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的藏书构成及思考

魏海波

【摘要】天一阁现藏古籍30余万卷，除原有的13000卷，其余都是由宁波地区藏书之家的藏品重新构建而成的。私家藏书汇天一，是“百川归海”的文化感召力，是天一阁良好的藏书管理方法吸引藏书家们慷慨捐赠。

【关键词】天一阁 藏书楼 古籍

天一阁是由明代兵部右侍郎范钦创建于嘉靖年间的我国著名的私人藏书楼，是我国现存历史最久的民间藏书楼，也是“亚洲现存图书馆中历史最悠久、连续发展并保存原貌原样、具有独立实体的图书馆，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三个家族图书馆之一”，它的存在被认为是一种极端艰难和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因此而成为中国古代藏书楼的典范，成为中国藏书文化的一种象征。据天一阁范氏家谱记载，范钦藏书达7万余卷。经过数次浩劫，加上零星的散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除清代续增的《古今图书集成》外，只剩下13000余卷，只有原藏书的五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中央人民政府对于文物、图书的重视，由于人民对中央人民政府的爰戴和信赖，许多收藏家纷纷将私人所藏的文物、图书捐献给国家。而著名的天一阁，由于已由国家管理，遂以其深远而广泛的文化影响，以特有的“百川归海”的文化感召力，使宁波许多著名的藏书家或他们的家属先后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图书、绘画、碑帖等文物献给天一阁收藏。他们爱物以德、造福桑梓的爱国爱乡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铭记。而其中尤以樵斋、伏附室、别宥斋、蜗寄庐、清防阁5大家为代表。

张季言，名月琛，浙江镇海霞浦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生，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在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任教，后任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实验室和仪器工场主任，创办上海市星星工业社。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仪表厂厂长兼工程师。1937年，张季言为纪念已故族叔、教育家张樵庄而设“樵斋”书室，藏书14162册，57040卷。樵斋藏书不重版本而注重实用，故藏书中丛书较多，且大多是清代晚期的木刻本和石印本，以及民国以来影印或重印的古籍。1957年7月，全部藏书捐赠天一阁。

冯贞群，字孟颛，号曼孺，原籍浙江慈溪，随其祖父迁居宁波。清光绪十二年（1886）九月生，17岁考中秀才，辛亥革命后任宁波军政分府参议员，1932年任鄞县文献委员会委员长，历时10载，从事表彰先贤、保护文物等工作，1947年任《鄞县通志》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是近代宁波著名的藏书家、学问家。藏书楼名伏附室，藏书多得自故家旧藏，所以藏书中地方文献较多，善本有宋刻本《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元刻本《春秋属辞》、清黄宗羲《留书》抄本、清史荣《李长吉古诗补注》稿本等。1962年4月，冯贞群先生家属将“伏跗室”藏书10万余卷赠送给国家，由天一阁代为保管。总计藏书3367种，3764部，31045册，109746卷。其中善本426种，另有碑帖533种。

朱鼎煦，字鄼卿，浙江萧山县人。清光绪十二年（1886）二月生。毕业于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民国初任鄞县法院推事，绍兴龙山法政专门学校教员，后在鄞县任律师。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是浙东近代著名藏书家、文物收藏家。藏书处曰别宥斋，别宥斋藏书曾分藏两处，一处在萧山，所藏有明代方志、清初禁书等，抗日战争时移藏山阴下沥桥，不幸于1940年尽付一炬；另一处在宁波府侧街寓所，后迁入孝闻街，捐献者即此处藏书。其藏书多善本，有宋刻本《五代史记》、顾千里手校《仪礼》、黄宗羲辑《明文海》稿本等，共约千余种。此外，说部传奇、科场用书、百家杂说、残稿剩牍亦兼收并蓄。1979年8月，朱鄼卿先生家属将“别宥斋”10余万卷藏书和1700余件字画文物赠送给天一阁。

孙家溎，字翔熊，号蜗庐主人，浙江宁波人。清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生，平生不乐仕进，安居乡里，为商店职员。关心地方文物，曾任鄞县文献委员会委员。居宁波城南塔前街，自喻为“蜗庐”。蜗寄庐藏书以1915年至1930年间购得最多，其时故家旧藏纷纷流散，先生日坐书肆，选择善本，遇有精本，即以前蓄新刻加银币换取。故藏书数量虽不多，而版本精美，善本有元刻本《隋书》、《范文正公全集》，明刻本《蔡中郎集》，明抄本《圣宋名贤四六丛珠》，绘图本《彩绘天象图占》等，共计447部，约占总藏量：的一半。孙定观，鄞县人，是著名藏书家、传统工艺品鉴赏家。他继承和丰富了祖传的藏书楼“蜗寄庐”，藏书20000余卷。1979年，他将所藏图书文物全部捐献给天一阁收藏。计藏书918部，共3824册，14941卷，字画86件。

