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瓷器既然是中国古代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自然是应当研究的。
■ 瓷学的研究，就应该视野更加开阔，广泛进行学术交流。
读书周刊：您是历史学家，主要研究清史、满学，很多人看到《御窑千年》后，都会诧异您为何“跨界”研究起了瓷器。
阎崇年：说“跨界”的朋友，一方面对我是关心的，我表示感谢；另一方面则是对“历史学”还不够了解。
历史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人、事和物。人和事大家都了解，但对于物比较陌生，其实衣、食、住、行、车、马、船、轿等，都是历史学研究的内容。还有用，就是用品，如餐具、器物、桌椅、钟鼎、书籍、瓷器等。其中就有瓷器，瓷器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的一项伟大创造，也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一项重大贡献。“瓷器”在英文里叫china，“中国”在英文里也叫China，是同一个词。这些都是历史，所以我研究瓷器，是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并没有“跨界”。
还有，过去一段时期，历史学研究的内容有点偏窄，主要为五个方面，被称作“五朵金花”——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毫无疑问，这五大历史问题都是重要的，也都是历史学应该研究的，但如果历史学仅局限于上述五个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偏窄了一些。
瓷器既然是中国古代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自然是应当研究的。因为受了过去历史学研究内容过窄的影响，所以产生了历史学者研究瓷器文化是不是“跨界”了的问题。
又有，历史学者与陶瓷学者虽然都在研究瓷器，但着眼点、着重点、研究方法都不同，比如瓷器的种类、工艺、器型、特点、纹饰、色釉等属于陶瓷专家研究的范围，而器物演变的历史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则是属于历史学研究的范围。元青花瓷器，为什么出现在元代？为什么是青花白地？为什么能运往中亚、西亚？这些与成吉思汗、四大汗国、蒙古文化等的关系，都属于历史文化方面的问题，历史学者自然是应当加以回答的。
读书周刊：那么，对于“元青花瓷器，为什么出现在元代”这样的问题，您作为历史学家会怎么回答？
阎崇年：明朝、清朝和民国的中国学者，都不知道有元青花瓷器的存在，见了元青花瓷器，或者说是明朝永乐、宣德的，或者说是清朝顺治、康熙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www.xing528.com)
第一个考证两件瓷瓶是元青花瓷器，俗称“大维德瓶”的，是英国学者罗伯特·洛克哈特·霍布森。他于1929年初，在英国《老家具：家居装潢》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题目是《明代以前的青花瓷器：一对写有日期的元代瓷瓶》。这篇文章7页，翻译成汉字约5000字。这是在国际陶瓷学界，第一次报告有元代青花瓷器的存在，这对于陶瓷发展史的研究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第一个考证元青花瓷为一类瓷器的是美国学者约翰·亚历山大·波普，他继霍布森之后，在国际陶瓷学界，第一次证明元青花瓷器并非孤例，而是一大类瓷器。1950年，波普远赴伊朗德黑兰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开始了元青花瓷研究的新发现之旅。波普先到伊朗国家博物馆考察。据伊朗文献记载，公元1611年国王阿巴斯·萨菲，将宫廷珍藏的1162件中国陶瓷，献给阿德比尔清真寺。这批中国瓷器后来大部分由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
这两件事对我是一个启发，瓷学的研究，就应该视野更加开阔，广泛进行学术交流。
阎崇年：我是在以往历史知识积累的基础上，通过查阅历史文献、宫廷档案、拜读学术论文、考察窑址遗迹、参观博物馆藏品和了解烧造瓷器工艺的基础上，先做学生，后做讲说，再出书的。当然，研究中也碰到了很多问题。
《御窑千年》中讲述的瓷器，首先是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江西高安博物馆等院馆所藏的、传承有序的典型瓷器，还有重要考古出土的瓷器。说到考古出土瓷器，如江西高安出土元代窖藏，共有23件元青花瓷器，其中有6 件元青花梅瓶，都带盖，且分别写有汉字“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再次证明元青花瓷器是中国烧造的。
我在上述博物馆里，多次观看瓷器。其中一次是1992年，我作为中国大陆第一批社会科学工作者赴台北出席“海峡两岸清史档案学术研讨会”。会间，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到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背后山洞的文物库房里，看了文物南迁时用铁皮大箱子珍藏的瓷器。每件瓷器，都用丝绵填充，用绸缎包裹；再用丝绸包着，再用绸缎包裹；如此一层一层，而每件包裹瓷器之间，再用丝绵塞隔……一只大箱，装不了几件瓷器。文物南迁，公路水路，辗转搬运，还有日机轰炸，由于文物押运人员非常爱国负责，竟然一件无损。
光有书本知识还不够，我还亲自参加烧造瓷器实践。一件瓷器烧造完成，需要72道工艺。每道工艺，我都或参观考察，或亲手操作，如烧窑点火，熄火开窑，多次到现场，自己动手操作。这些对于我这样一个整天在书斋里做学问的人，实在是个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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