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承受的道义挑战的分析介绍

日本俗语说：“‘道义’是最难承受的。”一个人必须回报“道义”，就像他必须承担“义务”一样。但是，“道义”所包含的，是一系列不同的责任。英语中没有相应的词语可以表达它的意思。人类学家在世界各地的文明中发现了千奇百怪的道德责任，其中最奇特的就是日本的“道义”。它是日本所特有的。

“忠”和“孝”是中国和日本所共有的概念。虽然日本对两者做了修改，但它们还是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某些道德准则有着相似之处。然而，“道义”既不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也同东方佛教毫无瓜葛。它是一个日本的道德范畴。如果没有考虑到日本的“道义”，就很难理解他们的行为方式。一旦日本人谈到动机、良好的名誉以及人们在本国遇到的为难之处，就会不断地提及“道义”。

对一个西方人而言，“道义”包含了一系列复杂混乱的责任（见第六章简表），从报答旧恩，直到复仇。难怪日本人从不试图向西方人解释“道义”，因为在他们自己的辞典里也很难准确地定义它。有一本辞典的解释翻译过来是这样的：“正义的方式；人应该遵循的道路；为免遭社会非议所做的那些不情愿做的事。”这个解释并不能让西方人对“道义”有多少了解，但“不情愿”这个词则显示出“道义”和“义务”的差别。“义务”，无论对个人提出了多么苛刻的要求，但它至少是对自己的直系亲属、对作为国家象征的天皇所应尽的责任，是个人生活方式和爱国精神的体现。义务与生俱来，与自己有着紧密的联系。即使履行义务时可能有违心意，“不情愿”也与“义务”的定义无缘。但是，“回报道义”会让人耿耿于怀。作为债务人有许多困难，最糟糕的情况就是陷入“道义世界”中无法脱身。

道义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别。一类，我姑且称之为“对社会的道义”——字面意思就是“回报道义”——是指每个人都有报答同胞恩情的责任；另一类，我把它称为“对名誉的道义”，是指每个人都有维护自己的名誉不受非议玷污的责任，有点类似于德国的“荣耀”之说。“对社会的道义”，可以大致描述为履行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与之相比，“义务”则是履行与生俱来的紧密责任。因此，“道义”包括了个人对其姻亲家族所承担的所有责任；而“义务”则包括对自己直系亲属所承担的责任。岳父或公公被称为“道义上的父亲”；岳母或婆婆则是“道义上的母亲”；姐夫或妹夫，嫂子或弟妹都是“道义上的兄弟”或者“道义上的姐妹”。这个称呼还适用于兄弟姐妹的配偶或者配偶的兄弟姐妹上。在日本，婚姻无疑是家庭之间的契约，终其一生来完成对配偶的家庭所承担的责任，就是“履行道义”。在履行这种契约责任时，最沉重的便是报答父母双亲的“道义”，因为婚姻是由他们安排的。而年轻的媳妇对婆婆的“道义”更是重中之重，因为按照日本人的说法，新娘是作为外来人进入新的家庭，开始新的生活。丈夫对岳丈家的责任虽不尽相同，但依然令人生畏。因为如果岳父母陷入穷困，女婿就必须慷慨解囊，并且必须完成其他契约责任。正如一个日本人所说：“一个长大成人的儿子为母亲做任何事，都是出于他对母亲的爱，因此不能算作‘道义’；只要是发自内心的行为，就不能算是履行‘道义’。”然而，一个人对他的姻亲履行责任时，必须谨小慎微，因为他无论如何也要避免这种可怕的谴责：“这个人不懂‘道义’。”

日本人看待对姻亲所承担的责任，最清晰的体现就是“赘婿”的例子，也就是一个男人像女人出嫁一样入赘到妻子的家庭中。当一个家庭里只有女儿、没有儿子时，父母便会为其中一个女儿招婿入赘，以延续家名[1]。赘婿将从原户籍中除名，而改成岳父的姓氏。一旦进入妻子的家庭，他就要在“道义”上服从岳父、岳母，死后也会葬在岳父家的墓地里。他的这些行为遵照的是一般婚姻中妻子应有的行为。为女儿招赘婿的原因，可能不仅仅是家里没有儿子，也常常是因为满足双方利益而进行的交易，俗称“政治婚姻”。女方家庭可能很穷，但是出身高贵，而男方可以带来现金，以提升自己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或者女方家庭足够富有，能够为女婿提供教育，女婿则为了报答这一恩惠，放弃自己的家。又或者是女方父亲用这种方式绑定自己公司未来的合伙人。无论哪种情况，入赘的女婿所负担的“道义”都格外沉重——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日本将一个男人的名字改入别人的户籍，这是极为严重的事。在封建时代的日本，这个人为了在新的家庭里证明自己，必须为岳父参战，即使杀死自己的亲生父亲也在所不惜。在近代的日本，涉及赘婿的“政治婚姻”中，女方会用“道义”这种最沉重的约束力，竭尽所能地将一个年轻男子和岳父的事业或家族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特别是在明治时代，这种情况有时让双方家庭都获益匪浅。但是，日本人还是对成为赘婿有着强烈的不满。日本俗语云：“若有三合米[2]，绝不做赘婿。”日本人说，这种不满是因为“道义”。如果美国有这种习俗，美国人可能会说，“这是因为它剥夺了堂堂正正地做男人的资格”。但日本人绝不会这么说。无论如何，“道义”太过苛刻和让人“不情愿”。所以，在日本人看来，“道义”是人际关系中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

