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廷铺先生与《古籍珍稀版本知见录》校后记

李雄飞

这是笔者继《清代禁毁书目题注/外一种》后整理的第二部施廷镭先生遗稿了。由于笔者的浅陋寡闻，此前对先生可谓一无所知。但每当展开先生之遗稿，那隽秀工整的字迹一映入眼帘时，似乎总有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异样感觉。冥冥之中，好像与先生神交已久了。《清代禁毁书目题注/外一种》出版后，读过先生冢子施锐（煜华）先生的《前言》，方对先生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施廷铺先生是我国图书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古文献学家。曾用名镜宇，字凤笙，晚号奋生，原籍安徽省休宁县东乡施村。生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光绪末年就读于南洋方言学堂法文班。1917年就职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处。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并很快波及全国。施廷铺先生满怀爱国激情，积极投身到这场革命运动中去。他加入了南京学界联合会，参与游行、宣传等活动，并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分派下，担任文件缮印和联络等工作。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为东南大学，并筹建图书馆。1922年，由于先生对古籍版本目录学的浓厚兴趣，他被调入图书馆从事中文图书编目工作，从此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祖国的图书馆事业。1923年，他曾担任东南大学第4届暑期学校图书馆学组的教员，讲授图书装订等有关课程。1924年，与其他两位同道筹组南京图书馆协会，并任该会干事。1925年，兼任江苏图书馆协会副会长。1929年北上，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担任中文图书分类编目和中文古籍的采购工作。同年成为北平图书馆协会会员。1932年被选为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七七事变”后，他被聘为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目组组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编目股股长。1946年，受吴有训先生之邀，南下任中央大学（南京解放后改为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编目部主任。1961年，升任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1963年，受北京图书馆图书馆专业书籍编辑部聘请为特约编辑，并受邀担任《图书馆》杂志的特约通讯员。1979年，由于他在全国图书馆界所享有的崇高声望，他被选为全国图书馆学会的理事，并被聘为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1980年，江苏省图书馆学会授予他名誉理事的荣誉称号。此外，从1964年至1983年去世前，他一直是江苏省政协委员。

纵观施廷铺先生的人生轨迹，他的一生于文化事业有两大突出贡献：一是对我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所做的许多开拓性的工作。自1922年被调入东南大学图书馆工作开始，直到先生仙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把毕生精力都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他在东南大学时，曾利用暑假开设图书馆学的有关课程，向学生传播和普及图书馆知识；直接参与图书馆的建设，曾参加筹备建立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工作；先后在南京、江苏、北平等地的图书馆协会任职并担任领导工作，为当地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在图书馆学理论的研究方面也有重大贡献，特别是在图书分类方面。1937年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他曾主持了对图书的科学分类工作，并创编了《图书分类法》和《著者号码表》。此分类法被称为“施法”，与当时由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创编的“刘法”并称于一时。据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同行介绍，直到今天，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中文古籍分类仍沿用“施法”。

2005年10月，笔者赴大连参加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26届年会，见到学会秘书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所的顾志华教授。不知顾先生从何处得知笔者正在整理施廷镛先生的遗著（时《古籍珍稀版本知见录》一书已于年初出版），兴奋地对我说，他就是施先生带过的唯一一届研究生中的一位。顾先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据他回忆：1978年，全国招图书馆学专业的研究生共6人，导师除了施廷铺先生，还有武汉大学的彭斐章先生和谢灼华先生。施先生时任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已是85岁高龄，应该是年龄最大的研究生导师了。因施先生年事已高，所以这是他带过的唯一一届研究生。施先生一共招了两名学生，一名是顾先生，另一名是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现在安徽大学信息管理系任教的卢贤中教授。施先生主要给研究生开设《版本学》课程，每周在家授课一次。顾先生说，施先生上课十分认真，面对各种资料，讲起来滔滔不绝，头头是道，每次都是两个小时以上。施先生年纪大了，学生们虽然听得“过瘾”，但怕先生太过劳累，总是劝他多休息。但先生正讲到兴头上，怎么肯停下来。顾先生感言，这段从学经历，使自己获益匪浅。而且正是由于施先生的建议，顾先生研究生毕业后才选择了到华中师范大学任教，而且一直到今天。

