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情的范畴-个人欲望与道德准则

日本这种道德准则，要求对义务的极度偿还和严苛的自我克制，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个人欲望是必须从内心深处拔除的罪恶。这是典型的佛教教义。但是，日本人对感官享受如此宽容，就更加令人奇怪了。虽然日本是世界佛教大国之一，但它的道德观念却与释迦牟尼以及佛经的教诲形成了明显的对立。日本人并不谴责满足私欲，他们不是清教徒。他们认为肉体的欢愉是合理的，是值得培养的。日本人追求并重视享受，但是享受要有分寸，不能影响生活中重要的事情。

这种道德准则使日本人的生活总是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对于日本人接受感官享受所产生的一系列后果，印度人远比美国人更容易理解。美国人认为享乐不需要通过学习；一个人拒绝沉迷于感官上的愉悦，是因为他在抗拒人所共知的诱惑。实际上，享乐如同责任一样，是需要学习的。在很多文化中，是没有人教授如何享乐的，人们更容易让自己专注于自我牺牲的责任。甚至男女之间身体的吸引有时也要被限制，以免威胁到家庭生活的平稳运行。在这些国家中，家庭生活是建立在其他考虑事项的基础之上的。日本人着力培养身体上的享受，然后又建立准则限制人们沉湎于这些享受，这让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他们培育身体上的享受，就像创造精美的艺术一样；而在尽情享受之后，又要为履行责任而牺牲享乐。

泡热水澡是日本人最钟爱的肉体享受之一。无论是最贫穷的农民，还是最吝啬的仆人，都与腰缠万贯的贵族一样，每天傍晚浸泡在滚烫的热水中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木桶是最常见的浴盆，下面烧着炭火，让水温保持在华氏110度甚至更高。人们在入浴之前要先将全身都冲洗干净，然后再尽情享受泡澡带来的温暖和放松。他们坐在浴桶中，如同胎儿那样蜷起膝盖，让水漫到下巴。虽然日本人重视每天的沐浴，同美国人一样是为了清洁，但是他们更让这一行为变成了一种沉浸其中的优雅艺术。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沐浴习惯都很难模仿的。日本人说，一个人的年纪越大，这种感觉就越是强烈。

日本人想尽办法来减少沐浴的花费和手续，但是泡澡必不可少。城市和乡镇都有像游泳池那么大的公共浴池，人们可以去那里泡澡，并且和旁边偶遇的人聊天。在农村，妇女们会在院子里准备洗澡水，供家人轮流入浴——在日本，沐浴时并不忌讳别人的注视。所有家庭的入浴都要遵照严格的次序，上等人家也不例外——首先是客人，然后是祖父、父亲及长子，依次类推，直到家庭地位最低下的仆人。他们出浴时浑身红得像煮熟的龙虾，然后一家人聚在一起，在晚餐前享受这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

就像热水澡是一种备受欢迎的享受一样，他们也非常重视最极端的传统“强身”方式——冷水浴。这种习惯通常被称为“寒稽古”[1]（冬炼）或者“水垢离”（冷水浴苦修），现在依然盛行，但与传统方式已经不一样了。从前，必须在拂晓前出门，坐在冰冷的山涧瀑布之下。即使是在冬夜没有取暖设施的日式房子中用冰冷的水浇在身上，也是不可忽视的苦修。珀西瓦尔·洛厄尔[2]曾经描述过存在于19世纪90年代的这种习俗。有人渴望获得治疗疾病或者预言的特殊能力——但他们后来没有成为僧侣或神官——他们会在就寝前做一遍“水垢离”，并在凌晨两点“众神沐浴”之时再做一遍。清晨起床后，以及在中午和晚上，他们还要重复做一遍。

