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福寺庙会：民间手工艺品与京剧艺术的集中展示

京剧成长于北京，二百年来，它的艺术魅力，渗入了各个艺术角落。民间的手工艺品，表现京剧艺术者尤多，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多集中在北京最大的庙会——隆福寺庙会。

一九三五年左右，高派创始人高庆奎，嗓音突变，一字不出，医药罔效。他以豁达的态度，毅然谢绝舞台。一九三九年，李和曾肄业于中华戏校，嗓音极好，一时无俦。那时，我在戏校担任戏曲改良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整理老戏，编排新剧。我向校长金仲荪建议：聘请高庆奎传授高派剧目于李和曾。校长采纳了我的建议，即以每月一百元的最高薪金，聘高先生入校任教。

为了来往方便，校方特辟一室，为高先生休憩之所。高先生也不常回家。我与他在排戏方面虽没有什么接触，而谈起往事，月旦艺术，却恨相见之晚。我一向是非常钦佩高派的表演艺术的，他不但有一条高亢清亮的乙字调嗓子，而做、表、念白、神气、把子，也无一不精，尤其是他那一双会做戏的眉毛，与程砚秋并称双绝。他既息影舞台，便毫无牵挂地谈起他的艺术见解以及他从唱配角而跻列于名宿之林的经过，旁及生、旦、净、丑，京派、海派，无一不谈。他还经常拿些家藏的大堂会的戏单、大义务戏的戏单、剧照、画像，与我共同欣赏。他只要看到我爱不释手，便慷慨地说一声：“归您！”我也毫不客气地视如拱璧，珍惜而藏。从此，我每于编戏排戏之余，便找高先生谈天。相处日久，他很惊奇地问我：“为什么您不想唱戏而如此癖戏？”我也对于自己的癖好感到奇怪似的说：“我也不知为了什么，天生与戏有缘，不但是台上的戏，凡是与戏有关系的事物，我是无一不爱。”我们谈话的这一天，正是旧历的初九，我指着日历说：“今天是初九，隆福寺庙会之期（当年的隆福寺，即今天的人民市场，俗称东庙。东庙是相对护国寺而言，隆福寺在东城，故称东庙；护国寺在西城，故称西庙。东庙的庙会日期，是每月初九、初十、十九、二十、二十九、三十，后又增加两天，初九到十二）。庙里有四个摊子，总是吸引着我，迫使我得闲即往，乐而忘返。这四个摊子，都与戏曲有关。”高先生高兴地问道：“什么摊子？”我看他高兴，天气又是风和日暖，便说：“咱们何妨一游？到了那里，您就知道我这个戏迷，迷到什么程度了。”高先生更兴奋地说：“不瞒您说，我以前演戏很忙，住在南城，想逛东庙，来往不便；又因逛庙必须步行，我为虚名所累，恐怕游人注目，所以很少去逛。今天咱们哥儿俩可以痛痛快快地逛半天了。”

我们出了戏校所在的椅子胡同，往东穿过阒无人迹的东皇城根，进了翠花胡同，往南拐过马市大街的一角，就看到了隆福寺庙会的广阔地界。

隆福寺庙会的规模，甲于北京城中所有的庙会。除隆福寺庙内分三条摊路外，庙门前的神路街和神路街南口的东西两条大街，都有摊贩，同属于东庙庙会的范围。

拐过马市一角的西大街，在路北的树荫之下，密匝匝地排列着禽鸟鸽鸡的摊贩，算是一个专业区。神路街口东边的东大街，杂列旧货摊，专卖逊清袍褂、顶翎、钿子、朝珠、扇套、鼻烟壶、折碗、手炉之类，也算是一个专业区。神路街直对隆福寺正门，是一条南北的短街，在东西两侧交错的猪肉杠中，有一个雕漆盒子铺，还有一个较为宽敞的珍禽“鸟屋子”。屋前高搭木架，挂着些会说话的八哥、鹩哥、金背大红、五彩鹦鹉；另外按鸟分笼，排列着珍珠鸟、沉香鸟、相思鸟、芙蓉鸟；地下散放着孔雀、锦鸡、翻毛鸡、乌骨鸡；有时还有猿、虎、松鼠，专供豪门富户，不惜一掷千金地购买。开这个鸟屋子的是一位女主人，她经常口衔长杆烟袋，悠然自得地坐在长板凳上，等主候客。

