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的读书与买书经验详解

任相梅

【提要】黄侃读书勤奋，本文以《黄侃日记》为中心并结合有关文献，以较为翔实的资料，从读书、买书两方面来展现黄侃的学术风貌。黄侃以传统的读书法广涉群书，且对经典书籍多有批点。1928年是黄侃读书和买书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之后，读书和买书的数量大增，其中金石甲骨文献占有一定的比例，这种现象或许隐含着黄侃学术的新变。

【关键词】黄侃日记 读书法 中国现代学术史

黄侃“为学务精习，诵四史及群经义疏皆十余周，有所得，辄笺识其端，朱墨重沓，或涂剟至不可识。有余财，必以购书，或仓猝不能具书麓，即举置革笥中，或委积几席皆满。得书，必字字读之，未尝跳脱。尤精治古韵。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然不肯轻著书。”^[1]章太炎此语，可谓是对黄侃一生勤苦治学以及买书读书的精到总结。

黄侃恪守“年五十当著纸笔”，从今日刊行的黄侃的遗著来看，有系统或者说有现代意识的学术著作寥寥无几，程千帆尝言“先师薪春黄公之为学，撰述至矜慎而研习至勤恪，此人之所共知也。其所创获，多笔之书眉，或载之日记”。^[2]黄侃将其主要的精力投入到沉潜玩索式的阅读点校之中，他的读书方法多与侏子语类》所倡导的“读书法”相契合。他是在涵泳典籍，在中国现代学术体制逐渐建立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固守自己读书治学的方式，这一点似乎比其师章炳麟还“保守”。他是有意在“比慢”，不求闻达，认真自汲。黄侃读书治学之法在今日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然中国的文史之学欲求在前贤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传统的读书治学之法绝不可忽略。从此角度而言，已出版4年但少有人论及的《黄侃日记》尤其值得静心细读。

黄侃读书相当博杂，涉及经、史、子、集，儒、玄、文、史，或义理、考据、辞章。1928年，他将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详细点读完毕；又从1929年到临终，把自《尚书》至《清史稿》的重要史书批览一过，并细读大量明清的考证笔记，注意到野史和神话传说。其“圈点之书，数当以千计，经史子文诸专籍无论已，即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史稿》两书论之，即达七百余卷”。^[3]读书种数之多可见本文末附表。黄侃读书涉及面广，却并非漫无目的，而是自有章法，即“翻书，随意，然宜关于实学者。"^[4]《六祝斋日记卷四》正月廿二日记载：“竟日未阅书，夜杂翻《本草》，计宋以前说《本草》者，桐君、吴普、李当之、陶弘景、苏恭、陈藏器、李含光诸家，皆为讲《尔雅》者所必宜涉猎。及刘翰、韩保昇、苏颂、掌禹锡、陈承之书，今皆萃于唐慎微书中。而佚籍古义，时时间见，然则虽非方技之家，亦断宜浏览矣。”为治《尔雅》，则能远涉至《本草》。读《本草》之类且如此，读其他书也可见一斑了。读书博杂，与黄侃的学术观念相关，他尝言，“学问不必在于分类，有形之形，固不可并；无形之理，亦何可泥？但求其大体而已。”^[5]做学问，不止求精，更重融会贯通。

黄侃读书在博杂之中，多有别择针对，一般性书籍，似是快读；而要籍，则反复阅读并且要动手批点。以《乙丑日记一》1925年一月份读书为例：一日，点读《五行大义》5卷竟；二日点《负暄野录》2卷，书与《五行大义》同册，故乘便点之；二日，读《临川集》28至31册，三日，讫37卷；三四日两天，读《销毁抽毁书目》、《禁书总目》、《违碍书目》、《奏缴咨禁书目》讫；五日，校《片玉词》，以方千里、杨泽民二家和词对看（方93首，杨92首），至九日校讫；九日，始阅乌程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书计24册71卷，至廿六日读讫；廿七日，读谢蕴山《小学考》（浙江局本），书计20册50卷，至二月六日阅竟，费11日。1月之内读书竟高达10种，不可谓不快，然读书迅捷，复能深入。1922年6月，黄侃取《文选》评点一过，“凡《文选》本文多加圈加批，即李善注亦兼施圈点。中如《文赋》、《离骚》等篇，皆详评细斜。其难解者，如任昉《弹奏刘整》一首，几于字字作解；凡不可解者，皆得解悟。”^[6]

