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化发展策略：三得一失

在阎崇年看来，“历史学者的责任，既有学术，又有普及，如鸟之双翼，不可偏废。”

2004年起，阎崇年四上央视《百家讲坛》，讲述《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和《大故宫》等四个系列，共188讲（集），讲稿分别成书出版。这种学者以语音、影像、文字三位一体系统传承历史科学，凭借电视、广播、网络进行全球性的中华历史文化传播，不仅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而且被誉为独着“影视史学”的先鞭。

阎崇年治史至今已逾50年，早在上世纪80年代，即开始为清史学界的诸多同仁知晓，是清朝开国史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百家讲坛》的成功，于阎崇年而言不是偶然，而是他几十年厚积薄发将学术成果进行精心转化的结果。冯尔康说，“阎崇年善于把复杂多变的历史，予以精准概括与提炼，让人一听就能心领神会”。

近10年来，被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知晓，阎崇年自谓有“三得一失”。

第一“得”，传承历史的能量增大。“历史学者就是传承历史，不是创造历史。1994年，我出版了一部《袁崇焕研究论集》，只印了200本，到2004年，10年的时间还没卖完，到2014年也还没卖完。这怎么传承？只能是自我欣赏。而2004年之后，随着在大众中知名度的增大，我写的《袁崇焕传》，一开机就是5万册，传承历史的能量自然就随之增大了。”

第二“得”，个人见解提升。“我原来多数时间是在书斋里看文献，现在到各地交流和实际考察的机会多了，个人见解也得到了一定提升。比如，关于萨尔浒大战的研究，我过去完全靠看文献；这几年，我有机会陆续将大战发生的四路行军路线实际走了一遍，把实地考察的材料都写到书里了。这对前人研究是个丰富。史学研究讲‘才、学、识’，看得多了，识就广了。”

第三“得”，了解了群众对历史的看法。“过去我多是和学界同行交流，不了解普通群众对历史的态度。这几年我接触了很多普通读者，其中一些人的‘大汉族’想法非常强烈，让我感到意外。因此，我在研究和宣传相关历史和民族政策的时候，就深感担子更重了。”(www.xing528.com)

社会知名度的不断增加，为阎崇年提供了更丰富的研究条件，使他有机会接触了很多新的史料，在史学方法方面也有了新的拓展，大大促进了他的学术研究。

北京清代的王府都在二环以内，这曾是清史界和北京史界的共识。前几年，有人在昌平郑各庄发现一座王府遗址，有城墙、城砖、护城河，学界都认为不可能。众说纷纭，没有定论。阎崇年考察过之后认为，已有的汉文文献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有从满文文献里找答案。“北京的满文文献我基本都有所了解，没有头绪，只有台湾的没看。恰巧当时台湾学界邀请我去讲学，有机会去查了满文档案，竟然真的找到了线索。其中城墙多厚多高，护城河多长多深，房子的间数，甬道用砖等相关记载都有。台湾方面把档案影印给我，回北京后我又按着这个线索，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找到满文档案，二者完全吻合，问题就解决了。结论是康熙的行宫和废太子允礽之子理亲王的王府，康熙六十年完工，康熙住了三次。”阎崇年为此写了三篇论文，并分别在台湾和北京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得到学界肯定，一桩学术疑案就此水落石出。

一失则是由于社会活动增多，阅读文献的时间相应少了。对此，阎崇年深感遗憾，抓紧各种时间加以弥补。

自己的研究成果得以向越来越多的读者传播，阎崇年一方面感觉心情愉快，一方面认为责任更大，对自己的要求也更严格了。“我上小学一年级时，老师讲桌上放着一把戒尺。我也挨过戒尺的打，左手被打得红肿。后来我心中逐渐凝聚一把无形的戒尺：自诫自勉，惟勤惟慎。我深知，学术成果要经过三道关的检验，即现时的、历史的、国际的。学术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学术地位不是靠什么头衔和光环决定的，而是靠时代、历史和国际之检验并公认其学术成果而确定的。学术研究既要格物求真，不求官、不求权、不求名、不求钱；又要格物求实，不浮躁、不浮夸、不浮浅、不浮华。学者要有学术理想、学术精神、学术苦旅和学术成果，应严肃学术规范和文人操守，净化学术空气。”

“星云大师说，他的愿望是做一个好和尚。我的愿望是在下一个10年里，继续伏枥做一个好一点的历史学者。”八十高龄的阎崇年，对未来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