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喜悦与共喜悦-菊与刀

每个外国游客都会注意到，谦恭文雅、彬彬有礼是日本人的标志性特征。如果仅仅为了体现良好风度，唯恐冒犯大雅而守礼，那么礼作为美德就无可称道。真正的礼应该是出于对他人由衷的同情，自然而然体现出来的外在行为。礼还意味着对分寸感的考量，即对社会地位的适度尊重。因为社会地位的差异不仅代表了金钱和权势的差异，也说明了实际成就的大小。

礼的最高形式接近于爱。我们可以虔诚地说：“礼是宽容仁慈，是不嫉妒，不自夸，不骄傲，是不谋私利，不发作挑衅，不举止失礼，不念人恶。”迪恩教授在谈到人性的六大要素时，将礼置于崇高地位，将礼看作是最成熟的社交成果，是不足为怪的。

我很推崇礼，但我绝不会把它置于美德之首。如果对礼加以分析，我们会发现礼与其他更高层次的美德息息相关。没有任何一种美德是独立存在的。当礼被尊崇为武士特有的美德而受到过度推崇时，各种有名无实的虚礼便泥沙俱下。孔子曾一再教导说，虚礼不是礼，正如声响并不是音乐一样。

当礼上升为社交的必要条件时，一套繁琐细致的礼仪随之产生并风行，用以培养年轻人正确的社交行为。打招呼时如何向他人鞠躬，如何行走和落座，都要精心地教导和学习。餐桌礼仪发展成为一门科学，上茶和饮茶也上升为一种礼仪。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理应掌握这些礼仪。在凡勃伦[64]先生那本引人入胜的书[65]中，他非常恰当地把礼仪称为“有闲阶层生活的产物和标志”。

我曾听到过欧洲人对我们恪守的繁文缛节不屑一顾。有人批评说，这些礼仪积淀了我们太多的观念，到现在还严格遵守它们是愚蠢的。我承认，在隆重的礼仪中可能有一些不必要的细节，但我不太清楚的是，遵守这些细节是否与追随西方日新月异的时尚一样愚蠢。即使是时尚，我也不认为它仅仅是虚荣的怪胎；相反，我把时尚看作是人类精神对美的不断追求。我更不认为繁复的仪式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代表了一种长期观察的结果，是为了达到某种效果而找到的最合适的方法。做任何事情，肯定都有最好的办法，这个最好的办法必须既经济又优雅。斯宾塞[66]先生将优雅定义为最经济的做法。茶道展示了碗、勺和餐巾等特定的操作方法，在外行人看来很乏味。但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一套既定的操作方法最省时省力，也就是用力方式最为经济。因此，根据斯宾塞的定义，这样做也就最为优雅。

社会礼仪的精神价值——或者借用《旧衣新裁》[67]的说法——礼节仪式作为精神修养的外衣，其精神内涵与外在形式传达给我们的完全不成比例。我可以效仿斯宾塞先生，在我们的礼仪体系中追根溯源，寻找它们产生的道德动机；但在本书中我无意致力于此。我想强调的是恪守礼仪对品德的陶冶和教化作用。

我曾经说过，礼仪对细节的追求可谓不遗余力，以至于流派纷呈，各有千秋。但它们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最知名的礼仪流派的伟大倡导者小笠原清务[68]是这么说的：“礼仪的终极目的是陶冶情操，你安然静坐时，即使最凶狠的歹徒也不敢冒犯你。”[69]也就是说，通过不断形成正确的举止，人体所有部位及其功能都能形成完美的秩序，与人体及其环境达到最佳和谐，这意味着精神对肉体的充分掌控。法语词bienséance[70]（礼仪）包含了多么新颖而深刻的意义啊。(www.xing528.com)

如果这一说法成立，优雅意味着省力，那么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不断练习优雅举止也就意味着养精蓄锐。因此，优雅的举止实际上是指力量的栖息状态。在罗马之劫[71]中，当野蛮的高卢人冲进元老院，胆敢拔掉那些德高望重的元老们的胡须时，我们应该责备那些元老，因为他们的尊严和气度缺乏力量。恪守礼仪真能达到高尚的精神境界吗？为什么不会呢？——因为条条大路通罗马！