穿过神路街，在隆福寺庙门两旁，又横贯着一条大街，以隆福寺庙门为界，东边的叫隆福寺东街，西边的叫隆福寺西街。东街的南北两侧，栉比鳞次地摆满了丰台花农的花担、花车，按节令售卖应时鲜花；还夹杂着一个狗市，有三四个猫狗贩子，专卖哈巴狗和波斯猫。南北两侧的商业，以花厂子和古书铺为主。花厂子专卖大型花木，香橼、佛手、蜡梅、桂花、牡丹、碧桃，应时均备。古书铺则颇有名气，仅次于南城的琉璃厂，如：三槐堂、三友堂、文粹斋、同立堂、聚珍堂、文奎堂、带经堂、镜古堂、东来阁、文殿阁、宝绘斋、粹雅堂、文通阁、东雅堂、学古堂、文渊阁，都藏有许多外面不常见到的古籍，锦函牙签，琳琅满目。我最熟识的是宝绘斋，主人樊玉卿，精通小说、戏曲的版本。在他那里，我买到过《梨园集成》、《古柏堂传奇》、《艳异编》、《龙图公案》、《欢喜冤家》、《绿野仙踪》、《野叟曝言》等书，版本既好，图像尤精。他有一句口头禅，自诩囤积小说的特点是“没图不要”，因而我送给他一个绰号，也叫“没图不要”。

西街比较清静，路北有座大茶馆，是劳动群众休息的场所。斜对过也有一个鸟屋子，规模较小，也卖些珍珠、芙蓉、玉鸟之类。主人擅制鸟笼，刮条圆细而漆必数层，北京城有名的好鸟笼子，多出其手。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主人父子，仍营是业。

隆福寺庙内的会墟，共分三条街。中路由正门进去，顺着各层佛殿的遗址，有秩序地汇集着各行各业：临门的最前一层，是卖笸箩簸箕、鸡毛掸子、笼屉搓板等一类日常用品。以后数层，沿殿阶高矮不等地排列着五花八门的卖艺场子，最有名的是“云里飞滑稽二黄”、“栗庆茂落地京戏”、“宝善林（即宝三）摔跤中幡”、“狗男女的全家乐”、“天下第一吹的笛儿张”以及“小戏莲花落”、“落地评书”、“蛤蟆双簧”等，每会必到。其间有些空隙，还夹杂着“拉大片”、“水箱子”、“西湖景”等民间杂艺，豆汁、猪头肉、豆腐脑儿、馄饨、梅花糕、棉花糖、炸灌肠、压饸饹、扒糕、茶汤、面茶等及时小吃。最后一层，是算卦、看相、卖洋烟画、卖泥饽饽模子等小摊的大杂烩。庙的后门直通钱粮胡同，后门左右，仍有小贩麇集，夹着“叫街”、“擂砖”的职业乞丐。

隆福寺庙内西路的一条街，似有规则而又无规则地排列着各色货摊：由庙的西门进去，一进门便是一个大黏糕摊子，冬天有蒸笼里热气腾腾的豆铲糕，夏天有冰镇的凉糕、粽子，秋天有栗子糕，春天有鲜玫瑰花糖卤浇蘸的小枣黏糕、豆面糕。比邻是个卖龙睛鱼的鱼厂子。往北直行，有几个比较大的古玩摊，名为“古玩”，实多用品，然而仿古精细，能使失眼力的购买者受骗而不自知。还有几个卖小金鱼的，玻璃瓶中，红鱼绿藻，价廉物美，很受劳动群众的喜爱。还有几个特别小而独标特色的摊贩：一个是卖毽子的，毽分三品，独翎最贵；一个是卖胡琴码儿的，雕牙刻竹，精准细巧；一个是卖“棉花猫”的，用棉花堆成猫、狗形象，贴在纸上，染色粘须，颇饶生趣；一个是卖“里面烟壶”的，在玻璃壶内，画出“三多”、“四喜”、“九秋”、“博古”、“五鬼闹判”以及各色戏出。最精致的是谭鑫培的画像，像有三种：一个是谭鑫培的《定军山》黄忠，一个是谭鑫培的《空城计》诸葛亮，一个是老谭的便装像，身穿巴图鲁坎肩，头戴小帽，手托烟壶，栩栩如生，既精且俏。当时只卖四吊票一个，折合银元，不到一角。还有一个“百本张”，是专卖京戏唱词的摊子，本子极薄，三四页即算一本，售价极低，两文钱即可买到一册。如一段《捉放曹》的“西皮慢板”，就算一本，欲集全豹，必须买他十几本才能凑全，而剧词又时有舛错，术语称之为“粉红九吊六”（意思是既不够标准成色，又不够十足满钱）。戏词之外，兼卖八角鼓的岔曲、牌子曲和流行小调，这一部分，量虽少而质较佳。因为那时的社会，把京剧的地位看得比曲艺高出数筹，京剧戏词，一般都不愿轻易传人。“百本张”家有秘本，为了生意，只能吝啬地脔割经营。于此可见当年学戏之难，最起码的戏词与剧本，不经过拜师、访友的渠道，是一个字也得不到的。这也无怪“百本张”对于他出卖的戏词，视如宝藏，涓滴而流了。但是，“百本张”的戏词从不吸引着我，因为我幼年学戏，有我姨父梁惠亭和老师胡子钧的真传，戏词在我来说是得之极易的。真正吸引着我的却是庙内东路那条街上的四个有关戏曲艺术品的摊子。

