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百年旧书行业弘扬华夏旧书文化

吴永贵黄镇伟

读书人因为喜欢读书的关系，也就连带地喜欢买书和藏书，逛各种新旧书店，便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蠹鱼生涯翰墨缘”，在读书、访书、藏书中，过着自得其乐的人生。那些与书为伍，与书有关的书人书事，多存于他们的文字笔墨间，若肯留心搜集，定然蔚为大观。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徐雁先生是以“秋禾”笔名成名的知名书话书评家，据说如今其名为“江淮雁斋”的书房，藏书多达万余册。其中别树一帜的“书文化文献专藏”，不仅为他在六朝故都博得了藏书家的美名，更为重要的是，他藏而学，学而研，研而著，既述且作，陆续已有十余种著述问世，而且从《秋禾书话》到《苍茫书城》，无不以“书”为名，论书为学，将研与藏作了有机的结合和呼应。

苏东坡诗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说的是读旧书与习学问之间的辅成关系。若把东坡先生的语意，外延到买卖“典坟”的古旧书行业，那么，其与知识阶层的关联性影响，也一定不容低估。徐雁教授近著《中国旧书业百年》（科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取的就是华夏书文化中不为人详论的旧书业，以此为研究视角，多年潜心研讨，居然成书百余万言。读者从这本书取径，不仅可以系统地了解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华夏旧书业的变迁因革，同时也一定能从作者密如针脚的注释引文里，感受到中国书文化的博大精深。

《中国旧书业百年》以九章“弁言”开篇立论，对旧书业与文化学术环境的关系，作了系统而又深入的探讨。其中一再提到这样的史实：旧书业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一直是社会学术、文化、教育、知识生态圈里不曾缺席的重要文化构件。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社会记忆场，荟萃着古今中外的知识学术，养成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香火传人。在古代中国，由于文献交流通道不够宽敞，信息传播技术不甚发达，旧书业长期担负了知识集散枢纽的功能。当近代图书馆事业兴起以后，公共图书馆开始接替旧书肆、新书店，成为权威的"文献信息中心”，但旧书业依然是人们知识来源的重要补给场所，发挥着与图书馆并行不悖的知识传递作用。

正是旧书业对知识成果的集纳和中转，吸引了古往今来的无数文人学者徜徉其间，在乐此不疲的书肆流连中，孕育了知识的吐故纳新、推陈出新和除旧布新，收获了人生的生长、成长乃至长成。鲁迅、钱玄同、胡适、顾颉刚、刘半农、朱自清、郁达夫、郑振铎、朱光潜、李一氓、阿英、田家英、唐弢等大家的名字，之所以在《中国旧书业百年》一书中，屡屡被作者提及，只因他们的文化学术人生从未与旧书业须臾或离。即便如钱定平这样的计算机和语言学专家，其后来的功成名就，也多得益于他小时候逛旧书店买数学旧书而确立了其后主攻专业方向的。

正如现今流行网络对众多年轻人的吸引，并视遨游网海为时尚一样，在过去的知识分子群体中，逛旧书店、淘旧书，也是往昔时尚之一。既为“时尚”，就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本身的实用，它还表现为情趣上的追求、心理上的迷恋，乃至精神上的嗜好。当那些喜买旧书的人津津乐道地把自己那种在他人看来不过是普普通通的购书行为，冠之以“淘”，冠之以“渔”，冠之以“猎”，或冠之以“访”时，我们不难在其不同的用词背后，体会到绵厚的情感投射和痴绝的精神眷恋。

这层境界既难与局外人道出，也是买新书时不易体验得到的，因为正如著作者所总结的那样，由于古旧书那种史料上的差异性、文献上的多元性、版本上的趣味性、品种上的偶遇性和书价上的不确定性，才使爱书人有了与古书和旧书结交为良友、发展为故人的情感基础，才使得看似艰辛、看似琐碎的淘书访书和读书话书生涯，成为人生乐事之一。

著作者虽然在“弁言”中申述，《中国旧书业百年》不以复述百余年来淘书客、藏书家与旧书业结缘为职志，但在字里行间，却对于历代文人学士与旧书业的深情厚谊，往往无可回避。书中对旧书业史料的撷取，许多便直接来源于淘书客和藏书家们时隔多年后的追忆性记述。当我们读到这些直接或间接引用的史料文字时，其不时漫溢出来的掌故魅力和人文辉光，实在令人感动，让人觉得旧书买卖同衣、食、住、行等任何一行的买卖，虽无本质上的不同，却又存在着某种相当明显的差别。

由于文人学士一方的共同参与，以及他们的善于和乐于记述，有关旧书业的史料，不可谓之不多；但与此同时，又由于出自众手，少有系统，这些史料星星点点，散存各处，又不可谓之不杂。幸有著作者“雁斋”书文化书刊专藏在前，又有为该书写作四方搜求征集材料在后，才使得零散的史料，在本书中集点成阵，终成大观。据笔者粗略统计，《中国旧书业百年》仅注释中所征引文献的数量，去其重复，也在千种左右。这其中有作者在《开卷》上刊登广告，以承诺赠送著作的方式搜讨而来的，也有作者奔走于有关旧书铺、图书馆，在故纸堆中以披沙沥金的方式翻检得到的。那些十分珍贵的旧书店书目广告，若没有作者苦心孤诣的“渔"、"猎"、"淘"、"访"，一定还静静地沉睡于尘封之中，不为一般学者所注意。

