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降后的日本人：第十三章

美国人有足够的理由为他们在日本投降后所进行的管理感到骄傲。美国的政策是由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联合制定的，于8月29日（1945年）在电台广播，然后由麦克阿瑟[1]将军巧妙地实施。现在，这一引以为傲的理由，却经常被美国报纸和广播中各党派的赞扬或批评所掩盖，只有少数对日本文化有足够了解的人才能够确认这种既定政策是否可取。

日本投降时，最大的问题是占领的性质。战胜国是应该利用现有的日本政府，甚至是天皇，还是应该对其清算？是否应该由美国的军政府官员负责，实施各县各市各村的行政管理？意大利和德国的模式，是在当地建立盟军军政府（A.M.G.）总部，作为战斗部队的一部分，把地方行政权掌握在盟军官员手中。日本投降当天，那些太平洋地区的盟军军政府的负责人期待在日本也实施类似的管理机制。日本人也不知道他们还能保留多少行政职权。《波茨坦公告》[2]也只是声明——“日本领土上被盟国指定的地点将被占领，以确保我们在此所设立的基本目标的安全”，以及必须永久消除“欺骗和误导日本人民妄图征服世界的权威和影响”。

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向麦克阿瑟将军发出的联合指令，对这些问题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并获得了麦克阿瑟将军及其司令部的全力支持。日本人将负责自己国家的管理和重建。“最高指挥官将通过日本政府的机构和组织，包括天皇，来行使他的权力，以进一步实现美国的目的。在他（麦克阿瑟将军）的领导下，日本政府获准在内政管理方面行使其正常职能。”因此，麦克阿瑟将军对日本的管理与盟军对德、意两国的管理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它完全是一个独立的指挥机构，充分利用了日本政府从上到下的各级官员。它直接同日本帝国机构对话，而不是同日本民众对话，或者某些县市的居民对话。它的主要任务是为日本政府确定下一步的工作目标。如果某位日本内阁大臣认为该目标不可能实现，他可以提出辞职，而如果意见是正确的，他可以使目标得到修正。

这种管理方式是一种大胆的举措。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种政策的好处显而易见。正如希尔德林[3]将军当时所说的那样：

通过利用日本政府的方式进行管理，我们所获得的好处是巨大的。如果日本没有可供我们利用的政府，我们将不得不直接操作管理一个拥有7000万人口的国家所必需的全部复杂机构。他们在语言、习俗及态度上都与我们不同。通过净化并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换言之，我们是让日本人打扫自己的房间，而我们只负责提供具体要求。

然而，当这份指令在华盛顿制定出来的时候，还有许多美国人担心日本人会心怀不满、充满敌意，担心他们会伺机报复，时刻准备破坏和平计划。事实证明，这些担心是毫无依据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日本这样如此顺利地接受这种值得信任的好政策，其原因主要在于特殊的日本文化，而无关战败国、政治或经济的普遍规律。也许，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政策让他们在面对战败这一残酷的事实时，并不存在所谓屈辱的象征，反而刺激他们施行新的国家政策。而之所以能够接受这种新政策，恰恰是因为独特的日本文化熏陶出了独特的民族性格。

在美国，我们曾为实现和平应该采取强硬手段还是怀柔政策争论不休。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强硬还是怀柔，而是如何做到恰如其分，不多不少，足以打破其具有侵略性危险的旧模式，并为其设立新的目标。选择何种政策，则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民族特性和传统的社会秩序。普鲁士的权威主义，深植于家庭生活和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需要为德国制定适合它的和平条款。对日本，明智的和平政策应该有所不同。德国人不像日本人那样，并不认为自己亏欠社会和历史赋予的恩情。他们努力奋斗，不是为了偿还无法计算的债务，而是为了避免成为牺牲品。父亲是一个权威人物，就像其他任何民族有着超然地位的人一样。按俗语所说，他会“强迫别人尊敬他”。如果得不到尊敬，他就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在德国人的生活中，每一代的儿子都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反对他们权威的父亲。但在成年后，他们最终都投降了，同父母一样过着那种平淡无味、缺乏激情的生活。他们人生的顶峰，就是当年青春期最叛逆的“狂飙年代”。[4]

