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者:您的“人生四合”是宝贵的人生经验,很多读者会深受启迪的。您心怀感恩地说“人合”,说您总是有很多贵人相助,给读者讲几个故事?
阎崇年:影响我人生的一个重要人物是杨向奎先生,他改变了我的研究方向。他原是山东大学历史系主任,后来到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当明清史研究室主任,是个大学者。我最初研究先秦,读《十三经注疏》《先秦诸子》《史记》等,后来,就写了一篇文章《钻燧取火考辨》,给杨先生看。过了一个星期,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我一直珍藏着。信的主要内容是,指导我应当研究清史。他讲了几个理由:你研究先秦,先秦的根基主要在西安,新的考古资料你看不到,你能看到的都是二手资料;清代的历史离我们最近;清史是一块没开垦的处女地,你随便挖个坑儿,撒下个种子就有收获;你在北京,清朝大量的历史档案、文献资料就在北京,很方便。我接到杨先生的信,一个月什么事也没干,天天琢磨这件事。
一个学者的研究方向,太重要了。杨先生的指导为我一生的研究方向奠基。这就是导师的伟大。这既是“人合”,遇到恩师,也是“地合”,在北京搞清史研究确实有地利优势。比如我写《大故宫》,故宫就去了一千多次。
记 者:白寿彝先生也是您的一位恩师。
阎崇年:我从1963年开始研究清史。从哪儿入手?当初是围绕着康熙帝这个人看书、看《清实录》、看《清史稿》。碰到很多问题,研究不下去了。我去请教白先生,他说树有根,水有源,做学问要抓根源。比如我们治理黄河,是一定要研究黄河源头的,你光研究开封那一段,不行。中国历史的根源在先秦。清史的根源在关外。我回过头来,跑关外,从努尔哈赤开始,他为什么建立八旗?当时的土地制度是什么样子?把他的根儿闹明白。我就检索资料,有一个让我震惊的发现,在此之前,关于努尔哈赤,没有人专门研究过!没人写研究努尔哈赤的学术论文,更没有出版研究努尔哈赤的学术专著,国外也没有人搞。白先生说,这是个难点。很多人不愿意碰。我说我就试试看!文章写不成没关系,我把这段历史学习一下也好。(www.xing528.com)
记 者:您在“文革”期间能躲在资料室里研究清史并且写出《努尔哈赤传》书稿,只看现象,实在让人难以理解,那是冒风险的!
阎崇年:人就是这样,心中有个梦,行为方式就不由自主改变了。我认准研究努尔哈赤,其时正在北京南口农场下放,这3年,我又遇到一位好人。我是带着线装书下去接受改造的。农村的房子,3间屋子通着的大炕。上工、吃饭都排队,我在屋里拿着线装书看,没处躲藏呀。有人就打小报告了。队长麻自通找我谈话,很严肃,有人反映你看封资修的书。你老实说,这事有没有?我说有。你知道到这来做什么吗?我说知道,下放劳动,改造思想。但我是学清史的,康熙、乾隆那个时候,全是线装书。我只能看这个。他没说话,让我走了。我心想,就等着挨批判吧。等了一个多星期,没开批判会。后来通知我到队部去一趟。队长说,我反复考虑了,第一,你这个学习精神是可贵的;第二,你这个影响是不好的。怎么办呢?这样吧,我给你排夜班,去看瓜棚、看果园。白天大伙儿去上班,我能看书。晚上借着月光也能看书写字。这样就不会对群众造成不良影响。在那个年代,这样的领导,难得。
记 者:您的“天合说”,真是大智慧。我也是经历过“文革”的人,被大潮卷着,身不由己呀……
阎崇年:心中有梦,人就有主意。天时不能改变,你不能违天时,“文革”来了,谁能改变?但你可以借用这个天时。“文革”十年,我做“逍遥派”,看了十年的书,偷着研究努尔哈赤,写书。“文革”结束,出版社没有稿子,1980年他们找到我,听说我有稿子。1983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努尔哈赤传》,这是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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