一个日本人，说谎或无礼哪样好些，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说谎更好！”[78]皮里博士只说对了一部分，因为一个普通的日本人，甚至是一个武士，都会那样回答的。但皮里博士在翻译“谎言（ウソ）”一词时拓宽了它的含义，这是错说的。在日语中，“ウソ”这个词表示任何不诚实（マコト）或非事实（ホントウ）的情况。洛厄尔[79]告诉我们，华兹华斯[80]分不清诚实和事实，普通日本人在这方面也不比华兹华斯高明多少。如果你让一个日本人，甚至是一个优秀的美国人，告诉你他喜不喜欢你，或者他的胃是不是舒服，他会毫不犹豫地撒谎说“我很喜欢你”或“我很好，谢谢”。出于礼貌而掩盖真相被视为一种“虚礼”，也是一种“甜蜜的谎言”。

我承认，自己现在讨论的是武士道的“诚信”概念。但是，为我们的商业诚信说几句好话也无可厚非，尽管我在外国书籍和期刊上看到了很多对我国商业诚信的抱怨。无良的商业道德确实是玷污我国声誉的最大污点；但在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它或谴责我们整个民族之前，我们应该潜下心来研究它，只有这样我们将来才会觉得心安理得。

在各种主要职业中，再没什么比商人离武士更远的了。商人处于社会上各类职业的最底层——骑士—农民—技工—商人。武士们从土地中获得收入，如果他愿意，还可以业余从事农耕，但没有哪个武士愿意与柜台和算盘打交道。我们知道这种社会安排一定有内在的道理。对此，孟德斯鸠[81]明确表示，限制贵族经商的社会政策是正确的，因为这样可以防止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在权贵手中。权力与财富的分离使财富的分配更加均等。迪尔[82]教授在其专著《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世纪的罗马社会》一书中，再度论证了罗马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达官权贵可以参与商贸活动，结果一小部分元老家族垄断了财富和权力。这一点我们至今记忆犹新。

封建时代的日本社会不够自由，商业不够发达。社会对经商这种职业一直抱有歧视和偏见，结果使这一行业汇集了一群不计毁誉褒贬的人。“把人称作贼，他就会行窃”。社会对某一行业妄加毁誉，从业者就会降低自身的从业道德。休·布莱克提出，“正常良知”一般都能达到一定的道德要求，但也很容易下降到道德标准的下限。这很自然。其实不必特意强调：没有了道德准则，所有的商业贸易就无法进行。封建时代的商人其实心里早有了一个道德标杆，不然即使处于萌芽时期，他们也不会有所发展。一些基本的商业制度便是如此，例如行会、银行、交易所、保险、支票和汇票等。但是，商人与从业者以外人士打交道的时候，他们的表现的确非常符合社会对商人阶层的整体看法。(www.xing528.com)

在这种情况下，当国家开放对外贸易时，只有最敢于冒险和最不择手段的商人才会率先进入通商港口。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那些有名望的商行，尽管政府一再要求其建立分支机构，通常也会暂时拒绝。武士道有能力制止商业界的不光彩行为吗？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熟悉我国历史的人应该记得，我国通商口岸对外开放仅仅几年之后，封建制度便被废除，武士的封地被没收，政府向他们发放债券以示补偿，并准许他们投资经商。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他们不能把他们所信奉的‘诚’带入新的商业圈中，从而改变商业圈的旧时陋习呢？”很多正直诚实的武士们，在一个全新和陌生的工商领域中，都不够精明圆滑，根本无力应对狡诈的平民竞争对手。他们的命运可想而知，几乎都赔得一塌糊涂，见者无一不为他们扼腕叹息，痛哭流涕。不过当我们知道，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百分之八十的公司也都破产了，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百个武士里也挑不出一个，能在商业领域中脱颖而出。武士道伦理用于经商将会损耗难以数计的社会财富，这一点需要耗时费力才能准确了解；但有心者会很快发现，唯利是图和捍卫诚信遵循的原则是截然不同的。那么，他们的不同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

莱基[83]列举了诚信的三种主要考量，即经济的、政治的和哲学的。而武士道的诚信恰恰最缺乏经济考量。至于政治考量，它在封建制度下的政治社会中几乎没有太大发展。只有哲学考量，正如莱基所说，才是“诚”的最高形式，才在我们的美德范畴中获得了崇高的地位。我十分敬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高度商业诚信，当我究其根本原因时，他们告诉我“诚实是最好的原则”——诚实才是最划算的。那么，这种美德本身不就是一种回报吗？不过，如果是为了追求更大利益的功利目的而诚实守信，恐怕正直的武士宁肯虚头巴脑了！

虽然武士道拒绝这种“一报必求一还”的功利化回报，唯利是图的商人却很乐意接受。莱基十分中肯地提出，“诚”的发展主要归功于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正如尼采所说，诚实是最年轻的道德——换句话说，它是现代工业的产物。如果没有现代工业的孕育，“诚”就像一个只有最高贵的人才能养育的贵族孤儿。武士们虽然个个高贵，但如果没有一个更功利的平民奶妈，这一稚嫩的孩子就无法茁壮成长。随着工业的发展，“诚”将被证明是一种简单和有利可图的实践美德，而主要是有利可图。试想——直到1880年11月，俾斯麦还在向德意志帝国各行业发出通告，提醒说：“德国货物在质量和数量上均缺乏信用，令人汗颜。”如今，我们已经很少听说德国人在贸易中有任何疏忽和失信了。二十年来，德国商人认识到，最终还是诚实最有利可图。而我国商人早已发现了这一真理。说到这里，我想向读者推荐两位作家，他们最近在书中对这一点进行了慎重的评判[84]。另外，有件事很耐人寻味，在商人的正式书面借条里，诚信和荣誉永远都是最可靠的保证。这样的条款在借条中稀松平常：“若拖欠应还款项，情愿债主当众羞辱嘲弄。”或者“若无法偿还，就骂我愚蠢”，诸如此类。

我时常疑惑，武士道的“诚”是否有比“勇”更高尚的动机。由于对伪证没有明文规定，撒谎不被认为是一种罪行，而只是作为一种缺点受到谴责。撒谎被认为是背信弃义，有损名誉。事实上，“诚”的观念和名誉密不可分，其拉丁语和德语的原始意义就指名誉，所以，我现在应该暂停片刻，来思索一下武士道的名誉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