日本文化中的问题并不是极端的权威主义。几乎所有西方观察家都认为，日本的父亲对自己的孩子充满关怀和溺爱，这在西方十分罕见。日本的孩子将自己和父亲之间的关系理所当然地看作是一种真正的同伴情谊，并且会公开表示以自己父亲为傲，所以父亲只要简单改变语气，就能让孩子遵照他的意愿行事。但是，父亲对幼儿并不严厉，青春期也不是反抗父母权威的时期。相反的，在这一时期，孩子在世人评判的眼光下，开始变得有责任感，成为家庭中驯服的代表。就像日本人所说的，他们对父亲表示尊敬，是“为了实践”“为了训练”。也就是说，作为被尊敬的对象，父亲是等级制和正确处世行为的非人格化象征。

孩子在小时候与父亲的接触中学到的态度，成为整个日本社会的一种模式。那些受到最高尊崇的人是因为自身的等级地位，而不是因为他们有绝对的权力。在等级制度中居于最高层的官员并没有掌握真正的权力。自天皇以下的各个层次中，顾问们和隐蔽势力都是在幕后运作。对日本社会的这一侧面描述得最准确的莫过于一名黑龙会[5]的首领，黑龙会属于极端爱国主义团体。20世纪30年代初期，这名黑龙会的首领对东京一家英文报纸的记者说，“社会，”这里当然就是指日本，“是一个三角形，被大头钉固定住了一个角。”[6]换句话说，这个三角形放在桌上，所有人都看得到。大头针则是看不到的。三角形有的时候倒向右边，有的时候又倒向左边，它绕着一个隐蔽的中心点摇摆。用西方人的话说，每一件事都要用“镜子”来反映。每一个努力都是为了将表面上能看出来的专断权力压缩到最小，每一个行动看上去都是为了对象征性地位表示忠诚，而这个象征性地位又往往没有真正的权力。日本人一旦发现了被剥掉面具的权力的真正来源，他们就会像看待放贷者和暴发户一样认为这些是剥削，而且与他们的制度不相称。

日本人就以这种方式看待他们的世界，这样就可以不通过革命而掀起反抗剥削和不公的浪潮。他们并不准备彻底摧毁自己的世界。他们可以像明治时期所做的那样，在毫不批判现有体制的境况下，施行最彻底的变革。他们将这种变革称为“复古”运动，一个“极大的退步”，退回到过去。他们不是革命者。在西方作者中，有的期望日本发动一场全民性的意识形态革命；有的则夸大战争时期日本的地下势力，并希望其在日本投降前能够掌握领导权；有的则在日本投降后预言激进政策将会在选举中取得胜利。但是，他们都严重错估了形势。他们的预言都被证实是错误的。保守派首相币原男爵[7]在1945年10月组成内阁时的发言，更为准确地道出了日本人的心声：

新的日本政府有一个能够尊重国民意愿的民主形式……我国自古以来，天皇就以民众之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这是明治天皇宪法的精神，我所说的民主政治正是这一精神的真正体现。

对美国读者来说，对民主制做这样的解释毫无意义。但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一论调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西方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日本可以更加方便地扩大国民的自由领域，创造国民的福祉。

当然，日本也将试行西方的民主政治机制。但它并不认为，凭借西方的制度安排，就能像美国那样，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普选和立法机构的当选人，他们制造的问题不会比解决的问题少。一旦这些问题积累下去，日本将会修改那些我们赖以实现民主的方式。然后，美国就会出现一种声音，认为这场战争是徒劳的。我们相信我们的方式是正确的。但是，当日本要重建成一个和平的国家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普选充其量只会占据一个次要的地位。日本自19世纪90年代第一次选举以来，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拉夫卡迪奥·赫恩[8]当时描述的传统困难，今后仍有可能会重现：

小泉八云

小泉八云是一名爱尔兰裔日本作家，原名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因其关于日本的书籍而闻名，是现代怪谈文学的鼻祖，其主要作品有《怪谈》《来自东方》等。

