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农历甲戌年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来到世间，到今年辛丑年（2021年），虚岁八十八。过去有句俗话：“人活七十古来稀。”在那个时代的人，活到八十八岁，被称作“米寿”，这含有高寿、敬慕、祝贺的意思。现在，文化环境、物质生活、医药保健、科学素养等都比过去进步，人们高寿的目标应是《尚书·洪范》所期颐的一百二十岁。听说有几位贤达，成立了“120俱乐部”，对于“期颐之寿”还是蛮有信心的。
我的一些朋友，从近二十年来，报纸、期刊、电视、图书、电台、网络等写我的500多篇文章中，选出41篇，辑成《日新集——师友笔下阎崇年》出版，我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只好随时顺势、遵从诸君美意。但在文章中，过多的肯定、鼓励、赞扬、溢美之词，心感愧赧，实不敢当，当作鞭策，以励学志。
回顾以往，时间飞逝。正如小学时作文常套用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从事清史研究整六十年，有些许成果，从主观来说，得益于“三个一”，即“志一、心一、力一”。在研究清史六十年间，大约每十年，算一个段落，有一个变化，也有点进步。
第一，1960—1970年代：确定方向，研究清史。历史学是一门大学科，从地域分有世界史、亚洲史、中国史等；中国史从时间分有商周史、秦汉史、魏晋史、隋唐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等；从内容分有思想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典制史、文献史等。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选定研究清史。至今60年过去，一直坚守未变。时逢动乱，两遇疫情，身历磨难，不敢旁骛，孜孜汲汲，锲而不舍，铁杵可以磨成针，治史也可以穿通。
第二，1970—1980年代：寻根溯源，博览广取。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正好遇上社会大转折时期。我动中取静，聚精会神，殚心竭力，坚守不懈，寻根溯源，博览群书，查阅档案，抄写卡片，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并力求“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第三，1980—1990年代：首出专著，日美讲学。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连续出版《努尔哈赤传》、《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清代》、《古都北京》（中、英、德、法文版）和《燕步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等，如蛾破茧，似苗出土。并受邀到日本东洋文库清史研究室及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耶鲁大学、达姆斯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夏威夷大学等历史系讲学，拓展了学术眼界，进行了学术交流。后来我的儿子到耶鲁大学读博士，看到耶鲁大学图书馆收藏我的著作23种，其他收藏如美国国会图书馆20种，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21种，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22种，哈佛大学图书馆38种等。
第四，1990—2000年代：创立满学，走向世界。我在上个世纪最后十年，倡议并创立第一个专业满学研究机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随之成立北京满学会，并任创会会长，从而创立满学这一人文社会科学的新学科。连续主持召开五届国际满学研讨会，主编出版《满学研究》（第一至第七辑），主编《20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我自己也出版《满学论集》。满学走向亚洲、美洲、欧洲、澳洲，成为一门新兴的国际性学科。
第五，2000—2010年代：百家讲坛，媒体传播。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走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始在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平台，传播历史知识。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200讲，被誉称“为影视网络史学独着先鞭”。在海内外收看、收听的观众、听众、读者数以亿计。这超越了之前的想象，却是时代赋予的成果。与广大受众交流，促成我的学术新境界：更宽泛地读书，更辽阔地踏查，更深层地思考，更高远地视野。
第六，2010—2020年代：森林文化，学术创新。本世纪的第二个10年，我一方面梳理五十年来研究清史、满学的新得，出版《清朝开国史》（上下卷）、《清史论集》《阎崇年集》（25卷）、《阎崇年自选集》等，另一方面发表论文《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出版新著《森林帝国》等，开创性地提出并阐述史学的新概念、新观点：（1）提出中华文明是由五种文化形态，即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和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共同构成；（2）提出东北森林文化的定义、范围、特征、演进的史学新见；（3）提出满洲以少胜多、以小治大的文化根因，在于以森林文化统合农耕、草原、高原、海洋文化；（4）提出中华文明的“文化统合”，“分则小，合则大；分则寡，合则众；分则散，合则聚；分则弱，合则强；分则乱，合则治；分则辱，合则荣；分则败，合则胜；分则否，合则泰”的观点。总之，探寻清朝历史演变的文化背景，重新解读3000年来，森林文化对东北地区历史演进和族群发展及其对中华历史、亚洲历史、世界历史的重大影响。
祭先河而后海，人后来者居上。回顾八十八年人生，在历史学领域，做了一丁点事情，取得一丁点成绩，既是自然，又是本分。这得益于亲人、友人、恩人、贵人的关怀、支持、帮助和鼓励。所以，我要说出发自肺腑的、油然而生的一句话，就是谢谢、谢谢、再谢谢！(www.xing528.com)
感谢亲人。从学吃饭、学说话、学走步，到做人、做事、做学问，没有亲人的养育、关怀、照顾和支持，就没有今天的我，更没有我的一切。
感谢友人。每一个年龄段，我都有朋友，相互交流，相互扶持，相互砥砺，相互帮助，总是朋友帮助我的多，却是我帮助朋友的少。对此，我时感愧疚。60年来，没有友人的关怀、支持、启示、鼓励，不会有今天的学业进步和学术成果。
感谢恩人。在自己惶惑、无奈、困苦、艰难的时刻，在无力自拔自救，心灵几乎崩溃的时候，冥冥之中，恩人出现，慷慨相助，理清思绪，安神定志，振作精神。我之所以从极度艰难、万分困苦中走出来，得益于恩人的真诚无私的关怀和温暖。没有恩人的指点，没有恩人的抚慰，没有恩人的鼓励，没有恩人的支持，有些难关可能跨不过去，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进步和成绩。
感谢贵人。在史学研治的路上，幸遇贵人，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师、北京大学邓广铭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向奎师和著名学者王光先生等，出于大爱、提携之心，在史学理论、研究方向、治学方法、课题选择、史料掌握、释疑解惑等方面，高屋建瓴，指点津要，拨云散雾，加持济渡，使我调正航向，绕过暗礁，顺利行进，得修学果。
此外，还要感谢小人和敌人。
感谢小人。小人的特点是“羡慕嫉妒恨”，“羡慕嫉妒”并不一定是小人，再加上“恨”则一定是小人。人的一生，都会遇到人数或多或少、时间或长或短的小人骚扰。小人会制造许多麻烦、苦恼、障碍、困难，但《论语·述而》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以“坦荡荡”对“长戚戚”也是一种快乐。小人从侧面或反面给予一种刺激，使我发现未知的自己，并转化作前进的动力。因此，小人虽给人诸多烦恼，却受到了锻炼，还是要感谢小人的。
感谢敌人。敌人与小人不同，敌人是要“打倒对方”，要“进行围猎”，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面对敌人，下定决心，跨越障碍，昂首前进，得胜之后，感而谢之。
最后特别感谢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阎晓宏先生撰写《史学旨趣 四合人生》（代序），感谢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谭跃先生和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岩先生担纲本书主编，感谢华文出版社社长宋志军先生和总编辑余佐赞先生担任执行主编，感谢著名书法家杨再春先生题写书签，感谢诸位德高望重、文界名流、著名记者、专家教授著文给以鼓励，惠于支持，恕不列名，一并敬谢。
感谢之外，表个祈愿：研究清史，痴心不改，老骥伏枥，修养四合。秉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先贤遗训，步步前进，日日求新。
（于烟台紫金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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