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育儿方式是善于思考的西方人所无法想象的。美国的父母训练他们的孩子以适应生活，远不如日本人那样强调谨慎和自制。但是，在一开始，他们就会让孩子知道，自己小小的愿望并不是这个世界上的至高无上的命令。美国人制定了喂奶和睡觉的时间表，不到规定时间，无论他如何哭闹，也会让他继续等待。再大一些的时候，每当他吸吮手指或者碰触身体的其他部位时，母亲就会敲敲他的小手，禁止他这么做。母亲经常不在孩子身边。当母亲外出的时候，孩子得留在家里。在还没有喜欢上其他食物之前，孩子就会被断奶；如果他是用奶瓶喂养的，就不得不放弃奶瓶。如果某些特定食物对他有益，他就不得不吃。犯错时，他就要受罚。美国人会很自然地认为，日本孩子所受的这种训练一定会更加严格，因为日本人长大以后必须压抑个人意愿，小心谨慎地遵守着各种严苛的道德规范。
但是，日本人并不是这样做的。日本人的人生轨迹与美国人的恰好相反。它就像一个大大的浅底U形曲线，婴儿和老人享有最大程度的自由和放纵。在幼儿期后，限制就渐渐多了起来。直到在结婚前后，他们的自由度降至最低点。这个最低点会贯穿整个壮年期，持续许多年，之后逐渐上升。六十岁以后，人们又可以如同孩子一样不为耻辱感所困扰。在美国，人们所经历的曲线正好颠倒。幼儿时期需要接受严格的训练，随着孩子逐渐长大，训练会渐渐减轻，当他找到了足以自食其力的工作，并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时，他就可以自己主宰自己的人生。对美国人来说，壮年就是自由和进取心的鼎盛时期。随着一个人逐渐失去对生活的掌控，或者精力日渐衰退，甚至变得需要他人照料，约束又开始出现。美国人无法想象按照日本人的方式来安排人生，这在他们看来是完全背离现实的。
然而，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它们对人生轨迹的安排，事实上都确保了每个人在壮年时期能够精力充沛地参与到本国的文化中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人依靠在这段时期增加个人的自由选择，日本人则依靠最大限度地增加对个人的约束。这一时期，尽管个人的体力和谋生能力虽然处于巅峰状态，事实上他无法为自己的人生做主。日本人坚信，约束是很好的“精神训练”，它能产生自由生活所无法达到的效果。虽然日本人在最活跃、最富创造力的时期所受到的约束有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约束会贯穿其一生。童年期和老年期，都是“自由地带”。
一个如此宠溺孩子的民族多半是希望有孩子的。日本人正是如此。同美国父母一样，他们想要孩子，首先是因为疼爱孩子是一种幸福。但是，他们想要孩子的某些原因，对美国人来说是无足轻重的。日本的父母需要孩子，不仅仅是为了感情上的满足，更主要的原因是，如果他们不能延续香火，就会被视为人生的失败者。每个日本男人都必须有个儿子。他需要有人能够在他死后每天到厅堂的神龛前祭拜他的牌位。他需要儿子传宗接代，保持家族的名誉和财产。由于传统的社会原因，父亲对儿子的需要就像幼儿需要父亲一样。在不久的将来，儿子会取代父亲现有的地位，这不是对父亲的排挤，而是为了让父亲安心。在若干年内，父亲仍然是这个“家”的托管人，以后再由儿子接管。父亲不能将家族的托管权交接给自己的儿子，他就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延续香火的意识，使得日本的儿子在成年后对父亲的依赖时间比美国人长得多，却不会像在西方国家那样受到羞辱和嘲笑。
一个女人想要孩子也不仅仅是为了感情上的满足，而是因为只有当了母亲，她才能获得地位。没有孩子的妻子在家中的地位是最不稳定的，即使不被抛弃，也无法期望有朝一日成为婆婆，从而有权安排儿子的婚事和指使媳妇。虽然她的丈夫将会过继一个儿子来延续香火，但是按照日本人的观念，没有孩子的妻子仍然是一个失败者。日本人期待妇女能够多多生养。20世纪30年代的前半期，日本每年的平均出生率是31.7‰，比多子女的东欧国家还要高。而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出生率只有17.6‰。日本母亲很早就开始生孩子，其生育高峰是十九岁。
在日本，分娩同性爱一样，都是十分私密的事情。女人分娩时不能大声哭叫，以免尽人皆知。母亲要提前为婴儿备好小床和新的床垫、被褥。新生儿没有自己的新床是不吉利的。即便家境贫困买不起新床，也要将旧的被褥和被芯清洗一下，使之变“新”。小被褥不像成人的那样硬，要轻柔一些。因此，婴儿睡在自己的床上可能会更加舒服。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源于一种“感应巫术”，它要求新的生命必须有自己的新床。婴儿的小床通常被放在母亲的床边，但是母亲不和婴儿同睡。直到他长大一些，自己能够要求和母亲一起睡时，才与母亲睡在一起。这时，婴儿大概一岁左右，能够伸出手臂表达自己的意愿了，就能躺在母亲的臂弯里睡觉。
在出生后的前三天里，婴儿是得不到哺乳的，因为日本人要等待母亲真正的乳汁流出来。在那以后，无论是想要吃奶还是需要安慰，婴儿随时都可以吸吮母亲的乳房。母亲也很享受为孩子哺乳。日本人坚信哺乳是妇女的最大生理快乐之一，婴儿也很快学会分享这种快乐。乳房不仅仅提供了营养，它也让孩子体会到快乐和慰藉。出生后的第一个月，婴儿或者躺在自己的小床上，或者被母亲抱在怀里。一个月后，婴儿被抱到神社参拜。在此之后，日本人才会认为婴儿的灵魂算是牢牢地固定到身体里了，才能让婴儿自由地出现在公众面前。满月之后，母亲就会将婴儿背在背上。一条双股的带子托住孩子的胳膊和屁股，然后越过母亲的肩膀，在腰前环绕打结。天冷的时候，母亲会用棉衣裹住背上的婴儿。家中的大孩子，不论男女，也要背着婴儿，甚至在玩跑垒或者跳房子时也不例外。尤其是乡村和贫困家庭，特别依赖这种大孩子照看小孩子的方式。而且，“因为日本婴儿就这样在公共场所中生活，他们很快就表现出一副聪明而又感兴趣的样子，就似乎同背着自己的大孩子一样，享受着游戏的乐趣”。[1]日本将婴儿手脚展开绑在背上，这种方式与太平洋群岛及其他地区用围巾包裹的方式有很多相似之处。用围巾包裹的方式会助长婴儿的被动性格，长大后能够随时随地进入睡眠。日本的婴儿也是这样。但日本的绑带与围巾和婴儿袋有区别，不会制造完全的被动性格。日本婴儿“学会像小猫一样趴在别人背上……绑着的背带能保证足够的安全；但是婴儿……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比较舒适的姿势；很快他就学会一种趴在别人背上的巧妙技巧，而不仅仅是做一个绑在肩上的包袱”。[2]
每当母亲工作时，她就会将婴儿放在小床上；每当她要去街上时，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他。她会对着婴儿说话，哼歌给他听。她会教他做各种礼节性的动作。当母亲给别人回礼时，她就会将婴儿的头和肩膀向前压低，让他也向对方鞠躬致意。总之，婴儿总是要像大人一样行礼。每天下午，母亲会带上婴儿一起泡热水澡，把他放在自己膝上，与他玩耍。
