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长费心力完成康熙顺天府志的研究

我问大学长，这第三个“心力”又作何解释？我们写文章谁不是用心来写呢？崇年学长笑答：我所谓“心力”不是指用心不用心，谁写文章不用心、不用脑，难道还能用别的什么？头两年我参加北京电视台《春妮的周末时光》节目，她问我搞历史什么最难？我说了四点：

第一点：说别人没有说过的“义理”，所谓“义理”就是观点。搞历史研究，切记不能东抄一点，西抄一点，要用心开创，说别人没有说过的义理，即观点。读史料、看前人的记载，史料本身是没有观点、没有见解的。你读后，没有观点不行，那就是没有灵魂。对读到的史料，要有见解、有理论、有思想，写出来的文章，文字还要漂亮。抄别人的东西，自己没有观点，学问做不大。

第二点：用别人都没有用过的史料，而且要用得对，用得准，要恰到好处，这是比较难的。大路货不行，别人没有利用过的史料，你把它找到，经过分析，得出你的观点，这就是很好地利用了你所发现的新的史料。

第三点：做别人没有做过的“阐释”。光发现新的史料还不行，更要对这一段史料经过你的独特的阐述和解释，这必然是新的观点，新的发现。

第四点：补前人没有取得的成果。综合这四点，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学术创新。即你对史料的新的义理（观点）、你新发现的史料、你对新的史料的阐释、你新取得的成果。学长讲完后，因我不是学历史的，所以，我还不是理解得很透彻。我请大学长能否举例来说明？于是崇年先生又为我简单地举了三个例子。

一个是《张吉午与〈康熙顺天府志〉》，一个是《清郑各庄行宫、王府、城池与兵营考》，还有一个是《于谦〈石灰吟〉指疑》。在这三篇论文中，崇年学长对于昔日史书对这三件事的结论有怀疑，于是费尽心力，奔走万里，搜寻新的史料，终于在此基础上得到了新的结论。崇年先生完全是用心力来做这些事情的。限于篇幅和我的学养，对这几件事情，我不能讲得很详细。先说这个《张吉午与〈康熙顺天府志〉》是怎么一回事。20世纪70年代中，崇年先生去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分馆）查阅《顺天府志》时，觉得该书重要，随手抄录原文，阅读中，同管理人员聊天时，提及此书可能是孤本，第二天，图书馆以整理图书为由，不能借阅。崇年先生索然失望。先生告诉我，下决心定要考证其作者及其版本。经二十余年，学长国内外访查与求索，终于考证出该书修纂者为谁及该书有何重要史料价值。

首先，这本书经过阎崇年先生去国内诸多知名图书馆查询，均无此书，属海内孤本。但先生又考虑到，海内孤本并不等于海外无藏本。于是，先生不避辛劳，在1989至1990年赴美讲学期间，亲赴美国国会图书馆，同中文部王冀主任、居密博士查询此书，该馆确未收藏。崇年学长又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夏威夷大学、加州大学等图书馆及其他图书馆查阅中国地方志目录，亦概未著录《康熙顺天府志》；在欧洲，学长讲道：通过其他途径查询，亦未见著录《康熙顺天府志》；在日本，学长于1987年赴日本，曾在东洋文库看书，并查阅日本收藏中国地方志的目录，未见著录此书；在中国台湾，除有人已核阅台湾公藏地方志联合目录外，先生于1992年赴台湾，在“中天研究院”史语所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处和台湾“中央图书馆”等地进行查询，均未见此书。此外，大学长对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澳门大学图书馆均做过查阅，亦未见收藏此书。故大学长对余说：这样可以说了，《康熙顺天府志》不仅是海内孤本，而且是世间孤本。

崇年大学长，根据这次国内国际不平凡的调查，查阅多种史料后，终于得出此书是康熙年间顺天府尹一代名臣张吉午所编纂。查阅张本《康熙顺天府志》，记载史料极为详实，讲顺治帝和康熙帝的御制文，全文著录于卷八《艺文志》之首。又将触碍时讳的奏疏，原文著录于卷八《艺文志》之内，即将康熙年间旗人圈地圈房之弊政也写于本书之中。“此其两举，突破实例，体现了张吉午极为可贵的民本思想。在书成之后，引起朝廷官宦异议。”故呈于宫中，即留中未发，自然也不能雕刻，后流出于民间。于是，此本《康熙顺天府志》便成为世间孤本。因此也正如阎崇年先生所说“张吉午纂修的《康熙顺天府志》，成为中华古籍中的一颗珍珠，也成为人类书库中的一块瑰宝”。

