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 瓷器文化，艺术与中外交流史

艾江涛

【题记与作者】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艾江涛先生对阎崇年的专访稿。文稿登载于该刊2017年第22期。艾江涛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现为《三联生活周刊》主任记者。

历史学家阎崇年，最初选择明清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部分原因正因为明清历史文物多半集中在北京。“历史，一个文，一个物”，在过去60年间，关于明清历史的图书档案资料，翻得太多了，阎崇年开始将关注点转移到器物层面。

转移的契机，是2010—2012年《大故宫》前三部的研究和写作，以及随后在《百家讲坛》的讲述。那段时间，阎崇年频繁出入故宫，研究宫廷建筑与器物，用他一次答记者的话说，从小到现在他去了故宫怎么也有1000次以上。在对器物的不断观摩与研究中，瓷器逐渐进入了他的视野：“器物里头，家具，老百姓一般不能搬到自己家里；丝绸，过两三百年基本就不行了；只有瓷器，1000年光彩如新。2007年，南宋初年沉船‘南海一号’打捞出水的时候，里面有的瓷器还和新的一样。”

不仅如此，深入接触瓷器后，阎崇年感受到瓷器不仅包含文化、艺术、哲学，本身还蕴藏着一部中外交流史。不用说法王路易十四和美国总统华盛顿这样的瓷器发烧友，让他吃惊的是，在非洲，竟然也有整扇用元青花碎片作为装饰的大门。

阎崇年的这些思考与研究，最终汇集为著作《御窑千年》及近期播出的《百家讲坛》同名讲座。作为对“重道轻器、厚理薄技”文化传统的一种反拨向思考的回应，阎崇年选取代表瓷器最高技术水平、最高艺术水准、最大投资和最高管理水平的御窑为研究和写作重点，试图换个角度看历史，“从文化看瓷器，从瓷器看文化”。

三联生活周刊：与之前的历史研究相比，从瓷器的角度切入，有什么独特的体会与发现？

阎崇年：从文献准备来说，这段历史我还大体了解，器物方面，我需要补补课。我大概看了100多本与瓷器有关的书，还有许多相关资料。一边学习一边写，我的心态是先做一个瓷器艺术的欣赏者，文化的学习者，然后把心得与大家分享。

从文化看瓷器，是从宏观到微观；从瓷器看文化，是从微观到宏观，两种视角都有。我举一个例子，明朝洪武年间的瓷器尚“红”，搞瓷器的专家只讲怎么红，没有更多解释。其实，皇帝的性格爱好、文化素养与御窑瓷器有直接关系。朱元璋为什么喜欢红色？就像我在书里分析过的，有几个原因：如因为他是红巾军，喜欢红色；明朝国号“明”，左为“日”，右为“月”，均尚红；另外他采纳大臣意见：“历代异尚。夏黑，商白，周赤，秦黑，汉赤，唐服饰黄、旗帜赤。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服饰所尚，于赤为宜”，定红色为国色。这中间还闹过一个笑话。永乐帝继位之后，汉大臣穿红色衣服，部分原蒙古大臣穿白色衣服上朝。汉人办丧事时才穿白衣，旁边人赶紧说：新朝尚红，得换成红色。

再比如，我分析明朝成化年间的瓷器特点，鸡缸杯为什么那么小，色彩带有女人味？成化斗彩鸡缸杯，一个小，一个薄，一个艳，还有一个俏、一个趣，特别是画面有三只小鸡依偎母鸡，比较偏女性特点。我注意到成化帝朱见深的六个苦难，他在心灵上需要依赖，这时候比他大17岁的宫女万氏就照顾他，两人产生感情，皇帝后来把她纳为贵妃，这段经历影响到御窑瓷器。

过去我们的历史，太概念化了，容易盖掉细节。历史本来是丰富生动的，我们要把这些丰富生动的东西揭示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我的一个阅读体会，一个时代的审美与文化特征会明显反映于瓷器，比如宋人尚简，瓷器主要为纯色的单一颜色。能否从美学或文化角度，梳理一下这条线索？

阎崇年：有美学原因，也有文化原因。瓷器是中国发明的，开始就是陶，拿泥弄一下，拿火一烧就硬了。民国时候包括我们小时候，家里还用陶碗。由于技术和艺术等原因，开始造烧不出颜色，烧不出花来，所以只是按照形状，拿工具在上面刻一个暗花。