黄侃名言“八部书外皆狗屁”，“所谓八部书者，是他所信奉的经典，即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7]这8部书在其日记时见反复温习批点的记录。《阅严辑全文日记卷二》戊辰五月三日：“余观书之捷，不让先师刘君。平生手加点识书，如《文选》盖已十过，《汉书》亦三过。注疏圈识，丹黄烂然。《新唐书》先读。后以朱点，复以墨点，亦是三过。《说文》、《尔雅》、《广韵》三书，殆不计遍数。”《寄勤闲室日记》（辛未三月）十三日："读《周礼正义》毕。此为第五次，又费时几三月（始于去年十二月廿七日）。”黄侃又有“基本书籍”一说，包括《十三经注疏》、《庄子》、《荀子》、《资治通鉴》等书，以为这些书应在30岁以前读毕。黄侃日记中有关阅读“基本书籍”的文字频频出现。黄焯也指出黄侃“对《说文》、《尔雅》、《广韵》三书，研讨极深，批语共达70余万言。”^[8]而其“所治经、史、小学诸书，皆反复数十过，精博熟习，能举其篇叶行数，十九无差忒者。”^[9]不管是“八部书”，还是范围稍广的“基本书籍”，它们皆是经典，是中国文化的源头，精读诸书，可执简驭繁。由此可见黄侃对中国传统文化精要的深入体会。

王宁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从季刚先生最后八年的日记里，可以统计出一部中国国学经史子集四部的精华书目，在那个时代，不可能有另外一个人，能居高临下而又富有创见地将如此众多的典籍存入自己的头脑。他的批注有理、有法。任何人读了季刚先生的日记和批注都会清晰地感至：一部系统、丰富、准确、深入的中国国学的通史和通论，已经完完整整地贮存在他的脑里。”^[10]这一总结极为中肯。黄侃为学务精习，得益于其勤奋，尝语晚辈：“汝见有辛勤治学如我者否？人言我天资高，徒恃天资无益也！”^[11]其所言者，于今日治学之人当多有启发。

黄侃教其弟子，“读书宜注意二事：（甲）有定一一时有定限，学有定程；（乙）有恒——不使一己生厌倦之心，而养成不能厌倦之习，不稍宽假，虽有间断，必须补作。”^[12]黄侃对此正是言传身教。《六祝斋日记卷一》辛酉十二月十一日有阅读商务印书馆印《十三经》白文的记录：“予既点读《注》、《疏》，因以墨校是本讹字，且断句豆，将以授两儿。然其书但据阮刻《十三经》为本，未遑校覆，且有新讹。中间行旅忧虞，疾灰忘忽，因循六载，始获毕功。”《寄勤闲室日记》癸酉正月二十八日：“看《太平御览》，自四百四十一至四百六十七，续去年未了之功课也。”《量守庐日记》甲戌十一月廿九日：“至中夜，读《唐文粹》九十五，与前十余年所点者相接，然后此书首尾点讫。”再如1935年三月看《唐骈体文钞》，后隔数月，至八月份方又始续点此书至毕。黄侃阅书，必施圈点，虽卷过数百，必点完始已，与他教其弟子“读书贵专不贵博，未毕一书，不阅他书“^[13]完全相吻合。如《量守庐日记》甲戌四月廿八日：“看《明通鉴》百卷四十册毕。自去年十一月十八日启卷，至此讫功，费时百六十余日。”《量守庐日记》乙亥七月六日“看《清史》（即《清史稿》）传二百六十二《洪秀全传》完，接看诸表序，于是《史稿》全书五百三十六卷俱点讫，自癸酉仲春六日（时廿二年三之一号）启卷，至此始毕。一书历时二载余，因中看他书，或困讲授，是以迟滞若此。”诸如此类，皆是身体力行的证据。