第二个例子，学长举了于谦的诗作《石灰吟》。于谦的《石灰吟》世人皆知，这是民族英雄于谦的著名诗作，而且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21世纪初，杭州于谦研究会第一届学术研讨会，邀请阎崇年先生去参加，并提交论文。崇年先生曾对于谦为这首名诗作者有所怀疑，曾本着一个史学工作者需认真对待存疑史料之精神，遍查海内外有关于谦的诗文集，从明成化到清光绪年间以来，三百多年中海内外现存所有各种善本、稿本、抄本、孤本，考证这首名诗作者到底为谁。查阅多种版本之后，于谦这首名诗，在清刻本《于忠肃公集》中收录了《石灰吟》，但没有注明出处。而所有记载此诗作的版本，无论明、清各版本均未注明源自何处。即或偶有，也语焉不详而最后终未找到。

《石灰吟》现在能见到的其最早的出处，是明人孙高亮的《于少保萃忠全传》。而这本书是一部歌颂于谦精神德业的章回体历史传记小说，乃一家小说之言。小说之言，于史无证，何况诸多正史有关于谦资料中均未曾收集《石灰吟》，故崇年先生最后得出结论，指出《石灰吟》诗作非于谦所撰。但崇年先生又认为“于谦是杭州人，也是中国人，于谦是杭州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历史不会以《石灰吟》不是于谦所作，而对于谦评价有丝毫影响，《石灰吟》借于少保而传颂四海；于少保以《石灰吟》而更加辉煌。”(www.xing528.com)

崇年先生举出的第三个例子，便是通过《清郑各庄行宫、王府、城池与兵营考》这篇论文，清晰地考证出当今北京昌平区之郑各庄平西府村之温都水城为清朝行宫和王府所在地。1958年崇年先生在北京市文物普查时，发现在郑各庄平西府村内仍留有一座古城墙的残垣，还有上写楷书“来薰门”的白玉匾额。城墙外是护城河，东、南、西三面护城河基本保留。2006年该村施工时又出土一口鎏金铜井圈，制作相当精美，依然能清晰地看到井口雕刻的云龙，威严之气魄，不失皇家风范。

郑各庄平西府村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在北京5号线地铁终点天通苑北站再往北行一站地，地名为平西府，有“533路”等数条公交车在此设站。由此站西行里许，便可见一座雕梁画栋的建筑群，此处便是近年来由村民修筑起来的集体企业—温都水城。打开这里的地图看，此地为平西府村。据此地老人讲，这温泉所在就是当年的平西王府。这就奇怪了，清初只有叛将吴三桂被封为平西王，而吴三桂从没有在北京开过府，叫此王府称谓，可算是驴头马嘴绝对对不上号。崇年先生为弄清这个问题。在赴台湾讲学的过程中，多次去台北故宫博物院查询大陆没有的满文资料，与该院的周功鑫院长及冯明珠副院长交朋友，并为该院讲述康熙和雍正两朝的历史，因此得以多次查阅康熙和雍正两朝的满文档案。方看到康熙六十年（1721年）建造郑家庄行宫与王府工程郎中尚之勋等满文《奏报郑家庄行宫用银数折》，折中奏道：“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内，为在郑家庄地方营建行宫、王府、城垣及城楼、兵丁住房……”可见此处不但曾建王府，还建过皇帝的行宫。崇年先生从台湾返京后，又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郭美兰研究员的帮助下，查阅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此项工程清宫的满文档案奏折。译文为“清郑家庄行宫与王府等工程，于康熙五十七年开始动工……”“共计建筑住房当在一千一百六十四间”。经过崇年先生如此辛苦努力，谜团终于解开，水落而石出。原来这里曾修筑成康熙皇帝的行宫。这是板上钉钉，毫无问题了，那么又是给哪一位王爷修建王府呢？人们都知道北京二环路以外，从没有任何王爷的王府。后又经崇年先生反复研读资料：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清圣祖实录》载：“朕因思郑家庄里已盖设王府及其兵丁住房，欲令阿哥一人往住……”是让哪一个阿哥去住呢？康熙也没有说。但又是崇年学长据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查满文档案中记载，又查到《朝鲜李朝实录》载，康熙帝临殁时的遗言：“废太子（胤礽）、皇长子（胤禔）性行不顺，依前拘囚，丰其衣食，以终其身。废太子第二子（弘晳）朕所钟爱，其特封为亲王。”这说明，胤礽虽被康熙两立两废，但父子舐犊情深，故此这位老皇帝，才在临终时留下这样不寻常的遗言，从而也便毫无疑问地说明该王府理应为废太子胤礽之第二子弘皙的理王府。

