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世界经济可谓风起云涌，变化万千。尤其是美国股市连续大幅下挫令人瞠目结舌，不过既然其他地区的股市可以下跌50%以上，那么发生了金融危机的美国却只下跌了17.6%不是显得太不正常了吗？在我看来，现在美国股市下跌只是一种补跌而已。在全球对风险重新评估的时候，美国也很难独善其身，何况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它自己身上的。
然而，让人疑惑的是，为什么中国资本市场在大幅调整之后，仍然随着美国股市走低而继续下调呢？在与一位跨国公司的高管聊天时，他告诉我，西方对中国是一会儿高估，一会儿低估，例如就在前一两年，西方搞出个“中国威胁论”，现在它们又搞出个“中国崩溃论”。那么究竟中国是将崩溃还是将崛起，在下不才，与大家分享下自己的一点思考，算是抛砖引玉吧。
我认为，此次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对中国而言首先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为什么？有如下三个理由：
第一，中国现在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已经是世界第一了。也就是说，在全球流动性缺乏的情况下，中国很有钱。因为美元不断的贬值，中国去年成立了中投公司，希望进行一些海外投资，但是幸运的是，形势急转直下，基本上没有真正投出去几个钱。因此，在现在这个时候，手握现金的人的谈判砝码无疑是最有利的，看看巴菲特对高盛和通用电气的两笔投资吧，都是购买优先股，而且附有10%的年利息。中国的决策者是不是也可以效仿巴菲特的投资策略呢？至少这些外汇应当不是简简单单地购买美国发行的国债吧。有没有可能争取到更多的利益呢？办法就是将债权有条件地变为股权（美国的救市计划好像是不允许外资购买股权的，但肯定还有其他途径）。在过去这些年里，实际上，中国的外汇资产是大幅贬值了，这是不需要去证明的事实——我有位朋友确实做过这方面的研究，虽然不能在这里分享他的具体研究成果，但基本结论是明确的，即这些财富已经贬值了。中国现在的钱都是辛苦钱，是实体经济靠人口红利、牺牲环境和无节制地开采利用资源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虽然这些钱已经贬值了，但是它们是实实在在的资本，并且在目前这个时候让中国处于了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
第二，中国的经济对资本市场的依赖程度还不大，资本市场也不像美国那样杠杆化严重泛滥，事实上，中国资本市场对杠杆利用非常少。因此，我乐观地估计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资本市场冲击仅仅是心理上的，而不会有实质上的巨大损失出现在上市公司中（平安虽然减记资产不少，全年来看也只是在亏损与盈利的边缘），当然因为全球经济下滑，中国不可能指望出口还像前几年一样增长——我相信没有人还会有这种想法。另外，中国社会对资本市场的依赖也没有美国那么大，美国的国民财富都已经证券化了，有资料说美国的养老金甚至都有70%是投资于证券市场的（参看《股市见底？》一文），而中国的社保基金进入股市则很少。但是，有一个风险是，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都是以美国的金融市场作为榜样的，上次参加基金论坛，一位官员讲资产组合时还是学习美国的模式，如多少投资在基础设施基金，多少用于PE——目前中国已经允许一些政府的资金进入PE了。但是，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决策者可能需要深刻反思美国模式（包括其资产组合理论）的有效性了。《财富》杂志曾经介绍过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基金运作模式，其中提到这些基金到全世界各地去购买林地，而我最近也看到了巴菲特的合作伙伴芒格对这种投资方式的批评。总体而言，我是认为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造成的直接影响是可控的，但是中国一定要从危机中汲取教训，要有制度抑制住人类贪婪的本性，不要什么钱都想赚。否则，美国今天的危机在中国重演将是迟早的事。
第三，人民币现在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货币之一，在中国香港、东南亚各国，人们都非常乐意接受以人民币付款，虽然人民币并不是官方货币，甚至中国政府还没有允许自由兑换。最近，见到一位来自欧洲的跨国公司高管，他告诉我，如果一年前将欧元换成人民币存到中国将是一笔非常好的投资。因此，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机会已经出现。我相信只要决策者愿意，人民币就会成为很多国家外汇储备资产之一（德国财长说未来十年全球的经济将由美元、欧元、日元和人民币四大货币主导）。如果这样，中国政府就可以像美国一样向其他国家举债，会变得更加有钱了，但是关键是如何利用好这笔钱。
当然，伴随着巨大的机遇也有巨大的挑战，我总结了以下三条：
第一，分配方式改变的挑战。决策者现在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和”是中国哲学中最高的境界，这与完全追求效率社会有本质的不同。我们原来的分配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今后是不是能将追求公平提高到更高的优先级还需要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通往追求公平的道路不会短。因为追求效率的理念也是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争论才深入人心的，所以追求公平的过程也必然要经历同样多的波折。目前，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设想，可以说基本实现了，但随之而来的是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太大的问题。谢国忠在最近的采访中指出，“中国消费率持续走低，刺激消费的政策一直难以真正奏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占有的收入比重过高。政府收藏了GDP1/3的财富，或者是国民生产净值的40%。”确实，国家如何让利于民是个大问题。如果像我上面所说的，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那政府将会变得更加有钱。最近，读了毛泽东选集开篇的两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两篇文章中，30多岁的毛泽东对中国当时社会的分析非常清晰，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我们的决策者可能也要对现在的社会状况有一个分析并得出清晰的认识。例如税制的改革方向。我不是税务专家，但是从我身边的情况看，那些企业家比我这样的工薪族所承担的税负低得多。决策者究竟是希望富者愈富，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普通工薪阶层富起来呢？以我看来，让更多的人富起来才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原动力，而不是1%的人更富，其他90%的人更穷，另外9%的人保持现状。中国内需应该是靠更富裕的民众，而不是靠什么房地产来拉动——当然，房地产是比较直接且政府容易控制的拉动内需的方式，但它不应当作为唯一的方式，而且依赖房地产发展内需到现在也已经显现出问题了。(www.xing528.com)
第二，经济增长方式改变的挑战。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精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提倡了好多年，我就不再说了。我想讲另外一面，这是与分配方式的转变连在一起的。即政府不仅仅要关注几个以大型企业为主导的行业，还需要支持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产业，从而真正发挥资本市场对资本的有效配置作用。从衣食住行看，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似乎对住（房产）和行（汽车、道路、机场等）支持得比较多，但对衣、食则支持较少（可能这也是去年全聚德上市为什么那么火的原因，物以稀为贵嘛）。支持什么，反对什么，什么才是经济的支柱，如何形成支柱产业，这需要决策者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第三，融入国际金融新体系的挑战。如果真的将人民币变为国际货币，那么中国的决策者无疑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看看美国现在的情况就知道了。到那时，中国将与世界经济的变化联系得更加密切。加上中国没有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地位，中国决策者面临的挑战应当比美国决策者还要大。2002年与一位未来学家聊天，他指出中国经济未来可能会面临3个危机：能源危机、环境危机和金融危机。他当时指的金融危机大体上还是对中国银行改革的担忧，现在看，中国金融业面临的挑战可能还不仅是来自国内的危机，还有来自外部的。
以上只是我所考虑到的，肯定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个人认为上述3个挑战中，第一个挑战是最紧迫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确实变得富有了，但贫富差距之大也已经到了非处理不可的时候了。
2013年5月20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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