汪东称黄侃为学“严定日程，贯彻条理”。^[14]黄侃读书日有程课，有时亦随具体情况略作调整，然绝不懈怠苟且。以戊辰年（1928年）为例，黄侃曾三次改定功课。《阅严辑全文日记卷二》戊辰五月十六日："改定功课，分五门（永坤案：五，应作六）：临书（汉简）、校书（《经典释文》二卷）、点书（经疏二卷、《新唐书》一卷、《全文》五卷）、翻书（随意，然宜关于实学者）、撰作（随意）、钞诗（七言诗选以为式者钞完）。暑中不宜出，又愁对宾客，正以读书为佳也。”《戊辰七月日记》五日：“改定日课如左：钞《古诗存目录》、校《经典释文》、点全上古至隋文、《全唐诗》、翻群书属于目录金石者、临汉晋简牍、撰拟宋子京文、读《河岳英灵集》。”《戊辰十一月日记》二十九日：“更定课：日读《周易注疏》两卷，读集解、纂疏，孙氏集解；先公《易注》皆随注疏为程。接点前所未点尽之《汉书》二卷；点《晋书》四卷。钞《严辑全文》引逸书目录；点《严辑全文》引逸书及所引文其原书为予所未有者。”读书定程课，每日所读记于日记，年底有总结，此法实源于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其意在督促自己，使一年读书之进退历历可见，便于自我评判。此法在清代许多学者践行，如谭献即是。读书有总结，以其总结己巳年间（1929年）读书为例。《寄勤闲室日记》己巳十二月十一日日记云：“自六月十九日起点先秦两汉书，其后日记即书之所点书后，今思不便检寻，故仍别立日记，而读书所得，则又为涉书记。六月十九日读《大戴礼记》（《四部丛刊》零本），七月四日毕。四日读《尚书大传》（石印《古经解汇函》本），九日毕。九日读《韩诗外传》（《四部丛刊》零本），十七日毕。十八日读《春秋繁露》（石印《汇函》本），廿三日毕。廿三日读《白虎通疏证》，八月十二日毕。十二日读《黄氏逸书考》中《通纬》一类，七十一卷（全书三十四册至五十三册），九月朔毕。九月朔读《国语》（武昌局本），十三日毕。十四日读《山海经》（郝懿行《笺疏》本），十月十一日毕。十一日读《穆天子传》（《四部》零本），十二日毕。十二日读洪校《竹书纪年》，未加朱。十三日读《逸周书》（《四部》零本），十八日毕。十九日读《战国策》（武昌局本），十一月廿二日毕。廿三日读《司马法》（曹元忠辑古注本）。廿四日读薛阮二吴诸家金文，校孙诒让《古籀拾遗》，十二月三日毕。四曰校《古籀余论》，十日毕。”

黄侃性情率真，尤好陶诗。《寄勤闲室日记》庚午五月十七日“夜读陶诗’苍苍古中树’、'蔼蔼堂前林’二首，有所会，遂咏之至百十遍。”《寄勤闲室日记》辛未十二月十一日“夜读陶诗，高歌遣闷”。从其师章太炎为他作的《量守庐记》中更是能看出对陶诗的喜爱之情，不仅是缘自诗作本身的魅力，或更为性情使然。《量守庐记》:“中央大学有师日黄侃季刚，六年教成，筑室九华村，命之日量守庐，取陶靖节诗义也。靖节自知饥寒相捣，然不肯变故辄以求免。今季刚生计虽细，抚图书厌饮食自若也，其视靖节穷蹙为有间，犹为是言，何哉？夫贫富岂有定程？”^[15]而黄侃“奉到师手示并赐撰《量守庐记》一首，真可庆悦，凫藻踊跃，喜不自胜”。^[16]可见为师之说，他欣然接受。取黄侃自作诗观之，如《偶成》“世理岂有宗？众说良纷然。形骸该而存，欲辨多拘牵。外物更夥颐，杂识自相贤。郁郁送日月，憎憎对简篇。吾生亦有涯，此疲不可宣。愿得红玉草，一醉三百年。”^[17]这种对人生世态的通达态度与陶潜何等的相似。

