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放贷风险再次引关注

最近，财政部宣布对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到期的362亿美元的债券展期，利率维持2.25%不变。这件事令10年前中国银行巨额不良贷款事件再次浮现在世人眼前。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些不良贷款是如何产生的，它们投资的方向是哪里，因为这些信息有助于我们判断这些资产到底还有没有价值。从公开的资料看，10年前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大部分来自国有企业，因为很多国有企业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被淘汰出局，而原来中国的商业银行其实是政策性的，主要就是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甚至中国的资本市场一开始也是为国有企业开办的融资渠道。

时下，正当中国银行大规模放贷的关键时期，诚如许多机构所言，这些贷款所投资的项目在两三年内并无坏账风险，因为它们都处于建设期，还没有到真正考验其投资回报的时候。但是，作为一位严肃的投资者来说，不应当满足于此，他应当了解这些投资产生回报的可能性。我私下认为那些盲目做多银行的人其实是投机者，只有那些真正掌握了银行贷款流向，并进行了考察才进行银行投资的人才算得上投资者。目前，银行的放贷高潮据说主要方向也是大型国有企业（银行业内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垒大户”），因为从目前看，这些国有企业似乎最为安全，主要投资领域仍然与10年前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类似，即基础设施方面，只是结构上有一些微调。个人对两个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很不看好：一是对二级及二级以下城市机场的投资；二是对二级及二级以下城市地铁的投资。我预期这两类投资的回报率将非常可怜，如果项目的投资大部分来自贷款，将来付不付得起定期利息都是个问题。我不清楚，银行这一次对这类低回报率的项目贷款占比有多高，但是我很清楚的是，银行只要损失其总资产的8%就基本破产了。有这样一个巨大的风险，我们难道不应该对银行更谨慎一点吗？有些人说中国的银行股是养老股，闭着眼都可以买，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银行将资金投向一些回报率极低的项目的一个负面效应是拉低了社会整体的投资回报率。我最近一年来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老百姓可获得的投资产品预期的投资回报率都那么低呢？我的结论是，银行的贷款投资回报率可能对社会的整体投资回报率有巨大的影响，如果银行自己的投资回报率很低，那么它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尽量降低资金成本，另一个就是亏损，制造逾期贷款和坏账。像建行给信达的贷款利率——2.25%，长期看应该是负利率，因为长期而言，估计没有人有信心能将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保持在2.25%以下。这方面的思考令我逐渐理解了中国房产的租金投资回报率和中国股市的股息回报率极低的原因，而且这方面的思考也得到了我的老朋友孟凡辰博士的支持。

孟博士是西门子高级副总裁、华东区及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同时他还是同济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去年，他与我分享了一些他的研究成果，其中的两个数据有点触目惊心（我觉得很敏感，但是我发现人民网采访孟博士时就公布了这些数据，而且孟博士也在为另外一些媒体撰文时公开了这两项数据，因此理应不再敏感了），即对中国居民储蓄过去30年的投资回报的分析和对中国高速公路收费的研究。

根据孟凡辰博士和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副教授杨玉红的测算：中国改革开放后，截至2008年12月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仅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贬值损失累计为17.5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结余的38%，即中国14亿人过去30年每人亏损了1万多元存款，中国经济每1元存款30年下来仅剩下了5角3分。如果仅考虑同期居民储蓄存款的话，其通货膨胀因素的贬值损失累计高达8.96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居民储蓄存款结余的41%，即中国14亿居民过去30年每人亏损了6400元存款，中国老百姓每1元存款30年下来仅剩下了4角7分。

杨玉红还分析，中国公路收费已是全球之最。目前中国的收费公路已经超过19万公里，高居世界第一，占全世界收费公路的80%。其中已建成的高速公路中95%均为收费公路；而美国近9万公里的高速公路中，收费路段仅8000多公里，比例不足10%；在德国，2005年以前，其1万多公里高速公路对任何车辆都不收费，只是在2005年之后才开始仅仅针对卡车收费。这难道就是中国银行业赚钱的秘诀吗？贷款给基础设施项目是永远只赚不赔的买卖，因为政府不会让这些项目亏损，即使令整个社会为其支付高额的账单也在所不惜。接受人民网采访时，孟凡辰博士还强调，中国的内需不足从来就不是投资不足的问题，而是被主流经济学家、媒体和决策者忽视的经济整体投资回报过低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大量高速公路的投资正是10年前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发生的，这些投资无论是对银行、政府还是私人而言，都回报丰厚。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中国经济的高歌猛进与美国为应对网络泡沫破裂后所采取的宽松货币和监管政策是同时发生的，在金融危机发生之时，大量的分析都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在经济危机发生时，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最近，中网在北京举行，正值十一长假，比赛场地就在奥运会的网球场馆（即国家网球中心，位于奥林匹克公园南园的西北角）举行，因为离我住的地方比较近，所以就去看了几场。与3年前我第一次看中网相比，今年的赛事规格提高了不少，其硬件设施——场地——与3年前位于赵公口的北京网球中心更不可同日而语。不过，转念一想，没有了中网这样的大型赛事，现在的北京网球中心如何运营呢？我比较担心。这几天看中网，还得到了一个更令我吃惊的消息，即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将扩建，明年将拥有1座能容纳2万人的室内中央球场，一座能容纳2万人的室外中央球场，而目前国家网场中心只有一个仅能容纳1万人的室外中央球场（就我所看到的，即使是最热门的比赛，赛场也没有坐满观众），这是为奥运会修建的。新国家网球中心建成之后，规模将为亚洲之最。我不知道这是重复建设还是具有超前意识的投资。类似的项目，我知道肯定还有许多，它们的资金来源估计主要还得靠银行贷款。

现在，大家习惯于将本次金融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美国发生的“经济大萧条”进行对比。那么，美国当年是如何走出大萧条的呢？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罗斯福新政，是凯恩斯主义的胜利，即政府干预经济的胜利。暂且不管这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的对与错，与凯恩斯同时代的熊彼特还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熊彼特认为，虽然严重的经济衰退具有破坏性，但也有积极的一面：业绩不佳的企业会被淘汰，资金从衰败的行业撤出，转而投向新兴行业；高素质熟练劳动力会向更有实力的雇主流动，因此，对于那些有资金、有创意的企业而言，经济衰退可以为它们提供巨大的战略机会。(www.xing528.com)

一味地通过投资来刺激经济，使经济增长率不至于大幅下滑，然后等着西方经济的复苏来消化过剩的产能，而结构调整也总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些招数能不能再次奏效越来越令我担心，如果不能奏效，中国的银行业无疑将再一次遭受打击。从这些情况看，我个人判断，中国的银行业虽然无近虑，但却有远忧。

后记

随后的三四年，中国银行业确实挺忧郁的，不是吗？很长时间里16家上市的银行都以净资产的价格在交易，直到2014年年末才摆脱了这种尴尬局面。

2010年6月29日 星期二

上证综指：2427跌4.27%

恒生指数：20249跌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