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名城和图书馆的关系

王子舟

【摘要】独特的文化气象和人文底蕴才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本质特征。无论文物遗存还是文献遗存，它们同是一座名城的历史文化载体、显性知识资源和公共知识空间。名城与图书馆在历史发展中有互动关系，在知识传播中有共构关系，在未来都面临者如何科学发展的问题。名城图书馆今后还应当处理好与城市旅游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两个重要关系。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 图书馆 文化共性 文化丛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是在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与自然和谐共处、各民族间相互融合，以及各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过程中累积起来的。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有包括古迹遗址在内的不可移动文物40余万处，其中近7万处被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1271处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拥有世界遗产30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和文化、自然混合遗产26处；已公布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03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2个。此外，中国现有各类博物馆2200余座，馆藏文物总量在2000万件（套）以上^[1]。从总的情况看，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城市里，尤其是国家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中集中了大量的文化遗址和文物。

国家公布历史文化名城并确定其为保护对象，这是我国政府根据北京大学侯仁之、建设部郑孝燮和故宫博物院单士元三位先生提议而在1982年开始建立的一种文物保护机制。历史文化名城的定义众多，兹选几种较权威或影响较大的罗列如下：

（1）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1999年版普及本）称：历史文化名城是“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保持某一历史时期格局，或保持较完整历史文化风貌地段的城市（镇）”。

（2）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四条称：“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市，由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

（3）2003年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的陈福义、范保宁主编的《中国旅游资源学》称：“历史文化名城是指在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有独特地位和较大影响，至今仍具有较大的城市规模，并保存着具有重要传统文化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考价值的文物、建筑、遗址和优美环境的各类城市。”（该书204-205页）

这几个定义，有的代表了社会的通俗见解，有的具有法律约束的规定性，有的反映了学术界的观点。可以说，明确历史文化名城的定义并依其实施历史文化名城的甄别、确定，对于加强文物的保护、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促进科学研究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但上述定义或多或少都有些不足或欠精练。我认为，历史文化名城是指经过国家认可的具有重要历史地位、保存文物非常丰富的城市。因为历史地位是否重要、文物是否丰富是决定一个城市成为名城的关键的内生要素。2003年春，深圳市准备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消息一经传开，就有学者尖锐地指出：认定一座城市究竟是不是历史文化名城，关键要看它有没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文化积淀和经济实力有关，但经济实力不是决定性因素。历史文化名城是个有“高度”的杠杆，这个高度不是谁花钱就能跳得过去的。^[2]另外，“国家认可”也是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有了国家认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意义就变大了，它就代表了祖国五千年文明史某一方面特征，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特点的凝结、表征。

历史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也是人类活动的一种遗存。它一方面体现在有形的物质文化遗存上，另一方面体现在无形的精神文化遗存上。二者结合构成了一个地域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特征。

历史文化遗存构成表^[3]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物质遗存是低层次的，精神遗存是高层次的；物质遗存反映精神遗存的内涵，是精神遗存的“容器”。因此，一个地域历史文化传统的核心是其精神层面的东西。也可以说，历史文化名城的本质特征就是它通过历史文化遗存反映出的文化气象和人文底蕴。而且这个文化气象和人文底蕴是极具个性的和不可代替的。如我们去过了上海，上海的冒险精明、服务全国、放眼世界的品格会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我们来到了大连，大连的不求最大但求最佳的帅气叫我们敬佩；我们来到了延安，延安的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使我们深思反省。我们每走访、游览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留下的往往是心灵激荡之后的历史感悟与精神提升，这就是历史文化名城的本质特征作用的结果。

目前我国每座历史文化名城都有自己的公共图书馆，而且公共图书馆与众多学校图书馆、科研图书馆共构出了当地图书馆网络。从大的方面来说，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图书馆群，它们收藏的文献与自己城市的文物遗存在文化共生层面有着某些同质性。