杨容林，字容士，又字道宽，宁波市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七月生，早年攻习经济，曾任宁波通利原油厂经理，太和酱园经理，继承其父杨臣勋“清防阁”藏书，并续有增益，又购入二铭书屋原藏的碑帖。清防阁藏书集两代藏本，多清代中期以后刻本，善本有数十种之多。罕见的有明弘治十年（1497）刻本《精选古今名贤丛话诗林广记》和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刻本阮大钺的《和箫集》。藏书中亦不乏地方作家的著作和地方出版物。1979年10月，杨容林先生家属将清防阁藏书捐赠给天一阁。计466部，5300册，12168卷。

此外，还有张孟契先生赠送其先人所藏古籍3000余卷，袁梅棠先生家属赠送“静远仙馆”藏书，以及其他各家零星捐赠之书。

以范氏天一阁为代表的私家藏书的百川归流，说明我国藏书家钟爱典籍、化私为公的恢弘文化胸怀。天一阁骆兆平先生曾著文总结说：藏书家们为保存祖国文化遗产，都花去了不少精力和财力，这一批批古籍都凝结着他们的汗水和辛劳，有的节衣缩食，经、史、子、集，兼收并蓄；有的批校题跋，长年累月以此为乐；有的在战乱的环境里，不顾个人安危，跟随图书颠沛流离，他们把藏书化私为公，为保存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藏书文化作出了无私的奉献。藏书家以自己慷慨无私的壮举为中国私家藏书楼的历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私家藏书汇天一，除了藏书家自身的良好素质，天一阁良好的藏书管理制度和藏书措理之术也是吸引藏书家们慷慨捐赠的重要原因。

注重防火是天一阁能够保存长久的一个首要原因。我国历史上藏书楼毁于火灾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在末代，如叶梦得、朱常山家的藏书，均在30000卷以上，后来这两家的藏书俱毁于火。宋代学者尤袤曾建藏书楼曰"遂初堂”，光宗皇帝还赐题了匾，荣极一时，但不久却书烬于火。在明初藏书家中也有设法避免火灾的，如杭州人张翱，他把书楼建造在水中央，“庋置甲乙，悉有次第，以小舟通之，哺后即禁往来”。终因天长日久，麻痹大意，没有严格执行用火制度，室内部分藏书仍遭火患。明代著名学者钱谦益的“绛云楼”，藏书特富，其中有宋刻孤本，但是由于藏书楼内住着家属，小孩闹玩，油灯倒地，引起大火。绛云一炬，缥细签题荡为灰烬，使后人感叹不已。

为了使天一阁得到永久保存，范钦曾动了不少脑筋。他总结并借鉴了历代藏书楼的经验教训。尤其是离他家不远的丰氏万卷楼不慎失火，触目惊心，教训深刻。因此，他首先注意书楼的防火安全。当书楼建造之初，即在附近凿一水池，蓄水备用。天一池与月湖暗通，池水终年不涸。阁的四周都有空地，并建筑围墙，起到了隔绝火种的作用。范钦不但依据古书上“天一生水”的说法，取“以水制火”的意思，移“天一”两字名阁，而且还取“地六成水”的意思，来进行书楼的布局设计。他打破一般建筑物忌用偶数的格局，把书楼分建6间，东西两旁筑起封火墙。这些都充分反映了他期望书楼免于火患的愿望。

在管理方面，长期来严格实行禁止烟火入阁的制度，至今，楼梯边仍挂着一块“烟酒切忌登楼”的大字禁牌。从现有资料来看，清道光九年八月，天一阁还订立过管理细则11条，其中规定：“阁下六间并前后游巡明堂，俱不得堆积寄放物件，暂行工作，及护程上挂晒衣裳”；“总门内外不得安放凳桌，堆积物件，致碍行走”。显然，当时已经考虑到在紧急情况下要保证道路畅通。清光绪三十四年，缪荃孙随宁波太守夏闰枝去天一阁看书，“范氏派二庠生衣冠迎太守，茶毕登阁，约不携星火”。就足以说明其防火制度之严，连当地的太守也不许违背。

天一阁注重防火的事，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早在200年前，乾隆皇帝在考虑建造庋藏《四库全书》的书楼时，就想到要吸取天一阁的防火经验。传说在文渊阁、文源阁、文溯阁、文津阁、文汇阁、文澜阁、文宗阁定名时，采用渊、源、溯、津、汇、澜这几个字，偏旁用水，就是取以水制火的意思，只有宗字例外，相传那是因为文宗阁建造在镇江金山上，此处面临大江；不缺水，所以不用水旁的字了。7阁除了在建筑上模仿天一阁，连命名也从“天一生水”而来。(www.xing528.com)

历代藏书家无不期望自己辛勤收集的书籍能够藏之久而不散。如宋代的陈亚作诗戒其后人云：“满室图书杂典坟，华亭仙客岱云根，他年若不和花卖，便是我家好子孙。”元代的赵松雪题藏书卷后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姓，当念此言。取非其有，无宁舍旃！”但是，如果没有一定的制度来保证，这种主观愿望也不免落空。