我与高庆奎先生逛东庙的这一天，为了揭开我如何癖戏之谜，我们穿过神路街，既无意买花，也无心看鸟，径直走进庙内东街，行未数武，便听到“当、当、当”有节奏的敲击铜茶盘子的声音。我自言自语地说：“第一关到了。”边说边走，已到一个长达两米的摊子前面。

用干净的蓝布遮盖的摊子上面，立排着几个玻璃匣子。匣内用小木条截为窄阁，每个阁内，摆着两个或三个穿着戏装的剧中人物形象，组成各种戏出，文武昆乱，应有尽有，小木条上，贴着戏名。这种戏装人，是用胶泥做人头，纸浆做身胎，再用各色绢纸，扎扮戏装。但是，每个剧中人，都没有脚，靠、褶、蟒、帔以下，整整齐齐地粘牢一圈猪鬃，名为“鬃人儿”。把这种鬃人儿放在铜茶盘内，以棍击盘，利用铜盘的颤力，使盘内的鬃人儿团团乱转。鬃人儿的两只胳膊，又是用铁丝贯穿，可以上下左右地挥动，想象地看着，是仿佛舞台上的“活人大戏”。这种工艺品，老北京人习惯地叫做“铜茶盘子小戏出”，而真正原名却是“鬃人儿”。当然，鬃人儿之转动于盘，并不符合舞台演戏的规律，充其量只能算是儿童的玩具。而我之所以迷恋甚深者，主要是制作这些鬃人儿的巧匠王公很懂戏，他制作鬃人儿的穿戴扮相以及脸谱、把子，都是具体而细微得和舞台上的演出一样。我最喜欢那两人为一组的《龙虎斗》、《湘江会》、《金钱豹》、《白良关》，赵匡胤黄靠双锏、呼延赞黑靠单鞭，吴起红脸白靠、无盐凤盔金刀，金钱豹豹脸钢叉、孙悟空猴衣桃脸，尉迟敬德苍满单鞭、尉迟宝林簪翎黑靠，真是无一处不生动，无一处不内行。那三人为一组的《三娘教子》——王春娥、老薛保、薛倚哥，《群英会》——周瑜、鲁肃、孔明，《失街亭》——马谡、王平、张郃，《取洛阳》——马武、岑彭、邓禹，居然能选取恰如其分的场子，把三个鬃人儿组为一戏。也有大型角多的戏出，那是摆在最高一层的玻璃阁内，尺寸也较普通鬃人儿为大。普通鬃人儿二至三人为一组的，高只三寸左右，大型者则增高一倍，六寸有余。这些大型戏出，都是舞台上的大武戏，有《阳平关》——曹操站立山头，山下黄忠、赵云酣战徐晃、王平、曹洪、许褚、张郃、杜袭、焦炳、慕容烈，多至十一人。还有《八大锤》——岳飞山头观阵，山下陆文龙大战四锤将严正芳、何元庆、岳云、狄雷。另外又加上金邦四锤将，虽然不在同场，玩者也可随意布置。妙在盔靠脸谱，无一不精，就是使用的八对锤，也能精致地做出“大四件”和“小四件”的传统形式，可以看出是“八卦紫金锤”、“梅花亮银锤”、“青铜六合锤”、“浑铁轧油锤”（这是“大四件”的金、银、铜、铁四对锤）、“雷鼓瓮金锤”、“宝瓜錾银锤”、“八棱灌铜锤”、“生铁一字锤”（这是“小四件”的金、银、铜、铁四对锤）。这些大型戏出鬃人儿，售价很高，专供豪门贵族们消遣。一般人只能用两三吊钱买一出二人或三人为一组的小戏出而已。这个摊子的主人，是一位年逾四旬的王氏妇人，从我五岁记事时起，每逛东、西两庙，我总看到她顷刻不停地敲打铜盘，以招顾客。一九六六年以前，中国京剧院院址在北池子草垛胡同，我每天上班，路过南池子西街，看到一家临街的民房玻璃窗内，还摆着两个玻璃匣子，里面仍有几十年前我在庙会上看到的鬃人儿，楷模俱在，当时我已年近五十，喜爱之心，重温旧梦，还想再买两出，以餍戏癖，只是工作太忙，无暇顾及。

我在鬃人儿摊子前，介绍给高先生看，他也惊叹这种手工艺品能够做到忠于戏曲，可谓是戏曲界的知音。他笑对我说：“只这第一关，就很有意思。看来，您如此癖戏，不是无源之水了。”

看过鬃人儿戏出，往北几步，有一个道士装束的老人，守着一个大摊子，恬静地坐在那里。摊子上陈列着他用新砖磨塑的亭、台、楼、阁、花墙、盆景。此老姓张，据说是“山子张”的同族，布置园林，家学渊源。出其余绪，制些砖玩，旨非牟利，聊作消遣。我每次逛庙，总也和他谈些园林旧迹。今天忙于解谜，只是招呼了一声匆匆而过。