无论有形的文化遗存（物质遗存）、无形的文化遗存（精神遗存），它们都是一种客观存在，都要凭借某种载体才能流传下来。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既可凭借“人”，也可以凭借“物”得以传承。从物的角度来看，其物质载体主要有文物（硬载体）和文献（软载体）两种基本形式。众多的地方文物相互联系就构成了具有表征地方历史文化的功能单位——“文化丛”，如我的家乡呼和浩特，它是第二批国家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市内大大小小的召庙与五塔寺、教堂、清真寺、将军衙署、白塔、昭君墓以及附近和林格尔的汉墓壁画，它们共同组成了反映边疆古城民族、宗教相互交融的“文化丛”。然而，除了文物“文化丛”以外，一座城市中积累、收藏各种类型地方文献的图书馆群，也构成了另一种文献“文化丛”。文献“文化丛”通过大量地方文献的积累、传播，使得当地民众能够全面、深入地了解本地的历史文化，让传统代代传承。另外，文献“文化丛”比之文物“文化丛”还有许多优势：

（1）文献“文化丛”是可动的、可复制的，它较文物“文化丛”更能穿越时空的局限，发挥的影响力也更大。如无论本地外地，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它了解一座城市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进行一次知识之旅。（当然，真正的心灵之旅还应该结合身体之旅才能完成。）

（2）在保持精神文化遗存（如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上，文献“文化丛”的特殊功能是文物“文化丛”不能替代的。如古人为保持家学、家风不坠，就是通过私人藏书的传袭来进行的。唐代作过兵部尚书的柳公绰（其弟即为书法家柳公权），藏书累传三代，《新唐书·柳仲郢传》载，其子柳仲郢进士及第，动修礼法。牛僧孺尝叹曰：“非积习名教，安能及此。“柳家藏书在柳仲郢时已有万卷，“所藏书必三本：上者贮库，其副常所阅，下者幼学焉”。新、旧《唐书》分别载有柳家四人的列传，即柳公绰、柳公权、公绰子柳仲郢、仲郢子柳玭。三代显赫，可谓君子之泽久矣。还有，清代常熟著名藏书家翁同龢，先后积书六世，历160余年，是虞山派（重末元善本）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写过一副对联：“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还靠读书。”

总之，文物“文化丛”和文献“文化丛”共同承载了城市的历史文化，二者结合构成了一个表征历史文化的完整载体系统。

资源可分为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如劳力、资本、市场、权力等）和知识资源三大类。从存在层次上看，自然资源是底层基础，社会资源处于中间层，知识资源是最高层；从存在系统上看，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都是独立的有形资源系统，而知识资源就是这两个有形资源系统中间相连接的纽带。在以往人类历史中，农业社会侧重开发的是自然资源，工业社会则偏重的是社会资源，未来知识社会追求的是自然、社会、知识三种资源的共同开发，并以知识资源开发为中心。历史文化名城的文物遗存与图书馆保存的知识文本都是一种基本的知识资源形态。文物遗存和知识文本都是以往历史事实或人类思想的陈述，向后代的人们倾诉哲学、历史、艺术、技术等各种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不过，文物遗存和知识文本的资源秉性又有某些不同：

（1）文物遗存资源是不可再生的，而知识文本资源是可再生的。文物遗存资源因其主要有“物”的属性，它与自然资源都是不可再生资源，一旦遭到破坏，损失无法弥补。相反，知识文本资源“物”的属性不太重要，它不仅可以复制1，并且人们在使用过程中还能够依其产生出新的知识文本，新知识文本的孳生、汇聚又能不断创造出更新的知识文本。

（2）文物遗存资源的增长是有限的，而知识文本资源的增长是无限的。由于自然力的作用和人类保护不善，文物遗存资源有时会濒于灭绝，但知识文本资源却随着人类智力的发展而生长。人的智力无限带来了知识文本资源的无限，随用随增长。当然，焚书坑儒、“文化大革命”对知识文本资源的破坏也是灾难性的。

在现实生活中，人的活动一般限定在两个范围里：私人空间（或称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空间（或称公共生活领域）。在私人空间，个体的生存与物种延续的必然要求得到了满足；在公共空间，人们能超越自身生物属性而获得社会成功，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并且，公共空间的本质特征就是共有性（人人都享有）与公开性（每个人的意见都应该被听见）。人的生命在私人空间是速朽的，只有在公共空间里才能实现名垂千古。古人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训条，如果看作是一个理想人生的模式（或公式）的话，它表述的内容就是从最小的私人空间向最大的公共空间不断移动的过程。

