邃谷老人谈往学不厌枫林唱晚且填词

秋禾

每当收到来新夏先生寄自天津南开园的新著，总有种该立马提笔写一写这个勤奋笔耕的老头儿的冲动。可冲动了好几年就是没有付诸行动，以至于雁斋书橱里积累下来的来自邃谷老人的赠书，眼见着已是书脊挨着书脊地排成班列成队了——积重难返的结果，是连通读一遍的决心都不敢有，遑论开笔评书了。偶然在外场邂逅鹤发童颜的老人家，只是在心中暗唤惭愧，连话都不敢朝那书事上多说。何以故？先生长我约40岁，怕他出口那诙谐的话把自己给“挤”着了：“老朽我把整本书都写出来了，你这‘少壮'连篇文章都写不出来？”

不过存着一分心、欠着一份情也好，这不多年前的一个暑假到合肥访书，居然就在旧书堆里找出了一册宋毓培先生的随笔集《文史杂笔》（黄山书社1997年12月版）。毫不犹豫地把它收入书囊的原因，是因为其中有一篇千字文《心中敬仰的来先生》，它为我提供了来自另一个视角的“形象”。作者回忆说，1962年至1964年来先生担任我班的“历史文选”和“写作”两门课程的教学任务，是我在南开五年学习中任课时间最长的教师之一。先生是浙江萧山人，身材魁梧，善于言谈，而且声音洪亮。他为人谦和，治学严谨，勤于教学，在同学们的心目中是最受尊敬的老师之一。”宋先生总结说：

他授课的重点突出，给我的印象最深，启示亦大。

首先在于他具有极渊博的知识，在课堂上总是旁征博引，给人以丰富的知识享受。有时为了解释一句话或者一个典故的出处，他花去的时间比讲正文要多几倍。我们总是越听越爱听，不停地记录……他的讲授不仅课堂上的学生爱听，连外系的学生有时也被吸引过来，在教室门口的走廊过道上常常挤满了物理系、数学系喜爱文科的学生，他们同样在倾听着先生滔滔不绝的讲授。

先生授课的另一个特点是勤于板书，善于板书，学生们对传授的知识能领会和吸收。他的粉笔字写得极好极快，在我所见到的老师中，还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他的字体遒劲、美观，看到它是一种很好的艺术享受。粉笔在他手里就像使用毛笔那样得心应手，要重则重，要轻则轻。我记得我班有好几个同学常常课后学着来先生练习粉笔字。

宋先生说，还有一点也是他至今所不能忘怀的，那就是来先生当年的表情“虽然显得有点威严，对同学却很和气，和同学们总是打成一片”。

如今推算上去，那时候的来先生其实并不老，不过是我现在这个才过不惑的年龄，可是他就已被学生那样推重了。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第一次在北京的国家机关办公室见到来先生时，相比较我北大系里的那些个教过我们课的老师，似乎显得他要“老”上个一辈半辈的样子，不过步履中威仪犹在，说话时中气十足。

记得他进得门来，便声称找的是我们“办公室”（我当时工作的“国家教育委员会文科教材办公室”，是一个司、厅级单位，我在其下辖的编审一处做一名科员）的主管领导，这话直率得让热情好客的湖南籍女处长好不尴尬，而我们这些处长手下的“小萝卜头”，更在此“声威”之下面面相觑，不敢向前接谈一语。只在心里琢磨着，究竟是何方神仙驾临我们这个，，小庙，，？午间处长的领导来闲话，方知他就是南开大学的图书馆馆长、知名历史学家来新夏教授。

深入一些地认识到来先生的“和气”，是在我次年初夏奉差南开大学以后。

也许我此行叙起了在大学读书时，曾经投书请教他目录学问题的“旧”，十分讲究师道之尊严的来先生，便从此以“小友”相视了——不过这是在时隔近20年后才得知的信息。因为今年初春，他为我的一个随笔集《苍茫书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版）所写的序言中，提到了这件往事。而我记忆深刻的却是，那天下午他热情地邀我到其邃谷观书，顺带在其家便饭小酌的那番情意，以及他自书的《邃谷楼记》和两边的联语：“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探求转深沉。”经过半天的面对面交谈，才知他其实是很善于应酬人安排事的，尤其难得的好处是腹笥丰富，谈吐儒雅，让人如坐春风，或如聆秋籁。

