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的起源及其影响：神道教与孔子教义的重要性

从佛教说起吧。佛教教人安然相信命运，平静地接受不可避免的一切，在危难面前像斯多葛派[16]那样镇定自若，轻生向死。一位剑术大师[17]看到他的学生掌握了他毕生绝学之后，这样告诉学生：“我能教给你的到此为止，剩下的都要靠‘禅’的指引了。”“禅”是“Dhyana”的日语译法，它“表示人类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冥想境界”[18]。修禅的方法是冥想，而且在我看来，禅的主旨是参透万物所遵循的共同原则，并尽可能参透绝对本质，以追求人和这一绝对本质的和谐相处。依照这一定义，禅宗教义不仅是一个宗派的教条，任何参悟到绝对本质的人都能超越尘世，并且认识到“另有乾坤”。

佛教还有什么不能给予的，神道教都能够充分弥补。和其他宗教有所不同，神道教讲究对君主的无限忠诚，对祖先虔诚的崇拜以及对父母绝对的孝敬，因此武士傲慢的性格中就有了服从的成分。神道教没有“原罪”的说法。相反，它认为人性本善，纯洁如神，并将其尊崇为宣示神谕的圣殿。凡是参观过神道教神殿的人都能观察到，那里面没有任何供人参拜的物品和器具，唯一必不可少的陈设就是悬挂于神殿的镜子。这很好解释：镜子象征着人的心灵，当人心纯净无瑕的时候，镜子就映出神明的形象了。因此，当你站在神龛前参拜时，看见自己的形象映照在明亮的镜面上，参拜行为本身就等于印证了古老的德尔斐神谕[19]——“认识你自己”。在希腊和日本教义中，认识自我并不意味着对人体部分的认识，也不是对自己心理和物理的解剖式了解。这种自我认识是指道德层面，是对自我的道德审视。蒙森[20]对希腊人和罗马人进行比较之后说，希腊人拜神的时候两眼朝天，因为他的祈祷就是冥想，而罗马人拜神时则将头蒙住，因为他们的祈祷就是反省。我们的宗教观念与罗马人基本一致，我们的自省更注重个人的民族意识而不是道德意识。神道教的自然崇拜，使我们从内心深处更加热爱我们的国家，而神道教的祖先崇拜通过正本清源地追溯血统，确立皇室为整个大和民族的共同远祖。对我们来说，国家不仅仅是开采黄金和收割谷物的土地，它是祖先之魂——诸神的神圣居所：对我们来说，天皇不仅仅是法治国家的治安总长或者文明教化的保护人，他还是天国在人间的化身，集权力和悲悯情怀于一身。M．鲍特密说：“英国皇室不仅代表着权威，也促进并象征着民族团结。”[21]如果真如他所说，而我也相信英国皇室确实如此，那么日本皇室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神道教的教义涵盖了日本民族情感生活的两个主要方面——忠君爱国。阿瑟·梅·克纳普说得千真万确：“在希伯来文学中，很难判断作者说的是神还是国家，是天国还是耶路撒冷，是弥赛亚还是民族自身。”[22]在我们的国民信仰中，也存在同样的语焉不详。之所以说“不详”，是因为在逻辑缜密者看来，神道教术语存在模糊性。但是，作为一个囊括了民族本性和民族情感的信仰框架，神道教本就不是一套系统的哲学教义或理性的神学义理。神道教，或者更确切地说，神道教所表达的民族情感，向武士道注入了极端的忠君爱国思想。这些思想更像是一种情感冲动而非宗教教义。与中世纪基督教教会有所不同，神道教并未向其信众灌输过多的戒律，而是为他们提供一种简单明了的行为准则。

就严格的伦理层面来说，孔子的教义是武士道最丰富的来源。早在孔子的著作从中国传入之前，我们民族就已经认可了关于君臣、父子、夫妻、长幼及朋友之间关系的五伦之道，孔子的教诲无非进一步确立了这些人伦关系。孔子的政治道德学说平和仁慈，蕴含着处世智慧，非常适合武士这一统治阶层。孔子贵族派头的保守言论也很符合武士政治家的要求。除了孔子，孟子的学说对武士道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孟子的理论既具说服力又富民主色彩，在富有同情心的人当中传布甚广，有人甚至认为它会危及和颠覆现存的社会秩序。因此，孟子的著作长期被列为禁书。尽管如此，这位大师的学说已经被永远植入武士心中。