人获取知识也是一种活动，与其相对应的私人空间可以叫私人知识空间，相对应的公共空间可以叫公共知识空间。人的隐性知识（经验、技能）的获取，一般来源于私人知识空间，如通过家长、师傅的口传心授；但人的显性知识（科学知识）的获取，往往来源于公共知识空间，如学校的课堂、报纸、电视等媒体。公共知识空间是由社会化了的、客观化了的大量显性知识媒介构成的，它包括历史文化名城的文物“文化丛”和图书馆里的文献“文化丛”。历史文化名城里的文物“文化丛”能把人暂时带回历史的场景，让人在一种真实的现场中认识历史，理解文化，而图书馆里的文献“文化丛”可以使人在知识的海洋中增长见识，开拓视野。

历史文化名城的文物“文化丛”和图书馆的文献“文化丛”由全民所有，都是公共物品，它在人们获取、消费过程中，具有效用上的非分割性、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受益上的非排他性以及外部收益性等特点。如果由市场来提供，市场会出现失灵现象（即经济学所谓的“搭便车”），所以只能由政府来做供给主体。历史文化名城所提供的文物观赏、图书馆所提供的文本阅读，从发展方向上看，都应走公益的道路，因为公共物品的外部收益十分明显。利用公共知识空间的知识受众越多，社会人群基本素质提高得越快，社会整体的文明程度也越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终受益程度是不可估量的。所以理论上，在制度安排方面，越是外部正收益大的公共物品，越应由国家免费供给。（有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善举的投入更好。）当然，我国目前的国情还达不到这样的理想境地，但至少不能设置较高的收费门槛，将广大民众挡在公共知识空间之外。

公共知识空间越大、开放度越宽，人们获取知识的自由度也越大，公共物品的外部收益也越大。这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发育良好的公共知识空间，一直是发达国家致力的目标。我们应该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某些好经验。据闻故宫要整理出更多的藏品供社会公众参观欣赏，这无疑是对拓展现有公共知识空间很有影响的一件事。

从我国目前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看，现有的历史文化名城类型主要有古代都城类（如洛阳、开封）、名胜风景类（如苏州、桂林）、文化名城类（如常熟、宁波）、民族风情类（如大理、喀什）、军商重镇类（如徐州、景德镇）、历史民俗类（如平遥、凤凰）、革命圣地类（如延安、遵义），有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因数种类型聚集一身而蜚声中外，如北京、西安、南京、杭州等。在这些现有的历史文化名城中，“文化名城类”是以往分类中未被列出的一个类名，但我觉得十分必要单列出来。文化名城类城市往往与图书馆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如常熟、宁波，历代私人藏书楼的延续发展是使这两座城市闻名遐迩的重要原因。有人说，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而我说，图书馆就是这个灵魂最好的居所。

我们都知道园林艺术上有一个“借景”的概念。“借景”是把园林以外或近或远的风景巧妙地引借”到园林中来，成为园景的一部分。它是突破园林空间局限、丰富园景的一种传统艺术手法。颐和园万寿山右方的远处有玉泉山，玉泉山的妙高塔，远远望去好像是颐和园的一部分，而后面又能隐约见到层峦叠嶂的西山。玉泉山和西山大大扩展了游人的观赏范围，让人觉得颐和园更有规模和气魄。这就是“借景”名例。

其实，在文化传播领域也有“借景”现象。如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中的陕西韩城，它是司马迁的故乡，现在还保留着始建于西晋永嘉四年（310年）的司马迁墓——“汉太史司马祠”。司马迁因《史记》而得名，韩城又因司马迁而得名，这就是通过“借景”（借人）而得知名度。而且韩城得名甚至就和图书馆有关，因为司马迁不仅是个史官，他还兼一处皇家图书馆的馆长。《史记·太史公自序》讲到，汉兴以来，“百年之间，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而“迁为太史令，细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他是在阅读、编排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才写出52万言、130篇的《史记》的。有今人统计，《史记》引用的典籍，有名可考的就有104种。如此说来，韩城还是“借”了一个图书馆馆长的名而显达天下的。

