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功能与价值-阎崇年四个方面划分

在回忆刚开始介入《清十二帝疑案》的制作时，阎崇年概括为八个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虽然阎崇年对努尔哈赤的研究最为深入透彻，但还是不敢懈怠。“央视实行末位淘汰，如果我讲得不好，编导还跟着我受连累。”在和栏目的编导多次沟通后，阎崇年选择了一种颇具创新性的方案：既要客观真实，又要好听好看。

此前《百家讲坛》都是每个人讲一讲。《清十二帝疑案》在开始的时候编导也是考虑一位学者讲清朝的一个皇帝，由于阎崇年出版过《努尔哈赤传》，所以他被安排讲努尔哈赤。

2004年5月13日星期六，在中国人民大学多功能厅，阎崇年走上《百家讲坛》，讲《清十二帝疑案》的第一讲“努尔哈赤”。让他没想到的是，就在当天下午当编导们把当天录制的节目剪辑出来后告诉他：“45分钟的片子剪出来后，台里开了个会，说您的这集可以称为范本。”后来在央视编导的要求下，阎崇年将十二帝全部讲完，讲到“康熙”的时候收视率就创下了该栏目的新高。

在长达一年的《清十二帝疑案》节目制作过程中，他停掉了所有的会议和出差，专心致志地投入到节目内容的准备上。期间，阎崇年为每次讲座准备两万字的讲稿，从周一到周四，每天写五千字的文稿，周五串稿子、给家人做试讲，周六再进行一次修改和调整，晚上散步的时候阎先生会一边遛弯儿一边把第二天讲的内容在脑子里过一遍，周日就正式到电视台开讲。周一又开始下一讲的准备，循环往复。

这一年里，看过阎崇年讲座的很多人都成了他节目的忠实“粉丝”。他们中上自90岁的老翁下迄8岁小学生，遍及各行各业。

一位外地孩子的家长给阎崇年来信说，他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平时特别闹，从来都坐不住，老师和家长都一直拿他没有办法，但是，有一天家里电视正好换台换到了《清十二帝疑案》，这孩子坐在电视机前竟然没闹，看下去了。此后，每周六，一到点就安静地看电视，还拿个小本做笔记，包括清朝十二个皇帝的名字、年号、生卒年月、陵寝等等都能够一一背下来。家长来信感谢阎先生，说孩子现在对学习感兴趣，上课也不再闹了，学习也用功了，连老师也感到奇怪。这位家长说，将来一定要到北京来看阎先生。一次阎崇年乘火车出差，车票买的是上铺，一进车厢，立刻被两个“粉丝”认了出来，并且一定要把自己的下铺换给阎先生，后来一聊天才知道这两位“粉丝”都是军队的师级干部。清华大学教授、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一次见到阎崇年说：“我和爱人都喜欢听您讲。”一位出租车司机在给阎崇年的来信中说，他每天中午12点半赶回家边吃饭边听讲座，晚上下班回家后8点要先睡觉，半夜起来后再看重播，从不耽误。一位喜欢篆刻的观众听阎先生讲了努尔哈赤成功的“四合”因素后，刻了一方印有“四合书屋”四个字的印章，专门送到了阎先生家。(www.xing528.com)

有一件事让阎崇年很受感动。前一段时间他被南京方面邀请去做讲座，事前主办方向读者发两千多张票，不到半个小时就全部发完。可不巧的是，讲座那天的早晨下起了瓢泼大雨，主办方开始担心当天的上座率，在接阎崇年到会场时对他说今天可能不会来什么人了，让阎崇年有些思想准备，但没想到当天会场座无虚席，还有不少人没有座位是站着听的。主办方后来对阎崇年说，幸亏今天下大雨了，要不还不知道来多少人呢！讲座后许多人请阎崇年在书上签名，结果签名从上午11点多一直进行到下午1点。

阎崇年收到过的最长的一封来信有121页36300字，后来，阎崇年在回信的时候回赠对方一本书以示感谢。来信者中年龄最大的有90高龄。阎崇年说读者们其实是很有水平的，任何一点小错误都可能被他们看出来，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中有幅图片，是一张皇帝的诏书，有读者来信说该图下面标注的文字和图片上的内容不符，阎崇年马上翻书去看，由于图上的字迹太小看不清楚，找来放大镜后发现确实是错了。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中曾提到珍妃的哥哥，原来写的是她的胞兄，但珍妃娘家的后人和阎崇年联系，并拿出了自己家的家谱，告诉阎崇年应该是堂兄而不是胞兄，后来阎崇年在重印的时候把这个错误改了过来。

《正说清朝十二帝》这本书第一次只印了5000册，基本上是还没有上市就没有了，第二次还是印了5000册，刚一上市就销售一空。盗版书商看到了其中巨大的市场机会，于是很快盗版书开始大量上市。阎崇年感慨地说，过去他写了20本书，但发行量都很少，能卖到1000册就算不错了，《袁崇焕研究论集》仅卖出不到200册。当时有些书他不要稿费出版社还不太愿意出，而现在已有70多家出版社与阎崇年联系希望与之合作。

阎先生说现在人们对历史学感兴趣了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同时对历史学也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因为历史学的功能是多元的。阎崇年将历史学的功能分为四个方面：第一是学术功能，主要包括学术论文和专著，重在同本行的学者交流。第二是资治功能，读者读完之后，能从中了解、领悟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这个也是很需要的，像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第三是文化功能，历史学者要传承文化，传承历史，要让广大读者了解更多的历史知识，提高文化素质。第四是教化功能，要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祖国、爱历史、爱民族的爱国主义教育，这是历史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