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走向统一：《森林帝国》读书笔记

杨海龙

【题记与作者】

《森林帝国》出版后，《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杨海龙先生对阎崇年进行专访，写出评论专文《由合作走向统一—读<森林帝国>》，刊载于该报2019年12月31日。

《森林帝国》是阎崇年在85岁高龄完成的一部原创性史学著作。本书开篇便提出一个历史问题“赫图阿拉之问”——清朝的起点在赫图阿拉，所谓“赫图阿拉之问”即清朝之问——“满族是一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民族，军队也不过十万人，怎么会打败约有一万万人口、一百多万军队的明朝呢？建立清朝并巩固其统治长达二百六十八年，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全书以森林文化的统合作经线，以时间和空间的演变与交合作纬线，按照森林文化统合、演进的轨迹，依据森林文化与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高原文化、海洋文化等碰撞、统合的历史，进行历史与逻辑的阐述，探索满洲—清朝发展的历史与演进，并在结语作出三个方面“赫图阿拉之答”—文化初合，取得政权；文化统合，巩固政权；文化裂分，失去政权。历史表明，中华文明之博大，在于其文化多元；中华文明之绵延，在于其文化统合。所以，“森林帝国”的历史启示：一个国家崛兴和强盛的基本经验是：以文化之“统合”，求国家之“统一”。

作者认为，满洲实现了女真内部的统合，又完成了东北森林文化的统合，继以森林文化为枢纽，实现了中华文明的大统合，建立了后金—清朝。这是清明兴起、统一、鼎盛和延祚的文化根因。

书中还对“文化”与“统合”两个关键词进行了细致回答。统而合之，合则大，合则强，合则兴，合则安。这应是森林帝国从赫图阿拉走向辽河，走进山海关，走入中原，最后走向统合全中华的历史逻辑。作者认为，中华文明史上产生过的农耕帝国、草原帝国和森林帝国三种形态，其共同特征是以某一文化形态为纽带，实现文化的多元一统。

关于文化统合，作者认为从森林文化走出来的满洲统治集团，善于利用政治、文化、宗教等政策，逐渐统合农耕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以及海洋文化，使得各种文化类型既能够和而不同、各自得到发展，又能够互通有无、促进多元文化共同发展，最终汇聚成为中华文明，各文化类型的族群最终凝聚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统。(www.xing528.com)

全书以森林文化为主线，在叙说肃慎至满洲历史演进过程中，时时处处指出森林文化的表现、作用以及与其他文化形态的关系，从而写出3000年森林文化族群发展简史。作者试图澄清两个认识误区：第一，认为中华文明只有一种文化形态；第二，认为文化统合就是文化征服或文化同化。作者认为中华文明发展的宝贵经验在于两个字——“合”与“一”，实现中华文化多元统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统一。

书中提出的森林文化的“统合”具有三种内涵：一是文化观念上的“合”，就是合的理念、合的思维；二是治理政事的手段，即为一种治术；三是智慧形成的力量，运用到政治上，收到预期的效果。在论说森林文化形态中，他还特别关注森林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差异，强调“古代东北地域不是牧区、游牧经济、草原文化，而是林区、渔猎经济、森林文化。森林文化自远古发育，绵延不绝，发展不断，为后来森林帝国做出历史积淀”。

作者认为森林文化的族群居民有着注重协作的性格特征，因为“狩猎一般是围猎，从四面八方围堵捕获猎物，必须协同合作”。他进一步比较农耕、草原、高原、海洋、森林五种文化形态的劳作方法，虽然都是以“户”为单位的个体经济，但森林文化的生产者不同于其他民众，他们狩猎中的“围猎”，也叫“合围”，特点是“合”。后金、清朝的八旗组织源于“围猎”。“合”是森林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森林文化的部民重“合”，就是注重统合。

书中对森林文化的内涵，森林文化与其他文化关系等都做出了颇有建树的阐释。

本书着重探讨的森林文化，孕育了满洲－通古斯语族诸民族，造就了渤海、金朝、清朝等政权，而清朝更是充分利用森林文化，统合其他文化，建立了对全国的统治，作者称之为“森林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