还有，宁波以天一阁而得名，这也是“借景”（借楼）。天一阁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藏书楼，不仅作过皇家四库七阁的建筑榜样，还是如今书、楼俱在的最古老的藏书楼。历代名人如黄宗羲、万斯同、翁方纲、钱大昕、缪全孙、郑振铎、郭沫若等数十人登访天一阁。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有诗曰：“烟波四面阁玲珑，第一登临是太冲。玉几金峨无恙在，买舟欲访甬句东。”天一阁的知名度也因众多名人的赞美而越来越高。因此，图书馆与历史文化名城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具有互动、互助、互促关系。

近几年传入我国的一种新的教育学理论叫“建构主义学习论”。该理论认为：人的知识不是客观存在继而被发现的，而是主观建构的；学习不仅是知识由外到内的转移和传递，更是学习者主动建构自己的知识经验的过程。换言之，一个人获取某种知识时，如果他先拥有了一定的知识经验，然后再进入具体知识情景中去主动获取，那么效果会更好。我们走访历史文化名城，先通过文献了解了某种知识，然后又通过古代遗存、文物去印证这种知识，那么就会获得真实、准确、生动的感悟，完成自己的知识建构过程。

1986年，我在研究中国古代佛教藏书史中发现，西安大雁塔原来是一个佛教藏书塔。因为大雁塔的建立与唐朝玄奘法师有关。据有关文献记载，玄奘取经回国后，携带经论梵本520夹，657部。他在大慈恩寺主持造像写经（曾写一切经10部）时，思虑人代不常，经本或有散失，便在慈恩寺西院造成这座塔，初塔有五级，高凡180尺，内藏一万粒舍利及三藏经本。我当时想，一座佛塔能装多少经本呢？后来为了做好硕士论文，我专门外出进行了一次西北寺院藏书调查，买了一元钱的门票，登上了大慈恩寺的大雁塔。该塔塔基是正方形的，有七级塔室（上面三层为后建），仅下面的五层塔室的总面积就有168平方米，如果再加上四面甬道面积，我估计存放我们后代的卷轴古籍十万卷都不成问题。这样一下就释解了我过去的悬念，并得出了大雁塔不仅是现存最早的佛教藏书书库，也是现存最早的古代藏书建筑的结论。

唐代以后，我国古代寺院的藏书塔还有不少保留，如呼和浩特现存的辽代的“万部华严经塔”（今俗称白塔），是一座砖木结构、八角七层的楼阁式古塔，里面虽无藏书，但墙壁上至今保留有汉、契丹、女真、古叙利亚、波斯文及畏吾尔蒙古文的题记。后来还发现过元初的纸币“中统元宝交钞”。辽塔一般位于寺院的后面，多为藏经塔。现存辽上京（内蒙古巴林左旗）的南塔、中京（内蒙古宁城）的大明塔、庆州（内蒙古巴林右旗）的白塔，都可能是当时寺院的藏经处所。如果我们先对此进行地方文献、历史文献的考证，然后再到实地进行田野调查，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辽代佛教藏书的某些建制知识。

近代以来，由于考古学的建立与出土文物大增，王国维先生在治学上曾经提出一个“二重证据法”，即强调“纸上之材料”要与“地下之材料”互相印证，才能全面补正历史之事实。治学如此，知识传播也如此。我们祖先留下的历史文献和文物遗存只有相互结合，才能完整地再现古代的历史文化传统。(www.xing528.com)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城市化发展进入了加速时期，许多城市在建设中破坏了历史文化遗产的原有“生态”，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2005年9月历数了我国城市规划的十大怪现状，如城市规划已经失调、城郊接合部建设混乱、开发区与城市总体规划脱节、历史建筑与城市风貌受到破坏、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建设风格雷同等等。^[5]同样，我国各地的省市图书馆也存在着建设酒店化（追求星级）、服务商业化（乱收费）的严重问题。

每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都应有自己的独到个性，但不幸的是许多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建设发展恰恰走了一条相反的路。例如北京，近几年大拆大建，胡同和四合院正在成片消失，沦为永久记忆。再如长江三角洲，历史上长三角的主导文化是由苏州、南京、杭州等传统都市建立起来的一种江南诗性文化。可是近代上海从海边崛起之后，海派文化迅速覆盖了长三角，并有吞噬江南诗性文化的趋势。古建筑保护专家、同济大学的阮仪三教授，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多次对上海、无锡、苏州、扬州、台州、泰州、绍兴等城市进行调研和城市保护规划，他对近20多年来长三角许多城市江南特色的丧失深感痛心。他认为，大高楼、大广场、大花坛、大草坪，取代了原有的充满了江南灵气的城市特色，造成了城市文化的失落和个性的丧失。还有拆真古董，建假古董，搞得城市不伦不类。^[6]