我以茶道为例，说明最简单的东西是如何变成一种艺术，然后又变成一种精神文化的。喝茶居然是一种艺术！有什么不可能的呢？在沙滩上画画的孩子，或在岩石上雕刻的野蛮人，都有可能成长为未来的拉斐尔或米开朗基罗。饮茶是从印度隐士冥想时开始的，继而发展为宗教和道德的贴身侍女，难道不是意义深远的吗？心态平和、性情沉静、举止安详和沉着是茶道的第一要素。毫无疑问，这也是培养正确思维和生发美好情感的首要条件。小巧的茶室干净得一尘不染，隔绝了喧嚣沸腾的人群，容易使人的思想暂时摆脱俗世纷扰。室内陈设简单，没有西方客厅那无数的装饰画和小摆设去分散人的注意力，挂轴[72]只让我们感觉到图案的优雅大方，而非色彩的鲜艳。最终目标是极致的品位，任何虚饰都会遭到宗教般的极端排斥。事实上，茶道是一位冥思的隐士在谣言纷起的战争年代发明的。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表明，这种仪式不仅是一种消遣。武士在进入幽静的茶室之前，先把剑放在一旁，暂时抛开了血雨腥风和家国情怀，在一方安静的斗室内寻找和平与友谊。

茶道不仅仅是一种礼法，它也是一种艺术；它是诗歌，有节奏清晰的韵律；它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实践。茶道最大的价值即在修身养性。虽然在茶道的信徒看来，茶道的其他方面可能更加重要，但这并不足以否认茶道的精神实质。

礼仪使人举止优雅，有礼也就有了良好的教养。但它的作用还不止于此。得体的举止源自仁慈和谦虚，出于对他人情绪的感同身受，常常表达了一种优雅大度的同情心。按照礼仪，我们应该与人同悲共喜。当这种教诲细化为生活小节时，几乎不会引起人的注意，即使被注意到，也像一位在日本居住了二十年的女传教士曾经说过的，“太好笑了”。烈日炎炎，你站在外头没有任何遮挡。这时，一位日本熟人走过，你和他打招呼，他便立马摘下帽子。这倒不奇怪，奇怪的是他一边和你谈话，一边收起了遮阳伞，和你一起站在烈日下。真是愚蠢之极！是，确实如此。其实，他的动机无非如此：“你晒在阳光下，我同情你。如果遮阳伞足够大，或者我们够熟悉，我愿意与你共撑同一把伞。但因为我不能为你遮蔽阳光，所以我愿意分担你的不适。”类似这样可笑的小小的举动不仅出于习惯，也是对他人的舒适体贴入微的感情“体现”。

另一个好笑的习俗是由我们的礼仪标准决定的。许多肤浅的日本作家对此不以为然，他们简单地将其归因于日本民族颠三倒四的习惯。每一个观察到这一点的外国人都会承认，他遇到这种场合不知如何反应而感到尴尬。在美国，当你赠送礼物时，会向获赠礼物的人称赞礼物。而在日本，我们却会贬损它。美国人是这样想的：“这是一件好礼物。如果礼物不是很好，我就不会送你，因为把不好的礼物送给你是一种侮辱。”与此相反，日本人的逻辑是：“你是一个好人，什么礼物都配不上你。你接受我放在你面前的东西，无非是认为它代表了我的好心。那就收下吧，不是因为礼物的价值，而是因为我的心意。如果我说礼物极好，配得上你，那是对你身价的侮辱。”把这两种想法放在一起比较，我们就会看到，两者根本上是一致的，都没什么好笑的。美国人夸奖的是物质的礼物，而日本人看重的是送礼的精神意义。

我国国民的礼仪的确过度关注言行举止的细枝末节，但如果据此就舍本逐末，对我们的礼仪原则本身说三道四，那就主次颠倒了。哪样更重要？是吃饭还是吃饭的规矩？中国圣人孟子回答说：“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73]将方寸之木放到岑楼的屋顶上，没有人会说它比岑楼还高。[74]那么，说真话还是讲礼貌，哪个更重要？据说，对于这一问题，日本人的回答与美国人的回答截然相反，但在我谈到“诚”之前，我不予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