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苦苦求证,猜想终于变成了定论
大部头的著作、多如牛毛的史料、常人接触不到的秘密档案、国外历史记录的整理……不就是一座座富矿吗?阎崇年一头扎了进去。海量阅读,只嫌知道得太少;惜时如命,只嫌日头太短。为了制作更便捷的图书资料检索系统,他五十多岁又开始学计算机。别人说他自讨苦吃,他只觉得乐在其中。
寒来暑往。通过对正反材料的对比阅读和对历史细节问题的分析甄别,阎崇年获得了更为开阔的视野,而他把这些都归结于生性带来的那股子“较真”。
20多年前,北京市昌平区郑各庄,有一座清代建筑群遗址,那里古建遗存比较完整,现在还留有一段护城河,但一直无法判定属于什么朝代。阎崇年曾实地勘察,初步判断此地应属康熙行宫,可是,《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和《康熙起居注册》等文献,均不见记载。为此,阎崇年先后查阅了大量资料,可惜,一无所获。
正当这事悬而未决时,一次台湾讲学之行,峰回路转,打破了迷局。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廷满文秘档,明确记载:昌平郑各庄古建筑群,是康熙兴建的行宫和王府。阎崇年立刻眼前一亮,开心得像个孩子。“因为材料不足,很多历史谜团都无法破解,一旦有了史料,就可以石破天惊,这就是历史的魅力。可以大胆假设, 也可以长久存疑。”(www.xing528.com)
1997年,阎崇年发表了一篇论文——《张吉午与〈康熙顺天府志〉》,论文不算太长,却耗费了他整整20年的心血。20年,他揣着这桩心事,跑遍了中国大陆及港澳台,乃至欧美、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只为求证一个问题: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康熙顺天府志》属于“孤本”。当年,他和北图善本部工作人员提起这个猜想,也只是一种推论。20年苦苦求证,猜想终于变成了定论。
几年后,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当所长时,阎崇年又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那时,国内外有藏学、蒙古学等学科,但没有人把满学作为专门的学科,于是,1989年,阎崇年给有关部门写了书面报告,提出成立满学研究所的想法。接下来的两年,打了多少报告、开了多少座谈会,阎崇年无从计数。直到1991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满学研究所并任所长,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把满族历史、语言、文化合成一个学科来研究的专业的满学研究机构,两年后又成立满学会并任会长,满学研究在国内外渐成气候。
阎崇年总被问到这样的问题:“20年苦苦取证、为新学科孜孜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
回答简单而真诚:“我对历史有感情。”其实很好理解——他所做的一切只是感情的自然流露,没有刻意,一如最初喜爱历史那样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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