从2005年以后，随着各地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条例的出台，政府在大拆大建中破坏老街、老房以及其他文化遗址的随意行为将会得到一定的控制。但城市建设中欧陆风盛行、千城一面的浅薄现象还会继续蔓延。我觉得，各地历史文化名城首先要在城市建设中率先觉醒，城市建设要走本色还原的路径。如苏州以园林著称，城市建筑就应讲究意境；绍兴因有“谦逊和书卷味”，城市建筑也应内敛和文雅。杭州杨公堤把西湖山水与湿地保护无痕迹地交融在一起，没有使用水泥驳岸，达到了尽量维持原生态的效果；广州翻修北京路步行街，发现唐朝、南汉、宋元、明清五个时期叠积的千年古道，他们没有毁弃覆盖，而采用玻璃地箱将古道分层展示，将文物保护和景点开发巧妙结合。这两种做法非常理性，令人称赞。

真正的历史文化强调的就是唯一性，而不是可比性；一种文化得以长存的首要条件就在于能在人类文化的发展中作出自己特有的贡献而有益于其他文化。江苏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7个、省级历史文化名城5个、历史文化名镇13个和历史文化保护区3个。如何注重老城历史文脉的延续，把原汁原味的历史文化传承给后人，彰显城市原有个性，这是极为紧迫、重要的命题。

在全球化的今天，国际上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越来越多。如2005年9月2日长春召开的第一届中国吉林·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它实际上就是东亚六国的经贸合作的一个平台。东亚六国经贸合作之所以能够加强，前景也很看好，就是因为东亚六国地缘紧密、经济发展有互补性。如日本技术突出，韩国资本雄厚，蒙古资源丰富，俄罗斯资源技术兼备，朝鲜有廉价的劳动力，而中国有着巨大的市场。同理，我们现在讲图书馆联盟，无论区域图书馆联盟还是行业图书馆联盟，其建立的基础也是要求联盟成员馆各具自己的特质，如我国大学图书馆联盟CALIS，成员馆有自己的资源优点才能在其中发挥出自己的作用。所以一座图书馆，尤其是历史文化名城的图书馆在发展中应该有自己的特质。

例如，1996年安徽大学图书馆发现本校科研处报批的研究课题多为“徽学”、“安徽近代人物”、“桐城派研究”等内容，于是就编制各种徽学书目数据库，又成立了“安徽文献特藏室”，后来为本校“徽学研究中心”成功申报国家教委首批文科研究基地立下了汗马功劳。^[7]再如历史文化名城许昌市图书馆，将历史文化印记的挖掘当作自身的发展之路，着力“三国文化”的文献资源开发，遍集有关三国历史、人物、古迹、传说、戏曲、艺术、科技、军事、医学等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各种文化宣传活动，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欢迎与认可。^[8]

当然，图书馆发展自己的特质并不是局限在文献资源上，还体现在馆舍建筑、阅读环境、服务手段乃至宣传策略上。如在馆舍建筑上，许多图书馆追求高层化、星级标准，既造成了空间浪费，也破坏了文化氛围；如在服务手段上，民国期间柳诒徵主持南京龙蟠里国学图书馆时，他允许学子住馆读书并供给膳食，著名学者蔡尚思就是宿膳馆中遍读群书而成才的。顾廷龙先生曾赞叹：“斯诚我国图书馆事业中之创举”。^[9]可惜今日国内已经找不到这样一所图书馆了。