黄侃对买书乐此不疲，可为近现代“藏书纪事诗”添一佳作。其师章太炎曾赠其一楹帖日：“遇饮无人徼酒户，得钱随分付书坊”（此姜宸英句），认为“扰扰中无有称此者，唯季刚有此风味。”^[18]此虽为笑谈，却也见黄侃嗜书如癖。

黄侃买书之频繁，在日记中多有记录，从1929年十二月份的买书中即可管见。三日，来青阁寄来湖北刻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部，《求古精舍金石图》一部；七日，购《说文理董后编》三部；八日，抱经堂寄来《徙古堂款识学》一函八册；九日，文海山房送来宗稷辰《躬耻斋文集》一部（《全唐诗》不全）；是一日来青寄《艺术丛编》到；十二日，买陈介祺手写清仪阁及东吴刘氏器目一册；十三日，西泠寄来《攈古录金文》及《攀古楼款识》；十四日，购《粤雅堂丛书》残六本；十五日，《学术丛编》及《周金文存》到，来青寄到《匐斋吉金录》及《续录》，又《周金文存》卷五卷六到，买胡小石《甲骨文例》一册；十六日，于金陵图书局买定远方氏《吉金款识》及顾湘舟《艺海楼金石文字》一册；十七日，来青寄来《长安获古编》；十八日，苏州来青阁寄来《二百兰亭斋考藏金石记》一本，买《王忠悫遗书》;廿一日，文海送来秦刻石研斋《列子》庐重元注四册，配厉鹑《东城杂记》一册；廿三日，在天一书局取来《说文籀补》湘刊一部；廿四日，在商务馆买得《读雪斋印谱》二册，《荔江印谱》二册，又在小铺买石印《古玉图考》一部；廿六日，文海送《聚学轩丛书》百册来，来青寄《西清古鉴》附《钱录》，又《说文古籀补》来，西泠寄《古籀拾遗》《古文旧书考》《恒轩吉金录》《周秦古玺》来；卅一日，商务送来《浮庐印藏》，君宜送来《殷虚卜辞》。

黄侃买书颇有耐心，有时为买一书费尽周折，不惮其烦地一再函托，如为求购《愙斋集古录》、《清仪阁古器物文》二书，先后向商务印书馆、来青阁、富晋书社等函购，花了约四个月的时间终于买到；而《郡斋读书志》求之岁余方得，无怪他多次感叹求书之难。他买书的态度是：有用之书，虽贵亦买，买则尽力读之。《量守庐日记》甲戌二月廿六日中曾记一事：“文玉麟归自苏州，携归在来青阁所买之《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一部六十四册。……共耗去三十八元，可谓奇贵。然此书毕竟有用。予十七八时，过武昌横街头东亚书局见此书，即思购之，苦于无力，卅年乃得偿此欲。甚矣，聚书之不易也。顾聚而不读，亦可愧耳。”黄侃在自己所藏书书目册上曾写下这样一首诗：“稚圭应记为佣日，昭裔难忘发愤时。十载才收三万卷，何年方免借书痴。”^[19]购书的喜悦和恨书不富的感叹溢于言表。