二是不遗余力地抢救整理国故。先生是因为对古籍版本目录学怀有极大的兴趣而被调入图书馆工作的，此后一生都致力于古籍整理工作。1925年8月，他被清室善后委员会聘为顾问，清点和整理故宫图书，筹备建立故宫图书馆。故宫博物院成立时，他亲自筹办了故宫藏书展览，并将故宫藏书的调查结果写成《故宫图书记》一文，留下了十分珍贵的资料。在整理昭仁殿藏书时，编撰了《天禄琳琅查存书目》，使许多珍贵的档案文献免于湮没，抢救了大量宝贵的祖国文化遗产。他还对《掌故丛编》第10辑中的《禁书目录》进行了校注。在图书馆工作的几十年里，他所从事的工作也基本没有离开过古籍的采买与编目。他还曾编写了《古籍版本学浅谈》的讲稿，在高校中普及古籍版本学教育。先后主持编印了《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目录甲编一》、《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丛书子目书名索引》、《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旧籍分类目录（初稿）》，对高校图书馆的古籍整理工作做出了很大责献。先生一生勤勉。即便是退休在家，仍笔耕不辍，直到1983年去世。

先生对古籍丛书颇有研究，知见亦广，经眼者逾3000种。先生晚年几乎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对古籍丛书的整理之中，虽年事已高，仍一丝不苟，书稿皆以工楷书成。我国最早的丛书是南宋嘉泰年间俞鼎孙、俞经合辑的《儒学警悟》，只不过它只有丛书之实，然无丛书之名。而要追溯丛书起源，其雏形早在西汉时即已出现了。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所记载的《六经》，实际上就是一种专门性的丛书。“丛书”之名是唐代才有的，如陆龟蒙所著的《丽泽丛书》，但它只有丛书之名，而无丛书之实，是一部阐发闲情逸致的个人笔记。明代，是丛书编纂、刊刻的兴盛时期。到了清代，丛书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特别是乾隆到道光前期的清中期，古籍丛书的编纂、刊刻蔚然成风。与之相适应，有关丛书目录的编制也应运而生了，如顾修所编的《汇刻书目》、傅云龙所编的《续汇刻书目》、杨守敬所编的《丛书举要》、孙殿起所编的《丛书目录拾遗》等等。这些目录虽对丛书的研究与检查提供了方便，但在使用上亦有缺憾，只能查一丛书中都收有些什么书，而不能查某一书都收入了哪些丛书。这不仅是丛书目录的一大缺憾，也是古代所编所有目录的共同问题。施廷镭先生在整理古籍丛书方面的一大贡献，就是弥补了这一缺陷。施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编辑出版的《丛书子目书名索引》，实为由子目检索丛书的开山之作。新中国成立后倾国之力编纂而成的《中国丛书综录》，可说是古籍丛书目录之集大成者；而先生以一己之力成开先河之举，真可谓居功至伟。据施锐先生讲，鉴于施廷镭先生对于古籍丛书研究的高深造诣，当年编写《中国丛书综录》时，曾力邀先生参加，时因先生大作将成而未襄赞厥事。遗憾的是，书稿未及付梓，先生驾鹤西归了。2003年，在先生辞世20周年之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终于将先生的这部倾心力作刊印出版，并名之为《中国丛书综录续编》。近两年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还相继整理出版了《中国丛书题识》（2003年出版）、《中国丛书知见录》（2005年出版）等先生的另外两部遗著，使先生的学术成果能传给后人。

施廷铺先生曾先后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过，是笔者的老前辈。几个月来，虽杂事繁冗，但笔者几乎将所有的工余时间全部花在对这部《古籍珍稀版本知见录》遗稿的整理和校对中了。先生的淹雅学识，给了笔者许多教益。特别是那工整的笔迹，已在笔者的脑海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先生国学功底之深厚、治学之严谨精勤也由此可见一斑。也许是对此书全身心的投入，那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反而渐渐被淡忘了。直到有一天，翻检燕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目录，卡片上的笔迹猛然间和脑海中先生遗稿的笔迹吻合了，由此解开了长久以来系于笔者以及本馆所有同仁心中的一个心结。