“道义”不仅对是姻亲的责任，就连对叔伯舅父、姑姨婶母以及子侄外甥所承担的责任也属于同一范畴。在日本，即使对这样的近亲承担的责任也并不算作是孝道。这是中国和日本在家庭关系上的重大差别之一。在中国，许多这类近亲，甚至关系更远一些的亲属，都会共享各种资源。但是在日本，他们只是“道义”上的或者“契约式”的亲戚。日本人指出，日本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人们对寻求他们帮助的近亲施以援手，绝不是出于个人恩情，而是为了向共同祖先偿还恩情。虽然抚养自己子女也是因为背后的社会约束力——这当然是一种“义务”，但是即便拥有相同的约束力，帮助这些远亲却被归于“道义”。当一个人不得不向这些远亲伸出援手时，他就会像帮助自己姻亲时那样说，“我被陷于‘道义’之中”。

大多数日本人认为，最深刻的传统“道义”应该是武士对其领主以及战友所承担的“道义”，它甚至超越了姻亲关系。一个有荣誉感的人必须忠于上级以及同伴。很多文艺作品都歌颂了这种“道义”上的责任。它被视作武士的美德。在德川家统一日本之前，“道义”是比忠诚更加崇高、重要和珍贵的品德——那时，人们效忠的对象是将军。12世纪，一位源氏将军要求某位大名交出受他庇护的一位敌对藩主，该大名的回信被保留至今。将军对自己“道义”上的责难，让他感到深深的愤恨。他拒绝执行命令，即便是以忠诚的名义。在信中，他这样写道：“对于公务，我个人难以控制，但存在于拥有荣誉感的男人之间的‘道义’，必将万古长存。”意思就是“道义”超越了将军的权威。他拒绝“对尊敬的朋友们背信弃义”[3]。大量的民间历史传说中弥漫着这种超脱一切的旧日本武士的美德，它们至今仍在日本广泛流传，还被编入能乐、歌舞伎表演和神乐舞蹈中。

这些故事中最著名的，就是12世纪关于英雄弁庆[4]的传说。弁庆是一个浪人（没有藩主，靠自己谋生的武士），身材高大，所向无敌。他除却一身神力之外，别无所长。借住在寺庙里的时候，和尚们都十分畏惧他。他杀死每一个过路的武士，收集他们的刀，为自己置办符合封建武士身份的装束。最后，他向一个看起来很年轻，身材瘦小，打扮纨绔的藩主挑战。但他发现，他们两人势均力敌，难分伯仲。而且，这个年轻人是源氏家族的后裔，正密谋为其家族重掌将军之位。他就是备受日本人爱戴的英雄——源义经[5]。弁庆遵循“道义”，向他俯首称臣，并为他的事业身经百战，立下赫赫战功。然而，最后因为敌众我寡，他们不得不带着随从一起逃跑。他们假扮朝圣的僧侣，谎称为一座寺庙化缘而游历四方。为了摆脱追踪，源义经扮成队伍中的普通一员，弁庆则扮成首领。在路上，他们遇到了敌人设置的关卡。弁庆拿出一份伪造的长长的寺庙“募捐人”名单，并假装诵读。对方几乎信以为真，打算放他们通过。但是在最后一刻，敌人对源义经起了疑心，尽管他装扮成下人的样子，还是无法掩藏其贵族气质。于是，敌人喝停了整支队伍。弁庆立刻采取行动，完全消除了敌人对源义经的怀疑：他借故将源义经痛骂一顿，并扇了他几记耳光。敌人相信了，因为如果这个云游僧真是源义经的话，他的下属绝对不敢动手打他。如此违背“道义”的行为是不可想象的。弁庆的不敬行为拯救了整个队伍。当他们到达安全区域后，弁庆跪倒在源义经的脚下，请求赐死。他的藩主仁慈地宽恕了他。