三四个月前的婴儿要用尿布，布质非常粗厚。日本人经常抱怨，正是这些粗厚的尿布造成了他们的罗圈腿。过了三四个月，母亲就要开始对他的训练。她会观察孩子的表现，托住他的身体，将他带到屋外。母亲通常会低声吹着单调的口哨，等着孩子大小便。婴儿慢慢地也能明白这种听觉刺激的目的。人们都认为，日本的孩子和中国的孩子一样，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训练。如果婴儿尿床，有些母亲会拧孩子的屁股，但通常只是训斥一下。对难以训练的孩子，母亲会更加频繁地将他抱到户外教他大小便。如果婴儿便秘，母亲会给他灌肠或者服用泻药。母亲们说，这会让孩子感到舒服些。孩子养成了按时大小便的习惯，就不用再穿上那种不舒服的厚重尿布了。事实上，日本婴儿都会觉得尿布不舒服，不仅因为它很重，更是因为日本人没有尿布一湿就给婴儿更换的习惯。但是，孩子还太小，无法理解大小便训练与摘掉不舒服的尿布之间的联系。他所体验到的，只是这种难受的日常训练，却又无法逃避。此外，母亲为孩子把屎把尿时，既要托着婴儿远离自己的身体，又得紧紧地抓住。这种让人难受的训练，为婴儿长大成人后接受日本文化中那些繁杂而琐碎的强制性要求做好了准备。[3]
日本的婴儿通常在学会走路之前就学会说话了。他们一向不鼓励孩子爬行。传统的看法是，婴儿不应该在一岁以前站立或行走。以前，母亲会阻止他们这种尝试。近一二十年来，政府在其广为发行的廉价的《母亲杂志》上，宣传并鼓励孩子早日走路，这个习惯才变得越来越普遍。母亲会将一根带子系在孩子腋下，或者用手扶着孩子的身体让他学步。尽管如此，日本的孩子一般还是更早开始学习说话。当他们开始牙牙学语的时候，大人逗弄孩子的话就变得越来越有目的了。他们不会任由孩子在偶然的模仿中学习说话，而是教他们词语、语法和敬语，孩子和大人都乐在其中。
在日本家庭中，孩子学会走路以后就会到处淘气。他们会用手指戳破窗纸，甚至会跳进地板中央的火坑[4]。大人对这样的行为不满，就会夸大家中潜在的危险。例如站到门槛上是“危险”的，坚决禁止。当然，日本的房子没有地下室，是依靠托梁将整个房子托起来的。人们是真的认为，即使是孩子，踩在门槛上也会使整个房子变形。不仅如此，孩子还必须学会不要站在或者坐在地垫的缝隙处。地垫都是标准尺寸，因此房间也被称为“三榻室”[5]或“十二榻室”。孩子们经常被告知，古时候的武士会藏在屋下，用剑从地垫的缝隙处刺杀房间中的人。只有厚实柔软的地垫才能保证安全，缝隙处则是危险的。母亲经常会用“危险”“不行”来告诫孩子。第三种常见的告诫是“脏”。日本的房子是出了名的整齐和洁净，孩子也受到告诫要注意整洁。
在新的婴儿出生之前，大多数日本孩子是不会断奶的。但是，近几年来，政府在《母亲杂志》上宣传，婴儿应该在八个月时断奶。中等阶级的母亲通常会这样做，但远未成为日本人的普遍习惯。在日本人看来，哺乳确实是母亲的一大乐趣。那些逐渐接受新习惯的人认为，缩短哺乳期是母亲为了孩子的幸福而做出的牺牲。而认可了“哺乳期过长会使孩子的身体会变得脆弱”这种新说法的母亲，就会指责那些没给孩子断奶的母亲是自我放纵。“她说自己没法给孩子断奶，这是她自己下不了决心。她只是希望继续哺乳。她是为了自己的快乐。”由于这种态度，八个月断奶的习惯当然不可能普及。另外，断奶晚还有一个实际原因。日本人没有为刚断奶的孩子准备特别食物的习惯。如果孩子断奶早，就应该喂他米汤，但通常都是从母乳直接换成普通的成人食物。日本人的饮食中没有牛奶，又不为孩子准备特别的蔬菜。考虑到这些情况，人们就有理由怀疑政府所倡导的“哺乳期过长会使孩子的身体变得脆弱”这一说法是否正确。
婴儿一般是在能听懂别人说话以后断奶的。在这之前，母亲抱着孩子放在膝盖上，靠着餐桌，喂他吃一点点食物；断奶之后，他吃的食物就会多起来。有些孩子在这一时期很难喂养，这就很容易理解当有新生儿诞生，才会给他们断奶。母亲经常会喂他们一些甜品，以贿赂他们不再要求吃奶。有时，母亲也会在乳头上涂上辣椒。但所有的母亲都会逗弄孩子，说如果继续要求吃奶，就证明他们还是小婴儿。她们会说：“看看你的小表弟，他已经是男子汉了。他和你一样大，却不要求吃奶了。”“那个小男孩在笑你，因为你是个大男孩了，却还要吃奶。”那些两岁、三岁或者四岁还要玩母亲乳房的孩子，当听到有大一点的孩子接近时，就会立刻放弃，装出一副很不感兴趣的样子。
这种督促孩子早日长大的逗弄并不仅限于断奶。从孩子能够听懂大人的话开始，这些逗弄几乎在每个场合都可以见到。当小男孩哭泣的时候，母亲会对他说“你不是一个女孩”，或者说“你是个男子汉了”。她也可能会说：“看看那个孩子，他就不哭。”当别人带着小孩上门拜访时，母亲会当着自己孩子的面故意爱抚小客人，说：“我要收养这个孩子。我想要个这么听话的好孩子。你已经大了，却还一点都不听话。”她的孩子就会扑到她的怀里，挥动拳头捶打她，并哭喊着：“不要！不要！我们不要别人的孩子。我会听你的话的。”当一两岁的孩子总是吵闹或者不认真听话时，母亲就会对来访的男客人说：“你能帮我将这个孩子带走吗？我们不要他了。”男客人会配合扮演进入角色，准备将孩子从家中带走。于是小孩子尖叫着向母亲求救。他会像发了疯似的发脾气哭闹一场。当母亲认为嘲弄起了作用，她就会松口接回孩子，并且要求哭泣的孩子说到做到。这样的小把戏，有时也会用在五六岁的孩子身上。
逗弄还有另外的形式。母亲会走到自己丈夫身边，对孩子说：“我爱你爸爸多过爱你。因为他是一个好人。”孩子就会十分嫉妒，试图将父母分开。母亲就会说：“爸爸不会在家里大喊大叫，也不会在房间里跑来跑去。”“不！不！”孩子会抗议说，“我也不会这样。我是好孩子。现在你会爱我了吗？”玩笑开够了，父母就会相视一笑。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们都会用这种方法逗弄他们的孩子。
用它来培养日本人对嘲笑和排挤的恐惧心，这种经历无疑是一种肥沃的土壤。我们无法了解到孩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明白这种逗弄是跟他们开玩笑的，但他们早晚是会明白的。当他们真正明白以后，这种人被逗弄的意识就和害怕失去一切安全和亲密而引起的惊慌融合在一起。即使长大之后，被人嘲笑时，他依然会感觉到这种孩提时代的阴影。
这种逗弄的方式在两岁到五岁孩子身上会引发更大的恐慌，因为家对他们来说是真正充满安全和欢乐的天堂。在父母之间，无论是体力上还是情感上都分工明确，他们很少以竞争者形象出现在孩子面前。孩子的母亲或祖母负责掌管家务，教育孩子。她们都跪着服侍孩子的父亲，恭恭敬敬，无比尊崇。家庭等级制度中的长幼尊卑是非常明确的。孩子们也懂得了这些特权规则，长辈享有特权，男人比女人享有特权，兄长比弟弟享有特权。但是，在人生的幼儿阶段，每个孩子都会受到家里所有人的溺爱。如果是男孩，得到的待遇会更好。无论是对女孩还是对男孩，母亲一向都对他们的要求百依百顺。三岁的男孩甚至可以朝母亲发泄怒火，但他不能对父亲表现出一丝反抗。为了发泄父母及其他人的逗弄带来的愤怒，他可能会向母亲和祖母发脾气。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小男孩都脾气暴躁。但是，无论是在农村家庭还是在上流社会家庭，这种脾气都被看成是三到六岁之间的孩子的正常表现。孩子会用拳头捶打母亲，又哭又闹，最后扯下母亲所珍惜的发饰。母亲是一个女人，即使男孩只有三岁，也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他甚至可以用暴力的方式来获得安慰。
孩子对父亲只能表现出尊敬。对一个孩子来说，父亲是等级制度上层次最高的代表。用日本人常用术语来说，就是“为了训练”，孩子必须学会对父亲表示恰当的尊敬。和任何西方国家相比，日本的父亲承担的教育子女的任务更少。那是女人的职责。如果父亲对年幼的孩子有什么期望，他通常只需一个简单无声的眼神，或者只是几句简短的训诫。而且这些情况很少出现，孩子都会立即遵从。父亲会在闲暇时间为孩子制作玩具。即使孩子们早已学会走路，父亲有时也会像母亲那样，偶尔抱抱孩子，带着他走一走。对这个年纪的孩子，父亲偶尔也会承担起一部分抚养的责任，而美国的父亲通常是将抚养这种责任交给自己的妻子。