我们现在知道，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彩绘瓷器就是元青花。元朝之前，唐三彩不是瓷，是陶。唐代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是单色的。之前瓷器上产生的特殊颜色，属于“窑变”，掌握不了规律，想再烧那种颜色，烧不出来。

我写作前看其他先生关于唐宋以来瓷器史的著作，一个疑问就是，我们为什么特别强调元青花？从全世界来看，元青花都是一个划时代的创新，首次出现彩绘瓷器。为什么到元代才出现这个技艺？因为好的颜料在中亚和西亚，蒙元时期带来的文化交流，把中亚和西亚一种叫“钴”（译名为“苏麻离青”）的矿物质颜料带过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到今天为止，好的青花瓷还是要用马尾松柴窑烧，以达到1300℃的高温。

到了明朝，又创新了。明代以后，能做红颜色等多种颜色釉的瓷器了。明代成化年间出现了“斗彩”，万历年间出现了五彩，实际不止五种颜色。清朝又出现了“珐琅彩”，之后又出了“粉彩”。一个个创新，把艺术与文化往前推进了一个时代。

三联生活周刊：是否这种颜色的丰富，便代表着技艺的逐步进化？

阎崇年：对，每一步都是一个大的创新。比如“斗彩”的特点，就是釉上彩和釉下彩的结合。因为颜料随温度变化不一样，斗彩是在一个白色的胚上，先画蓝颜色，放到炉里1300℃烧。再画其他颜色，再放到窑里以600—800℃的温度烧，就把其他颜色烧出来了。釉下的青花和釉上彩画争奇斗艳。“粉彩”是用一种叫玻璃白的材料涂到瓷胎上，涂了之后再在上面画画。粉彩的瓷器，质地更加细腻，颜色更加粉艳。(www.xing528.com)

珐琅瓷器在清朝康熙年间开始烧成，雍正、乾隆年间达到极致。珐琅是一种特殊的矿物颜料，开始有几种，后来发展到37种，光绿色就有深绿、浅绿、嫩绿等等。珐琅瓷器，瓷胎先在景德镇做好后，再运到皇宫内务府造办处，由宫廷画匠绘画，在宫里低温烧造。为什么不在景德镇做？珐琅彩原料开始是进口的，价钱贵，数量少，珐琅瓷器，实际上是中央与地方的工匠、艺术家与管理者的集体智慧结晶。

三联生活周刊：反过来看，瓷器本身如何体现那个时代的文化特点？

阎崇年：文化与瓷器，瓷器与文化，相互关照，不能空说文化，得对应到瓷器；也不能就瓷器论瓷器，那是陶瓷专家的事情。

瓷器折射时代变迁，皇朝兴旺和没落的时候，瓷器是不一样的。你看清宣统最后一个瓷器，就成这样了，打死也烧不出乾隆时期的瓷器。只有皇朝鼎盛，经费可以支撑，文化达到高峰，才能烧出乾隆朝那样集历代陶瓷技艺大成的“瓷母”。与明朝时的一个罐子相比，乾隆的蛐蛐罐，完全模仿了他青年时期诗集《乐善堂全集》带织锦的线装书函，上面还有仿石质拱形纽印章和圆形印泥盒，里面则是虫食槽和可以发出叫声的孔洞等机关，本来是一个喂养鸣虫的笼子，创烧成一件既能养鸣虫，又能做文房陈设的精美瓷器。历代的蝈蝈笼都是圆的，怎么想到这了？独出心裁，这就是创新啊。

总结起来，乾隆朝瓷器的特点是“华缛”。乾隆时期，国家富了，钱库里钱花不完，又太平不打仗，变着法儿玩。特别是瓷母最难，我给它一层层分析，一共分析了16层纹饰。这件瓷器是12面开光，每面都要设计，出一点问题都前功尽弃。

康熙朝瓷器的特点，是“恢弘博大”。用《清史稿》的话说，康熙帝“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在清太祖、太宗、顺治三朝基业的基础上，康熙帝把中原完全巩固下来，同时开疆拓土，让清朝变成一个疆域达1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这么一个人物，在瓷器上怎么反映他的特点。我总结了两个字“恢弘”。康熙朝的瓷器，我们就拿青花万寿尊来说，上面写了一万个寿字，而且没有一个雷同。除非社会安定的盛世，才能有这种自信。朝不保夕的时候，哪能考虑到这些细节？