那些激烈的竞选中出现了很多牺牲，其中确实不存在个人恩怨。议会中出现的激烈辩论，甚至是让外人震惊的暴力行为，也很少有属于个人的对抗。真正的政治斗争与个人无关，而是家族之间、党派之间的利益之争。每一个家族或者党派的狂热的追随者，对这种新的政治形态都只是理解成一种新的战斗方式——一场为了领袖利益进行的关乎忠诚的战争。[9]

在最近的20世纪20年代的选举中，农民们在投票之前还经常会说：“我已经洗干净脖子，准备被砍头了。”这种说法将竞选等同于过去拥有特权的武士对平民的攻击。直至今日，日本普选的含义仍然与美国不同。无论日本是否继续推行危险的侵略性政策，这种情形都是真实存在的。

日本在重建一个和平国家时所依赖的真正力量，在于他们敢于承认“过去路线的失败”，然后将精力全部投入到其他路线中去。日本人具有一种变通的道德体系。他们试图通过战争来找到自己的“适当的地位”，最终失败了。现在，他们可以抛弃这条路线，因为他们所受到的一系列训练，使他们习惯于前行的方向上可能出现转变。有些国家拥有更加绝对的价值观，他们必须确信自己是在为原则而战。当他们向胜利者投降时，会说：“当我们战败时，正义也就不复存在了。”他们的自尊要求他们继续努力，务必让“正义”赢得下一次胜利。否则他们就会捶胸顿足，忏悔自己的罪过。日本人不需要这样做。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第五天，美国还没有登陆日本，东京的著名报纸《每日新闻》就已经对这场战争的失败和由失败带来的政治变化发表评论。它说：“但是，这最终对拯救日本有着巨大的好处。”这篇文章强调，每一个人都不应忘记，他们已经彻底失败了。既然不能依靠武力建设日本，就必须努力成为一个和平国家。东京的另一家著名报纸《朝日新闻》也在同一周发表文章，认为日本近来“对武力的过度信任”是国内外政策的“重大失误”；“过去的态度让我们收获很少却损失惨重，我们应该抛弃它，而采用一种基于国际合作和爱好和平的新态度”。

西方人观察到了这种转变。他们认为这转变属于原则性的，因此有所怀疑。但无论是在个人关系中，还是在国际关系中，这都是日本人为人处世时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人认为，采取了某个行动方针而不能达成目标，就是犯了一个“错误”。如果失败了，他们就会将其放弃，因为他们不会固守失败的方针。他会说：“噬脐无及。”20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被日本人广为接受，他们普遍认为日本能借此赢得世界的尊敬，一种建立在强大的武力基础上的尊敬。他们忍受了为实现这一计划所需要付出的一切牺牲。1945年8月14日，日本至高无上的代言人天皇告诉他们，日本战败了。他们接受了这一事实所包含的所有内容。它意味着美国军队的到来，他们就欢迎美军；它意味着帝国霸业的失败，他们就主动考虑制定一部禁止战争的宪法。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第十天，日本报纸《读卖报知》以《新艺术和新文化的开端》为题发表社论，并论述道：

我们内心必须坚信，军事上的失败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无关。我们应该以军事上的失利作为一种动力……对于日本人来说，只有这种全民族的失败，才能刺激我们真正开始关心这个世界，客观地观察事物。我们必须通过坦诚的剖析，消除一切曾经扭曲日本思想的非理性因素……我们需要勇气来正视战败这一事实，但是，我们必须对日本文化的未来充满信心。

这就是说，日本人尝试的一种行动方针失败了。从现在起，他们将尝试一种和平的生活艺术。日本各种报纸的社论都反复强调——“日本必须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日本国民的任务，就是在新的基础上赢得这种尊重。

这些报纸的社论并不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心声，东京街头和偏远山村的平民，也同样经历着一场巨大的改变。美国占领军实在无法想象，这些友好的民众竟然就是曾经发誓即使手持竹枪也要死战到底的人。虽然美国人非常排斥日本的道德体系中的很多内容，但是美国人在占领日本时期所经历的，恰好证明了在这个陌生道德体系中也有许多值得赞许的地方。

