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御窑的历史，既要重器，也要重道；既应重物，更应重人。阎崇年说，“御窑瓷器，重在得人，‘瓷神’唐英是其英杰。”
唐英生活的康熙、雍正、乾隆时代，中国瓷器既处于中国瓷器史上的高峰，也处于瓷器史上的顶端。他不仅是中国御窑千年第一人，而且是世界陶瓷史上一大家。
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帝命“唐英着内务府员外侍郎衔，驻景德镇御窑厂，佐理陶务，充驻御窑厂协理官”。这一年，他47岁，于瓷器烧造，“茫然不晓，日唯诺于工匠之意者，惴惴焉，惟辱命误公之是惧”。
阎崇年说，唐英于陶务是外行，一般外行管内行，要么以行政权力去压制，要么“向之唯诺于工匠意旨”，即使有虚心求教不耻下问的人，也至多是通过层层上报了解些皮毛。“但是，做事牢靠的唐英，很快就展示出他的务实之风。”
唐英曾有这样一段自述：“用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食息者三年”。苦学三年，他做到“四不、四同、四学、四会”，很快就由一个外行变成一个内行，“因于泥土、釉料、坯胎、窑火诸务，研究探讨，往往得心应手。”(www.xing528.com)
在阎崇年看来，唐英的这些做法，值得从政官员好好学习。所谓“四不、四同、四学、四会”：第一，闭门谢客，“四不”——不应酬、不唱和、不访客、不出游；第二，放下架子，“四同”——与工匠同吃饭、同劳作、同聊天、同休息；第三，钻研业务，“四学”——学窑务、学管理、学技术、学瓷艺；第四，成为内行，“四会”——会制胎、会釉料、会彩画、会窑火。
“作为内务府官员，唐英躬下身来，向工匠学习，变外行为内行，实在难得，实为可贵。”阎崇年介绍，唐英督陶烧造的瓷器，既仿古集成，又采今创新。最重要的是，他编写的《陶冶图说》是中国古文献中第一本完整记录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历史文献；他制定的《烧造瓷器则例章程》，于两百年前就实施成本核算，观念超前，制度完备，切实可行，贡献斐然。
“真清真白阶前雪，奇富奇贫架上书。”唐英的人生，任劳任怨，不损公肥私；既有论著又懂工艺，既长文史又善书画，既为官员又做工匠。其清廉情操，其敬业精神，其创新践行，堪称榜样，百世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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