虽然祖父母也是尊敬的对象，但是孩子们在他们面前拥有很大的自由。祖父母不担任管教孩子的责任，除非他们对孩子的父母太过松懈的教育感到不满。这种情况往往会引发一大堆摩擦。祖母经常一天到晚都陪在孩子身边。在日本，婆媳之间争夺孩子是极为普遍的。从孩子的角度来看，他可以同时获得双方的宠爱。从祖母的角度来看，她经常利用孩子来压制媳妇。而对孩子的母亲来说，她一生中最大的义务就是讨婆婆欢心。无论祖父母如何宠溺孩子，母亲都不会提出抗议。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母亲说不能再给孩子吃糖了，祖母就马上给他糖吃，还特意说：“我的糖不是毒药。”在许多家庭里，祖母会给出不少母亲无法给予孩子的礼物，她们也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来陪孩子玩耍。
哥哥、姐姐也被教育着要宠爱弟弟、妹妹。当新婴儿出生时，孩子会充分感觉到我们所谓的“被夺宠”的危险。失宠的孩子很容易联想到他不得不放弃母亲的乳房、母亲的床，这些都要让给新生儿。新生儿诞生之前，母亲会告诉孩子，以后他就有了一个活生生的真娃娃，而不只是“假扮”的娃娃了。他被告知，以后不再和母亲一起睡觉，而是跟父亲一起睡觉了。而且，这还被说成是一种特权。孩子就会开心地加入到迎接为新生儿所做的准备工作中来。通常情况下，孩子们会因为新生儿的降临而感到由衷的激动和高兴。但是，这种激动和高兴很快会消失。大人们认为这完全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也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失宠的孩子会抱起婴儿向外走，他对母亲说：“我们把宝宝送给别人吧。”母亲会回答说：“不行。他是我们家的宝宝。我们都喜欢他。你也爱他，所以需要你来帮忙照顾他。”这样的情景有时候会反复出现，但母亲似乎并不担心。在大家庭中，这种情形又会自动得到调节：交替出生的孩子会更亲近地团结在一起。最大的孩子会照顾保护老三，老二则照顾保护老四。更小的孩子也是按照同样的方式相互照顾。在七八岁以前，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以这种方式被照看着。
日本的孩子都有玩具。父母和亲戚朋友会给孩子制作或购买玩具娃娃，或者其他玩具。穷人家则几乎不花钱，都自己动手做玩具。孩子们用这些娃娃玩过家家、结婚和过节等游戏。玩游戏前，他们会就怎么做才是大人们的“正确”行为争论一番。当争议不出结果时，还要请母亲做裁定。如果孩子们吵架了，母亲一般会用“位高则任重”的说法，教导大孩子忍让小孩子。常用的话是：“为什么不先舍后得呢？”三岁的孩子也很快明白了母亲的意思：只要大孩子将玩具让给小孩子，小的玩腻了就会将兴趣转向其他东西，大孩子虽然先前放弃了自己的玩具，但现在又赢回来了。或者，在玩主仆游戏时，母亲会让大孩子扮演不受欢迎的仆人角色，告诉他这样大家都高兴，而他也会从中“赢得”乐趣。在日本人的生活中，这种“为得先舍”的原则，即便在成年以后，依然受到极大的尊敬。
除了训诫和逗弄之外，分散和转移孩子的注意力也是一种颇受推崇的教育法。甚至不时地给孩子糖吃，也被认为是转移注意力的方法之一。当孩子越来越接近上学的年龄时，他们就会采取各种“治疗”方法。如果孩子脾气暴躁、不听话，或者吵闹不休，他的母亲就会带他上神社或寺院。母亲的态度是“我们要去求神佛帮助吧”。通常这就像一次出游，负责治疗的神职人员会严肃地和孩子谈话，问他的生辰和困扰他的问题。然后他退回内室祈祷，再回来的时候就会宣布治疗成功。有时候，则说孩子淘气是因为肚子里面有淘气虫，解决的办法是捉走他的淘气虫。而后就是给孩子洁身除虫，再让他回家。日本人说：“这种方法能管用一段时间。”在日本，孩子受到的最严重惩罚，也被认为是一种“药”。这种惩罚是在孩子的皮肤上点燃一小撮堆成圆锥形的艾粉，这会留下终身的疤痕。艾灸在东亚是一种古老而又流传极广的治疗方法。日本也有这种传统，常常被用来治疗各种疼痛。它也能治坏脾气和倔强。六七岁的小男孩就可能会受到母亲或祖母用这种方法来治疗，有些特别难治的孩子甚至会用上两次，但很少有需要使用三次的。艾灸不是“如果你那样干，我就打你屁股”那种意义上的惩罚，但是它远比打屁股更加痛苦，孩子经历过之后就知道了。为了免受惩罚，就不能再淘气。
除了这些对付淘气孩子的方法之外，日本还有许多其他方法用来教导孩子具有必要的身体技能。他们特别强调指导者要手把手地教孩子如何做动作，孩子必须顺从模仿。在孩子两岁之前，父亲就会教他正确的盘腿坐姿，小腿收拢紧挨大腿，脚背挨着地板。刚开始孩子很难做到不往后仰。特别是训练这种坐姿必不可少的要领之一就是强调不能烦躁，要纹丝不动。日本人说，学习坐姿的最好方式就是全身放松，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这需要父亲把手按在孩子的腿上，将其摆正。不仅要学习坐姿，还要学习睡姿。一个日本女人的睡姿应该是端庄优雅的，这种严肃性就如同美国女人不能让人看见裸体一样。本来日本人在澡堂里是不以裸体为耻的，直到政府为了赢得西方人的认同，试图在宣传中引入裸体羞耻的概念。但是，他们却十分强调睡姿。女孩在睡觉的时候，必须两腿并拢，挺直身体，男孩们则相对自由一点。这是训练男女有别的早期规则之一。就像日本其他所有规定一样，上层阶级执行起来比下层社会更加严格。杉本夫人这样提及自己在武士家庭受到的教养：“从我记事起，晚上我就一直小心地睡在小木枕上……武士的女儿受到的教诲是身心永远都不能失控——睡觉也不例外。男孩可以随便地四肢敞开，摆成一个“大”字；女孩必须屈身而睡，呈现出庄重、高贵的‘き’字形。这表现了一种‘自制精神’。”[6]日本女人告诉过我，晚上睡觉时，她们的母亲或保姆会把她们的手脚摆放到正确的位置上。
在教授传统的书法时，老师也会手把手地教孩子写字。这是“为了让孩子体验那种感觉”。孩子在学会写字甚至是认字之前，就已经体会到了书法这种有控制、有节奏的运笔方法。在现代的集体教育中，这种方法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常见，但依然存在着。鞠躬、持筷、射箭和往背上绑枕头模拟婴儿，这些都是通过手把手的方式来教孩子将身体姿势摆正确。
除了上层阶级，孩子们不必等到上学就可以和邻居家的孩子一起自由玩耍。在农村，孩子们不到三岁就会组成小型的游戏团体。即便在城镇，孩子们也会在拥挤的街道上，在穿梭的车辆间，自由自在地玩乐。他们是享有特权的人。他们可以停留在商店周围，听大人们讲话，或者玩跳房子和皮球。他们聚集在村社里玩耍，社神会保佑他们的安全。上学之前和上学的头两三年，男孩和女孩都在一起玩，但是最亲近的总是在同性之间，特别是同一年纪的孩子之间。这些所谓“同年”的团体，特别是农村的团体，比其他所有团体都更持久，甚至持续终身。在须惠村，“随着对性的兴趣逐渐减少，同年团体的聚会，是人生仅剩的真正乐趣。须惠村有种说法：‘同年比妻子更加亲近。’”[7]
