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仁-恻隐之心

爱，宽容，仁爱之心，同情之心，恻隐之心，都是公认的高尚美德，是人类灵魂的无上情操。仁德之所以高贵有两层意思——有德之人的诸多美德中以仁德最为高贵；君王的高贵仁德有其特定的含义。我们不需要莎士比亚来感受仁德，但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我们需要莎士比亚来表达仁德——仁德比皇冠更有王者风范，仁德的效力远在他的权杖之上。孔孟先贤不止一次重申，人君的最高道德是仁德。孔子说：“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并重申：“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39]孟子也进一步阐发道：“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40]他还说：“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41]总之，孔孟都认为仁德对于君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即“仁者，人也”[42]。

封建政体极易走向穷兵黩武，而仁德能保护我们免遭极端专制之害。子民既然不惜“摩顶放踵”以事君王，那么治理臣民无非随君王之所欲，这就自然而然出现了那种东方式的君主独裁统治。其实，西方历史上的独裁者也不乏其人！

我当然不愿支持任何形式的专制统治，但把封建统治等同于专制统治也是错误的。腓特烈大帝[43]曾经写道：“国王是国家的第一公仆。”法理学家们都认为人类进入了自由的新时代。其实在同一时期的日本西北部偏远林地，米泽的上杉鹰山[44]也发表了同样的宣言，表明封建制并非一概是暴政和压迫。封建君主并不认为他对臣民负有义务，对祖先和天帝却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君就是臣民之父，奉天承运，照拂臣民。据中国古代的诗经讲：“殷之为丧师，克配上帝。”[45]孔子在《大学》中教导我们：“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民意和君心、民主和专制就这样统一起来了。武士道就这样吸收并强化了父权的概念——父权并非泛泛的叔伯政治（准确地说是山姆大叔式[46]的）。独裁政府和父权政府的区别是，独裁政府之下，人民是违心地屈从，而父权政府之下，“人民服从政府时会感到骄傲，会感到尊严，会感到发自内心的拥护，即使为政府服役，也始终能感受到崇高的自由”。[47]英语中有句老话，说得不无道理：“英格兰国王为魔鬼之王，因为他的臣民始终在暴动中推翻他。法国国王是驴子，因为他总是没完没了地收税。[48]只有西班牙国王是人主，因为人民乐于服从他。”好了，到此为止！

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看来，美德和极权可能是无法调和的。波别多诺斯采夫[49]清晰地揭示了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在社会基础上的差异：欧洲国家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组建的，英国则是以独立形成的个性特征为基础的。这位俄罗斯政治家说，欧洲大陆各国，尤其是斯拉夫民族中，个人对某些社会联盟的依赖，归根结底是对国家的依赖。这一点对日本人来说尤为正确。因此，君主权力的自由行使，并不会使我国国民像欧洲人那样感到压抑，恰恰相反，这种统治方式一般能从父君对子民的情感角度得到节制。俾斯麦[50]说，“极权政治主要是要求统治者公正，诚实，忠于职守，精力充沛和有谦逊敬畏之心”。如果允许，我想就这一主题再引用一段德国皇帝在科布伦茨的演讲。他谈道：“王权是上帝的恩赐，王权意味着重大职责，首先是对上帝的艰巨责任，任何人、任何大臣和任何议会都不能替君主代劳。”

我们知道，仁是一种母性的温柔美德。如果说正直的道义和严厉的正义专属男性，那么仁慈则具有女性的柔和感和说服力。我们总受到告诫：不能不加区别地滥用仁慈之心，应该适度辅以道义和公正。仙台藩主伊达政宗[51]在他经常引用的格言中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点——“过于义则固，过于仁则懦。”

幸运的是，仁慈虽美，但并不罕见，因为“勇敢者最慈柔，爱人者最勇敢”是普遍真理。“武士情”——武士的柔情——这话听来如此动人，能立即打动任何高尚的心灵。这并不是说武士的仁爱与他人的仁爱有什么本质区别。对武士而言，仁爱不是盲目的冲动，也结合了正义的呐喊；仁爱不仅仅是某种心态，也有当杀则杀、当救则救的行动。就像经济学家所说的有效需求或无效需求一样，我们也可以把武士的仁爱称为有效的爱，因为它是一种力量，能给对方带来利益，也能给对方造成伤害。

武士们以拥有蛮力和使用蛮力的特权而自豪，他们完全同意孟子关于仁爱的力量的教导。孟子说：“仁之胜不仁也，犹水之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52]又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53]因此，仁者永远心系苦难之人。亚当·斯密[54]以同情心为基础构建起自己的伦理哲学，而孟子早就预见到了。

不同国家的骑士荣誉准则，彼此有惊人的相似。也就是说，内涵游移的东方道德观念在欧洲文学的最美格言中不乏其例。比如：

败者安之，骄者挫之，
建立和平之道——斯乃汝职。

把这句诗拿给一位日本有识之士看，他可能会不假思索地指责这位曼图亚的游吟诗人[55]抄袭了自己祖国的文学作品。(www.xing528.com)