歌舞伎

歌舞伎是一种古典日本舞蹈剧。歌舞伎剧院以其戏剧风格和一些表演者精心制作的化装而闻名。在日本国内被列为重要的无形文化财产。现代歌舞伎的特征是布景精致、舞台机关复杂及华丽的演员服装与化妆，且演员清一色为男性。

义经与弁庆

作为一名技术娴熟的剑客，义经在决斗中击败了传奇战士僧侣弁庆。从此弁庆便跟随在义经左右，成为义经最亲密、忠诚的家臣，最终在衣川围攻时与他一起死亡。

源义经

源义经（1159—1189年）是平安时代晚期和镰仓早期的日本源氏族的军事指挥官。在源平合战期间，他领导了一系列战斗，帮助他的同父异母兄弟源赖朝巩固了权力。他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伟大和最受欢迎的战士之一，也是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武士之一。源义经因一个可信赖的盟友的儿子背叛而死亡。

在这些古老的故事中，“道义”是发自内心的，没有沾染任何怨恨的污点。那是现代日本人梦想中的黄金时代。这些故事告诉他们，当时“道义”没有任何“不情愿”的含义。如果“道义”和“忠”发生了冲突，人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坚持“道义”。尽管充满了封建色彩，“道义”还是成为备受人们珍视的一种直接的人际关系。“讲道义”意味着终身对藩主尽忠；作为回报，主君也会以诚相待。“回报道义”就是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藩主，甚至是生命。

当然，这只是一个幻想。日本的封建历史记载了大量武士被交战中的敌方大名所收买的事例。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在下一章将要讲到的那样，藩主对家臣的任何侮辱都可能成为其擅离职守甚至卖主投敌的正当理由。日本人歌颂复仇的主题，如同歌颂“誓死效忠”一样津津乐道。这两者都属于“道义”——忠诚是对藩主的“道义”，为受到侮辱而进行的复仇是对自己名誉的“道义”——在日本，这是一块盾牌的两面。

对今天的日本人来说，这些关于忠诚的古老故事只是让人兴奋的白日梦罢了，因为现在的“回报道义”已经不再是对合法主君的效忠，而是对各种不同的人履行的各种不同的责任。今天人们谈到“道义”，常常充满怨恨之情，强调自己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履行“道义”。他们会说，“我安排这桩婚事，完全是出于‘道义’”“仅仅是因为‘道义’，我才给了他这份工作”“出于道义，我必须见他”。人们总是在说“被陷于‘道义’之中”，这个短语在词典里的解释是“我被迫如此”。还有一种说法，“他用‘道义’逼迫我”，或者“他用‘道义’将我逼得别无他法”。这些用法以及其他类似用法，都意味着说话的人曾经受过某人恩惠，为了回报恩情，被迫做出违心之举。无论是在农村，在小商店的交易中，还是在财阀们的上级社交圈中，甚至是在日本内阁中，人们都“受‘道义’所迫”，“被‘道义’逼得别无他法”。一个追求者可以凭着旧时的关系或者两家的交情迫使某人成为自己的岳父，或者有人可以用同样的手段获取农民的土地。“被逼得别无他法”的人会觉得自己必须同意对方的要求。他会这样说：“如果我不答应我的恩人（对他施恩的人），我就会在‘道义’上背负坏名声。”所有这些用法都隐含了“不情愿”的意思，以及如日本词典所解释的那样，应允对方的要求“仅仅出于体面的考虑”。

“道义”的准则是对必须回报的严格规定，它与“十诫”不同，并不是一整套道德准则。当某人受迫于“道义”时，通常假定他不得不暂时无视其正义感，所以他们常说“因为‘道义’，我才行此不义之举”。“道义”的准则不要求人们像爱自己一样爱他们的邻居；也不要求某人发自内心地宽容。他们说，一个人必须履行“道义”，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大家会说这个人‘不讲道义’，他将会在世人面前蒙羞”。正是因为人言可畏，“道义”才必须履行。事实上，在英语翻译中，“对社会的道义”经常被译成“服从舆论”；而在词典中，“我无能为力，因为这是对社会的道义”被翻译成“世人不会接受任何其他做法”。(www.xing528.com)

将这个“道义世界”的准则与在美国偿还欠债的规则相比较，这样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日本人的态度。如果美国人收到一封信或者一份礼物，又或者是别人适时的劝说，他们不会觉得需要立即回报，没有必要如同按期归还利息或者银行贷款那样急迫。在这种金融交易中，对失败者最严重的处罚就是破产。在日本人看来，一个人无力回报“道义”，其人格就破产了。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接触都有可能涉及这样或那样的“道义”。所以，美国人则根本不会在意的琐事，日本人都会将它们逐一牢记在心。对日本人来说，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行走，必须谨小慎微。