麦克阿瑟将军领导下的美国对日管理机构，承认了日本人重新起航转向新航向的能力。它没有采用让日本人感到侮辱的手段来阻止这一进程。按照西方的伦理，就算采用了这种手段，在文化上也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根据西方的道德准则，侮辱和惩罚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手段，能够让犯错的人认识到自己的罪恶。而认识到自己的罪恶，是改过自新的第一步。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日本人对此有另一种看法。按照他们的道德，一个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所包含的一切后果负责。错误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让他相信这些行为是不可取的。而最严重的后果，也可能是一场全面战争的失败。但是，日本人不一定将失败视作耻辱而心生怨恨。在日语词语中，某人或某个国家受到侮辱，是因为遭受了诽谤、嘲笑、鄙视及贬低，或是诋毁名誉。当日本人相信自己受到了侮辱，报复就成为一种美德。无论西方的道德体系是如何谴责这样的信条，美国对日本占领的有效程度取决于美国人在这一点上的自制。因为日本人极度憎恶别人对他们的嘲笑，认为它与战败的“自然后果”，包括解除军备，甚至是严苛的战争赔偿相比，严重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日本也曾战胜过强国。在敌人投降后，当日本人感受到对方没有羞辱过自己时，作为胜利者的他们，也会避免羞辱战败的敌人。1905年俄军在旅顺港投降时，有一张著名的照片在日本人尽皆知。照片上，俄国人仍然佩戴着他们的军刀。日本人并没有收缴俄国人的武器，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只能通过不同的军装加以区分。据一个日本家喻户晓的故事记载，俄军指挥官斯提塞尔[10]将军同意接受日本的投降条件时，一名日本上校和翻译携带食物来到俄军指挥部。“除了斯提塞尔将军的坐骑，所有的军马都被杀来吃了，所以日本人带来的五十只鸡和一百个新鲜鸡蛋受到极大的欢迎。”斯提塞尔将军和乃木[11]将军的会面被安排在次日举行。“两位将军握手。斯提塞尔将军表达了对日本人勇武精神的钦佩之情……乃木将军则赞扬俄国人长时间的顽强抵抗。斯提塞尔对乃木在这场战争中痛失两名爱子表示同情。……斯提塞尔将自己心爱的白色阿拉伯良种马作为礼物送给乃木将军。乃木将军却说，虽然他非常希望从将军的手中接过这匹马，但是必须首先将它献给天皇。不过，他请斯提塞尔放心，如果这匹马会被赐还给他，他将会像对待自己的爱马一样对待它。”[12]每个日本人都知道，乃木将军在住宅的前院为这匹马建了一个马厩——据说，它比乃木自己的住宅还要考究。乃木将军死后，这个马厩成为了乃木神社的一部分。

有人说，日本人在接受俄军投降之后性情大变。例如，在日本占领菲律宾的这么多年里，他们的肆意破坏和残暴行为举世皆知。对于像日本这样极易随着情况的变化而改变道德准则的民族，这并不是必然的结论。首先，巴丹战役之后，敌人并未完全投降，只有局部地区投降了。后来，甚至日军自己在菲律宾投降之时，也有日本人仍然还在战斗。其次，日本人从来不曾认为俄国在20世纪初“侮辱”过他们，反倒是20世纪20至30年代成长起来的日本人认为，美国的政策“轻视日本”，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视其如粪土”。这是日本人对美国的《排日移民法案》[13]，对美国人在《朴次茅斯和约》[14]及《第二次伦敦海军条约》[15]中扮演的角色所作出的反应。美国在远东经济影响的日益扩大，以及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态度，也促使日本采取同样的方式。因此，对俄的胜利和在菲律宾对美的胜利，充分反映了日本人的两种极端的行事方式：一种是受到侮辱时，一种是未受侮辱时。