紧靠张老的砖玩摊子，就是我癖戏的第二关——影戏人。这个影戏人摊子，小得出奇，只有一张长不够一米的小木桌，桌前扎了个简单的架子，架子上分三层卡着些影戏人。最高一层的影戏人是驴皮做的，尺寸高及八寸；中间一层的是三层高丽纸做的，不及半尺；下面一层所陈列的是演皮影戏用的桌、椅、城、塔等道具以及皮影戏特有的“甲身走马”、“虎豹形儿”。这三层陈列品只是标志，他的货源却在桌子上的一个大蓝包袱里。影戏人扁平而薄，可以夹在纸册子里。他那大蓝包袱中，就有十几本大纸册子，分门别类地夹着“身”、“头”、“砌末”、“车马”、“鸟兽”、“刀枪”、“桌椅”等，可以说，这么一个包袱就等于一份戏箱，不但是一份戏箱，台上的“演员”也韫椟其内。高先生看到皮影戏人，就笑着说：“这个，我可不生疏，我们家办个生日满月的，都唱影戏，他们和咱们的京剧不一样，有他们的特色，有他们独有的节目和技术。”我看高先生似乎对此兴趣不高，便先把卖影戏人的主人介绍给他。

主人姓旭，五十左右年纪，已留短须。我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就爱耍影戏人，时常购买，每次他都是习惯地打开包袱，把“人头”夹册翻开，任我挑选。影戏人的结构，是由“人头”和“身腔”灵活地组成的。“身腔”是蟒、靠、氅、褶的服装，顶端有个牢固的卡口，在卡口里可以临时改装各式各样的“人头”。“人头”是把剧中人物的面貌神情和头上的盔、巾、冠、帽一体雕成。女角色则分各种髻鬟辫发，按剧中人的身份，装饰上钗簪花朵。所以，耍影戏人的诀窍，只要备齐了各种“身腔”，便可以用不同的“人头”衍变出许多不同的人物。因为身上的服装并非因人各异，最多有八蟒、八靠、红蓝官衣、氅、褶、帔、袄、箭袖拳衣、僧衣道氅也就够了。用这些“身腔”，因剧而换“人头”，就能应付裕如，什么戏都可以演了。因此我每次来买，这位主人便主动地翻开“人头”夹册，他知道这是买影戏人的规律——已然具备了足够的“身腔”，多买“人头”，就能多出角色。我一直买他的影戏人有三四年，到了我上台演戏的时候，便感到耍影戏人是演剧的雏形方式，味同嚼蜡，就把所有的影戏人都送给了比我年纪小的亲戚。但是，三四年的交易不算短了，所以这位主人还认识我。(www.xing528.com)

这一天，我把高庆奎先生介绍给他，他特别兴奋地抱拳致敬：“原来是高老板！久仰久仰！今天有幸光临，我正想向您请教！”高先生谦逊地说：“不敢，不敢。滦州影人，我只看过，没有做过，我是十足的外行。”主人笑了，一边打开包袱，一边说：“您要是外行，还哪里去拜内行？”说时，他把最底下的一个“人头”册子取出翻开，谨慎地送到我们面前，又恭敬地说声：“请教。”我看那些“人头”，都是老生扮相，但觉神态不凡。高先生却特别兴奋地说道：“哎呀，真像！真像！”说着，他指着一个打扎巾的“人头”说：“这是老谭（即谭鑫培的《定军山》黄忠）！”又指着一个戴王帽的“人头”说：“这是大头（即汪桂芬的《让成都》刘璋）！”接着又捏起一个戴员外巾的“人头”向我说：“这是我的老师老乡亲（即孙菊仙的《朱砂痣》韩廷凤）！”我还未答话，高先生又一个个地指出了：“这是刘鸿升的《斩黄袍》，这是许荫棠的《取荥阳》，这是李顺亭的《凤鸣关》……”原来这些都是逼真肖像的京剧“人头”，我便急忙问道：“有花脸的吗？”主人不答，笑容可掬地翻开了第二层册子，我才一注视，就惊呼起来，向高先生说道：“您看，这是不是钱金福的夏侯渊？嗬！还有周仓、典韦、李佩！这是韩二刁的张郃！这是黄三的李逵、曹操、窦尔墩！这是金秀山的王振、铫期、尉迟恭！”这时，气氛非常沉静，主人和高先生只是频频颔首。我又翻看了第二层的旦角“人头”、第四层的末角“人头”、第五层的丑角“人头”，什么梅巧玲、杨小朵、路三宝、陈德霖……刘景然、刘春喜……王长林、赵仙舫、罗寿山、李敬山……真是铁网珊瑚，尽收眼底。我看得呆了，正回想以前我在买影戏人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个册子？忽觉高先生轻轻地扯了我一下，低声说：“快买些个，这是好东西，难得的好东西。”一句话，把我从回忆与遐想中召唤回来，便急不可待地询问价钱，主人却微笑着说：“怎么，您也懂得这些是戏台上的好老？”高先生接过话茬儿说道：“翁先生现在是编剧家了，他知道的不比我少！”主人凝视着我，似乎不相信地问道：“您就是翁先生？”接着便郑重地说：“这些本来是不卖的。我是因为当年照相很难，台上的好老留不下多少戏像，出于我的心愿，尽我所能，才在看戏的时候，把我钦佩的这些位名家，揣摩着台上的容貌神气，记在心里，刻成头像，留为纪念。您还记得吧？您小时候来买影人，没见过这个册子吧？”我下意识地点了点头，急待他说出价钱。高先生明白我的心理，便以揄扬的口吻说：“您有手艺，可以再刻；让给我们，也是留作纪念，咱们都是知音同好！”主人豪爽地一笑，说：“好！敬您二位几个！不过，不过，现在钱不值钱，工料贵了，普通的‘人头’，已卖一毛一个，这样的活儿，应卖一元。今天遇到真行家、真知音，交个朋友！三毛一个。”我听他开价不大，高兴极了，就请高先生帮我挑选，生、旦、净、末、丑，凡是有名气的，人各一头，买了三十余个，一张十元钱的票子，付给了旭老。

