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顺天府志校注本阅读感受

郗志群

【题记与作者】

本文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著名文献学家、北京史学家郗志群教授所作，作者有《历史北京》《松漠纪行——燕北地区农牧交错带文化遗产考察报告》《河洛源流——赣闽粤古移民文化遗产报告》等专著。此文刊载于中华书局《书品》2010年第一辑。收入本集时作者略有文字改动。

2009年6月，阎崇年先生校注的、清张吉午纂修的《康熙顺天府志》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被阎崇年先生认定的“世间孤本”，在经历320多年的秘籍流传后与读者见面了，这实在是一件嘉惠史林的好事。同时，对于阎先生多年来对该书的版本寻证和点校注释，也应致以敬意。

通读此书，在三个方面感受较多，谨略述于下。

一、史料丰富，版本珍贵。北京作为千年古都，历史上留下了相当丰富的地方志史料。据谭烈飞《北京方志提要》记载，现存的旧编地方志就有91种之多，时代从元朝直到民国。其中在明清顺天府时期，曾先后官修了永乐、万历、康熙、光绪四种《顺天府志》，时间段也恰好分别位于明早期和明晚期、清早期和清晚期。但是由于《（永乐）顺天府志》已残佚，仅有辑本，而《（万历）顺天府志》“书止六卷，甚为简略”（缪荃孙语），由此更显现出《康熙顺天府志》承上启下的作用。

作为官方修编的志书，八卷本的《康熙顺天府志》资料丰富，有着其他官、私史料所不能替代的价值。例如卷二有一段对清初北京城墙的描述：“甲申，毁于流寇者什九，惟正阳门内二楼岿然独存。自我皇清定鼎以来，次第修理，乃复旧观。”虽然站在不同的立场，这里将北京城毁坏的责任全部归结为李自成起义军，但是由此也不难看出，北京城墙在明清之际的损毁程度是相当严重的。并且关于大顺政权对于北京城的破坏，历史上尚存在着不少的争论，这里的表述，也不失为一个参考。

另外，正如阎先生在《张吉午与〈康熙顺天府志〉》中指出的，本书对于清初的六大弊政有着很翔实的反映。卷四《食货·田赋》中记载，宛平县原额民屯地有“三千二百七十二顷五十六亩五分三厘”，而“除圈丈、投充带去地亩外”，再加上“拨剩香火等地”，也仅仅剩下“一千四百四十五顷八十七亩五分四厘”，其纳税田产减少了一半。而在编丁口也减少了近3000人。而良乡县更甚：“除圈丈、投充带去地亩，本县实在民地无”，香河县同样“除圈丈无遗”。作为一府的知府，张吉午深知北京地区圈地、投充的弊病，所以曾上书《请停圈民地疏》，希望朝廷停止圈地投充。

这些特定时期的特定史料，在《（光绪）顺天府志》中都是没有记载的。所以说，《康熙顺天府志》的点校出版，在史料的保存与流布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为研究明清之际以及清初的北京地方史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鉴于《康熙顺天府志》的史料意义，很多北京史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它的价值。王灿炽《燕都古籍考》中曾有记述：“此书全国仅存一部，为海内孤本。……乾隆间编《四库全书总目》、光绪间纂修《顺天府志》均未著录，可知此书久藏秘阁，知者极少。”并希望及时整理出版。

阎崇年先生早年进行北京史研究时发现了此书，并深知其不可替代性，便开始留心于版本的搜集查找。史学研究向来是“证有易，证无难”，要证明存于国图善本部的《康熙顺天府志》为孤本，确实十分不易。为此，阎先生在工作中留心于此，在海外访学时也不忘时时察访，在国内外主要的保存中国古籍的文库和图书馆中都没有找到其他版本。

在整理中，阎先生还逐步考证了《康熙顺天府志》的成书过程和纂修者张吉午的背景经历，发表了《张吉午与〈康熙顺天府志〉》（《文史》第四十七辑，1997年）、《论〈康熙顺天府志〉》（《故宫学刊》2004年总第一辑）等文章。理清了本书的来龙去脉，并且对本书的史料价值和时代特点，对其中录入的当时奏疏的意义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充分的准备。