与来先生交往就此多了一些起来。

不过我在国家教育机关人微职低，并没有帮过他的什么忙，有时受人事牵制，甚至连一点排难解忧的作用都发挥不了。但他却不以为忤，曾经提醒我不要身在机关，把自己的那点专业研究“放”了。这对一个刚刚误入似海侯门，四顾茫然正不知此身何寄的小公务员来说，这良言告诫，不啻是汪洋人生中的导航灯塔。且以来先生当时的学术地位和社会阅历，对余后生作此谆谆寄语，我确是心存感激并将之转化为读写动力的。记得他还曾在他当时主持的《津图学刊》上发过我几篇习作，那些东西有的就编进了我的第一部读书随笔集《秋禾书话》之中。

邀请同行专家出席教材编审会，并发表对所评审的教科书初稿的意见，是当年我们机关的主要业务内容。我在机关的几年间，走过多少大学校园，见过多少同行和不同行的学者前辈，由于当时懵懂，不知通过日记来记录人生的经历和感悟，所以至今已是说不清楚那些细节了。

不过还记得当年的一个灵感：1986年7月，我到苏州大学主持由潘树广教授承办的《社会科学文献检索》教材讨论会，忽然就想写一篇《万里寻师问学记》了，写一下我大学毕业两年多来转学多师，并向社会大课堂求知进学的收获。当年那文章若终能写成，那么来先生和潘先生两位正是我心目中要写的对象。换言之，也许正是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在课堂上和校园里学不到的东西，才萌生了写那篇文章的想法。可惜苏州会后便道回乡，一番行色匆匆，灵感也就化为泡沫了。

下决心离开国家机关，调动到南京大学搞业务，也曾征询来先生的意见，他对此是坚决支持的，这当然也添加了我南行的几分毅力几分决心。1989年10月我调入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以后，打拼在岗位，埋首于书堆，向先生请益得少了。直至三年前我回归到专业以后，才在南京、宁波、海宁、嘉兴，尤其是今年5月中旬的天津，有了不少侍座追随并从容问学的机会。

先生虽然退休了好多年，可是文章一篇接一篇地见报，著作一本复一本地上市，尤其是那学问一层摞一层地在腹，文教界岂能把他忘了！于是他仍时常应邀在学术的江湖上走动走动，开开会，讲讲学，看一看，说一说。虽然走路蹒跚起来了，但这两年有新师母焦静宜老师扶持着，也就让人比较放得下心。至于“来老来老，您要老来老来！”的热情乡谈，让旁人听了都感到热乎，更不必说他自己心里的那番受用了。

自从来新夏先生的第一部随笔集《冷眼热心》（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1月版）问世以后，近十年间他的随笔文章已近千篇，先后出版了《路与书》（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7月版）、《依然集》（山西古籍、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2月版）、《枫林唱晚》（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版）、《邃谷谈往》（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3月版）、《且去填词》（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出枥集》（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5月版）、《学不厌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7月版）、《邃谷书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版）等，其中《一苇争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版）、《来新夏书话》（台北学生书店2000年10月版）是他历年随笔作品的自选本；《只眼看人》（东方出版社2004年10月版）则是一部专门的历史人物随笔选。他是珍惜自己的文字如同儿女的，曾经真情流露道：“面对这些如亲生儿女般的篇什，我似乎回归到依然故我的纯真境界”。

在1999年春所写的《衰年变法》一文中，来先生说：

我随着共和国走过了整整半个世纪的漫长路程。这50年，我经历了两个阶段。前30来年，从“忠诚老实”、“三大革命”、“整风”、“反右”、“大跃进”、“四清”，直至''十年动乱"，“运动”不少，我不是当运动员，就是当拉拉队，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特别是1957年“反右”，不少人原本是应邀随便说说，哪知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招来了几十年的灾难。于是慎于言而敏于行，近三十年的大部分光阴就这么度过去了……

80年代，我以花甲之年，进入第二个青春期，看到人们多从心有余悸的状态中逐渐苏醒过来，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经过摸索探求，我找到了随笔这样一种表达形式，于是我开始学写随笔，我要写自己走过的路，读过的书——我读的书不仅是用文字写的书，还读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无字书；我走的路不仅指地理概念的路，也包含拖着沉重脚步，跌跌撞撞走过的人生道路。我将以动乱纷扰后的冷静，写观书、阅世、知人之作。(www.xing528.com)