这些学龄前儿童的游伴，相互之间都是自由的。在西方人看来，他们玩的许多游戏都带有公然的猥亵。孩子们对性知识的了解，一方面是因为大人们的自由谈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日本家庭狭小的居住空间。除此之外，当母亲在逗孩子玩或给他们洗澡时，也经常关注孩子的生殖器官，尤其是男孩的。日本人一般不指责孩子们的性游戏，除非地点或者对象不合适。手淫也不认为是危险的。同伴之间可以肆无忌惮地互相指责——这对成人来说就是侮辱的言辞，或者自我吹嘘，会让大人产生强烈的耻辱感。“孩子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羞耻，”日本人会和善地笑着说，并加上一句，“所以他们才这么快乐。”这就是孩子和成人之间巨大的鸿沟。因为说一个成人“不知耻”，就是指责那个人不成体统。
这个年纪的孩子经常会互相评论彼此的家庭和财产，还特别夸耀自己的父亲。例如，“我爸爸比你爸爸强壮”“我爸爸比你爸爸聪明”等。这都是他们共同评论的话题。他们甚至会为各自的父亲大打出手。在美国人看来，这种行为几乎不值一提。而在日本，这种行为和孩子们在日常听到的对话完全相反。成人在提及自己家的时候都谦称为“寒舍”，提到邻居时则尊称“贵宅”；说起自己一家就是“鄙家”，说到邻居家就是“贵府”。日本人都认同，在童年的很长时间中——从孩子结伙玩耍到小学三年级大约九岁的时候——孩子们一直都是忙着提出这些个人主义的要求。有时候是“我来演领主，你来当家臣”“不，我才不当家臣，我要当领主”；有时候是夸耀自己，贬低别人。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随着年纪渐长，他们发现自己想说的话不能说，于是就等别人询问才开口，也不再自夸了。
在家里，孩子还学会对待超自然的态度。神官和僧侣并不“教导”孩子。一般来说，孩子只有在参加节日庆典的时候才会有组织地接触宗教。这时，他和其他参加活动的人一起，接受神职人员洒水洁身。有些孩子被带去参加佛教仪式，通常这也发生在节日庆典上。孩子最常接触的、也是最深刻的宗教体验，其实是家里对神龛或佛龛的祭祀。更特别的是放置家族祖先牌位的佛龛，那里供奉着鲜花、一种特别的树枝和香火。除了每天供奉食品之外，家中长者还要敬告祖先家里发生的所有大事，并每天在佛龛前鞠躬。傍晚的时候，佛龛前会点亮小灯。人们经常会说自己不喜欢离开家过夜，因为没有先祖的神灵看护宅院，心里不踏实。神龛通常都是一个简单的架子，上面供奉的主要是从伊势神宫取来的灵符，也会摆放一些其他供品。此外，厨房里还有覆满烟灰的灶神，家里的墙上、门上也贴满了各种护符。他们都是保护神，保护家宅平安的。在农村，神社也同样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因为有慈悲的神灵镇守保护。母亲们喜欢让孩子在那儿玩耍，因为那里安全。孩子的经历中没有什么可让他们畏惧神灵的，也从没有什么正义的神或挑剔的神要求他们端正行为来符合神意。神只要受到顶礼膜拜，就会赐福给众人。神并不独断专行。
当男孩入学两三年后，将他纳入到日本成人生活的谨慎模式，这项严肃的任务才真正开始。在此之前，他已经学会控制自己的身体。如果不听话，就会“治疗”他的淘气，转移他的注意力。他受过和蔼的训诫，也受到过逗弄。但他可以任性，甚至任性到可以对母亲使用暴力的程度。这一切，在他刚刚开始上学的时候，都还没有什么变化。小学前三年都是男女混合教育，不论是男老师还是女老师，都十分宠爱学生，与他们一同玩耍。但是，学校和家里都更多地强调陷入“尴尬”处境的危险性。“羞耻”对孩子们来说还太早，但是他们必须学会避免陷入“尴尬”。例如，故事中的那个男孩在没有狼的时候高喊“狼来了！狼来了”，这就是在“愚弄大家。如果你也这样，人们就会不信任你，这是很‘尴尬’的事”。很多日本人说，他们做错事的时候，第一个嘲笑他们的不是老师或家长，而是他们的同学。在这个阶段，长辈们的责任的确已经不是嘲笑孩子，而是逐渐地将嘲笑和履行“对社会的道义”这一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在孩子六岁的时候，他们的义务只是一只忠诚的狗所表现出来的爱心和奉献精神——前文所提到的忠犬报恩的故事就出自六年级读物——而现在，义务逐渐变成了一系列约束。“如果你这样干了，如果你那样干了，”他们的长辈们会说，“世人都会笑话你。”这些规定都是视特定情况而定的，其中很多都与我们所说的礼节有关。它们要求将对邻居，对家庭，对国家不断增加的责任放置在个人意愿以上。孩子必须约束自己，必须认识到自己背负的恩情和债务。他渐渐过渡到了负债人的位置，如果想还清债务，必须谨慎行事。
这种地位的变化是通过扩展幼时的逗弄模式，以新的更加严肃的态度来传达给成长中的少年们的。当孩子长到八九岁时，他的家庭真的有可能将他逐出家门。如果老师的报告说他不服管教或者不敬，给他的操行评分不及格，他的家人就会和他反目。如果他因为做了错事而受到商店老板的批评，“家族名誉就会因此而蒙羞”，他的家人会一致指责他。我认识两个日本人，还不到十岁就被父亲告知不必再回家。因为感觉羞耻，他们也不愿投奔亲戚家。而起因也只是他们在学校受到了老师的处罚。两人只好栖身在外屋，最后被母亲找到，才让他们回了家。高年级的学生有时候会被关在家里“悔过”，他们必须专心致志地写日记，这也是日本人十分看重的。无论何种情况，全家人都会让少年知道，现在他是整个家庭在社会上的代表。如果他受到批评，全家人都会站到他的对立面。因为他没有履行对社会的“道义”，就不能得到家人的支持，也无法指望同龄伙伴的支持。他犯了错，同学们都会疏远他。只有他赔礼道歉并保证不再犯错后，他们才会重新接纳他。
正如杰弗里·戈雷尔所说：“值得强调的是，从社会学的观点来说，这种惩罚的严重程度非常少见。一般而言，在有大家庭或其他社会团体发挥作用的社会中，某一成员受到了其他团体的指责或攻击，他所属的团体通常会团结一致地保护他。只要不失去团体的认同，他就能放心地面对整个世界，因为如果有需要，或者遇到攻击，他能得到团体的全力支持。但是，在日本，情况恰好相反。个人只有得到其他团体的认同，才能确保得到所属团体的支持；如果外人不赞同或者有非议，所属团体就会站到个人的对立面，对个人施行惩罚，除非他能让其他团体收回非议。正是由于这种机制，‘外在世界’的认同在日本具有其他社会都无法比拟的重要性。”[8]
在这个年龄段之前，女孩所接受的训练与男孩没有本质差别，只是细节上存在差异。在家里，她比兄弟承受更多的约束。虽然小男孩也会被指派照顾婴儿，但女孩总是承担着更多的家务。她收到的礼物和关心总是家中最少的，也不能像男孩那样乱发脾气。但是，作为一名亚洲少女，她已经拥有了极大的自由。她能穿着鲜艳的大红衣服，和男孩子们一起在街头游戏；她甚至可以和男孩子打架，还经常不输给他们。幼儿期，她同样也是一个“不知道羞耻”的孩子。六到九岁之间，她也像哥哥、弟弟们那样渐渐懂得了自己对“世界”的责任，经历了哥哥和弟弟们类似的体验。九岁时，学校就实行男女生分班，男孩子们更加关注这种全新的男性团体。他们排斥女孩，讨厌被人看到和女孩说话。女孩们的母亲也告诫她们，和男孩子交往是不合礼仪的。据说，这个年纪的女孩会变得抑郁、内向并难以沟通，日本女人称之为“童趣”的终结。对女孩来说，被男孩排除在外就意味着童年的结束。此后的许多年，她们都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选择，那就是“加倍自重”。这一教导将永远持续下去，无论是订婚之时，还是结婚之后。
但是，男孩在懂得自重和对社会的“道义”时，却还没有完全承担起日本成年男人的所有义务。日本人说：“从十岁起，他就开始懂得‘对名誉的道义’。”这指的是他开始了解厌恶耻辱是一种德行。他还必须学会相关的规则：什么时候直接和对手清算，什么时候用间接手段为自己洗刷污名。我并不认为他们的意思是让男孩必须学会对侮辱进行反击。他们从小就被允许对母亲使用暴力，又用打架的方法和同伴们解决了无数诋毁和反击，到了十岁根本不需要学习如何攻击对手了。但是，进入少年期后，他们必须遵从“对名誉的道义”的准则，他们的攻击性就导入了公众认可的模式，并有特定的处理方式。如前所述，日本人经常把这种进攻性对准自己，而不是用暴力对付别人，甚至连学生也不例外。