我们兴高采烈地辞别了影戏摊主人，仍向北去，在拥挤的游人行列中，高先生用他那低哑的嗓音絮絮谈着：“今天算来着了，您可大有收获！偌大的北京城，真是何地无才。想不到会有这么一位爱好京剧的高手艺人，把咱们的前辈名家雕刻下来，奇宝！奇宝！”我问：“您看是否真像？”高先生说：“若说不像，我怎能一看就认得出来？若说全像，可影戏人头都是偏脸，有几位的面部特征，从侧面是不好表现的。这就很难得了！更难得的是：汪桂芬、孙菊仙、韩二刁、刘春喜、大李五这老几位，我都极少见过他们的戏像，得此刻影而传，弥补了永世之憾。您要好好保存，赶明儿我给您写上几句，说明这是由我鉴定过的，何虑见者置疑？”我们滔滔不绝地边说边走，高先生打了一个呵欠，这时，已到了东街尽头，东配殿的台阶上设有临时茶座，我请高先生进茗小憩，恰可欣赏我那癖戏的第三关。

东街尽头是一个小穿堂门，紧靠着穿堂门的台阶下，是一个卖糖果的摊子，挨着糖果摊，就是至今闻名的“面人汤”汤子博的三弟的面人箱座。他的面人箱座，又恰好在东配殿临时茶座的前面，相距只有十几步。

高先生喝了碗茶，接连着吸了两支香烟，精神又来了，便问我道：“您的戏迷关才过一半，还有两关呢？”我就指着汤三先生的面人箱座说：“您看，这位捏面人的，就是我癖戏的第三关关主。”高先生“哦”了一声，说：“我曾在什刹海会贤堂前买过两匣面人，是否此公手艺？”我说：“正是此公妙手。我和他很熟，是不是请来一会？”高先生笑道：“您真成！为了戏，江湖上到处交朋友。”我下了台阶，请汤三先生与高先生相见。汤三先生那时有三十左右年纪，面有微麻，人们都叫他“麻子”。当时，“麻子”的面人，誉在他二哥汤子博之上，因为他制作精细、敷色艳丽、结构干净，深得侯门闺秀和五陵少年的喜爱，而售价则较高一筹。汤三先生知道我介绍的是梨园名宿高庆奎，很客气地寒暄一阵之后，便匆忙地走到箱座的玻璃柜旁，取出一个小玻璃匣，里面是他新近捏好的一座“红粉骷髅”面人。形象是一个披着妃色浴衣的古装女子，玉立媚视，蝤蛴之项，凝脂之胸，玉削之足，颇有肉感；前侧是一具半欹半坐的骷髅，是用细铁丝为胎，又用晶白的江米面贴敷而成，头颅骨骼，无一不肖。这时，汤三先生自豪地说明他巧制这个精品的来由，是他在一张古画上，看到构图，模仿而为立体。我买面人，如同买荣宝斋的字画一样，喜买成品，向不点题定做，所以，汤三先生每有自诩的精品，必藏而待我。“红粉骷髅”之出而共赏，自然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于是，我就以六角钱的对称价值，收红粉而括骷髅。我请汤三先生吃了一盏茶，开始向高先生介绍他的成艺经过。其实，这都是汤三先生与他二哥汤子博亲口对我说的。

汤氏昆仲三位，我与大先生不太熟识，二先生汤子博、三先生汤子高，都是由于捏戏出而与我交上朋友的。大先生经常在东安市场的后花园内摆设常摊，不当场捏人献艺。三先生汤子高是在什刹海会贤堂前献艺而得名的。什刹海只有夏季五、六月间两个月的生意，其他节令，子高都赶东、西两庙，正月初一至十五，则赶厂甸。二先生汤子博的营业季节和方式，与子高同。不过，他们两兄弟的面人箱座相隔很远，各自为政。子博为人洒脱，好逛山水，有时兴至，不远百里地背着箱子，南到马驹桥，东到通州，赶圩趁集。子高为人拘谨，不苟言笑，后来落户在什刹海东侧北岸杨记酒楼之旁（即现在“烧肉纪”的紧邻）。可能那时，他是中年丧偶，常常看到有几个小孩，围在他身旁，喊渴叫饿，他一边献艺，一边照顾孩子。新中国成立以后，没有提到过他，可能在成立前夕，便去世了。子博有幸赶上了幸福的新社会，得到国家的重视，提高了他的艺术地位。至今提起“面人汤”，似乎就指汤子博一人，把三先生子高和大先生都淡忘了。