在认真学习乐器或者准备从事世俗工作的那些人中，黎明前的苦修尤其受欢迎。为了磨炼自己，他们可以让自己暴露在严寒之中。据说孩子练习书法，以练到手指麻木、双手长满冻疮为荣。现代的日本小学里没有取暖设施，这一点意义重大，因为它能够让孩子们变得坚强，以面对日后生活的艰辛。西方人则对日本的孩子们在寒冬鼻涕长流的印象更加深刻，他们知道日本的这种习俗无法预防伤风感冒。

睡觉是日本人钟爱的另一种嗜好，也是日本人最娴熟的技艺之一。不管以什么姿势，甚至是在我们认为完全不可能的场合，他们都能完全放松地睡觉，睡得非常舒适。这让许多研究日本的学者备感惊讶。美国人几乎是将失眠等同于精神紧张。根据我们的标准，日本人的性格是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但是他们能像小孩子那样拥有良好的睡眠。日本人的就寝时间很早，这在其他东方国家中都很罕见。村民们日落后就早早入睡了，他们可不是像美国人那样为了翌日养精蓄锐，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考虑。一个非常了解日本人的西方人这样写道：“当你来到日本，就必须停止这种想法——今晚的休息和睡眠是为了明天的工作。人们必须将睡觉同解除疲劳、休息以及调养放松等问题区分开来考虑。”与一项工作建议相似，睡觉也应该“自成一体，与任何事乃至生存与死亡都毫无关系”。[3]美国人习惯性地认为睡觉是为了维持精力。每天早上醒来，大多数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计算晚上睡了几个小时。睡眠的长度能够告诉他们在一天中能够拥有多少精力和效率。日本人睡觉与此无关。他们就是喜欢睡觉，只要周围干净，他们就会欣然入睡。

同样，他们也能够毫不留情地牺牲睡眠。准备考试的学生夜以继日地复习，完全没有考虑睡觉能够帮助他在考试中发挥得更好。在军队的训练中，睡觉简直就是遵守纪律的牺牲品。1934—1935年，哈罗德·杜德上校曾服务于日本陆军，他提到了一次与手岛大尉的对话。在和平时期的演习中，部队“连续三天两夜急行军，除了在十分钟的小憩和短暂的间歇中可以打个盹之外，完全没有时间睡觉。士兵们有时候边走边打瞌睡。有个少尉睡得太熟，直接撞到路边的木堆上，引起一片哄笑”。即使终于到达了营地，士兵们还是没有机会睡觉，他们都被派去站岗和巡逻。“‘为什么不让一部分人睡觉呢？’我问道。‘哦，不行！’他回答，‘这没必要。他们已经知道怎么在行军中睡觉。他们所需要训练的，是如何一直不睡而保持头脑清醒。’”[4]简而言之，这就是日本人的观点。

同保暖和睡眠一样，吃饭既是一种可以自由放松的美妙享受，也是一种使人变得坚韧的强力训练。闲暇之余，日本人习惯沉浸于品尝佳肴的过程之中。依次端上来的每一道菜，分量都很少。他们一边称赞菜肴的味道，一边对其品相赞不绝口。但是，纪律也是被强调的。埃克斯坦曾这样引用一位日本农民的话：“快吃快拉，就是日本最崇高的品德之一。”[5]“人们并不认为吃饭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吃饭只是维持生命的需要，因此应该尽量缩减吃饭的时间。对于孩子们，特别是男孩，日本人鼓励他们吃得越快越好，而不是像欧洲那样，鼓励孩子慢慢吃。”[6]寺院里的僧众要遵守戒律。在饭前祷告中，他们要求自己记住食物就是药品，意思是苦修之人不应将吃饭视为一种享受，而只是延续生命的一种需要。

按照日本人的观点，强迫禁食是测试一个人意志是否坚强的绝佳方式。就像放弃保暖和睡眠一样，断食也证明一个人能够“承受苦难”，而且要像武士那样“嘴里叼着牙签”。一个人能经受住没有食物的考验，他的体力就不会因缺少热量和维生素而降低，反而会因为精神上的胜利而得到提高。美国人认为的营养与体力之间一一对应的基本原理，日本人从不认可。因此，在战时，东京广播电台会向防空洞里的人们宣传，做体操可以使饥饿的人重新变得强壮和精力充沛。