史料的丰富，带给人们对旧书业史更多感性认识的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著作本身的学术厚度。《中国旧书业百年》系16开本，凡850余页，计107万余言，堪称厚重，然而，一路观读下来，却无冗长之感，犹读长篇书话，款款动人。

著作者长期浸淫于书话随笔的写作，因此，多少也将书话体风格带到了该书的撰述之中。重引用，多转述，文字务求精致，篇章布局讲究匀称美，这些书话体文章所固有的特点，被集大成式地融入到了这部史著的行文与材料组织当中。与现今其他行业史的学术著作相比较，这种著述风格，成为《中国旧书业百年》的鲜明特色之一。(www.xing528.com)

古代中国，士为“四民”之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主流价值观念，构筑了“耕读传家”的读书藏书风气，并沿袭为一种重要的人文传统。长达千余年的中国旧书业，正是依托于这样的一种文化传统，得以绵延发展。然而，迄今为止，尚无一部贯通古今、详具始末的旧书业史问世，实为爱书族人的一大憾事。叶德辉、姜德明等前辈学人曾先后撰文呼吁，强调为厂肆书坊存史立传的重要价值，李文藻、缪荃孙、孙殿起、雷梦水、谢性尧、王钟翰、宗时、周岩等书业内外人士，也曾留下一些专门的至为宝贵的旧书业史料文字，惜乎学理性不强、系统性不够，不足之处所在多有。因此，《中国旧书业百年》的问世，实为我国第一部学术史意义的旧书业断代史，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

《中国旧书业百年》上起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下迄于当代，内容除“弁言”和“后记”夕卜，共分9大篇，分别记述了近代以来燕京和江南旧书业变迁史、书刊厄难史、古旧书刊保护史，以及“拨乱反正”之后我国旧书业陷入困境的原因分析和相应的振兴措施。从全书整体结构来看，有关书厄和古旧书刊保护方面的内容，几占全书一半的篇幅，论述详备，且自成系统。笔者以为，著作者若将这部分内容分离出来，独立刊印，既可使《中国旧书业百年》结构更加紧凑，同时又别为一部现当代书厄史，可继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之后，成为一本新的后续力作。其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自不待言。

燕京和江南一带，素称“文化圣地”，旧书业向来发达。《中国旧书业百年》前两篇，即对此一北一南的旧书业变迁，详道其因革，细述其源流。对老北京的琉璃厂书肆街、隆福寺书肆街、东安市场书摊群、西单商场书铺群以及后来的北京市中国书店，着墨尤多；江南地区的南京、苏州、扬州、杭州、上海等地的旧书业，亦各有专节叙述。

值得称道的是，著作者站在时代历史的高度，将旧书业兴衰与社会治乱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使之对旧书业的历史考察，投射出一道道坎坷的时代文化侧影。沿此思路所展开的中国旧书业百年史，其表现出来的理论深度，由此可见。惜乎作者叙述范围，仅涉及华夏旧书业发达的中心区域，而对天津、西安、福州、成都、长沙等地鲜有道及，从而影响到普通读者对全国旧书业宏观格局的整体把握。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不但在为百年旧书业“存往史”，而且也时刻关注着旧书业的现状，思考着中国旧书业的未来。“百年”之后当如何？

——这又是一个时隐时现、贯串全书的问题。

当性喜淘书者俯首旧书摊的身影，从昔日的“时尚”走向现下的“淡出”；当线装书买卖在上个世纪中叶上演完最后的排场；当1950年代末举国行业的全面“社会主义改造”，最终消弭了中国古旧书业优良的经营传统；当“史无前例”、罄竹难书的“文革书厄”，彻底清仓了中国民间本已有限的古旧书资源；当日本、英国等国的古旧书业同样在新的历史时期，唱起了式微的挽歌，我们不难从行文中一再感受到作者内心深处反复涌现出来的那种抑制不住的悲凉和无奈。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作者对中国旧书业的未来前景已陷入于悲观绝望。相反，正如著作者在“弁言”中所分析的那样，一部书自问世之日起，作为“新书”的身份总是相对短暂，而作为“旧书”的身份却是绝对永恒的；今天的“新书”，必然是明天的“旧书”，当新书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那些曾是“新书”的“旧书”，便在某种历史机遇和文化内涵前提下，不断地被人们所需要和所找寻，旧书业也因之会确凿无疑地存续下来、发展下去。

笔者还注意到，著作者在本书中将“古书”和“旧书”有意作了概念上的区分，推其目的，似乎也是为了说明如下这个无情的事实：传统的线装书作为中国古书的珍稀资源，因货源的枯竭，确已从当前旧书业经营中基本消失，但近现代以来的洋式装订的旧平装书作为旧书，则早已进入旧书交易市场，并将随着时间的后延而趋于珍贵，而其中某些形式和内容兼有价值的旧平装书，必将跃升为倍受后人珍视的“古书”。事实上，民国前期出版的一些新文学版本书和“红色收藏”出版物，成为旧书中的珍品，近年来的市值连续向上攀升，业已预示了这一趋势。

因止匕，当我们读到著作者在书中所说，近年来民间藏书活动的复兴，私营旧书业的复萌，以及网上旧书交易的蓬勃发展的种种信息时，笔者的心情和他感到同样的欣慰，似乎对于当前我国国营古旧书业经营的普遍性衰微，也就不再觉得那么忧心忡忡了。只要有本书著作者以及该书的广大读友在，华夏旧书业看来还是会发展下去以待振兴之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