对六年基础教育之后继续升学的少年来说——约占总人口的15%，男孩的比例会更高一些——他们要开始为“对名誉的道义”负责。这个时候，他们还必须面对激烈的入学考试，每个人的每个学科都要按成绩进行排名。在此之前，他们没有任何逐渐积累的经验，因为在小学和家里，都尽可能地在回避竞争，所以竞争几乎不存在。这种突然而来的新体验，使竞争变得尤其残酷和突出。争夺名次，怀疑他人徇私，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但是，在日本人的回忆中，谈论得更多的不是这种竞争，而是中学里高年级学生欺负低年级学生的惯例。高年级学生会命令低年级学生到处跑腿，并想方设法欺负他们。他们会让低年级学生做出各种愚蠢丢脸的举动。低年级学生对此普遍感到怨恨，因为日本男孩不会把这种事当作开玩笑。一个低年级男生被迫向高年级学生卑躬屈膝，为他跑腿，就会怀恨在心，暗地里计划复仇。由于不能当场复仇，这就更加让人耿耿于怀。在他看来，这关系到他“对名誉的道义”，是一种道德问题。有时，在若干年后，他才得以通过家庭的影响力让折磨自己的人丢掉工作；或者他勤练柔道或剑术，毕业之后在大街上当众羞辱对方。但是，除非他有朝一日能完成报仇，否则他总会有一种“心愿未了”的感觉。这种感觉正是日本人报仇雪恨的核心。
那些未能进入中学的男孩，也可能在军队的训练中遭遇类似经历。和平时期，四个男孩里面就有一人被征召入伍，而二年兵对新兵的欺辱比中学高年级学生欺辱低年级学生有过之而无不及。军官们对此从不过问，甚至士官们也只在极少的情况下才会介入。日本军队的第一准则就是，向军官告状是丢脸的。争端都由士兵自行解决。军官们把它当作是“锻炼”部队的一种方法，但是他们并不参与其中。二年兵把自己在头一年积累的怨恨转移到了新兵身上，通过各种稀奇古怪的侮辱方式来证明自己“久经锻炼”。据说新兵们接受军队的训练后，好像变了一个人，成了“真正的崇尚军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这种变化可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极权主义国家的理论，又或者是被灌输了忠于天皇的思想。其实，饱受羞辱的经历才是更重要的原因。他们在家庭生活里受到的是日本式的教育，自尊对他们事关重大，因此很容易在军队这种环境里变得残暴起来。他们不能容忍屈辱，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排斥，这就会让他们转变成为折磨别人的高手。
日本中学和军队之所以存在这种现状，自然来源于日本有关嘲笑和侮辱的旧习。日本人的反应是，这并不是由中学以及更高层次的学校和军队造成的。显而易见，正是因为存在“对名誉的道义”这一传统准则，旧人欺辱新人的习俗才会在日本如此普遍，同时造成极大的怨恨，其程度远远超过美国人对类似事件的态度。虽然每一批受欺辱的人到时候会把惩罚转嫁给下一批人，但是他们依然执着于向真正折磨过自己的人进行报复，这一点也符合日本旧式的行为模式。日本和西方许多国家不同的是，找替罪羊的行为在民间并不常见。例如波兰，那里的新学徒和年轻的收割手都会被老手狠狠地欺负。但是，他们并不会去报复那些欺负他们的人，而是把怨气发泄到下一批新学徒和收割新手身上。日本的少年当然也能得到这种满足，但是他们更关心的还是直接报仇雪恨。受欺负的人只有和欺负他的人算清旧账，才会“感到痛快”。
在重建日本的过程中，那些把日本的未来放在心上的领导者，应该特别关注这种旧人欺侮新人的现象，以及各种青年学校和军队里侮辱青少年的现象。他们应该强调爱校精神，甚至是“校友关系”，以此来打破以大欺小、以高压低的陋习。在军队中，他们应该严格禁止老兵欺负新兵。二年兵应该坚持对新兵进行严格的训练，就像各级军官所做的那样，这不算侮辱，欺凌、嘲弄才算侮辱。在学校和军队中，如果让人装狗摇尾巴、学蝉叫，又或者在别人吃饭的时候让他们倒立，所有这些欺凌行为都会受到惩罚。如果能有这样的变化，在日本的再教育问题上，就远比否认天皇的神圣或者删除教科书里的民族主义材料更为有效。
女人们不必学习“对名誉的道义”的准则，她们没有男孩那种中学和军训的经历，也没有类似的体验。她们的生活轨迹远比男孩平稳得多。从最早有记忆开始，女孩就被训导着万事以男人为先，她们无法享有优先权、关照和礼物。她们必须遵守的生活规则，不允许她们明显地表现出自我意愿。尽管如此，婴幼儿时期，她们也和兄弟们一起共享日本幼儿所享有的特权。在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她们曾被特意打扮，可以穿上鲜红的衣服。成年后，她们就不能再穿这种颜色的衣物，直到六十岁以后，进入人生的第二个特权阶段才可以。在家里，母亲和祖母像对待她的兄弟一样争着讨她的欢心。兄弟姐妹也争着要求她像家里其他人一样，和他们“最”亲近。孩子们要求和她一起睡，以此显示她最喜欢自己。她可以经常把祖母给她的礼物分给两岁的幼儿。日本人不喜欢一个人睡觉，晚上经常会将孩子的小床放到一个选定的大孩子床边。“你最喜欢我”的证明经常就是两人的床紧挨到一起。九至十岁时，女孩虽然被排斥在男孩的游戏团伙之外，但还是能够得到一定的补偿。大家会夸赞她们梳理的各式各样的新的发型。日本女孩的发型和发饰在十四岁和十八岁之间最为讲究。到了这个年龄，她们可以穿着丝绸衣服，而不仅限于棉布。家里人也会不遗余力地给她们买好看的衣服，将她们打扮得更漂亮。通过这些方式，女孩子们确实获得了某种满足。
女孩必须履行各种各样的义务，这种义务自然地紧随着她们，并不需要某个独断专横的家长的强制。父母们并不通过体罚的形式行使自己的特权，而是通过平静而坚定的期待，希望女儿能够达到他们的要求。这里有必要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来很好地展示那种非专制性的压力，它不那么严格，也很少使用特权。稻垣钺子[9]从六岁就开始就受教于儒学大师，背诵儒家经典。
在整整两个小时的授课过程中，除了双手和嘴唇，老师纹丝不动。我也以同样的姿势，一动不动地坐在他身前的席上。曾经有一次我动了，那时还在上课。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焦躁不安，身体微微晃了一下，交叠的双膝稍稍偏离了应有的角度。老师的脸上流露出一丝惊讶的神情，他静静地合上了书本，文雅而又坚定地说：“小姐，你今天的精神状态显然不适合学习。你应该回房静思一下。”我那幼小的心灵羞愧得无地自容。我毫无办法，只得谦卑地先向孔子画像鞠躬，再向老师鞠躬，恭敬地倒退着出了房间。我慢慢地走去向父亲汇报，就像往常下课后一样。因为还没到时间，父亲很惊讶，他漫不经心地说：“你今天结束得真快啊。”这句话简直就是丧钟。那一刻的伤痛，心里至今仍隐隐作痛。[10]
杉本夫人在另一处对祖母的描写，概括了日本父母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态度：
她安详地期望每个人都能按照她的意思去做；既无责骂，也无争吵，但是她的期望柔软如丝线，也同样坚韧，引导着她的小家庭向她认为是正确的方向前进。