浪漫的爱情是日本人所培养的另一种“人之常情”。虽然它与日本人的婚姻形式和家庭责任相抵触，却在日本极其盛行。如同法国文学作品一样，日本的小说里充满了浪漫的爱情，其主人公都是已婚人士。日本人最喜欢阅读和讨论男女主人公双双殉情的作品。11世纪的《源氏物语》[7]是一部以浪漫爱情为题材的杰出小说，足以媲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任何伟大小说。此外，封建时代的藩主和武士的爱情故事也同样富有这种浪漫气息。这也是当代日本小说的主题。这与中国文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人压抑浪漫爱情和性爱享受，为自己免除了很多麻烦，他们的家庭生活也因此非常平稳和谐。

在这一点上，美国人理解日本人相比理解中国人显然更容易。但是，这种理解也是非常肤浅的。对于享受性爱，美国人有很多忌讳，日本人却没有。在这个领域，日本人没有伦理道德可言，美国人则有。他们认为，与任何其他“人之常情”一样，只要把性生活放在人生的次要位置上，就是完全有益于身心健康。既然是“人之常情”，那就没有什么罪恶，就没有必要对性的享受讲究伦理道德。美国人和英国人将日本人珍藏的一些画册当作淫秽物品，并且将艺伎和妓女聚集的吉原地区看作是可怕的地方，日本人对此一直有不同看法。在与西方人接触之初，日本人就对外界批评非常敏感，为此还制定法律以使他们的习俗更加符合西方标准。但是文化上的差异，没有任何法律标准可以完全消除。

《源氏物语》绘卷

《源氏物语》是11世纪初女作家紫式部撰写的日本文学经典作品。这部作品用古老的语言写成，是对平安时期高级朝臣的生活方式的独特描绘，诗意和隐晦的风格使得普通日本人在没有专门学习的情况下难以理解。20世纪初，《源氏物语》已被诗人与谢野晶子翻译成现代日语，以飨读者。

有教养的日本人清楚地意识到，某些他们觉得无伤大雅的事情，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眼里却是不道德和淫秽的。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美国人的传统态度和日本人的生存信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日本人认为，“人之常情”不应该侵扰人生大事。这正是美国人无法理解日本人对爱与性享受的态度的主要原因。他们将属于妻子的范畴与属于性享受的范畴划分开来，将这两者都同样正大光明地公开出来。在美国人的生活中，这两者是无法区分开的，其中一个男人认为可以公之于众，另一个则认为应该掩人耳目。之所以要区分这两者，是因为一个属于男人的主要责任领域，另一个则属于无关紧要的次要领域。这种“各安其所”的划分方法将每个领域区分开来，不但适用于家庭中的理想父亲，还适用于流连花丛的花花公子。日本人没有树立美国人那样的观念：将爱情和婚姻视为一体。美国人认为爱情恰恰是一个人选择配偶的基础，“坠入爱河”是结婚的最好理由。婚后丈夫与其他女人发生肉体关系，就是对妻子的羞辱，因为他将理应属于妻子的东西给了别人。日本人对此有不同看法。在选择配偶时，年轻人要服从父母的安排，盲婚盲嫁。在与妻子相处时，他必须遵守大量的礼节。即使在互相忍让的家庭生活中，孩子们也看不到父母之间有丝毫亲热的举动。正如一位当代的日本人在一本杂志里所说：“在这个国家里，婚姻的真正目的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任何其他不同的目的，都只是对这一真谛的曲解。”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男人一直规规矩矩地生活就是保持德行。只要经济上负担得起，他就会包养一个情妇。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是，他并不会将自己喜爱的女人算作家庭的一员。如果他那样做了，就会混淆生活中本应区分开的两个领域。那个女人可能是一位艺伎，她在音乐、舞蹈、按摩和其他待客技艺方面都受到过精心的调教；也可能，她只是一个妓女。无论是哪种情况，他都会与这个女人的雇主签订契约，以保障女人不被抛弃，并且获得一定经济上的回报。他会将女人安置在属于她自己的住所。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当这个女人有了一个孩子，并且男人希望将这个孩子和自己的子女一起抚养时，男人才会将情妇带回家，但不是纳为妾室，而是以仆人的身份住下来。这个孩子称男人的合法妻子为“母亲”，生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则得不到承认。因此，以中国传统模式为代表的东方式的一夫多妻制，在日本根本行不通。日本人甚至将家庭责任和“人之常情”在空间上也隔离开来。