另外，我们强调公共图书馆发展自身不可代替的潜质、特色时，还应切记不能把自己变成所谓的“特色图书馆"。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我国图书馆事业跌进“低谷”，图书馆学界倡导发展“特色图书馆”，各地公共图书馆系统也相继出现了一些“特色图书馆”，如服装图书馆、包装资料馆、淡水养殖图书馆、柑橘图书馆、啤酒图书馆等等。“特色图书馆”的出现对公共图书馆积极发挥社会职能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特色图书馆”的初始思路都有一定的问题。首先，倡导者将“特色图书馆”与“图书馆特色”相区别，认为“特色图书馆”就应是公共图书馆系统中的专业图书馆，最好单独建制，如果不能单独建制，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也行。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弱化了图书馆普及知识、文化教育的功能。其次，许多“特色图书馆”在实践中更多地追求经济效益，把为企业、公司服务当作重点，以为这就是服务经济建设主战场，就是与市场接轨，其结果是使图书馆这个公共物品具有了私人物品的性质，普通公民应享有的服务却受到了忽略。所以，我认为，图书馆的建设发展离不开特色，但是公共图书馆却不能走所谓“特色图书馆”的发展道路。

近两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如2004年4月，全国市长培训中心专门举办了历史文化名城市长专题研究班；2005年10月，西安召开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第15届大会暨国际科学研讨会；2005年11月，肇庆召开中国城科会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主办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005年年会暨第12次学术研讨会等等。历史文化名城应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协调起来，走个性化发展的道路。同理，身处历史文化名城的图书馆，也应走个性化的发展道路，而且目前已经有了许多好的建言建策。不过，我觉得以下两点还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

这是图书馆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的一个命题。一般来说，历史文化名城是人文旅游资源荟萃之地，旅游经济较为发达。历史文化名城的图书馆也责无旁贷地要为本地的旅游事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但问题是图书馆应该怎样做？首先我们要考虑图书馆有没有吸引游客的旅游资源，其次要考虑的是怎样合理开发自己的旅游资源。

（1）历史文化名城的文物是旅游资源，图书馆的文献也是旅游资源。2002年10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指出：不仅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是文物，“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也都属于文物。而图书馆收藏的大量古籍珍善本、名人字画、金石拓片、族谱方志、木刻版片等文献资料，有许多就属于文物。文物是极具观赏价值的旅游资源。只不过具有文物性质的文献资料的旅游效益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比如身处杭州的浙江省图书馆有近109万册古籍藏书，其中珍善本就有15万册^[10]。如果该馆专门开辟一个珍善本观览厅，将馆藏文澜阁《四库全书》以及丁氏补抄本、早期私人藏书家捐赠本、名人手札、雷峰塔经卷、清代刻书板片、重要的地方文献等有选择地展示一部分，相信很快就会成为吸引游客的另一著名“景点”。所以图书馆应尽早开发具有文物价值的文献资料为社会所知所阅，并申请列入本地旅游景观目录。这样做有助于本地旅游环境形成立体化（硬文化与软文化结合）、层次化（观赏游与知识游相结合），合理分流旅游群体，减少过度旅游给城市带来的压力。

（2）开发图书馆的旅游资源时，要注意保持图书馆的公益形象及深化旅游文化内涵。公共图书馆是社会公共物品，具有公益性质，其经费来源于本地纳税人的纳税，理应免费为当地公民服务。但旅游群体大多来源外地，是否可以收门票呢？我认为不能收。一方面这是公共物品性质决定的，而且图书馆的免费展示实际上取得了巨大的广告宣传外部效应；另一方面外地旅游群体到图书馆来参观本身是有一定的消费支出（增加了的游览、食宿、市内交通消费），这些消费支出已经转化为本地的旅游收入了。如果真的为了弥补图书馆开发旅游资源的经费不足，图书馆可向旅游局申请经费补贴。向外地旅游群体收取门票虽然可增加收入，但会损毁图书馆的公益形象，得不偿失。另外，图书馆应在深化旅游文化内涵上多下工夫。如在图书馆主页上宣传乡邦文化，向海内外人士提供家谱、方志查阅，代为复制古籍资料，编制城市百科全书，整理出版地方文献等，争取得到社会公众的高度认可。

总之，历史文化名城图书馆具有历史文化价值高、游览环境优良等特点，它在实现城市多元化旅游、深度旅游的过程中应该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图书馆中的文化遗产应当在旅游中被观赏、被分享，在分享中被保护、诠释和延续。