日本人“对社会的道义”的观念，和美国人“借债还账”的观念，有一个相似之处——二者都是非常精确的等量偿还。在这方面，“道义”和“义务”完全不同，因为“义务”无论怎样偿还，永远都无法满足，而“道义”却不是无限制的。在美国人眼中，如果回报与当初获得的恩情不相符，这种偿还是奇怪的，日本人却不这样认为。在美国人眼中，日本人的送礼方式也是不可思议的。每个家庭一年两次用考究的包装将礼品包起来，作为六个月前所收馈赠的回礼。女佣的家庭也要年年都向主人家送礼，作为雇用她的回报。但是，回赠的礼物比所受的礼物贵重，是日本人的禁忌。即使回赠“纯正的天鹅绒”，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关于送礼的最大非议，莫过于说送礼的人“用小鱼钓海鲷（一种大鱼）”。对“道义”的回报也是如此。

无论是劳务还是物品，日本人尽可能将相互间的人情往来记录在案。在村里，有些往来是由村长记录，有些是由劳动组[6]内人员记录，还有些是由家庭和个人记录。参加葬礼时，带上“奠仪”是日本的习俗。亲属们也可能带来各种颜色的布料，用来制作葬礼用的幡。邻居们会来帮忙，女人们进厨房忙碌，男人们则帮着挖墓穴和制作棺材。在须惠村，村长制作了一个册子，专门记录此类事务。对于有死者的家庭，这些记录非常重要，因为上边记载着邻居们的礼物和帮助。同时它也是一份名单，记录了将来要偿还恩情的家庭，在那些家庭有人过世的时候，同样前去吊唁。这些都是长期的礼尚往来。此外，乡下的葬礼也有短期的往来，就像筵席一样。治丧的人家需要款待帮助做棺材的人，而制棺人也会带来一些米充作部分伙食。这些米也会被村长记录在案。在大多数的筵席上，客人们也会带来一些米酒作为宴会酒水的一部分。无论是出生还是死亡，是插秧、造房还是联欢会，“道义”的往来总是被仔细地记录下来，以备日后回报。

关于日本的“道义”，还有一点与西方借债还账的习俗相似：如果偿还的时间超过了一定的期限，债务就会如同利息一样不断增长。埃克斯坦[7]博士讲过他与一位日本制造商打交道的经历。这位制造商曾经资助他去日本搜集野口英世[8]的传记资料。埃克斯坦博士回到美国后，完成了这本书[9]，并把手稿寄到了日本。然而，此后他既未获得回执也未收到回信。他自然而然地开始担心，书里的内容是否冒犯了那个日本人，但是始终杳无音讯。多年以后，那位日本制造商打电话给他，说他正在美国。没过多久，他就带着几十株日本樱花树，登门拜访埃克斯坦博士。这是一份丰厚的大礼，正是因为过久的拖延，赠送贵重的礼物才是理所当然的。这位日本人对埃克斯坦博士说：“您当时肯定不是希望我立刻回报吧？”

野口英世

野口英世（1876—1928年），也被称为野口清作，日本著名细菌学家、生物学家，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主要作品有《蛇毒》《梅毒的实验诊断》等。1980年，渡边淳一为野口英世作的传记《遥远的落日》获“吉川英治文学奖”。该作毫无粉饰地再现了他克服出身贫困及左手残疾的不利条件，立志医学事业，以“梅毒螺旋体”的研究成果确立了其在世界医学界中的地位的人生传奇。在最新版的日元上，野口英世先生的头像被印在了1000日元纸币之上，以兹纪念。

一个“迫于道义”的人经常被迫偿还日益增长的人情债。某人向小商人寻求资助，因为他的叔叔是那个商人小时候的老师。由于商人当时年幼，无力报答对老师的“道义”，所以这种人情债就随着时光流逝，与日俱增。因此，即使再不情愿，这个商人也得答应对方的要求，以免“受世人非议”。

[1]家名，即家族之姓氏。延续家名，意谓延续香火。——译者注

[2]合，容量词。三合米，其重量接近500克。——译者注

[3]参见朝河贯一的《入来文书》。——原注

[4]弁庆（1155—1189年），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僧兵，源义经的家臣，武士道精神的传统代表人物之一。——编者注

[5]源义经（1159—1189年），日本传奇英雄，平安时代末期的名将，日本人所爱戴的传统英雄。——编者注

[6]劳动组，依据互助关系结成的农村社团组织。——译者注

[7]古斯塔夫·埃克斯坦（1875—1916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也是一名记者和学者。——编者注

[8]野口英世（1876—1928年），日本细菌学家、生物学家，著有《蛇毒》《梅毒的实验诊断》等，有日本“国宝”之誉。——编者注

[9]这本书名为《日本在和平中孕育战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