汤氏兄弟的祖上，也是小康之家。到了他们弟兄一辈，念书识字，学过绘画，但他们都有一种跃跃欲试的雕塑愿望。少年时候，曾由磕“泥饽饽”的启发，试捏泥人，颇有成就，只是泥人必须入窑，才能保存，嫌它费事，进而研究捏面人。那时，北京捏面人的，叫做“捏江米人”，都是京八县的农民艺人，秋收之后，农闲入城，在街头巷尾，当场献艺。这种面人的形式，绝大部分是在一根秫秸秆上粘敷而成，最受人欢迎的是红脸绿甲的关老爷、头插雉尾的穆桂英（雉尾是用芦花条子代替的）以及悟空、八戒。还有两种垂挂式的，一种是用鸡蛋壳装作大肚皮，捏一个袒胸露怀、口衔长杆烟袋的彩旦或丑婆子；一种是用芦花制作蓑衣，捏一个头戴斗笠、手持钓竿、笑容可掬的老渔翁。这些都是畅销品，获利不薄。有时受蒸锅铺之请，为办丧事的人家捏一套“放焰口”用的六层、九层以至十二层的“望乡台戏出”，扮相开脸，也很在行。不过，这些面人，不论是签插或垂挂，只要经过三天就干裂得缺胳膊短腿，遇到暑夏伏天，又要发酵霉腐，很不易保存。汤氏弟兄有志于改造面人，他们先在材料上研究试验，经过几十次的反复，才得到诀窍。子博颇为保密地对我说：“也就是您，对别人我绝不泄露。我们的江米面，不是先用水和，而是在笼屉里干蒸，借用锅里的水汽，把面和好，非常坚硬，趁热用手抟揉，把面劲泄了，分加各种颜色，才可使用。捏出来的人儿，您摆去吧，保存十年、几十年，不会干裂霉腐。”他们把材料试制成功，又把面人的尺寸由五六寸缩小为一二寸，不用秫秸秆签插，也不用丝线垂挂，而是粘在一个小纸板上，配以适合尺寸的玻璃小匣，成为一个完整的工艺陈列品。他们先利用江米面的收敛性能，捏些罗汉、仙佛，因为这些造型，愈干愈瘦，愈瘦愈显清癯。而后试捏各种姿态的嬉戏儿童，进而捏制“朱砂判儿”、“仓、平、关羽”、“菩萨过海”、“东方朔偷桃”。这时，他们弟兄三位艺已大成，根据自己的个性，作品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风格。大先生善捏“八仙人”、“天女散花”、“麻姑献寿”、“福禄寿三星”等吉祥富丽的人物；三先生子高，手里干净，技巧纯熟，敷色艳丽，善捏“聊斋”、“西厢”、“白蛇传”等故事中的人物，我曾把他的风格比作国画的工笔重彩；二先生子博，精通绘事，经常阅览画谱，取材高逸，敷色淡雅，善捏“踏雪寻梅”、“虎溪三笑”、“罗汉降龙”、“洛神凌波”、“西施浣纱”、“风尘三侠”等带景的佳话人物，他还能在核桃壳里，捏“十八罗汉朝如来”、“八仙过海斗法宝”，人景俱肖，如鬼斧神工，我曾把他的风格比作国画的半工半写。但是，子博、子高二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长，也就是吸引我入了迷的特长——都能捏制各色各样的戏曲人物。

我最初和汤氏弟兄不熟识的时候，我每演一剧，就请他们给我捏一个面人，留为纪念，先后捏过《连环套》的窦尔墩，《闹江州》的李逵，《法门寺》的刘瑾，《长坂坡》、《阳平关》、《战宛城》的曹操，《穆柯寨》、《斩子》的焦赞，《失街亭》的马谡，《群英会》的黄盖等数十个，工价很低，捏一个只需一角钱，配个小玻璃匣，再加一角，两角钱便可保存一个纪念品。但是，他们二位毕竟不是唱花脸的演员，捏出的面人，服装脸谱，虽不离格，而姿态神情，总不惬意。有一次，我在什刹海捏了一个《丁甲山》的李逵，顺便到我的老师胡子钧家中串门，胡先生看了面人，立刻指出“膀子不圆”、“脚步不对”，一边批评，一边摆弄。面人究竟是面人，怎能尽遂人意，三摆两弄，便掉了“胳膊”，落了“靴子”。胡先生似乎过意不去，便邀我去访“面人汤”，胡先生当场摆了个架势，请子博照势捏制，由胡先生花钱，又给我捏了一个李逵。果然，这个李逵，姿态一新，膀子脚步、身手眼神，颇具舞台演出之致。经过这一番实地示范，我与子博就逐渐熟识了，以后请他们弟兄再捏戏出，都是我先摆出身段，他们照此制作。在我们合作的场合里，招致了许多游人聚而围观，窃窃私议，我听到过这样的评语：“瞧这个戏迷！”

