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需要两项功夫:一是钻入,二是跳出。这两点阎崇年都做到了。
通过对清史长达半个世纪的精深钻研,阎崇年逐步打通了数千年中国史的任督二脉。在《阎崇年集》收录的一篇论文中,阎崇年提出:在经历了三个千年变局后,可用“森林文化”来概括满人帝国方始登台,而海洋文化的发育迟滞则正是中国晚近时代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为了完成《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这篇文章,阎崇年花了足足三年的时间,其思虑之精深、论证之严谨,由此可见一斑。
在学术圈,中华文化通常被划分为农耕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海洋文化四种类型。长久以来,未有异议。可一心研究清史的阎崇年却发现“这个分类有点不对劲儿”。
“传统上讲,草原文化以游牧为主要特征。然而被划入此类的东北却以渔猎为主。”阎崇年笑着说,中国西北部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东北却是“不见天日”的大森林,二者怎么会是同一种文化类型呢?
古往今来,学术领域很多重大发现都源于对所谓“基本事实”的质疑。
从生出这个质疑开始,翻阅史料,泡图书馆,废寝忘食地思考……阎崇年丝毫不顾自己的高龄,像孩子求索宝藏地图一样,整天沉浸在“寻宝”的世界里。最终通过20年研究,阎崇年穷尽各种史料,提出“森林文化”的概念,并由此追溯数千年中国史,终于冲出了一条全新的线索。(www.xing528.com)
“在商周时代的第一个千年里,主要是中原农耕文化内部的交融,不过森林文化与其已有些许接触。”阎崇年说,在汉唐时代的第二个千年里,主要是中原农耕文化与西北草原文化的交融。不过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反唐,则揭开了东北少数民族登上中原政治舞台的序幕。
毫无疑问,在阎崇年对森林文化研究的谱系中,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千年正是森林文化逐渐主导中华的历史。至此,阎崇年通过三个千年为“森林文化”正了名。
通过确立中华文化的五种类型,阎崇年发现,除了人烟稀少的西南高原文化以外,在另外四种文化中,只有海洋文化未曾主政中原,一直发育迟滞。
阎崇年据此得出结论:农耕、草原、森林等中华文化主体均缺乏海洋文化的基因,因此,海洋文化一直是中国两千年皇朝史上的短板,而这一点则成为后来西方列强从海上打来,中国屡战屡败的重要文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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