孔子和孟子的著述是青少年的主要教材，也是成年人讨论问题的最高权威。但如果对两位先贤的经典仅是一知半解，则很难获得真正的尊敬。有句谚语是“读圣贤书而不知《论语》”，讽刺了那些把孔子仅当作理论知识来学习的人。有位地地道道的武士将文学家戏称为书虫；另一位武士则把学问比作难闻的蔬菜，必须煮了再煮才可食用。读书太少难免迂腐，读书太多又偏于酸臭；二者都讨人嫌。作者说这话是想表明，学问只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称其为真正的知识，而仅仅掌握了理论知识的专家不过是台机器。人的智性服从于道德情感，人和宇宙在精神和道德上是相似的。因此，武士道不能接受赫胥黎[23]关于宇宙运行无关道德的论断。

武士道看不起那种纸上谈兵的知识。学习知识不是终极目的，而应该是获得智慧的手段。因此，一个人若满足于为学知识而学知识，那他充其量是一部机器，只知道按照指令背几首名诗箴言。他们认为，理论知识和生活实践与应用是统一的。这最早是苏格拉底的观念，中国哲学家王阳明对之做了最为精彩的阐发，他曾孜孜不倦地重复着“知行合一”的重要性。(www.xing528.com)

说到这里，请允许我暂时偏离主题，因为这位学者的教义影响了诸多高尚的武士。西方读者可以很容易发现，王阳明的学说与《新约圣经》有相似之处。如果不考虑措辞差异，《新约圣经》中“寻找神的国和神的义，而后这些将归于你”一句所传达出的思想，几乎可以在王阳明作品的任何一页都找得到。日本的一位王阳明弟子[24]说，“天地万物之主宰，寓于人则为心；故心为活物，永放光辉”，同时，“其本体之纯明，非人意所能移。自发于心，昭示是非，谓之良知，是为天神之光明”。这些言论与艾萨克·彭宁顿或其他神秘主义哲学家的文章不是很相似吗？依我之见，信奉朴素神道教义的日本人，更易接受王阳明的学说与理念。王阳明将“良知即天理”学说发展到极端超验主义，良知不仅可以辨别是非善恶，而且能够感知精神世界和自然现象的本质。王阳明坚持“心外无物”，其对待唯心主义的态度，堪比贝克莱[25]和费希特[26]。尽管他的哲学体系充斥着唯我论的逻辑谬误，但不可否认的是，王阳明的理论在坚持塑造个性，陶冶情操方面具有道德价值。

因此，不论是哪种学说和教义，武士道所吸收同化的仅是其中为数不多的简单原则。尽管如此，武士道仍然能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为武士提供安身处世之法。武士先贤，天性淳朴沉稳，积累了前人零散而又朴素的教诲与思想，为自己提供精神食粮；这些思想历经变迁，又形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刚毅之气。

法国学者德·拉·马泽里埃尔在总结其对16世纪日本的印象时说道：16世纪中期，日本政府、社会和教会陷入一片混乱。在内战中，生活方式倒退到野蛮时代，人人都要求维护公正，造就了和16世纪意大利人一样的一代日本人。丹纳[27]曾称赞他们为：自强不息，积极主动，当机立断，敢于冒险，吃苦耐劳。野蛮的生活迫使中世纪的日本人和意大利人成为“全副武装奋力抵抗”的优秀人类。正因如此，16世纪最充分地展示了日本民族的主要特征，这就是精神和性情的多元复杂性。在印度和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能力和智力水平上，而在日本，还包括个性上的特立独行和卓尔不群。如今，个性已成为优秀民族和发达文明的标志。借用尼采喜欢的一种表述：“在亚洲，说到人就会说到平原，而在日本和欧洲，说到人就会说到高山。”

我们来谈谈我们自己——日本民族所具有的德·拉·马泽里埃尔先生笔下的“普遍特征”。我将从“义”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