这是图书馆发展与地区文化发展方面的一个命题。图书馆作为人类记忆的公共大脑，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局限，长期以来只偏重保存记录人类知识的纸质载体——文献，而对于非文字的文化传统、田野中的活态知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引起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说、表演艺术、礼仪节庆、手工技艺、风尚习俗等，它是现有文化和传统的最基本因素。由于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冲击，我国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灭绝或濒于灭绝。如何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当务之急。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社会记忆，它是人类知识的一种类型及组成部分，作为保存人类记忆的图书馆也应有文化自觉意识，去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与传播。

非物质文化知识通常经过口传心授来传播，它具有叙事场景重现和传播个体的零散性、多样性、模糊性等特征。目前它的保护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将它转变为有形的形式，其二是在它产生的原始氛围中保持它的活力。^[11]我们图书馆可以运用第一种方法，通过摄像、录音和存档等方式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永久保存。如庆典仪式、节日文化、手工工艺等，很难用语言概括表述，然而将它们转化为光盘、磁带并且数字化，它就物化为文献了。这些文献是我们图书馆自己生产而不是从流通领域购买的，在知识“生产（上游）→流通（中游）→消费（下游）”的链条中，图书馆因此可以扮演一回“上游”的角色；同时这些图书馆生产出来的文献也将极大地丰富图书馆的馆藏资源，使图书馆能够创出新的知识服务生长点，充实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

最近国家已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工作主要安排文化部门的群艺馆（文化馆）去承担，但我认为这并不是最佳选择。过去民族、民间文化抢救往往是“文艺”行为，由各级群艺馆（文化馆）唱主角，他们在田野调查中用文字、录音、录像等手段抢救出大量民间文艺作品，但这种文艺抢救属于“临时作战”、“阶段性工程”，加之后续保存管理跟不上，缺乏专门维护，已使文献化了的资料面临老化快、损坏速度难以控制的局面。^[12]如用钢丝录音机录制的阿丙原作《二泉映月》，由于缺乏回放设备现在已经无法进行整理。中国艺术研究院一位专家谈到本院的藏品时说：“如果不尽快对2万小时音响音像档案进行数字化抢救保护，我们前人留下的宝贵遗产就只是一堆无用的碎片，全国各省市的许多珍贵音响资料也只是形同垃圾！”^[13]

面临这样的现状，公共图书馆要勇敢地担当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责任，想办法使自己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设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完善探索新路。图书馆应与群艺馆、档案馆、博物馆、学校、研究所、报社、广播电视台等知识机构协调合作，通过网络、数字化等新技术，共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并把它化作公共知识资源以实现最大范围的资源共享。

[1]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主席张柏的讲话（2005年7月5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5届大会新闻记者会现场报道.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zhibo/20050705/wz.htm（2005-10-6）。

[2]刘海明.深圳够格“历史文化名城”吗.中国青年报，2003.3.1http://zqb.cyol.com/gb/zqb/2003-03/01/content_6I9891 .htm（2005-10-21）

[3]本表参考王思斌主编《社会学教程》（第二版）“文化分类”内容改编而成，该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4]张大可.《史记》文献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148-170

[5]建设部副部长历数我国“城市规划”十大怪现状.新华网.来源：北京青年报http://news.xinhuanet.com/house/2005-09/26/content_3544143.htm（2005-10-6）

[6]长三角城市群面临“个性危机”.新华网浙江频道.来源：新华社http://www.xinhuanet.com/chinanews/2005-09/07/content_5072152.htm（2005-10-6）

[7]薛贞芳.关于“中国地域文化系列数据库”建设的若干思考.见：张晓光主编.全国图书馆特色服务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295-301

[8]张献锋.公共图书馆的历史文化印记：兼论许昌市图书馆的特色向往.河南图书馆，2004（5）:86-87

[9]顾廷龙.柳诒微先生与国学图书馆.见：柳曾符，柳佳.劬堂学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249-252

[10]丁红，程小澜.浙江图书馆的历史文献收藏及其特色.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2（1）：34-37

[1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关世杰等译.世界文化报告2000：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63

[12]方允璋.图书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硕士学位论文）.武汉：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05：63-64 [13〕徐涟.为了2万小时的“历史声音”.中国文化报，2004.9.9⑴

（作者工作单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困书馆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