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鼎盛及长期维系统治归因于统合文化

阎崇年将清朝国祚绵延归结为：清朝定都北京后，经过“康乾之治”的文化统合，即以森林文化为纽带，统合农耕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及海洋文化，建立多元一统的中华文明帝国。满洲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占据主导或主流地位，清帝成为中华共主，取得了巩固的地位。他着重讲解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历史。

清朝在中央皇权体制下，以森林文化形态为主导统合其他文化形态，采用传统和创新结合的区域行政管理制度，即在各个地区，依据当地传统的治理方式、经济形态、文化习俗，施行相应的管理体制。在东北林区，先后设置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实行军府制、府县制、部落制，进行有效管辖。“中原汉族地区社会安定，森林文化同农耕文化统合取得成效”，继续明朝传统，实行行省制，以州县官牧民。在牧区，匈奴—蒙古是历代帝制社会难解的问题。清执政者经过“三祖三宗”六代一个半世纪，把蒙古问题解决。在亚洲地区的蒙古全部归属清朝，实现了对草原文化的统合。在高原区，通过册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重教尊俗、在藏驻军、设驻藏大臣，并依法执行《西藏善后章程》等，对高原文化统合，亦有明显之成效。在海洋区，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设府置县，科举取士，

后设立台湾省。清盛时从黑龙江入海口、库页岛（萨哈林岛），沿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直到曾母暗沙，实现海洋文化统合。书中所述五个文化圈，占当时全国人口的90%、土地的90%以上。总之，清廷依靠“文化统合”而得以国祚绵延268年。（第196—198页）(www.xing528.com)

对于清朝的行政管理体制，笔者与阎崇年有相同的见解，不妨补充他的观点。笔者在2010年发表的《清代的历史特点》一文中认为，清朝“在民族地区实行多种体制”：

在蒙古地区实行旗盟制，清朝考虑到蒙古族领主社会具体情况，实行旗盟制度，由中央任命盟长、旗札萨克，使之按照中央法规行政，直属于中央理藩院。这一制度同满蒙联姻一起，成功地处理与蒙古人的关系，使历史上长期不能解决的“北患”问题消失了，不仅如此，清朝形成以满蒙为基干的统治集团，令蒙古始终是满洲的助力，军事方面，从入关时的从征，到镇压太平军、捻军，均起重要作用。在西藏实行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共治，尊重喇嘛教及其领袖，实行中央政府代表与民族地方首领共同治理的原则，由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此种制度在清朝灭亡之后仍有所延续。在东北满人故乡实行驻防将军制，设置奉天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实行旗民分治办法，由副都统管理旗人，府州县辖治汉民。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方针，由元代的改土酋为土司制，到清代的改土司为流官，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治理得以实现。在新疆维族地区，实行领主制的伯克制度，但不得世袭。在中原大地，设立行省，中央政府直接治理。总之，清朝实行多种体制的行政管理制度——郡县制、盟旗制、驻藏大臣制、驻防将军制、伯克制、驻防都统制，多种体制，均受中央政府管理，特别是在主权方面，如在西藏驻军，对外事务由驻藏大臣与达赖商定。造成多民族国家长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