郑家庄王府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七月始建，到康熙六十年建成。康熙皇帝在行宫住过一天，而于康熙六十一年即病逝。雍正继位后，于雍正初年便按照其父康熙皇帝的遗言，封二阿哥（胤礽）子弘皙为多罗理郡王，并在数月后，雍正又下旨“……今弘皙既已封王，令伊率领子弟，于彼居住，甚为妥协……”弘皙于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1723年10月18日）乔迁郑家（各，“家”与“各”通用）庄，于是这里便正式成为弘皙的理王府。但十五年后，清乾隆四年（1739年），乾隆还是对弘皙不放心，怀疑他有阴谋不轨的行为，对弘皙作出革除王爵迁出郑家（各）王府的处理。又经二十几年，乾隆令看守王府的数百八旗兵丁全部调往福州当差，亲属整户跟随。于是王府尽数迁出，人走房空，最后“其空闲房屋，毁仓空地”。但是偌大王府岂能没有留有痕迹，已出土的残破的城墙，匾额以及护城河、金井……说明有清一代，只有郑各庄王府是皇宫与王府同在一处的。否则，哪个王府能够设备有城墙、护城河、金井等只有皇帝才能有的设施？再有，头些年，崇年学长去福州讲学，会后，尽管大家都已散去，但尚有10余人，围着崇年先生问长问短，而且所讲之话都是北京口音。学长觉得很奇怪，便问他们怎么说这样一口京片子？这些人说道，他们都是过去从北京来的八旗驻军的后代。大学长一想，说不定就是当年看守理王府，后来因为弘晳被革爵而迁出京城去往福州的那些兵丁的后代。一代传一代，所以到今天，仍能保持北京的京音。当崇年学长和我讲这一段故事的时候，神情也不免有些激动。沧海桑田，三四百年过去了，这些当年迁出北京的八旗兵丁的后代，今天依然生活在福州，生活在今天幸福的新时代，也不枉他们历尽艰辛、长途跋涉，如今虽在闽地，却也过上了好生活。

诸事皆已明白，最后我问崇年先生：为什么这个地方又叫成了平西府了呢？学长又笑答：原来平西府为弘皙府的谐音。平西与弘皙发音极为近似，平西通俗易记，弘晳字难认，读起来又拗口，故久而久之以讹传讹，弘皙府叫白了便变成了平西府了。年深日久，这个地名也就不用再改了。

永和谨记：为了这个皇宫和王府。崇年先生用尽“心力”，终于把这桩公案弄得一清二楚。说来这与我还有些关系。我的女儿张田，曾随崇年老师一起到平西府村那个温都水城踏勘故址，聆听那里的领导和老乡讲出土文物情况而受益匪浅。后又经崇年老师亲自指导，遂写成《北京平西府从无有平西王》一文。而我原在平西府有一个工作室，每次去工作都要在平西府车站下车。我一直弄不清这个平西府是怎么回事儿，现在终于弄明白了，原来是弘皙府，这也可以算作一段学人佳话。

最后崇年学长又说到这个合力。学长最后讲合力“无论在什么时候，要做成一件事，往往不是凭一个人的力量能够做成的。”他面容严肃，意味深长地说，“小的时候我最爱吃家乡的千人糕。现在想一想这个千人糕要经过多少人的努力，才能够付诸实现做成这个糕。首先要由农民种麦子、收获后再磨成白面，做成这糕还需要植物油、蔗糖等调合面粉，最后再经由技术人员的手艺，方能制成这个好吃好下咽的千人糕。”接着，崇年先生又讲了一段数百年来一直为人传颂的佳话。

话说清代康雍年间有一位读书人，江苏金坛人蒋衡，此人是个老贡生，科考场屋多年不利，但他并不想撂挑子什么也不做了，他是一位书法家，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有一年他旅游到西安碑林，看到字迹不同的石刻的经文，他便产生了一种要重新书写《十三经》的念头。于是他下决心去到扬州的琼花观住下来，从此便在此庙里以楷书书写《十三经》。他心无旁骛，每天坚持抄写，这样夜以继日。抄写了十二年。《清史稿·蒋衡传》这样写道：“键户十二年，写十三经”。也就是关上门，抄写《十三经》，终于把这个大工程完成了。继之，需要合力了。扬州大盐商马曰琯知道这事了，出资二千锾，合白银二千两，蒋衡得以把抄写的《十三经》装裱成三百册、五十函。乾隆时的名臣，江南河道总督高斌又知道这件事了，就把这装裱成册的《十三经》呈上给乾隆皇帝御览。弘历看后非常高兴，先将这装裱成册的《十三经》藏于大内懋勤殿。后来又下旨，将这抄写的《十三经》刻于石上，摆放于太学之内。现在蒋衡这手抄的《十三经》，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崇年学长笑着对我说，你看看这样一桩事情，如果光凭着蒋衡一个人的奋笔疾书，再豁出性命也难以完成这伟大的系列工程。这就是合力的结果。

永和按：崇年学长为我出版的传记文学《王致和》写的前言中道：“人生道路，千条万条；哪条通达，就走哪条。”而要想通达，四个力似乎缺一不可。阎老师在大学或中学讲这段故事，往往能得到阵阵热烈的掌声，莘莘学子明白了，人生之路多条，不仅仅是上大学，甚至最后博得一个硕士、博士、博士后这样的一条路。人生的路，千条万条，宽阔的很呐……灿烂辉煌的许多条路在等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