黄侃买书，或自己购买，或托生、友、老乡等熟人，所曾购买之书店遍布全国。譬如北京和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国书店、来青阁、富晋书社、蟫隐庐、内山书店、千顷堂、来薰阁，杭州抱经堂、苏杭来青阁、苏州振新书社、西泠书社、大东书局；在南京买书的书店有商务印书馆、天一书局、萃文书局、萃古山房、文海山房、保文堂、文海山房、中社、有正书局、保文堂、聚文堂、金陵图书馆、状元境、世界书局、花牌楼、钟山书局、神州国光社、翰文斋、文禄堂、共和图书局、中央研究院等。其他还远扩及南昌扫叶山房、湖南鼎文书局、天津河北第一博物院、武昌益山书局、直隶书局、医学书局、日本东京的一诚堂。

买书之多对以教书为业的黄侃而言，无疑是一项不小的经济负担，其曾在书架贴一打油诗，“血汗换来，衣食减去。买此陈编，只供蟫蠹。书夜于斯，妻孥怨怒。不借而偷，理不可恕。”^[20]其买书的不易和对书的珍爱之情一目了然。关于买书的花费，黄侃曾在辛未正月的《寄勤闲室日记》中作过一些统计，十七日“计自戊辰夏，节缩日用必需之资，以四百三十元决意买之（指《四部丛刊》），首尾四年，乃获全部，欣喜不已，夜以名酒庆之。戊辰买书从此起，约用三千三百元；己巳用二千元有奇，庚午用二千元有奇。三年来，买书几斥去八千元矣。”“旧有书亦当费千元有奇。寒士为此，宁非甚痴？但愿于学略有成就，而我子孙亦稍能诵读爱惜之。然架上宜有之书，所缺尚不少，后此尚思时时买之。”

正因如此，黄侃的藏书数量是十分可观的，早在1928年时就将“予于唐前古书存者，搜罗殆已全备，唐、宋世必要书，尚少十分之二。”^[21]又《量守庐日记》乙亥四月十八日载：“买商务馆《丛书集成目录》与予所藏者对检，其什九皆予所已有也。”四月廿日“检金陵校丛书目与予所藏者相比，多十一二而已。”一些大部头的书，诸如《四部丛刊》、《四部续刊》、《四库全书珍本》、《道藏》、廿五史、十三经以及大东书局所出版的《六省方志》等等，皆有收集，而且许多书不止是一个版本。“黄先生逝世后，其遗稿和手批校书籍及历年藏书（据黄焯教授回忆，黄先生晚年藏书有36架之多），还有全部《道藏》和大量丛书均庋藏于南京九华村量守庐寓中。”^[22]

黄侃对于金石甲骨之学的态度，很多人认为黄侃和其师章太炎一样是不相信甚至反对的。章太炎的确就此说过许多否定的话，例如他在《理惑论》里说：“近有掊得龟甲者，文如鸟虫，又与彝器小异。其人盖欺世豫贾之徒，国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贤儒信以为质，欺亦通人之弊……鼎彝铜器传者非一，犹疑其伪，况于速朽之质，易籁之器，作伪有须臾之便，得者非贞信之人，而群相信以为法物，不其值欤？”^[23]黄侃是十分注意学术的师承，但他能笃于古而不固封，重师承而不墨守，对古文字及其研究的态度与其师有很大的不同。一些学者在文章中曾为此做过辩解，如陆宗达的《季刚先生二三事》、许嘉璐的《黄侃先生的小学成就及治学精神》、孔仲温的《从〈黄季刚先生手写日记〉论黄先生治古文字学》等；也有学者对此作过展望，如胡厚宜的《黄季刚先生与甲骨文字》、钟瑛和李继明合撰的《黄侃先生对甲骨文的重视与研究》等等。现将《黄侃日记》记录其所收金石甲骨文献的种数作了大概的统计（见附表），为诸家之说提供更翔实的证据。