北京大学是我国的最高学府，自1898年建校，至今已有108年的历史了。百多年来，经过数代员工的不懈努力，北京大学图书馆才有了今天富藏古籍150万册，位列全国三甲，雄居高校之首的辉煌。这其中也凝聚着施先生的心血。现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古籍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原燕京大学图书馆所购藏，二是老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购藏。熟悉北大图书馆馆藏古籍的都知道，无论是从版本年代、书品质量、善本标准，还是从编目水平、目录建设等诸多方面，原燕京大学图书馆的水平都优于老北京大学图书馆，这就是我们从事古籍工作者公认的不争之实。我馆现存的数万张燕大古籍卡片目录，就是先生当年在燕大图书馆任中日文编目组组长时主持编制而成的，而且有相当大一部分卡片是先生亲笔抄写的，那工整秀丽的字迹，真是让人赏心悦目；那准确而细致的著录，更是让内行人由衷地钦佩编者的深厚功底。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计算机技术普遍应用于图书馆，特别是自动化程度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的北大图书馆，目前这些卡片仍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遗憾的是，长久以来，这些卡片目录编制者的姓名已经被人们淡忘了；若不是整理先生遗稿，恐怕这个谜永远也解不开。在由衷地感谢施廷铺先生给我们留下的这笔宝贵财富的同时，心中也涌起无尽的感叹：先生作古已整整23年了，而我们在尽享前人所赐恩泽的同时，竟不知这挖井之人为何人！因此，能有机会整理先生之遗作，实乃笔者之大幸，也是一种缘分。整理出版先生之遗作，不仅是我们这些“后辈同事”表达对先生深深缅怀和诚挚敬意的一种方式，更可让先生之学术嘉惠学林后人，让先生之思想和精神传之不朽！

先生此部遗稿共分为前、后两个部分，以前半部分为主，内容涉及版本知见、雕版印刷史、金石碑铭、甲骨简册、版本鉴定、工具书介绍等等。前半部分内容即如遗稿标题所示，是先生所知所见的珍稀版本，乃先生随手而记，其中还有许多有价值的考订。也许正因为是随手而记，未经整理校竅，因此编排十分混乱，如宋本中既有元本、明本，又有写本、抄本；且有重复著录；其他诸如笔误、失考、语焉不详以及与上下文皆不相干之文字也有许多处。但总体来讲还是完整的。从遗稿的后半部分看，先生的初衷显然是想将其整理为一部版本学的教材，惜未能完成，因此内容缺乏连贯，更不系统、完整。为弥补这一缺憾，并补原稿篇幅之不足，在征得先生家属同意后，我们在版本鉴定部分，加入了先生另一遗作《中国古籍版本概要》的部分内容。2004年的金秋10月，笔者赴安徽合肥参加“徽学与明清安徽典籍研究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25届年会”。与会期间，与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杨寄林教授闲谈。杨先生给研究生开设版本目录学课程，但一是苦于无版本实物，学生只能从老师那里获得一些理性的版本知识，而见不到实物，无异于纸上谈兵；二是苦于没有好的教学参考书，手头的一本施廷铺先生所著《中国古籍版本概要》错误极多，“用起来都害怕”。回京后，笔者找来此书，是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随手一翻，果如先生所言，舛误随处可见，读之令人悚然。令笔者难以置信的是，此书竟然是中国古代印刷史专家、对活字印刷颇有研究的张秀民先生所校。

《古籍珍稀版本知见录》的书稿先前是投寄给文史知识出版社的，经审阅之后认为价值不大而退稿。笔者认为，这与该稿编排混乱、失之整理不无关系，而要整理此稿，是一项十分繁重而艰巨的工作。后又转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因有整理《清代禁毁书目题注/外一种》之前缘，故而古籍整理影印编辑室的贾贵荣老师又将此稿转交于笔者，想请笔者看一下是否有学术价值。通读一遍之后笔者认为，此稿属于版本学的普及性读物，虽庞杂无序，失之校勘，学术上亦乏创见，但还是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的。特别是对于那些从事古籍版本研究工作，又没有条件接触到如此丰富珍稀版本的同志而言，此书不啻于一笔弥足珍贵的资料，值得一出。不过，要使此稿达到出版的标准，确实要花大力气进行整理。蒙施先生家属及贾老师的信任，笔者得以再续前缘，并由此解开了上文所述之谜。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经笔者到万圣书园、风入松和汉学书店等几家京城有名的学术书店询访，此书的销售情况相当不错。据贾老师讲，此书是2005年该社的销量“状元”。光是经笔者之手送出的就有近百册之多，这其中既有笔者的亲朋好友，也有许多素不相识者，因慕此书而托笔者的亲朋好友求赠。在此我们应该感谢施先生的亲属，特别是先生冢子施锐先生，能将先生的宝贵知识遗产奉献于社会，嘉惠于学林而不至湮没，可谓功德无量。