而上述随笔书目正是其“变法”后的一系列成果，也是一个学人把自己的笔墨回归到知识本体以后，对社会的文化反哺。

2002年春，在来先生八十华诞庆祝之际，以“邃谷弟子敬贺”的名义问世了《邃谷文录》（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这是作者的自选文集，卷首冠以《烟雨平生——我的八十自述》，插图有历年生活和学术活动照片、著述书影选。书分四卷，装订为上、下册。第一卷为“历史学”，第二卷为“方志学，，，第三卷为“图书文献学”，第四卷为“杂著”，编为《邃谷书话》（分藏书、读书、论书、书序、书评、读书笔记六类）和《弢盒随笔》（含心境、世情、益智、人物、萍踪屐痕五辑）两种。附录有《自订学术简谱》。

本书集中展示了来先生此前在上述各领域的代表性成果。他在卷首说明中表示：

《邃谷文录》是我从事历史学、方志学、图书文献学诸方面研究的成果和另一些杂著的自选集。时间跨度是从1941至2000年的六十年间（其中60至8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学术研究几近停顿，形成二十年空白，应说是四十年间）……所收论文和专著是从我全部700余万字著述中，由自己亲加选辑的。自选文集既可以对已往学术工作做一总检阅，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个人思想与观点，或胜于无所不收的“全集”和由他人代选的文集……如果有人指出我的瑕疵，那是让我在垂暮之年获得改正错误的机会，我将非常感谢。

读来先生的随笔，总是能够给人以知识的享受、学识的诱导和见识的启迪。就知识性而言，仅仅其集名就多含典故，破译其书名寓意即为开卷求知一乐，更不必说流淌在全书正文篇章间的真知了；他的文章选题或论史或道今，或评事或品人，总是依托着其丰厚的史学积累，往往言从史出，食古而化，述往足以讽今；更有一层好处，他在笔墨言论间，常常熔铸着自己人生的历练、阅世的心得，因此思路活泼，文风诙谐，出口多莲花，落笔成锦绣。因此，读他的随笔集，不能放过了这种领略汉语言文字丰富魅力的机遇。

读来先生的随笔，必须洞悉作者知识的背景、学识的源泉和见识的根由。凡此，他不乏夫子自道，有关文章中也时有交代之笔。除了讲述家学渊源的《我的祖父》诸篇以外，回忆学府授受、春风化雨的《多谢良师》、《难忘师恩》等文，以及以“一颗种子”、“三点一线”和“十分之八”为小题的一组《书山路忆》，无不显示出他惜缘惜福的情怀。他在《书山路忆》的文末真诚地写道：

如果说，我能从学术上向社会作些微薄的贡献，那是离不开图书馆和馆员朋友们不计功利的帮助的。我应该感谢这种真挚的友情。如果忽视，甚至轻视这点，那是对真挚友情的背弃，是对文化输送渠道的重要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愿从事学术工作的人们首先来爱护图书馆，敬重图书馆员，努力转变社会偏见，公允地评价图书资料工作。

当客观上“三美”并具，参差整合其间的主观因素，则是勤奋和坚韧的个人品质了。来先生在《多谢良师》中说过“勤是治学的不二法门……与勤相连还必须有点坚韧性”之类的话。因为“人生一世，不可能永远是康衢；挫折、逆境往往会使人消沉、颓废、懒散、嗟叹。这样，一二十年的岁月会无形中蹉跎、荒废掉。一旦有所需用，只能瞠目以对，追悔莫及”，他回忆自己就从上世纪60年代起，连续十多年被投闲置散，“但我仍然以一种韧性坚持读和写，即使在‘牛棚'也尽量读点书，写点札记”——这是一个过来人对在路上的新生代的劝勉和忠告，更是诚挚的仁者之言和忠厚的长者之论。因此，读他的随笔集，不能略过了关于作者的人生经历史，尤其是他的“三识”养成史。