黄侃收集了大量的古文字资料，包括甲骨文字类、金石文字类、陶瓦文字、货币文字、玺印文字、竹简文字及一些古物的拓本、影片等等。女口《读战国策日记》己巳十月廿六日：

“在中央大学借得《殷虚书契前编》四册，拟与石禅钞此，并钞刘鹑《藏龟》，则龟甲之书于是乎全。”1929年的《己巳治事记》正月十六日记：“宋人金石书，予略备矣，拟依次阅之，次如下：《集古录》、《考古图》、《啸堂集古录》、《宣和博古图》、《金石录》、王复斋《钟鼎款识》、《历代钟鼎葬器法帖款识》、《隶释》、《隶续》。”1930年《寄勤闲室日记》四月廿七日载：“竟日理书。知予所藏金石甲骨文字几于备矣，两年来辛苦所得奉金，自日用外，悉以用之此中，亦可谓书痴矣。”黄侃对这些文献，收集的同时，也在阅读。早在1921年他就开始阅读《金石例》、《墓铭举例》、《金石原例》、《汉石例》、《碑板广例》等书（《楚秀庵日记》中有记载）。1929年末在大量的阅读有关金石目录学的著作后，1930年“阅龟甲书殆遍”^[24]，而此后其他几年日记中亦时有关于阅读金石甲骨文献的纪录。他还利用此来治学，主张以《说文》为纽带来研究甲骨文金文。《己巳治事记》四月九日记：“读古文字，取《说文》对戡一过，粗完。”陆宗达说：“在季刚先生批注过的《说文》上，几乎每页都有用金文、甲骨对照《说文》之处。这使他的《说文》之学创出了新路，有了前人所不能有的成就。”^[25]

不惟此，黄侃还留意与金石甲骨学相关的人事，如《阅严辑全文日记》中载述王国维致死的原因及对其治学的大段评论^[26]，评论时人竞以考古得名利而坏人冢墓等^[27]。同时对敦煌所出韵书予以密切关注，如《寄勤闲室日记》癸酉三月廿四日：“检箧中得钱念助所著《韵目表》，因随笔补之以八种韵目：一、内府藏唐写本王仁峋《刊谬补缺切韵》；二、敦煌出本（今在法兰西巴黎）王仁煦《切韵》;三、冯桂芬刻日本影钞宋本徐错《说文解字韵谱》;四、蒋斧影印唐写本《唐韵》;五及六、七，王国维影抄付印法兰西巴黎国民图书馆藏唐写本《切韵》残卷三种；八、徐鸿宝摄影（原片）敦煌出刊本《韵书》残片十六枚。”^[28]还注意文物考古的新发现，如《寄勤闲室日记》辛未正月六日：“黄仲良来，新从新疆考古归也。留之夕食。贻予《张怀寂墓志》，……又古物影片十二张，最好。"^[29]十三日：“仲良来，赠北魏写经影片。”^[30]对于黄侃重视金石甲骨之学的原因，陆宗达在《季刚先生二三事》中提及一事便是很好的解释。“一九三二年元月，季刚先生在信中托我代购河南关君（罗叔言的门人）所印《殷墟文字存真》一书，并嘱我‘虽价昂亦不惜‘。一月之后，他又写信给我说及治文字学的方法和途径。信上说，'所言治文字学，私意宜分三期：一即古籀文下至唐世所云文字学；二则宋世薛、吕、欧、赵、洪、三王、张之书；三乃近代钟鼎、甲骨之学耳。’”^[31]