只有上层阶级的人才有钱包养情妇，大多数男人只能隔三岔五拜访艺伎或者妓女。这种行为丝毫不用偷偷摸摸。男人的妻子或许会给他梳洗打扮，为他夜出寻欢做准备。他到访的妓院可以将账单送到他的妻子那里，而妻子会理所当然地付账。即便妻子为此不高兴，她也只能自己烦恼。到艺伎馆的花费比找一个妓女更高，但是这并不包含与艺伎发生性行为的权利。他所能享受的是——训练有素的女孩子身着盛装、举止合宜的热情款待。为了结交某一个特定的艺伎，这个男人就必须成为她的恩客，并且签下确认她做自己情妇的协议；或者依靠自己的魅力征服她，使她自愿投怀送抱。当然，男人整夜与艺伎在一起，也绝不排除情欲之事。她们的舞蹈、应答、歌曲以及仪态，都富有传统的挑逗成分，并处心积虑地展现出上层社会的妻子们所不能表露的风情。她们属于“人之常情”的领域，能够给予处在“孝道”领域的男人们以慰藉。只要将两个领域区分开来，男人们没有理由不沉浸其中。

妓女生活在领有营业执照的妓院里。一个男人在与艺伎共度一晚之后，如果仍未尽兴，就可以去找妓女。妓女的花费低，囊中羞涩的男人不得不放弃艺伎，以这种方式来放松自己。妓院外面挂着妓女的照片，男人们通常花费很长时间公开审视照片，做出选择。妓女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不能像艺伎那样处于行业顶端。她们大多是穷苦人家的女儿，为生活所迫而被家人卖入妓院，没有受过艺伎那样的训练，不懂艺术。在早些时候，妓女们会面无表情地坐在客人面前，以供客人挑选。直到日本人意识到西方人反对这种风俗后，才将其废除，改用她们的照片来替代。

如果一个妓女被某个男人看上了，他会与妓院签订协议，成为这个妓女唯一的恩客，而妓女就变成他所包养的情妇。这是受到协议条款保护的。然而，男人可以不必签订协议，就把女服务员或女售货员纳为情妇。这些“自愿情妇”是最没有保障的。恰恰是她们，大多深爱着这些男人，却被排除在任何受承认的责任范畴之外。美国人的小说和诗歌中，有描写被爱人抛弃的年轻女子“婴儿绕膝”的悲伤情节，日本人读到这里时，就会将这些未婚生子的母亲看作是他们国家的“自愿情妇”。

同性恋也是传统“人之常情”的一部分。在旧时代的日本，同性恋是像武士和神职人员这样高等身份的人才能享受的乐趣。明治时期，日本为了赢得西方人的赞同，将许多旧习俗确定为非法，亦规定同性恋者要依法惩处。然而，它至今仍然属于那些不应以道德态度对待的“人之常情”之一。但是，同性恋必须限制在适合的范围内，并保证不影响到传宗接代。所以，日本人不用担心，尽管一个男人可以成为专业男艺伎，也不会像西方人所说的那样，有“变成”一个同性恋的危险。对于美国竟然有成年人主动充当同性恋的被动方，日本人尤其感到震惊。在日本，成年男子会主动寻找少年做自己的同性恋对象，因为他认为扮演被动角色是丧失尊严的事。对于一个男人，什么事情可以去做而又保持尊严，日本人是有一定界限的，虽然这与美国人的界限不同。