读来先生的随笔，还须知“出入法”。他在《读书十法》中说过：“读书是为积累知识，但却不能只入不出”，应该“像蚕那样，吃桑叶吐丝，要为人类文化添砖加瓦……无论什么人都应该把咀嚼汲取到的知识酿成香甜的蜂蜜，发之于言论文章来奉献给当代人或哺育下一代人”。假如说，前述求知求识是“人”的话，那么，从他的勤奋笔耕中汲取到作者博观好学、学以致用的人文精神，便是一种“出”了。再说作者是目录学家，特别重视一部书部类的安排，著述的章法，因此，读他的随笔集，务必先要细观默察其前言后记和目次编排，以便获得通读的纲领，知识的锁钥，此亦是另一种“出”了。

读过了来先生的随笔集，我更相信，自从1946年辅仁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只在书斋里的经史子集中做蠹鱼的书生，而是一个把书里天地、书外世界同等关心着的学人。此外我还相信，自从中国科学院落到南开大学执教起，他就有可能被人认为是一个气骨俱傲的人了。

有人说，人生在世，“傲气不可有，傲骨不可无”。真的要推敲起来，那完全是个伪命题、伪教条。因为“傲气”假如能够被自己的五官都能束缚住，那所谓的“傲骨”必然是缺钙的。“傲气不可有，傲骨不可无”，愚人骗己之语耳！通今博古的来先生大概是不相信这种鬼话的。

然而，不信却是有代价的，是要你自己来买单的，那单上写明了“货名”就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是把双刃剑，但气骨俱傲最是使自己成为社会组织里有争议人物的捷径。

“有争议”使人在一个高度体制化的单位里，往往被压抑遭打击。不过，“气骨俱傲”在人事上的负面影响，完全可能随人在职业岗位上的退下而快速淡出。还其初服，对于一个气骨俱傲者来说，未尝不是好事。于其个人或有壮志未酬、出师不捷之憾，但若能退而治学，愤而著书，却也是文化学术之幸。

有所不信乃是因为有所信。不过此“信”非彼“信”也，乃是学问上的自信。自信亦来自对学术的诚信：刻刻苦苦地研书，严严谨谨地治学，规规矩矩地作文。这样的好习惯，来先生一直坚持着保持下来了，无论是在岗位上忙于公务，还是休致林下邃谷读写，治学成为他生存着的愉悦状态，生命中的有机成分。你看他如何好强？自己悄悄地“学不厌”也就罢了，却还要“一苇争流”于学海！

来先生离休后不久，曾经写过一篇《要耐得美好的寂寞》，不过从那文章里还能够读出“火气”，怎么读都觉得“要耐得”三字中的劝人意味还不如劝己的成分多。林下遂谷的岁月不以人的意志流逝着，终于读到了他在去年早春二月新写的《享受寂寞》，文章已被来先生写成一篇论“寂寞”的智慧美文了，难怪他要用来作为《学不厌集》的“代序”！来先生文章的一大关节点，便是从来都有他这个“我”在里头：

我这一生中曾有过两次寂寞：一次是四十多年前，那是我被排除在“群众队伍”之外的岁月里……在漫漫的多年禁锢日子里，我学而不厌地读了几十种书，恢复和撰写了三部著作。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不自觉地感到寂寞的美好，真正享受了寂寞。

十多年前，我又遇到再一次的寂寞。上一世纪90年代初，我以古稀之年离休家居，刚从热闹场中退出，寂寞真的又来临了。但是，这次的面对，比第一次自觉多多。我并不再感到难耐，而是喜悦。因为寂寞给我腾出了自由的余年，从而我可以回翔于较大的空间，学而不厌地诵读满壁的藏书，也可以在窗前灯下纵笔写作。我可以不被俗务打断而聚深凝思，悠闲地完成那些“半截子工程”，了平生未了之愿，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我更能把一生学而不厌的所得，用随笔的形式，回归民众，反哺民众，这难道不是最幸运的享受？

……如果遇到寂寞，肯走学而不厌的路，会让人感到寂寞并不难耐，寂寞会给人多么美好的享受！

总之，来先生不是那种“百无一用”型的书生，而该是“人情练达”兼“世事洞明”型的，用刻下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学者群里的那种“复合型人才”。他是古典的，更是现代的，他在晚年专注于文史随笔的写作，不过是施其才力之余绪焉。旁人是学不来的，也是想学也学不会的。吾于邃谷老人系列随笔作如是观。

（2005年夏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