此部《古籍珍稀版本知见录》之整理，较之《清代禁毁书目题注/外一种》有所不同。后者从整体而言，已是一部成熟而完整著作；而且从内容上来讲，主题专一而明确，基本上是对清代禁毁文献的客观描述，因此整理工作也相对简单，仅限于校对和索引的编制。而前者是先生一部尚未完成的遗作，未经整理与校对，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且内容庞杂，混乱无序，既有客观描述，也有作者的一家之言，同时还有作者大量的考证。这就给笔者的整理工作造成许多困难。所以，在总的整理原则上，笔者认为不能破坏作者原来的框架结构和整体思路，也就是要保持著作的原汁原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但做起来确实十分困难，有些地方也确是笔者所无法做到的。虽然身兼着《中国古籍总目》、《中华儒藏》、《清史》、《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中国家谱词典》、《中华再造善本》等几个全国重点项目，忙得狼狈不堪，但对先生的这部遗稿我还是十分用心的，因为要对得起先生，对得起先生的家属，也对得起读者。笔者虽不奢望自己的工作能给先生的著作增色添彩，但至少不要给它画蛇添足甚至抹黑。由于时间仓促，其中肯定还会有许多疏漏，但笔者自信，上述两点笔者都做到了。这也使笔者终于释然：对先生、对先生家属、对自己总算有个交代了。

笔者具体的整理工作主要有以下内容：

1.将所有的年号纪年、干支纪年、太岁纪年都标注以公元纪年。许多年代只有干支或太岁，并无朝代、年号，笔者都作了认真的查考，非确凿无疑则不予标注。对一些年号纪年的年尾年头问题，都查检《中西回史日历》进行了公元纪年的转换。(www.xing528.com)

3.对所有内容进行条分缕析，剔除了其中的重复著录，纠正了编排上诸如宋本中既有元本、明本，又有明、清影宋抄本的混乱。

4.对稿中所著录之珍稀版本，凡现存北大图书馆者，均逐一进行了认真核对，纠正了稿中以及本馆著录中的许多错误。

5.以按语的形式，对稿中讹误及语焉不详之处加了注解，其中有许多是笔者个人的考证。

6.稿中引文多凭作者记忆，因而脱漏极多，这也是老一代学者在引文时的习惯。笔者对绝大多数引文进行了核对，补其脱漏，正其讹舛，并注明出处。因时间紧迫，也为检索核对迅捷方便，笔者使用了电子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乃中国古代古籍之渊薮，但由于抄写舛误甚多，历来为学者所慎用。笔者显然是犯了校勘之大忌，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过，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出处，也可方便读者按此线索核对其他版本，以校异文之正误。

7.此稿乃先生多年心血之凝聚，所著录的珍稀版本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为了更好地体现其价值，也为了更方便读者使用，笔者特仿照瞿冕良先生编著的《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为稿中“珍稀版本知见录”部分编制了书名、作者、序作者、校勘者、出版者、刻工、抄书者等的混排索引。

8.稿中有许多人名是以字号著录的，如钱竹汀、秦酉岩等。笔者在其第一次以字号出现时，都在其后注明本名，此后如再以字号出现则不注。索引中亦如是。

9.如同一条目在稿中同一页出现多次，索引中只出现一次而不反映其出现次数。

10.稿中凡笔者所加按语或注记，皆用楷体以示与原稿之区分。按语前加“李按”二字。

11.就本馆所藏，为手稿中所著录的古籍选配了部分书影。

总之，此稿的前半部分以客观描述为主，且所著录之珍稀版本有很多都是燕大和老北大图书馆旧藏，有的至今仍保存于北大图书馆，为书稿的核对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因此，笔者对前半部分的改动较多，主要是结构上的“拨乱反正”，以及大量的纠谬。后半部分为作者个人的学术见解，只是文字上的校对，未作改动。

《古籍珍稀版本知见录》出版之后，笔者又承接整理了施廷锦先生的第3部遗稿——《中国丛书知见录》。这部共6册的巨著已于2005年10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2005年初冬的一天，从未谋面的施锐老先生忽然来访，特为致谢。笔者稍觉心安，说明施先生家属对笔者工作的肯定与认可。叙述之中，施锐先生谈及家中还有施廷铺先生遗稿，并正与天津古籍出版社商谈出版事宜。笔者因此想起天津古籍1987年出版的施廷铺先生著、张秀民先生校《中国古籍版本概要》，其中讹误之多令人不堪以睹，遂建言施锐先生请天津古籍重校再版。先生亦有此意，并当即诚邀笔者重校此书。

笔者才疏而识陋，在《古籍珍稀版本知见录》一书的整理工作中肯定会有谫陋之处，敬请方家指教；如有不敬之处，也请施锐先生及其施先生家属海涵。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