美国的最终胜利再次改变了日本的处境。就像日本人生活中的通例一样，最终的失败使他们放弃了一直坚持的路线方针。日本这种独特的道德观，允许他们抹除过往的所有不良记录。美国的政策，麦克阿瑟上将的管理，都避免了在日本已经擦干净的记载上增加新的耻辱，而仅仅坚持那些在日本人眼中属于战败的“自然结果”的事情。这就获得了成功。

保留天皇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件事处理得很好。正是天皇首先拜访了麦克阿瑟将军，而不是麦克阿瑟将军拜访他。这对日本人来说是生动的一课，其意义是西方人所无法估量的。据说，有人建议天皇否认自己的神性时，天皇表示异议，说抛弃自己原本就没有的东西会十分尴尬。他真诚地说，日本人并没有将他看作西方意义上的神。但是，麦克阿瑟将军的司令部劝导他说，西方人关于天皇仍在坚持神性的观点，会让日本在国际上受到排斥。于是，天皇勉为其难，决定忍受否定神性的声明给他带来的难堪。他在新年之际发表声明，并要求将世界各地的报刊对此声明的评论翻译给他看。读完所有的评论后，天皇致信麦克阿瑟将军的司令部，称对此事感到满意。显然，在此之前外国人对此事并不太理解，天皇十分庆幸自己发表了这个声明。(www.xing528.com)

美国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让日本获得了满足。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的联合指令中特别指出：“对于在民主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工业、农业等劳工组织的发展应该给予鼓励，并为其提供便利。”日本工人在许多产业中都组建了劳工组织，曾经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十分活跃的旧式农民联盟也开始重新发挥自己的作用。对许多日本人而言，他们现在可以主动采取行动来改善自身生活条件，这证明了日本在战争中还是有所收获的。根据一位美国记者的报道，一位东京的罢工工人抬头望向一个美国大兵，满脸笑容地说：“日本赢了，不是吗？”今天，日本的罢工与过去的农民起义相比还有很多类似之处，那时的农民请愿经常与干扰其正常生产的苛捐杂税和徭役有关。这些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农民也没有打算改变社会体制。现在，贯穿全日本的罢工并不影响生产。工人们最喜欢采取的罢工方式是占领工厂，继续工作，通过增加产量，让那些经营者丢脸。日本三井所属的一家煤矿，罢工者们禁止所有管理人员进入矿井，然后将日产煤量从250吨提高到620吨。足尾铜矿的工人也出现了这样的“罢工”，不但提高了产量，还让自己的工资翻了番。[16]

当然，无论采取的管理政策多么良好，要管理好一个战败国总是困难的。在日本，食物、住宅和遣返军人等问题必然很严峻。如果没有利用日本政府人员来管理，这些问题也同样尖锐。在战争结束之前，复员军人的问题让美国当局极度担心，由于所有的日本官员都保留下来了，这一问题的威胁才少了一些，但也不容易解决。日本人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困境。去年秋天，日本报纸富于同情心地讲述了战败对于饱受苦难的军人而言是多么的痛苦，并且请求他们不要为此影响了自己的“判断”。一般来说，遣返军人表现出符合预期的“判断”，但失业和战败已经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加入到追逐民族主义目标的旧式的秘密团体。他们动辄对自己的现有地位感到愤慨。日本当局不再赋予他们旧时代的特权地位。在过去，伤兵身着白衣出现在街上，行人会向他鞠躬致敬。和平时期，村里则会为新兵入伍举行欢送会，当他复员时又举办欢迎会。在宴会中，士兵坐在首席，接受美酒佳肴的款待，观看身着华服的女孩跳舞。而如今，被遣返士兵再也没有这样的待遇了。只有他的家人会为他留出一席之地，仅此而已。他们甚至会在许多城镇受到冷遇。了解了日本民众态度的转变，就很容易理解这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的痛苦，也就不难想象他们有多喜欢与老战友聚在一起，回忆往昔，因为那时日本所有的荣耀都寄托在军人手中。有的战友还会告诉他，在爪哇、山西和“满洲”正与盟军作战的日本士兵是多么幸运。他为什么要绝望？他们将会告诉他，他也会再次投入战斗。民族主义的秘密团体在日本早已存在，他们要为日本“洗刷污名”。当一些人没有完成复仇的夙愿，而感到“世界并不平衡”的时候，就极有可能加入这样的秘密团体。类似黑龙会、玄洋社[17]等秘密团体信奉其所使用的暴力，在倡导人们履行“对名誉的道义”的日本道德体系中是被允许的。为了消除这种暴力，日本政府在未来几年里还将继续努力，强调履行“义务”，抑制“对名誉的道义”。