雍正朝瓷器的特点两个字：雅致。细致到什么程度？比如这一对瓷胎画珐琅柳燕图碗，这叫双栖，两只燕子相互关照，好像在说话。底下那个碗上是一只燕啊，怎么双栖呢？原来它在回望另一只燕，等它叼了食往回飞，那只燕子没有画出来，一明一隐。说起雍正的雅，我在书里讲了一个故事。雍正三年（1725年）北京景山内的关帝庙要塑像，关帝衣服上有褶没褶他都关注到了，康熙不会管这些事情。再比如雍正时期的一件青花釉里红松竹梅纹梅瓶，仔细观看竹叶，原来画里藏着一首五言绝句：“竹有擎天势，苍松耐岁寒。梅花魁万卉，三友四时欢。”这种在传统文化中强调士人风骨的内容，属于比较鼎盛上升的时代。

与之相比，江西高安出土的窖藏元青花高足杯（共九件），其中一件杯内底以青花料书写草书“人生百年长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很显然，这是元朝末年贵族、官员醉生梦死、享乐至上的世风在瓷器艺术上的体现。

三联生活周刊：您在书中特别分析了每个时代的御窑管理政策，请简单梳理一下其重要发展节点对瓷器的影响？

阎崇年：我这本书从三个方面来谈论御窑瓷器：第一是宏观层面，看大文化，了解元青花，必须了解草原文化，了解成吉思汗和他的四大汗国；第二是中观层面，光有大的文化还不行，还得了解管理制度、官员的修养与道德品质；第三才是微观层面，回到工匠和瓷器本身。

景德元年（1004年），北宋真宗皇帝，用皇帝年号命名“景德镇”，是陶瓷史上一个很大的变化。瓷器烧造引起了朝廷的重视。随后设瓷窑博易务，看起来就是一个专门负责陶瓷贸易和税务的机构，但这是开创性的，说明陶瓷产业形成一定规模了，而且国家通过这个机构，能摸清陶瓷业的家底了，窑的数量及产量都登记在案。到元朝有了浮梁磁局，从国家层面集中和强化对制瓷的管理，并奉御董造。浮梁磁局的职责是掌管宫廷、官府瓷器的烧造等事务。到明朝就更具体了，设立御器厂，这既是皇家管理机构，又是御器生产窑厂。

就像我在书里提到的，“御窑”烧造的瓷器，全部属于宫廷。遵照皇帝旨意，宫廷发放官样，御窑照样生产，产品严格验收，入选瓷器运送皇宫，落选瓷器打碎掩埋。总之，御窑管理，从官样、烧成、使用、保管以及落选瓷器处理，都由皇宫严格掌控。御器厂集中了全国优秀的陶瓷工匠，有朝廷特设的画局，负责设计瓷器纹样，又垄断优质原料，花费大量银两烧制精美的御制瓷器。

清朝改为御窑厂，管理制度具体了，定额、核算、验收，每道工序上升到理论，都要照此来做。还包括监陶官员的派遣。凡是强盛王朝，监陶官员都很强势，比如康熙时郎窑的郎廷极，雍正时年窑的年希尧，乾隆时唐窑的唐英，这些人又懂技艺，又懂政治，还懂业务，且有修养。唐英事陶44年，而且一点也不贪，提出与窑工同吃同住同作同息的“四同”，并以“真清真白阶前雪，奇富奇贫架上书”自诩。

三联生活周刊：御窑与民窑的关系是什么？

阎崇年：最开始都是民窑，政府去民窑采购。后来发现不能完全保证，没法投资，直接监督，有时候你需要100个碗，没烧出来也没采购上来，后来就设御窑，直接供应皇家。

凡是烧制官府需要瓷器的，就属于官窑。御窑由内务府直接管理，主要供皇家使用。瓷器太复杂了，各时代各地区的民窑都很多，因为这本书不是瓷器史，无法一一涉及，我只能以最能代表那一时代水平的御窑，作为写作重点。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书的最后部分特别提到了瓷器交流的陆海通路，这条瓷器之路有何特殊意义？

阎崇年：中国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实际上也是瓷器之路，而且与今天的“一带一路”基本上是重合的，因此今天我们重温御窑千年的历史，回望古老而有生机的瓷器之路，对于理解“一带一路”这一关系国家未来和民族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很有裨益的。因此我在这个系列讲座和同名书中，专门讲述了“瓷器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