日本人同样也不会认为自慰是不道德的。没有哪个民族像日本那样，拥有那么多的自慰器具。在这一领域，日本人也试图通过消除某些太惹人注目的器具来阻止西方国家的谴责。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器具与罪恶有关。西方人强烈反对手淫，大部分欧洲国家反对手淫的态度比美国还强烈。这一点在我们长大之前就已经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意识之中。男孩被悄声告诫，手淫会让人发疯或者秃顶。母亲在儿子还是幼童时就开始留意，一旦发现类似迹象就会对其严加训斥，并且进行体罚。母亲甚至还会将孩子的手绑起来，或者告诉他上帝会惩罚他。日本的幼童和少年就没有这样的经历，长大成人后也不会抱有美国人的那种态度。自慰在日本人看来是一种纯粹的享受，不存在任何罪恶，只要将其放在高雅生活之下的次要位置，就可以充分控制它。

酗酒是另一种被许可的“人之常情”。在日本人看来，美国人完全禁酒的保证是西方的怪行奇想之一。对美国人在地方上发起投票表决是否在当地禁酒，日本人也持同样的看法。饮酒是一种享受，正常人都不会拒绝。但是酒精也属于小消遣，头脑正常的人是不会沉迷其中的。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就像不用担心一个人“变成”同性恋一样，也不用担心他“变成”一个醉鬼。确实，酗酒成瘾在日本并没有形成一个社会问题。饮酒是一种令人愉悦的消遣，当一个人喝醉时，无论是他的家人还是公众都不会厌恶他。他不会胡作非为，也没有人认为他会暴打自己的孩子。大哭一阵是最常见的，放浪形骸也比较普遍。在城市的酒肆中，人们更喜欢坐在彼此的腿上。(www.xing528.com)

老派日本人将饮酒和吃饭严格地区分开来。农村的酒筵上，谁一开口吃饭，那就意味着他停止饮酒了。他已经进入了另一个“范畴”，这两者是必须截然分开的。在家里，他可以饭后再饮酒，但不会边吃饭边饮酒。他要让自己轮流享受一个接一个的乐趣。

日本人的这些“人之常情”的观点，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它彻底推翻了西方哲学中，关于肉体和精神这两种力量在每个人的一生中为占据主导地位而不断争斗的观点。在日本的哲学思想中，肉体并不是罪恶的，享受合理的肉体快乐也不是犯罪。精神和肉体并不是宇宙中相互对抗的力量，这一信条也把日本人引向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这个世界并不是善与恶的战场。乔治·桑塞姆爵士曾写道：“纵观整个日本历史，日本人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辨识恶的能力，或许是他们拒绝抓住这一问题。”[8]事实上，日本人一直拒绝将恶看作是人生观的一个方面。他们相信人具有两种灵魂，但不是相互争斗的善意和恶意，而是“温柔”的灵魂和“粗暴”的灵魂。每个人的——甚至每个国家的——生活都有应该“温柔”的时候和应该“粗暴”的时候，并不是一个灵魂注定属于地狱，一个灵魂注定属于天堂。这两者都是必需的，并且在不同的场合下都是善的。