因此，只是呼吁他们做出正确的“判断”是不够的。要重建日本经济，必须给那些正处在二三十岁的日本人提供生计，使其“各安其所”。农民的处境也要有所改善。每当经济萧条的时候，日本人就会回到农村。而这些地方的土地狭小却负债累累，有的还须缴纳租金，很难养活更多的人。工业也必须加快发展。因为日本习俗反对将遗产分给所有的儿子，除了长子能够继承遗产，其他人只能到城市中谋生。

毫无疑问，日本人面临着一条漫长而艰险的路要走。如果国家的财政预算不再列入重整军备的费用，他们就有机会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十年间，日本将国民收入的一半用在了军备和军队上。如果禁止这样的开销，并逐步削减对农民征收的赋税，日本就可以为经济发展打下一个健康的基础。如前所述，日本农产品的分配原则是60%归耕种者，40%则以赋税和地租的形式交出去。这与其他稻米主产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例如缅甸和暹罗，他们传统的分配方式是90%的产出归耕种者所有。日本正是依靠对耕种者征收沉重赋税，才最终保证了国家战争机器的财政支出。

在未来的十年中，任何一个欧洲或亚洲国家，如果不扩充军备，都将比大搞军备的国家更具潜在优势，因为它们可以将资金用于建设健康与繁荣的经济。美国在推行亚洲及欧洲政策时很少考虑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不会因为国防计划的高昂支出而使国家陷入贫困。美国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美国不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对美国而言，最主要的难题是工业品的生产过剩。我们拥有完备的机械设备和强大的生产力，如果不实施军备、奢侈品生产、福利和科学研究的大规模计划，人们就有可能面临失业。美国对盈利性资本投资的需求也十分旺盛。其他国家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即便是西欧也同美国有所差异。德国尽管担负着巨额的赔偿，但因为不允许它重整军备，在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它就能够建立起健全繁荣的经济基础。这对法国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它的政策是要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力量。日本也将利用类似的优势超过中国。中国近期的目标是军事化，并且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如果日本不将军事化纳入预算，只要它愿意，就可以在不远的将来奠定繁荣的基础，成为东方贸易不可或缺的角色。日本可以把它的经济繁荣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之上，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这样一个和平的日本，将在世界各国中获得良好的声誉。如果美国继续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支持日本的这项规划，对日本将是巨大的帮助。

美国无法做到的——也是其他国家都不能做到的——是通过命令的方式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日本。在任何一个被占领国家，这都不会成功。对于一个具有不同习俗和观念的民族，没有任何外国人可以强迫他们按照与自身不同的方式生活。法律不能强迫日本人接受那些在选举中胜出的人的权威，不能强迫他们无视日本等级制度中“各安其所”的原则，不能强迫他们像美国人一样，习惯自由自在的人际交往，要求无拘无束的自我独立，充满激情地自主选择伴侣、工作、住宅以及各种责任。但日本人也明确表示，希望向这一方向转变。自日本宣布投降以来，其公职人员曾多次提到，日本必须鼓励自己的国民按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信任自己的良知。当然，他们没有直接表明，但所有日本人都明白，他们已经质疑“耻辱”一词在日本所扮演的角色，并希望在国民中发展出新的自由：从对“世人”批评和排挤的恐惧中解脱出来。

