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档《百家讲坛》栏目、一部《正说清朝十二帝》，让阎崇年从学术圈走近普通百姓。然而，他对北京史的研究，至今仍然很少为公众所知。自曾祖一代便居家京华的“北京情结”，曾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满学所所长的学术背景，使他在清代北京史研究的“一专”之外，还遍览各路学术精英的研究成果。尽管如此，写作《中国古都北京》这本通俗读物，对他来说，却不轻松。
“这本书里写到的所有现存明清古迹，我都亲自实地探察过—坤宁宫萨满教祭祀的大锅，直径多少、深多少？我不仅去看，还带个尺子去量。探察，每每让我们有‘新的发现’—前门箭楼的箭窗有多少？书上有记载，这么简单的问题，会错吗？我们一个个数，书上说的，就是差一个！安定门外的黄寺塔，包括一些著名专家学者都称其为‘清净化域塔’，‘化域’作‘王化外域’讲也解释得通，可没有这个词啊？我们去实地看，当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就用手摸，确认不是‘化域’，而是‘化城’。又去广济寺查《法华经》，终于查到了‘化城’典故的出处。”
“在书里，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看法。比如清代八旗兵驻防北京的方位，有人说是按‘五行’布阵的。努尔哈赤懂‘五行’么？其实，清军入关，一路向南。敌人在南边，攻城略地时自然北面最安全，所以皇帝直属的黄旗在北；东西次之，所以他的两个儿子分掌的白旗、红旗在东西两侧；南边是敌人突围、救兵驰援的必争之地，最为危险，交给了努尔哈赤侄子执掌的蓝旗。方位不同，实际是亲疏有别。驻防北京的八旗兵，不过是延续了过去的传统。”(www.xing528.com)
在《中国古都北京》中，很多看似不起眼的段落，实际上都是从阎崇年先生几百万字的学术成果中萃取而来。与那些靠网上资料拼拼改改，“重在包装”的所谓“文史读物”相比，自有天渊之别。细细品味，读者不难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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