这种“柔软如丝线，也同样坚韧”的“期望”，能够如此有效的原因之一，就是每一种技艺的训练目的都非常明确。女孩子学到的不仅仅是规矩，更是习惯。无论是孩童时期学习筷子的正确用法、进入房间的正确方式，还是后来学习茶道和按摩，大人们都会手把手地教导，一遍遍重复地练习，直到这些动作成为自然反应。长辈们不认为孩子在需要这些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养成”正确的习惯。杉本夫人描述了她在十四岁订婚后是怎样为丈夫上菜的。她还从未见过未来的丈夫。他在美国，而她在日本越后[11]。但是在母亲和祖母的监督下，“我一次又一次亲自下厨，做哥哥所说的松雄（未来的丈夫）最喜欢的菜。他的食案就放在我的边上，我总是先给他上菜，然后才轮到自己。就这样，我学会了用心服侍未来的丈夫。祖母和母亲说话时也总是当作松雄在场，我也非常注意自己的衣着和举止，就好像他也在房间里一样。如此这般，我渐渐尊敬起他，也尊敬起自己作为他妻子的地位”[12]。
虽然男孩的训练程度没有女孩那样强，但同样通过榜样和模仿接受对习惯的训练。一旦“学会了”，就不能有任何借口违反。成年以后，有一个重要的人生领域，他得不到帮助，主要得靠自己的主动性。他的长辈们不会教他如何求爱的习俗。家里禁止任何公开表达爱意的行为，没有亲属关系的男孩和女孩更是从九至十岁起就被完全隔离。日本人的观念是，在男孩开始对性感兴趣之前，由父母为他安排一门婚事。因此，男孩与女孩接触时应该是要“害羞”的。农村人经常就这一话题取笑男孩，导致他们一直“害羞”。尽管如此，男孩也会试着学会求爱。旧时有许多女孩未婚先孕，而在偏远的农村最近都有这种现象，有些村子里甚至大多数女孩都是如此。这种婚前的性经验是一个“自由地带”，与严肃的人生大事无关。父母会照样安排他们的婚事，不去提及这些风流韵事。但是，到了今天，就如须惠村一个女孩对恩布里博士所说的：“连女佣都被教导要保持处子之身。”上中学的男孩也严禁与异性交往。日本的教育和舆论都在尽力阻止婚前两性间的亲密行为。日本电影中，那些在年轻女人面前表现得轻松自如的男青年都被当作是“坏”的；而“好”的那些，在美国人看来，对漂亮女子采取的全是无礼甚至粗暴的行为。和女子相处态度自然，就意味着他们曾经“游戏花丛”，或许找过艺伎、妓女或咖啡店女服务生。艺伎馆是“最佳”学习场所，因为“她会教你，男人只需要放松地观赏”。他不必担心自己表现笨拙，艺伎也并不期待和他发生性关系。但并不是所有的日本男孩都有钱上艺伎馆。他们可以去咖啡馆，看男人怎么亲昵地对待那里工作的女孩，但是这种观察又与他们在其他领域接受的训练是不同的。男孩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担心自己的笨拙。生活中他们必须要自学的行为领域不多，性就是其中之一，没有可信任的长辈亲自教导。有地位的家庭会为新婚夫妇提供《新婚之书》[13]，或者绘满各种姿势的屏风。就如一个日本人所说的：“你可以从书本中学习，就像学习布置庭院一样。你的父亲没有教你如何布置一个日式庭院；但你长大之后就自然懂得这种兴趣爱好了。”把性和布置庭院相提并论，认为同样能从书中学习知识，这种说法很有趣。其实，日本大部分年轻人都是通过其他渠道了解性行为的。总而言之，他们不是通过长辈的悉心教导才学会的。这种训练上的不同使得年轻人相信：人生的大事有长辈照管，他们会不遗余力地训练他养成正确的习惯；而性不是人生大事，它属于自我享乐的领域，虽然害怕尴尬，但必须自己学习掌握。这两个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规则。结婚后，他可以光明正大地去别处享受性的乐趣，这样并不会侵犯妻子的权利，也不会威胁到婚姻的稳定。(www.xing528.com)
妻子就没有这样的特权。她的义务就是对丈夫忠诚。如果她要红杏出墙，就必须偷偷摸摸。相较而言，日本的大部分妇女都不能将自己的恋爱事件隐藏得足够隐秘。神经过敏或情绪不稳定的女人被当作是“歇斯底里”。“女人最常见的问题不在于社交，而是表现在性生活上面。很多精神错乱和歇斯底里（精神紧张，情绪不稳定）的例子都是由性生活不协调造成的。女子必须抓住一个能够给她性满足的人做丈夫。”[14]须惠村的农夫们说，大部分女人的病是“从子宫开始”的，然后发展到脑子里。当丈夫另有新欢时，妻子就求助于自慰这一得到日本公认的习俗；而且从农村到显贵，妇女都珍藏着用于自慰的传统器具。村妇在生过孩子后，在性方面的行为忌讳便大大减少。在成为母亲之前，她不能讲任何与性有关的笑话；生完孩子之后，随着年纪的增长，她就可以在男女混合的宴会上说很多涉及性内容的笑话。她还会以富有色情意义的舞蹈取悦大家，随着淫秽的歌曲扭腰摆臀。“这样的表演无一例外总会招来哄堂大笑。”在须惠村，士兵服完兵役回乡时，在村外受到热烈欢迎。这时，女人们会打扮成男人的模样，讲着黄色笑话，还佯装强奸年轻女孩。
因此，日本女人在性这方面享有一定的自由，而且身份越低，自由度就越大。她们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遵守着诸多禁忌，但绝不忌讳了解和谈论性事。当男人喜欢她淫荡时，她们是淫荡的；当男人喜欢她正经时，她们又变得正经了。等到成年后，她们就可以抛开所有禁忌。如果她出身低下，更是可以和男人一样下流。在不同的年纪和不同的场合，日本人对妇女的行为有不同的标准，并不强求一成不变的性格，不像西方人，将女人分成“贞女”和“荡妇”。
男人的休闲方式也是丰富多彩的，可以和他们所受到的限制相媲美。他们喜欢和男性同伴一起喝酒，特别是有艺伎服侍的时候，男人们会更加快乐。日本男人喜欢喝得醉醺醺的，没有规定阻止男人喝得尽兴。几杯清酒之后，他们就卸下所有承担的身份与职责，相互依靠着，姿态亲密。喝醉后，尽管有少数“不好相处的人”可能会发生争吵，但很少动武或寻衅滋事。按照日本人的说法，除了喝酒这样的“自由领域”，男人永远不应该做出“出乎意料”的事。说一个人在正经事上出乎意料，在日语里是仅次于“傻瓜”的骂人话。
西方人描述的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从他们的育儿方式就可见一斑。这种育儿方式造成了日本人人生观的双重性，哪一重都不能忽视。他们在幼儿时期享受着特权生活和身体的自由，即便日后经历了各种训练，心里依然保留着对那个“没有耻辱感”的生活的回忆。他们不需要描绘未来的天堂，他们的过去就是天堂。他们相信“人性本善”，相信“神灵慈悲”，相信“无比渴望成为一个日本人”之类的话，因为这些都是对童年生活的别样描述。这使得他们很容易将自己的伦理道德建立在一种极端的解释上——每个人身上都有“佛根”，每个人死后都可成佛。这也给了他们过分的固执和盲目的自信，让他们愿意以无穷的毅力去做任何工作，而不管这份工作自己是否力所不及。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们敢于坚持己见，敢于反对政府，甚至不惜以死相争。有的时候，这也导致他们的集体性狂妄自大。
六七岁以后，谨慎和“知耻”的责任便被渐渐加在他们身上了，并由最激烈的制裁手段加以约束：如果有所违背，家人就会和他反目。这种压力虽然不是普鲁士式的纪律，却也无法逃避。早在他们还享有特权的幼儿期，有两种训练是为他们日后履行义务而准备的：一种是在父母抚育过程中，对便溺习惯和身体仪态进行持续不断的、不可逃脱的训练；另一种是父母逗弄孩子，威胁说要抛弃他们。这些早期经历使孩子做好了准备，当他被告知会遭到“世人”的嘲笑或遗弃时，就愿意接受自我约束。他控制住了早年曾经有过的自由表达的冲动，并不是因为它们是邪恶的，而是因为它们现在不合时宜。现在，他正在步入人生的严肃阶段。随着童年特权的渐渐减少，他也获得了更多成人才有的享受。但是，早期的经历从未真正从脑海里淡去，他的人生哲学依旧随时在利用它们。讲“人情”就是出自童年的经历。贯穿成人生涯，他都在生活的“自由地带”重新体验童年时代。