在日本，无论如何心甘情愿，社会压力对个人的要求都太过苛刻了。这些压力要求人们必须隐藏自己的情感，放弃自己的欲望，以家庭、组织或国家代表的身份面对社会。日本人已经证明，他们能够忍受这种生活方式所要求的所有自我训练。但是，他们身上的负担太过沉重，只能高度地抑制自己，以求获得好的待遇。他们没有勇气去追求那种压力较小的生活，最后就被军国主义者引上一条需要以牺牲换取尊严的道路。在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之后，他们变得自以为是，并鄙视那些道德观念比较宽容的民族。

日本人已经朝着社会变革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因为他们认识到侵略战争是一个“错误”，是失败的路线。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在和平国家的行列中赢得一个受尊敬的地位。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实现世界和平。如果俄国和美国在未来的数年里忙于扩军备战，日本有可能会利用自己的经验加入到战争中。承认这一点，并不是质疑日本成为一个和平国家的内在可能性。日本的动机取决于特定的形势。如果形势允许，日本将在一个和平的世界中寻求一席之地；反之，它会成为武装阵营里的一员。

现在，日本人知道军国主义已经失败了。他们正拭目以待，关注世界上其他推崇军国主义的国家是否也会失败。如果没有失败，日本有可能重新点燃自己的战争热情，并向世人展示他们能够为战争做出的贡献；如果都失败了，日本将极力证明自己已经充分汲取了教训——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绝不是通往荣耀的道路。

[1]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880—1964年），美国著名军事家，五星上将，历任美国远东军司令、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日本投降后以盟军最高司令官名义执行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任务。——编者注

[2]《波茨坦公告》发表于1945年7月26日，全称《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这篇公告的主要内容是声明三国在战胜纳粹德国后一起致力于战胜日本以及履行开罗宣言等对战后日本的处理方式的决定。——编者注

[3]约翰·亨利·希尔德林（1895—1974年），美国陆军少将，1946—1947年间担任负责被占领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编者注

[4]原文为德文Sturm und Drang，即18世纪德国文学上的狂飙突进运动。——译者注

[5]黑龙会，日本右翼团体，明治年间在原玄洋社基础上创立。黑龙会的目的在于谋取黑龙江流域成为日本领土，其会名即从黑龙江而来。首领为内田良平，顾问为头山满。——编者注

[6]引自厄普顿·克洛斯的《幕后日本》，136页。——原注

[7]币原喜重郎（1872—1951年），日本外交家、政治家，日本第44任首相。——编者注

[8]拉夫卡迪奥·赫恩（1850—1904年），即著名的“日本通”小泉八云，爱尔兰裔日本作家。他出生于希腊，成长于英法，后娶日本女人小泉节子为妻，遂加入日本国籍，从妻姓小泉，取名八云。——编者注

[9]参见小泉八云的《日本：一个解读》，453页。——原注

[10]阿纳托利·米哈伊洛维奇·斯提塞尔（1848—1915年），沙俄陆军中将，旅顺口之战俄军总指挥。——译者注

[11]乃木希典（1849—1912年），日本陆军大将，日俄战争时任日本第3军司令官，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忠实推行者。1912年明治天皇病逝后，同其妻剖腹殉节，成为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典型代表。——译者注

[12]转引自厄普顿·克洛斯的《幕后日本》，294页。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存疑，但并不影响它在文化上的重要价值。——原注

[13]指美国《1924年移民法案》。这一法案取代了1921年的《紧急配额法案》，除禁止中东、东亚和印度移民外，还进一步限制了南欧和东欧移民。日本人之所以认为这是排日移民法案，是因为它实际上撕毁了1905年日本和美国签订的《日美绅士协约》。——译者注

[14]《朴次茅斯和约》，在美国等国家的撮合下，日俄双方代表经过十次会议，于1905年9月5日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海军基地签订的和约。该和约的签订，宣告了日俄战争的结束。——译者注

[15]参见第八章相关注释。——译者注

[16]参见《时代》杂志，1946年2月18日。——原注

[17]玄洋社，日本民间的扩张主义右翼团体，鼓吹效忠天皇和向外扩张，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急先锋，后演变为黑龙会。该团体于1881年在九州福冈成立，创始人为头山满，社长为平冈浩太郎。玄洋，指日本九州与朝鲜之间的玄海。——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