在本文末所附的统计表中可看出1928年是黄侃读书生涯中的一个关键年份，以这一年开始，他买书（包括金石甲骨文献）的数量大增，读书的种数也有大的飞跃。究其直接原因，当然是因为生活安定，经济有保障。生活状况之转变载日记中多有显露。1928年黄侃任中央大学教授，稍后又兼任金陵大学教授。黄侃尝言其一生友朋之乐，无过于金陵。胡小石是黄侃的同事好友，曾开设过“甲骨文例”、“钟鼎释文名著选”、“古文变迁论”、“古文字学整理”等课程，并发表一些研究论文，这或许对黄侃也有些影响。黄侃就曾在1929年10月份购买胡小石的《甲骨文例》一部。然从最根本而言，黄侃欲扩大加深其学术，从内在关联而言，他不能将金石尤其是甲骨排除在文字学之外。他如此着力搜罗阅读，或许正酝酿着一些新的想法。胡厚宣于1993年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海峡两岸黄侃学术研讨会”的大会上指出：“如果季刚先生能够活到八十、九十，能够活到今天，不知将有多少发明创作，必将为甲骨文的研究工作，开一新的纪元。”^[32]王宁亦有类似的看法：”在文字学上，他（黄侃）已把当时出土的文字材料收集齐全，并与传统的文献文字学作了对比，而有了诸多成系统的学术创获。”^[33]然黄侃年寿不永，其才未显，他在学术上的新动向并没有在著作中展现，此处只能凭借其日记作一些推测。

附表：黄侃日记中买书读书数量统计表

说明：（1）本表格只统计其日记中所收录者。

（2）1928至1931年间，所订购《四部丛刊》在此四年中陆续取得，未计入表格；1930至1935年间，所订购《廿四史》陆续取得，亦未计入；同样，1934至1935年间所陆续取得之《四部续刊》及1935年间的《四库全书珍本》，都未计入。

（3）金石甲骨文献一项包含别人所赠送者。

[1]章炳麟《黄季刚墓志铭》，见《量守庐学记》，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页。

[2]《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4页。

[3]黄焯《季刚先生生平及其著述》，见《量守庐学记》，第31页。

[4]《黄侃日记》，第316页。(www.xing528.com)

[5]黄席群、闵孝吉《量守庐讲学二记》，见《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3月第1期，第153页。

[6]黄焯《季刚先生生平及其著述》，见《量守庐学记》，第31至32页。

[7]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483页。

[8]黄焯《季刚先生生平及其著述》，见《量守庐学记》，第33页。

[9]汪东《蕲春黄君墓表》，见《量守庐学记》，第3页。

[10]王宁《既往对未来的召唤》，见《黄侃学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11]黄焯《季刚先生生平及其著述》，见《量守庐学记》，第29页。

[12]黄席群、闵孝吉《量守庐讲学二记》，见《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3月第1期，第153页。

[13]黄席群、闵孝吉《量守庐讲学二记》，见《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3月第1期，第153页。

[14]汪东《薪春黄君墓表》，见《量守庐学记》，第3页。

[15]章太炎《量守庐记》，见《量守庐学记》，第5页。

[16]《黄侃日记》，第998至999页。

[17]《黄季刚诗文钞》，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

[18]《黄侃日记》，第703页。

[19]许嘉璐《黄侃先生的小学成就及治学精神》，见《量守庐学记》，第87页。

[20]《黄侃日记》，第574页。

[21]《黄侃日记》，第371页。

[22]王庆元《黄季刚遗著保存、整理出版和近年研究情况述略》，见《黄侃学术研究》，第39页。

[23]许嘉璐《黄侃先生的小学成就及治学精神》，见《量守庐学记》，第64页。

[24〕黄焯《黄季刚先生年谱》，见《黄侃日记》，第1137页。

[25]陆宗达《我所见到的黄季刚先生》，《训诂研究》第一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页。

[26]《黄侃日记》，第300～302页。

[27]《黄侃日记》，第311页。

[28]《黄侃日记》，第873页。

[29]《黄侃日记》，第668页。

[30]《黄侃日记》，第670页。

[31]陆宗达《李刚先生二三事》，见《量守庐学记》，第133页。

[32]孔仲温《从〈黄季刚先生手写日记〉论黄先生治古文字学》，见《黄侃学术研究》，第67页。

[33]王宁《既往对未来的召唤》，见《黄侃学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笫7页。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