我不但请子博、子高捏制我演出过的剧中人物，还给他们出谋划策，捏制其他戏出；而我设计的构图，又都是他们意想不到的。例如，捏《战宛城》，我要他们捏校场上张绣穿青素、典韦扎硬靠，骄将睨降的那一刹那；捏《落马湖》，则捏李佩与何路通水战时掏翎子、踏水步的那一刹那；捏《法门寺》，则捏贾贵高举公文、刘瑾背袖而视的那一刹那；捏《闹天宫》，则捏美猴王扎硬靠、教授小猴扯弓试射的那一刹那。也许我的拙见，贤者所见略同，他们照我的设计捏制了，懂戏的顾客便争先购买而去，从此，我的建议，他们无不采纳。这也和那时编剧一样，只要你编的第一本戏能卖几个满堂，以后不论你再编什么剧本，演员都乐于接受而迅速排出。旧社会里，艺术形成的规律，似乎必须有这样一个微妙的过程。所以，子博有一件耿耿不忘于怀的事，屡次向我致谢。那是在一个暮春季节里，东、西两庙不见其踪迹者有两月之久，后来见到了，他抱拳致谢地说：“亏您给我示范捏活儿，使我得着一个窍门，发了个利市！两月之前，从上海来了一位昆曲名票徐凌云，专演昆曲的付、丑。他约我到他的旅馆里，给他捏了几十出昆戏，什么‘拐儿’、‘写状’、‘问路’、‘乐驿’、‘借靴’、‘惊丑’，等等。未捏之先，我就按着您的方法请他先说明穿戴扮相，示范做个身段，我琢磨他的神气，细心地捏出来，他很满意。工价不小，一出戏要他一元现大洋。不然，凭我这个不懂昆曲的人，摸黑儿地捏去，哪能满足这位主顾的要求，钱也不会挣到手了！”事隔数年，我到上海，与徐凌云谈及此事，果如子博之言。

今天，汤子高见到高先生和我，他直爽地提出一个要求：请高先生给他摆一下《战长沙》的身段。他久仰高庆奎在《战长沙》这出戏里能关羽又能黄忠。高先生很有兴致地应其所请，就在茶座前面的空地上，做了个关羽拖刀的身段，非常有神。但是，此时剧中的黄忠是翻“抢背”落地的单腿跪像，子高颇感棘手，又请高先生改个姿势。高先生便和我摆了个“会阵”的亮相，高先生来关羽，横刀肃立，我来黄忠，推髯微睨。子高看了，忙说：“谢谢高老板，您先喝碗茶！”说着，他连忙回到面人箱座后，戴上眼镜，摆弄起来，没有两碗茶的工夫，他兴冲冲地托着一个小玻璃匣子，恭敬地送到高先生面前，说：“您看，还过得去吗？不成敬意，奉送高老板！”高先生很惊佩他这既敏且肖的艺术天才，爱不释手。我便替高先生致谢：“却之不恭，手工领情了，玻璃匣价，当然照付。”说着，我拿出一张五角毛票，塞在子高手中。子高明知玻璃匣只有一毛的代价，这五角钱中，已包括手工的酬金了。我怕他客气，忙说：“都是交朋友，以后还要常麻烦你。”子高倒不好意思起来，道了谢，喝了碗茶，再订后约而去。

高先生始终是目不转睛地欣赏那匣《战长沙》，颇有感慨地说：“今天这个东庙逛得好，您得到梨园先贤的皮影肖像，我得到我生平最惬意的一出《战长沙》，咱们哥儿俩都有戏缘！”我笑着说：“还有个四关未过，不知有何收获！”高先生毕竟有些疲乏了，忙问：“远不远？”我用手向北一指，说：“进了穿堂门就是。”

只有二十几步距离的穿堂门里，东边墙上，张着一块两丈多长的蓝布，上面挂满了各色各样的托偶戏人。高先生“哦”了一声，说道：“原来是大台宫戏——托偶人（即杖头木偶）！”他似乎又忘了疲劳，驻步而观。