对弱者、底层人或被征服者显示仁慈，最能表现武士风度，因而备受推崇。日本艺术爱好者一定非常熟悉这么一幅画，画中一个和尚倒骑在牛背上。这和尚曾经是个武士，在他声名鼎盛之时，他的名字就是恐怖的代名词。须磨浦的激战[56]（公元1184年）是日本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战役之一。在这次战役中，他追上敌人后用强有力的臂膀将其一把按倒在地。根据当时的作战规则，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强弱双方地位或能力相当，否则不得有流血事件发生。因此，这个勇猛的武士想知道被按倒在身下的人姓甚名谁，而对方却拒绝透露。武士凶残地扯掉对方的头盔，发现对手是位白皙无须的清秀少年。武士惊愕之余，不觉松开了手，扶着年轻人站起身，像慈父般地教他逃生：“走吧，孩子，回到你母亲身边！熊谷[57]的刀不会沾上你的血。在敌人出现之前赶快逃吧！”但为了捍卫双方的荣誉，这位年轻的战士拒绝离去，并恳求熊谷当场砍下他的头。冰冷的刀刃在熊谷白发苍苍的头上闪烁，这把刀刃曾多次斩断敌人的生命之弦，但此时他那颗冷酷的心却颤抖了。他眼中闪过他儿子第一次踏上战场——也是在今天——伴随着军号声冲锋前进的身影。武士结实的手颤抖了。他再次恳求这位少年赶快逃走，但无济于事。士兵们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他大喊：“你逃不了了，与其落入无名小辈之手，还不如我来。神啊，收下他的灵魂！”顷刻间剑光一闪，当它落下的时候，已经沾满了年轻人殷红的鲜血。战争结束后，士兵们大胜而归，但熊谷已经不在乎荣誉和名声，他放弃了戎马生涯，披上袈裟，将余生都献给了朝圣之旅。他发愿绝不背对西方，因为那里是救赎之神降临的圣地，也是太阳每天休息的地方。

批评家们也许能指出这个故事的缺陷。虽然这个故事在细节上是有漏洞的，但它表明，武士残暴的军旅生涯需要用柔情、怜悯和仁爱来点缀。武士中流行一句老话，是这样说的：“穷鸟入怀时，猎夫亦不杀。”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基督教的红十字会运动这样轻易地在日本国民中站稳了脚跟。在我们听说《日内瓦公约》的几十年前，我们最伟大的小说家马琴[58]就已经向我们介绍过如何治疗受伤的敌兵。在以尚武精神和教育著称的萨摩藩，年轻人学习音乐蔚然成风；所谓音乐，不是“鲜血与死亡的喧嚣前奏”——军号或军鼓，而是那种在琵琶上弹奏的哀伤温柔的旋律，能够缓和我们昂扬的斗志，使我们忘却战场上的血腥和屠杀。波利比乌斯[59]向我们讲述了《阿卡迪亚宪法》，它要求所有30岁以下的年轻人学习音乐，因为柔和的音乐艺术可以使人忘记寒冷潮湿的艰苦环境。他认为，正是因为这种柔和音乐的影响，阿卡迪亚山区几乎看不到任何暴行。[60]

在日本，不只是萨摩藩注重培养武士阶层的闲情雅致。白河乐翁[61]在他的随笔中记下了他的浮想，其中有以下几点：“侵枕勿咎之花香、远寺钟声、凉夜虫鸣，皆幽趣也。”又说：“落花之风、蔽月之云、好辩之人，凡此三者，虽殊可恨，亦可恕也。”

吟诗作赋似乎是为了表达情感，实际上是为了陶冶性情，所以备受鼓励。因此，我们的诗歌自有一种强烈的哀戚和柔美。一个乡下武士的轶事就说明了这一点。当他被要求作俳句时，他的第一个试题是“莺鸣”[62]。结果他大发脾气，粗粗写了几行后，就把它扔在老师脚下：

勇士背过耳朵，
不听黄莺鸣唱。

他的老师对这种粗浅的抒情毫不介意，继续鼓励这个年轻人写诗。直到有一天，这个年轻人内心的乐感被唤醒，随着黄莺悦耳的鸣叫，他吟道：

武士伫立，英姿勃发，
倾听黄莺歌唱，
树丛中鸟语花香。

负伤倒在战场上的克尔纳[63]唱出了他著名的《告别生命》，我们钦佩并赞叹他短暂生命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之举。类似的故事在我们的战争中并不罕见。我们短小精练的诗体特别适合于即兴抒情。任何受过我们日本教育的人都能作和歌或俳句。我们常常看到，行军的士兵中途停下来，从腰带上取下他的笔砚，即兴赋诗一首。一旦在战争中牺牲，总能从头盔或铠甲里找到他们珍藏的诗笺，而此时他们的躯体已经没有了生命气息。

在欧洲，是基督教在一片战争恐怖中唤起了人类的同情心；在日本，则是由人们对音乐和文学的热爱来完成的。培养温柔情感容易使人产生对他人苦难的同情。懂得尊重他人的感受，才会懂得谦让和殷勤，而这才是礼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