贯穿了整个儿童时代，有一点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被同伴接受。他们受到谆谆教诲的正是这一点，而不是什么绝对的道德标准。在童年的早期，母亲会应他的要求带着他一起睡；他会数着自己和兄弟姐妹们从母亲那里分到的糖果，以此衡量自己在母亲心里的地位；他对自己受到忽视十分敏感，甚至会追问大姐：“你最喜欢我吗？”童年后期，他被要求放弃的个人满足越来越多，但是他能获得回报，即赢得“世人”的赞许和接纳。惩罚则是遭到“世人”的嘲笑。这是大部分文明在育儿过程中都会使用的激发孩子成长的训练方法，但是在日本，个中压力格外沉重。对孩子而言，当父母逗弄说要抛弃他时，被“世人”所排斥的感觉就对他们产生了严重的结果。他们一生中最怕的就是被排斥，其害怕程度甚至超过了暴力。他对嘲笑和排斥的威胁异常敏感，哪怕这只不过是自己头脑中的幻想。日本的社会生活中很少有隐私可言，“世人”几乎知道他所做的一切，如果反对他的所作所为，就有可能排斥他。这绝不是一种臆想。日本房屋的墙壁薄不隔音，白天还得门窗大开，对那些无力修建围墙和庭院的家庭而言，其私生活更让人一览无余。
日本人使用的某些象征物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性格的双重性，它可以理解为是由于人们育儿的不连贯性所造成的。幼年期培养出来的那一重是“没有耻辱感的自我”。成年后，日本人通过对镜自照来检察自己，以测试自己还有多少童真。根据他们的说法，镜子的“反射永远是纯洁的”，它不会助长虚荣，也不会反射“阻碍的自我”。它反射的是心灵深处。人能够从镜子中看到“没有耻辱感的自我”。在镜子里，他的眼睛就是心灵的“窗户”，这有助于他像“没有耻辱感的自我”那样生活。他在镜中还能看见理想化的父母形象。据说，有的男人因为这个缘故随身携带镜子。有人还在家中的神龛里专门竖了一面特别的镜子，用来检视自己的灵魂：他“祀奉自己的灵魂”，他“膜拜自己”。虽然这种做法不常见，但做起来也不费事，因为所有家庭的神龛里都供有小镜子作为神器。战争期间，日本广播电台曾特意播放一首歌曲，表扬那些随身携带镜子的学校女生。没有人把这里的镜子视为虚荣的象征。它被描述成一种心灵深处重新焕发的最诚毅的奉献精神。照镜子是一种以外部观察来证明自己精神高尚的方法。
早在孩子们被灌输“观我”的概念之前，日本人就产生了对镜子的感情。他们不会在镜子里看到“观我”。镜子里映出的，是他们在幼儿期那样天然的善良的自我，无须“羞耻”的教导。在日本，镜子所具备的象征意义，也是他们自我修炼以求得“融会贯通”思想的基础。他们持之以恒地消除“观我”，以回到儿时的直率状态。
尽管幼儿期的特权生活对日本人有着方方面面的影响，童年后期的耻感也成为其道德基础，但随之而来的各种约束并没有让他们感受到是一种纯粹的剥夺。如前所述，自我牺牲是日本人经常攻击的基督教义的观念之一；他们拒绝承认自己是在做出自我牺牲。即使是在极端的情况下，日本人也只会说是为了“忠”“孝”或“道义”而“自愿”赴死，这并不属于自我牺牲的范畴。在他们看来，这样的自愿赴死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目标，否则就是“犬死”，即像狗一样死得没有价值。而在英语中，“dog's death”是指穷困地死在街头。至于那些不那么极端的行为，在英语里会称之为self-sacrificing（自我牺牲），日本人则将它们归于“自重”的范畴。“自重”永远带有自我控制的意思，而自我控制也和自重一样意义重大。成大事者只有自我控制才能成功。美国人强调，自由才是有所成就的前提，在日本人看来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们拥有与美国人完全不同的经历。他们认为自我控制才能使自身更有价值，这是其道德价值体系的主要信条。否则，他们怎么能控制这个充满冲动的危险的“自我”，这个充满着可能会爆发并扰乱正当生活的种种冲动的自我呢？而这些冲动很有可能会扰乱甚至破坏正当的生活。正如一个日本人所表述的那样：
经年累月，在漆坯上刷漆层和做的修饰越多，制成的漆器价值就越高。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就像人们这样说俄罗斯人：“剥开俄罗斯人的外表，你会看到一个鞑靼人。”同理，对于日本人，人们也可以这样说：“剥掉日本人的外皮，刮掉他的漆层，你就会看到一个海盗。”但是，除了制作，我们不能忘记，漆在日本是一种有价值的物品，是手工艺品的原材料。它不是用来遮盖瑕疵的涂料，没有丝毫杂质。它的价值至少不低于它所装饰的器物。[15]
日本男人的行为中有十分明显的矛盾。在西方人看来，这很有可能是由于他们在被抚育过程中的不连贯性造成的。即使经过层层“涂漆”，他们的意识里仍然有着幼儿时期的深深印记，那时的他们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就像神一样恣意妄为，甚至可以自由攻击别人，似乎能够获得所有满足。这种根深蒂固的双重性，使得他们在成人后，可以从毫无节制的浪漫恋爱突然转变为对家庭的绝对服从。他们可以轻松自在地享受乐趣，又能够承担极端的义务。周到而谨慎的训练使他们的行动显得怯懦，但他们又勇敢甚至于鲁莽。他们在等级制下表现出极度的顺从，却又不轻易被上级控制。他们彬彬有礼，却又桀骜不驯；他们能够接受军队里的狂热的训练，却又不易驯服；他们是充满激情的保守主义者，却又被新技术所吸引，引进中国习俗和吸收西方知识就是很好的佐证。
性格的双重性导致紧张，日本人对此有不同的反应。每个人都是用自己的方式解决同样的本质问题，即如何协调孩提时代的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经历，与之后为确保安全而接受的种种限制之间的关系。很多人感到这个问题难以解决。有些人作茧自缚，像书呆子一样严格规划自己的生活，对生活中的任何自发性冲突都提心吊胆。因为这种自发性冲突并不是臆想中的，而是曾经经历过的，他们的恐惧感就非常强烈。他们保持超然，墨守成规，并认为自己就是发布这些规则的权威。有些人则自我分裂。他们惧怕自己的暴力倾向，就把它隐藏在心灵深处，并用温和的表面加以掩饰。他们经常思考微不足道的生活琐事，以防自己的真实感情的觉醒。他们机械地完成日常事务，实际上这些事务对他毫无意义。还有一些人更加沉溺于幼儿时代，长大成人后面对社会对他们的种种要求感到强烈的焦虑。他试图更加依赖别人，但年龄已经不允许。他们认为任何失败都是对权威的侵犯，因此任何斗争都让他们焦灼不安。对他们来说，不能按照常识处理的意外情况，都是可怕的。[16]
以上所述，就是日本人在过分担心被人排斥和被人非难时容易陷入的特有危险。在压力还可以承受时，他们在生活中会展示出两种能力，一种是享受生活的能力，另一种是能够谨小慎微，不冒犯他人。这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功。幼年时代培养了他们的自信，也没有唤醒沉重的罪恶感。后来受到种种约束，那是为了团结伙伴协调一致，义务也是相互的。尽管在某些事情上，个人的意愿很大程度上要受他人左右，但生活中依然有规定的“自由地带”来满足冲动。日本人一向以能从自然的事物中获得乐趣而著称，例如赏樱、赏月和赏菊，或者观赏初雪；在家中挂上装虫子的笼子，听虫鸣；以及写和歌[17]、俳句[18]，布置庭院，插花，品茶等。这些看上去并不是一个内心焦虑、充满侵略性的民族所应该爱好的。他们在悲伤的时候，也能享受这些消遣带来的快乐。在日本还未从事艰难的现代化任务前，在执行灾难性使命之前的那些幸福时光里，就像现代的其他民族一样，日本的农人，闲暇时悠然自得，工作时勤奋刻苦。