在我五六岁时，祖母带我逛东庙，就在这里看到过满壁琳琅的托偶人。主人那时还在壮年，现在已然留须，他是采育人，姓王。他的木偶，货高价昂，问津者少。他所制作的托偶人分为三种：最高一层的，人高二尺，用几十层的高丽纸，范模做人头，不怕磕碰，头上的盔头，堆金立粉，尽量仿真；绒球都是具体而微的小绒球，珠饰也是具体而微的料货，就是翎子狐尾，也都是真尾真翎；服装是印彩的软缎，髯口是能摘能挂的口面。我最艳羡那出《二进宫》的李艳妃、徐延昭、杨波，还有《连环套》的窦尔墩、黄天霸、朱光祖，只是价钱太昂，每个三元，一戏三人，须付九元代价。中间一层的，人约一尺，胶泥为头，洋布为衣，形虽简而规范依然，穿戴扮相，丝毫不舛，要价略低，每个一元，一出戏也需要二三元的代价。最下面一层的，是一般视为儿童玩具的“王小打老虎”、“老头儿卖豆腐”、“猪八戒背媳妇”之类，每套五角，销路最畅。我五六岁时，就得到过祖母赏赐的一套“王小打老虎”；十二岁时，我把每天的点心钱攒够了二元，买过一出中型的《龙虎斗》；至于大型的托偶人，则梦寐思之，迄未如愿。

今天，高先生看到这满壁的托偶人，注意力只集中于第一层上，边看边称赞这些戏曲艺术品制作既精，规范又准。主人王老虽然不认识高先生，但他已觉察到这是位内行先生，忙赔笑说：“老板，照顾照顾，年月不对了，没人懂了！两天庙，还没开张。”高先生向我递了个眼色，意思是“你别再买这些玩意儿了”。我似乎感觉到了，又似乎没有感觉到，反而搭讪着进行交易：“不是不照顾，价钱太贵了，三块钱一个，比一袋白面还贵啊！”王老苦笑一声，又叹了一口气：“咳！说贵也不算贵，从前卖三块一个，现在的钱不值钱了，还卖三块，无形中就落了价儿。我看您二位，不是玩者，是行家，咱们交个朋友，两块五一个，您拿一出！”这个开价，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从小就逛庙，知道这个托偶人摊子向来是言不二价，今天居然打了折扣，更促动我问鼎之心。高先生看穿了我的心理，便说：“要买，就买这出《连环套》，窦尔墩是金秀山的脸谱，天霸像老俞（即俞菊笙），朱光祖像王先生（即王长林）。”王老由苦笑而换为爽笑：“我的眼力不差，您二位真是行家。我摆弄这出戏，就是揣摩那三位好老做的。”高先生这几句话，更促动我占有之欲，便掏出八元钱付价，但仍饕心未已，又对高先生说：“您瞧这出《二进宫》是不是……”高先生笑着打断我的话，摇了摇头，催我快走。王老托着八块钱，由爽笑又变为僵笑：“不用找钱了，带一份‘王小打老虎’，给小孩玩吧！”我笑着说：“不用，不用。”王老又由僵笑变为干笑：“您的少爷也快会玩了，这么办，再饶您一份‘猪八戒背媳妇’！”说着就用纸把这三套价格悬殊的托偶人，一一包好，八块钱已装进他的衣袋里。我与高先生走过穿堂门，又在塔院略一流连，听了一段“单弦拉戏”，便出了隆福寺后门，拐出东口，我请高先生在一家“爆肚儿”馆里喝酒吃爆肚儿，又买了几个烧饼，同进了一次不成晚餐的晚餐。

酒兴之余，我还是耿耿不忘那出托偶人的《二进宫》。我问高先生：“那出《二进宫》的徐延昭，是不是像裘桂仙？李艳妃是不是像陈德霖？杨波是不是像您的师哥凤二爷（即王凤卿）？”高先生郑重其事地点头答道：“正是如此！”我惊叹一声，顿有失之交臂之感。高先生明白我的心思，却又郑重地说：“偶虹，咱哥儿俩虽然相交只有一年多，从丁永利那里说起，都不是外人，我也从不按外人待你。我说句老实话，你每月在戏校挣多少薪水？”我说：“每月七十元。”高先生点了点头，呷了一口酒，又说：“挣的虽然不算少，可禁不住你这样花呀！今天逛个东庙，你就花了二十块，你可要量入为出啊！我当年嗓子没坏的时候，馆子里的‘戏份’是一百块，我能在一天一夜里唱三出《探母回令》，馆子拿一百块的‘戏份’，堂会是一百五十块一场，一天要进四百元。可是现在我……”我忙安慰他说：“千金散尽还复来。您的豪举，内外行是有目共睹，有耳共闻的。”高先生长叹一声：“还是那句戏词说得对：‘长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盼有时。’你应以我为鉴，节俭为是。”我肃然起敬地感谢高先生训诲之高谊，又怕谈起斗方套语，扰了一天的清兴，便用偏锋解颐，给高先生满了一杯酒，说：“您放心，我会量入为出的。昨天我进了一笔稿费，《剧学月刊》上发表我那谈脸谱的文章，稿酬八十元，我即以二十块钱买了一部《曲海总目提要》，下余六十元，足够我们逛三次东庙之需了。”高先生也为我高兴起来，连声说好，把酒一饮而尽。我趁着他的酒兴，把那两套“王小打老虎”和“猪八戒背媳妇”的托偶人，送与了高先生最小的儿子小老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