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跟一个投资考察团去硅谷，在斯坦福购物中心，我看上了一个BOSE的耳机，犹豫片刻就买下了。考察的最后一天下午，组织方体贴地安排了去旧金山附近一个小型奥特莱斯购物，这已经是我半年多来第三次到访旧金山，因此，并没有什么购物需求。一个人在奥特莱斯闲逛时，偶然看到一家BOSE店，进去之前还以为是卖衣服的那家，进去之后才知道就是那个影音品牌，更让我惊诧的是，在入门处最显现的位置就挂着我买的耳机，不同的是，红字显示它在这里正在促销，比我的购买价便宜了约一半。各位可以想象，我当时是多么懊恼，我就问店员可不可以把我在斯坦福购物中心买的耳机退掉，直接在这里买。店员很友好，说如果我包装齐全，是可以的。可是，我怎么可能把包装随身带着呢？店员又给了我另一个建议，即在这里再买个耳机，回到宾馆之后再带齐包装，在市内的专卖店里退掉，而且还热情地帮我查询市内专卖店的地址和电话。我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就采纳了。其实我已经没有时间退掉在购物中心买的耳机了，我潜意识里可能在想即使退不掉，摊薄一下成本也是不错的。付钱的时候，我看到耳机的外包装非常简陋，与我在购物中心买的不一样，就是白板纸，我就又问店员我已经问了好几遍的问题，即这里买的耳机与我在购物中买的耳机一模一样吗？店员给了我肯定的答复。
回到车上，一位经验丰富的团友听完我的购物经历告诉我，其实在奥特莱斯和购物中心的产品经常是不一样的，特别是价格差异大的商品，美国人不可能那么傻，一样的东西在奥特莱斯卖就比购物中心卖便宜那么多，这是个常识。他让我检查下，因为我新买的奥特莱斯货很可能是工厂翻新品（Factory Renewed），我拿出新买的耳机一看，包装上果然醒目地标着“Factory Renewed”。
这次购物经历让我反思了很久。最大的错误就是上面那位团友说的，一分钱一分货是个常识，我并没有很好地运用这个常识。其次，我违背的另一个常识是忘记了屁股决定脑袋，你千万不要问卖货的人货好不好。这个常识放之四海而皆准，就像不要问主办券商它承销的公司值不值得买一样，在这一点上，中信证券与高盛的水平差距是最小的。虽然美国人总体上比较讲究诚信，但一旦涉及切身利益，其实与世界上最不讲诚信的国家的人也差不多，他们会在没有法律规范的范畴里尽可能地为自己谋利。第三，除了向不当的人征求意见之外，整个购物过程中，我也缺乏独立判断。美国的法规是非常健全的，商家并不能明目张胆地将翻新机说成是全新机，像我买的这个翻新耳机，除了外包装明显不同外，在包装上还有明显的标志，而且在售货的价签上也用红字明显标注了，而我在整个过程中却对这些显著标示视而不见。
在回来的飞机上，我继续阅读两年前就买了的《思考，快与慢》。这本书的作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是一本行为金融学的著作，作者的文字比较严谨，读进去并不容易，我同时买的同类著作《怪诞行为学——可预测的非理性》很快就读完了。不过，《思考快与慢》这本书还是值得读的，卡尼曼将人的大脑认识分为两套系统，系统1的运行是无意识且快速的，系统2将注意力转移到需要费脑力的大脑活动上来，例如复杂的运算。系统1是冲动、凭直觉的；而系统2则具备推理能力，它很谨慎，但对一些人而言，这个系统也是懒惰的。
在我上述购物过程中，我的系统2显然是懒惰的，其实常识1（便宜没好货）已经在提醒我了，但我仍然不愿意自己做功课，而是直接向不该咨询的人征求意见。当然，我也可以说中国正规商店里卖翻新产品还不多见，我缺乏这方面的常识，不过苹果已经开始在中国回收手机然后翻新出售了，但有了这种常识之后，只是帮助我运用系统1就能做出正确判断，而没有提高我运用理性进行判断的能力。
卡尼曼的书上有一个题目，我觉得比我的购物判断更难，且录于下：
球拍和球共花1.1元(www.xing528.com)
球拍比球贵1元
问球多少钱？
这个题目在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等美国一流大学里，50%学生给出了直觉性错误答案，声誉差点的学校80%学生给出了错误答案。但如果你有做验算的习惯，这题就不会做错。
购物出错虽然懊恼，但却是小事。投资决策如果出错，损失则可能是巨大的。在投资决策过程中，我们尤其需要运用常识进行独立判断，不能全凭直觉，更需要理性的思考和计算。心理学家基思·斯坦诺维奇在《理性与反理性思维》一书中告诫我们：高智商并不能消除成见，还需要另一种能力：理性。肤浅的或者惰性思考是一个反思缺陷，是理性错误。
上题的答案：0.05元。你答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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