但日本人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苛。为了避免被排斥和责难，他们必须放弃刚刚尝到甜头的个人享受。在人生的重大事情上，他们必须克制这些冲动。背离这种模式的人，会有丧失自尊的危险。那些真正“自重”的人能够掌握自己的人生，他们并不需要在“善”与“恶”之间斟酌，而是在“符合期望的人”和“不符合期望的人”之间选择道路，并为了集体的“期望”葬送个人的要求。这些才是“知耻”而慎重的好人。这些人才能给家庭、家乡和国家带来荣誉。这样产生的紧张感非常强烈，具体表现为一种远大的抱负，要让日本成为东方领袖和世界强国。这种紧张感也给个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生活中，他必须小心翼翼，谨防失败，以免辛苦付出的心血却被别人视若无睹。有时候，他们经不住激愤，会爆发出极端的攻击行为。这与美国人不同，美国人不会因为受到诽谤或者侮辱而攻击对方，只有在自己的原则或自由受到挑战时才会被激怒。当日本人的危险自我爆发时，如果有条件，他就攻击诽谤者或侮辱自己的人，不然就攻击自己。
日本人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付出了巨大代价。他们放弃了最基本的自由。对美国人来说，这些自由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但我们必须记住，日本在战败后已经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对日本人民来说，能够随心所欲地行动是多么激动人心啊！对此，杉本夫人曾有过绝佳的描述。那是她在东京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时，老师分给每个女孩一小块园地和她们所需的种子，允许她们在花园中随意种植。
这块可以随意种植的园地，给予我一种个人权利的全新体验……内心能够存在这样的幸福，这个事实本身就让我震惊。……我竟然可以自由行动，不会违背传统，不会玷污家风，不会惊扰父母、老师或者乡亲们，也不会伤害到任何东西。[19]
其他女孩都种了花，而她准备种马铃薯。
没有人了解这种没有限制举动带给我的荒唐的念头……自由之神在敲我的门。
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在我的家里，庭院中有一小块地，本来应该是一块荒地……但是，总有人忙着修剪松枝，修理篱笆。每天早晨，吉雅都要清扫石阶，将落在松树底下的枝叶打扫干净，再仔细地撒上从树林里采集来的新鲜松针。
对她来说，这种伪造的自然就代表了伪造的自由意志。一直以来，她接受的训练就是这种伪造。整个日本到处充斥着这种伪造。日本庭院里每块半嵌在地上的巨石都经过精心挑选，从别处运来，先由小石头铺成隐形的一层台基，再将巨石放置在上面。它的位置经过仔细计算，要考虑到同溪流、房屋、灌木以及树木的相对距离。同理，菊花也是养在盆中，准备每年在日本各地的花展中展出，每一片完美的花瓣都经过种花人的精心摆盆，花中经常插有细不可见的线，固定住每片花瓣的位置。
杉本夫人有机会撇开菊花上的细线，她所感到的激动与快乐没有任何负罪感。生长在小盆里的菊花，每片花瓣都经过细致的摆放，现在终于可以在自然状态下享受天然的、纯粹的快乐了！但是，现在的日本，自由还是“不能期待”的，因为这对“羞耻”的制约力提出了质疑，可能会打破他们生活方式的微妙平衡。在新规定颁布后，他们必须学习新的约束力。改变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建立新的观念和新的道德观并不容易。西方世界既不能假定日本人会立刻采用这些新观点并融会贯通，也不能假定日本最终无法建立一套更加自由的、不那么严格的道德体系。美国的日裔“二世”们早已忘记了日本的道德体系和实践，甚至连祖上严格坚守而且他们的父母传承至今的旧俗也已经忘却了。同样，生活在日本国的日本人也可以在新时代建立起一套新的生活方式，不再像过去那样严格自我控制。摘除铁丝架，无须严格的修剪，菊花一样可以美丽动人。
在向更多精神自由转变的过程中，有些旧的传统美德可以帮助日本人保持平稳。其中之一，就是“自我负责”的精神。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人人都有责任清除自己“身上的锈迹”。这一比喻将身体比作刀，正如佩刀人有责任保持刀的闪亮，每个人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必须承认并接受因自身的弱点、耐性差和效率低等原因造成的一切后果。在日本，对“自我负责”的诠释，远比自由的美国更为严厉。在这种意义上，刀不再是攻击性的象征，而是对勇于“自我负责”的理想人物的比喻。在尊重个人自由的新体制下，这一美德可以起到最好的平衡作用，并经由儿童教育和行为哲学将它作为日本精神的一部分灌输给日本民众。今天，日本人已经在西方意义上“放下刀”（投降）了。但是，在日本的意义上，他们有毅力保持内心之刀不染铁锈，尽管锈蚀的威胁一直存在。用他们的道德术语来说——这把刀是我们在这个更加自由、更加和平的世界里可以继续保持光洁的象征。
[1]参见培根·爱丽丝·梅布尔的《日本的妇女和女孩》，6页。——原注
[2]参见培根·爱丽丝·梅布尔的《日本的妇女和女孩》，10页。——原注
[3]杰弗里·戈雷尔在《日本文化论丛》中也强调了厕所训练的作用。杰弗里·戈雷尔（1905—1985年），英国人类学家和作家，因其将精神分析技术应用于人类学而闻名。——原注
[4]日本农家几乎都有这一设置，供取暖和烧饭用。——译者注
[5]指铺三块日本席的房间。——译者注
[6]参见杉本钺子的《武士的女儿》，15、24页。——原注
[7]参见约翰·恩布里的《须惠村》，190页。——原注
[8]参见杰弗里·戈雷尔的《日本人的性格结构》，27页。——原注
[9]即杉本钺子。稻垣系杉本夫人未出嫁时的旧姓。——译者注
[10]参见《武士的女儿》，20页。——原注
[11]越后，日本废藩置县前的旧藩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新潟县。——编者注
[12]参见《武士的女儿》，92页。——原注
[13]原文为bride books，即《新婚之书》。日译误作《枕草子》（清少纳言著，日本平安时代女性文学代表作）。——译者注
[14]参见约翰·恩布里的《须惠村》，175页。——原注
[15]参见野原驹吉的《日本的真实面貌》，50页。——原注
[16]上述各项数据以多萝西娅·莱顿博士对战时隔离收容所中的日本人所作的罗尔沙赫墨迹测试为基础，由弗朗西斯·霍尔特分析得出。罗尔沙赫测试法由瑞士精神病学者罗尔沙赫首创，是对被测试者出示搞乱的、但左右相称的黑白或彩色图形，并令其回答，然后根据回答判断被测试者的性格。——译者注
[17]和歌，日本的一种诗体。相对汉诗曰“和”，可以吟唱曰“歌”，故名。——译者注
[18]俳句，日本的一种古典短诗，以三句十七音为一首，首句五音，次句七音，末句五音。——编者注
[19]参见《武士的女儿》，135—136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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