甚至他们的神也同样明显地具有善恶共存的特征。素盏鸣尊[9]是日本最受欢迎的神。他是“迅猛的男神”，也是天照大神的弟弟。他对姐姐做出常人无法容忍的粗暴行为，这在西方神话中可能被当作魔鬼。天照大神怀疑他接近自己的动机，试图将他赶出房间。他放肆地将粪便洒在姐姐的餐厅中，当时天照大神正在同信众一起庆祝尝新祭[10]。他毁坏了田埂——这可是一项危害极大的罪行。尤其严重的是——也是西方人最无法理解的——他在姐姐的卧室顶上挖了一个洞，将一匹“倒剥了皮”的花斑马扔进去。因为这些恶行，素盏鸣尊受到了众神的审判，被处以重刑，从天堂放逐到“黑暗之国”[11]。但是，在日本诸神中，他依然是最受欢迎的神明，不断获得人们的崇拜。这种性格的神明在世界神话中也常见，但在道德要求更高的宗教领域，这些神是会遭到排斥的，因为将超自然的存在分为黑白分明的两个集团，更加符合宇宙充满善恶之争的哲学观。

日本人总是非常明确地否认德行中包含着与邪恶的斗争。正如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的哲学家和宗教学家不断宣称的那样，这种道德准则不适合日本。他们扬言这恰好证明了日本民族在道德上的优越性。他们说，中国不得不制定一套崇尚“仁”的道德准则，代表公正和仁慈，并将之作为绝对标准。通过这种标准，就能够发现在这方面有缺陷的人们，其行为的不足之处。“这套道德准则对中国人是好的，因为他们的劣根性需要这种人为的手段加以约束。”18世纪伟大的神道家本居宣长[12]如此写道。近代的佛教大师和民族主义领袖，也就这一主题著书立说或者发表言论。他们说，日本人本性纯良，备受信赖。日本人不必同自己身上恶的一面做斗争，只需要洗涤心灵的窗户，在不同的场合做出适宜的举动。即便它让自己变得“肮脏”了，污垢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清除，人性中的善会重新绽放光芒。相比其他国家，日本的佛教哲学更加注重宣传人人皆可成佛的理念，并且认为德行的准则并不存在于神圣的经卷中，而是存在于每个人大彻大悟的发现和纯净的灵魂中。一个人为什么不相信自己心灵的发现呢？在人的灵魂中，罪恶并不是天生的。《圣经》中的《诗篇》宣扬：“看呀，我生于罪恶中，我的母亲在罪恶中孕育了我。”日本人没有这种神学观念，也没有关于人类堕落的学说。“人之常情”是上天赐予的福分，所有人都不应该受到谴责。无论是哲学家，还是农民，都不会谴责它。

在美国人听来，这样的教义似乎会导致一种自我放纵并为之辩护的哲学体系。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日本人将履行自己的义务作为人生的最高任务。他们完全承认，报恩意味着牺牲自我意愿和享受。那种将追求幸福作为人生重要目标的观念，在他们看来是令人吃惊的和不道德的。幸福是一种消遣，只要人们愿意就可以沉浸其中，但将它定义为评判国家和家庭的标准是难以置信的。事实上，人们经常为了履行对“忠”“孝”以及“道义”的责任而历尽苦难，这完全在他们意料之中。虽然生活因此变得更加艰辛，但是他们早已做好准备。即使他们不认为享受是罪恶，但他们却在不断地放弃这些。这需要坚强的意志。而这种意志正是日本最崇尚的美德。

与这种观点相呼应，日本的小说和戏剧里很少有“幸福的结局”。美国大众渴望看到这种结局，他们希望剧中人最终幸福地生活下去，他们希望剧中人的美德能够得到回报。如果他们不得不在故事的结局哭泣，那必定是因为主人公性格上的缺陷，或者他成了不良社会秩序的牺牲品。主人公如果能够获得顺心如意的幸福结局，显然会更让人高兴。日本的普通观众则泪流满面地看着命运之轮迫使男主角走向悲惨的结局，美丽的女主角也因此自杀。这样的情节才是晚间娱乐节目的高潮。这才是吸引人们走进剧院的理由。甚至日本的现代电影也是以男女主人公遭受苦难为主题的。他们彼此相爱，却又放弃了他们的爱人；或者男女主人公幸福地结婚了，但是其中一人为了职责所在而自杀；或者妻子致力于挽回丈夫的职业生涯，激励他培养自己的演艺天赋，在丈夫将要功成名就的时候，她选择隐身于闹市之中，为的是让丈夫自由地开始新生活；或者在丈夫获得巨大成就的当天，妻子在贫困中无怨无悔地死去。这里不需要皆大欢喜的结局，对自我牺牲的男女主人公充满怜悯和同情才是正确的方式。他们的苦难不是上帝的惩罚，而只是证明他们为了履行自己的责任可以付出一切代价，没有任何东西——遗弃、疾病和死亡——可以使他们偏离正轨。