校注出版孤本古籍在版本流传上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尤其是对于这样一本史料价值颇高的古籍。可以说，此书的校注出版不但方便了读者的阅读研究，并且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有版本的信息，这在古籍整理、保护和利用上无疑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https://www.xing528.com)

二、校勘细微，考证精当。我们在进行古籍整理校勘工作时，一般都遵循着陈垣先生提出的“校勘四法”。由于本书为孤本，故而无法进行对校。但是在本校、他校和理校方面，本书都可谓是相当精彩的。

作为一直致力于北京史研究的学者，阎先生在相关史料的认知方面有着相当厚实的基础。如在卷二《地理》中，他就细心地发现了正文所谓“金大和中”的年号存在问题，并将其改为“泰和”；再如在卷六《政事》中，原文有记载：“朱永昌，辽东辽阳曲卫人”，阎先生则指出，明末清初辽东辽阳是没有“曲卫”的，纠正了原书记载的偏差。

此外，在原书的史实记载失误这一问题上，阎先生也作了细致的纠谬。如卷七《人物》中，有“太后薨时，崇祯甫四龄”之语。此言粗看之下并无不妥，但却与《明史·后妃传》“帝五岁，失太后”的记载不符，阎先生发现了不同并且予以指出。再如原书在记载刘文炳时，将其叔继祖误记为其父，并且将其弟“文燿”之名误作“文耀”，阎先生根据《明史》记载将其一一指出，并对原书做了改正。

阎先生还在很多部分参照其他相关史料进行比对，对此部分内容进行整体的匡谬。如其《食货·田赋》一部分就参照了《（万历）顺天府志》，对其中一些明显失实的数字作了改正；《政事·历官》一部分与《（万历）顺天府志》作对比，把其中人名的出入一一匡正；而同样在此部分核对了《明清进士题名录》，也从中发现了一些问题。

本书的理校也是细致入微的，如在卷三中，曾出现“康熙乙酉年”，但是据阎先生考证，本书的截稿时间是康熙二十三年，而“康熙乙酉年”则是康熙四十四年。所以根据上下文的推理，这里的“乙酉”，可能是“己酉”的误写。

本书的整理工作还有一点非常值得肯定和学习，就是在校勘的同时有很多注释和考证。点校者旁征博引，结合了多年史学研究的心得。可以说，本书的一大亮点就是对史实的考证，和对一些史料的深入解释。

粗略的统计，本书大小考证就有近百处，其中涉及了历史地理、经典古籍、历史事件等各方面的内容。如卷二中注释四十三对“燕京八景”的解释中，就以《日下旧闻考》为基础，参考了《元一统志》和乾隆御制诗，文字精炼详实。此外，如对北京两条高梁河的说明、妙应寺白塔的源流考证、顺天府不同时期所领州县的梳理等内容，都是很有学术价值的。

另外，本书在注释中对一些著名事件、人物、景观和官职都有着重标注，并且大多援引史料，使得读者在理解本书时更加方便。

三、对北京史研究的意义和启示。近年来，随着北京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北京史的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高潮。一方面，表现北京城市历史、城市景观、风土人情的新书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很多一手史志笔记也被重新校勘出版。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不难发现，在地方志的整理出版上，我们还存在着不少的空缺。

北京历史上比较全面的地方志书，一般来说以五部最为主要，即《（永乐）顺天府志》《（万历）顺天府志》《康熙顺天府志》《（光绪）顺天府志》和日伪时期的《北京市志稿》。随着此次《康熙顺天府志》的出版，这五部志书都已出版面世。不过，稍有不便的是其中的《（万历）顺天府志》还没有点校本出版。此外，北京地区府以下的各个州县也存在着相当丰富的志书，但是现在已经点校出版的——如《光绪昌平州志》《昌平外志》《康熙大兴县志》等，可谓凤毛麟角。所以说，在一手史料的发掘、整理、点校、出版上，真的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说过：“古书传习愈希者，其传抄踵刻讹谬愈甚，驯致不可读，而其书以废。”所以校勘因其存正史料，虽为小学，但确系为史之人的基本。阎崇年先生此次点校《康熙顺天府志》，一方面使得明清时期的《顺天府志》得以全部付梓，形成系列，为北京史的研究带来很大便利；另一方面，也启发了我们，北京史研究应该从基础工作做起，着重基础史料的整理和点校，使北京历史上丰富的方志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