日本的现代战争电影也存在同样的传统。看过这些电影的美国人会说，这是他们看过的最好的反战题材的影片。这是典型的美国人的反应，因为这些电影全部只与战争中的牺牲和苦难有关。他们不会大肆宣扬阅兵式和军乐队，也不会骄傲地炫耀舰队演习和大炮的轰鸣。无论是取材于日俄战争，还是取材于“中国事变”[13]，这些影片中赤裸裸地展示的，都是泥泞中的艰苦行军，苦战中的沉闷凄惨，以及胜负未卜时的痛苦煎熬。电影的结局也不会是胜利，甚至也不是高喊着“万岁”冲锋陷阵，而是在一个普通的中国乡镇上，军队整夜留宿在泥浆之中；或者表现一个日本家庭的三代幸存者，他们分别是重残、瘸子和盲人；再或是叙述后方的家人得知士兵的死讯后，哀悼丈夫和父亲的逝世，哀悼担负家中生计的人的逝世，哀悼将他们聚集在一起的人的逝世，哀叹失去他之后生活将如何进行下去。在日本电影中，根本看不到英美电影中那种“游行行列”式的激动人心的场景。他们不去展现伤残军人如何复员回家这一主题，甚至也不涉及战争的目的。对于日本观众来说，只要银幕上的所有角色都在尽心尽力地报“恩”，这就足够了。所以，这些电影在日本就成了军国主义者的宣传品。电影的制作人知道，它们不会激发日本观众的反战情绪。

[1]寒稽古（かんげいこ），冬季耐寒练习。日本自古以来的一种修行方法。——译者注

[2]珀西瓦尔·洛厄尔（1855—1916年），美国天文学家。——原注

[3]参见沃特森·W．皮特瑞的《日本的未来》。——原注

[4]引文见《日军如何作战》，原载《步兵杂志》（1942年），54—55页。——原注

[5]参见埃克斯坦的《日本在和平中孕育战争》，153页。——原注

[6]参见野原驹吉的《日本的真实面貌》，140页。——原注

[7]《源氏物语》，是日本平安时代的女作家紫式部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以日本平安王朝全盛时期为背景，描写了主人公源氏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故事。它不仅对日本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编者注

[8]参见《日本文化简史》，51页。——原注

[9]素盏鸣尊，是日本神话《古事记》中的三位主神之一。是父神伊邪那岐净身时诞生的第三位神（第一位是天照大神，第二位是月读命），又名建速须佐之男。——编者注

[10]尝新祭，一种新谷登场后祭祀神灵及先祖的仪式，后来发展成为日本的法定假日（11月23日），被视为日本的劳动节。每年的这一天，日本天皇会举行仪式，将新收获的五谷奉祭天地众神，对当年度的农产收获表示感谢。除了皇室庆典，全国各处神社也会举行庆祝活动。——译者注

[11]黑暗之国，即根之国，与常世之国对应。一说与黄泉国是同一个地方，一说位于海的彼方或海底下的地方。——译者注

[12]本居宣长（1730—1801年），日本江户时期，复古国学的集大成者，与荷田春满、贺茂真渊和平田笃胤并称“国学四大名人”。——编者注

[13]“中国事变”，日本官方对“七七”事变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粉饰性称谓。——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