黄宗羲说：“藏书非好之与有力者不能。”前人爱读书，后人不一定知书；前人好藏书，后人不一定爱书。故不知书者视典籍为废纸，裱鞋帮、覆酱甑亦在所不惜；不爱书者，或因无力保存，便贷书而食，如果得非其人，终成散亡。与范钦有“书籍互相借钞”之约的王世贞，与范钦“嗜奇相尚”的范大澈，他们的算山园藏书和卧云山房藏书，不到50年，均逐渐散佚。

范钦在晚年就考虑到防止书籍分散的问题。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说：“吾闻侍郎二子方析产时，以为书不可分，乃别出万金，欲书者受书，否则受金。其次子欣然受金而去。今金已尽而书尚存，其优劣何如也！”范钦长子名大冲，范大冲体察父辈的心情，从此便“代不分书，书不出阁”。藏书归子孙共同所有，共同管理。子孙各房相约，凡阁门和书橱门的锁钥分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不得开锁。事实上非各房齐集，锁就无法全开。这样就防止了子孙个人占有，避免书籍的分散。

范氏后人一直严格地执行了上述藏书管理的规章制度。至今，天一阁里仍然保存着一块禁牌，上面写着：“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清阮公认为范氏子孙“以不与祭为辱，以天一阁后人为荣”，这种荣辱观的激励，是藏书久而不散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以上说的是天一阁“代不分书”的事。至于“书不出阁”，这对后世也有较大的影响。吴翌凤《东斋脞语》云：“明季藏书，浙中为盛，而鄞县范氏天一阁尤富，立法亦尽善，其书借人，不出阁，子孙有志者，就阁读之，故无散佚之患。”阮元置焦山书藏，有《书藏条例》言：“书既入藏，不许复出。纵有翻阅之人，照天一阁之例，但在楼中，毋出楼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一阁逐步改变了闭阁锁书的状态。每年都有许多中外学者访阁，出具学术研究证明，入阁查阅资料。但依然规定藏书只供阅览，概不外借。

清代学者袁枚有诗云：“久闻天一阁藏书，英石芸草辟蠹鱼。”并注：“书中夹芸草，橱下放英石，云收阴湿物也。”芸草即芸香草，是古人通常采用的一种书籍防虫药物。现在仍用以制香精，并为中药。宋代科学史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古人藏书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谓之七里香者是也。叶类豌豆，作小丛生，其叶极芬香，微白如粉污。辟意殊验，南人采置席下，能去蚤虱。”至今，天一阁还保存着芸草3本，因年代久远，早已失效，放在陈列室里供大家观赏和研究。

关于英石吸潮气的传说，最早的记载见于乾隆年间。乾隆三十九年，杭州织造寅著奉命察看天一阁书楼建筑及书架款式，他在奏章中写道：“天一阁在范氏宅东，……东偏一间以近墙壁，恐受湿气，并不贮书，惟居中三间排列大厨十口，内六厨前后有门，两面贮书，取其透风。……厨下各置英石一块，以收潮湿。”至今，每只书橱下面，仍然堆放着英石，保持原来的面貌。考英石产于广东英德县，是一种石灰岩石块，有的“具峰峦岩洞之状”，因恐此被用来作为假山石头，故“以皱、瘦、透、秀四者备具为良“。英石也不同于通常作盆景用的川石。天一阁骆兆平老师曾请教过地质工作者，并作了实验，证明它并无吸潮作用。显然，当年寅著并未细察，仅据传闻而已。不过从他奏章的全文来看，却反映出天一阁藏书管理上对防潮的重视。

江南地区气候潮湿，梅雨季节长达月余。书籍受潮，有了一定水分，加上适宜的气温条件，就会加速纸张的水解和氧化，繁殖蛀虫和霉菌，使书籍虫蛀霉变。“书中蠢蛀，无物可辟，惟逐日翻阅而已。置顿之处，要通风日；而装潢最忌糊浆厚裱之物。”古人常在二伏天或重阳间，视天气晴明日，设几案，置群书其上，以曝其脑。天一阁也有晒书的制度，郑振铎先生曾说：“盖范氏尝相约，非曝书日即子孙也不得登阁也。“相传只有祭祀日和曝书日是子孙必到开阁的时间。从当时的科学水平出发，控制温湿度的简单办法，就是进行合理的自然通风，在梅雨季节里密封书库，出霉后通风晾干，既要防止受潮霉变，又要防止烈日下曝晒而使纸张变色发脆。天一阁藏书都放在楼上，比较干燥，书楼前后开窗，书橱前后设门，就有利于密封防尘和通风干燥。所以，天一阁收藏的大多数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不但纸墨精湛，还保持着明代装帧形式，而且触手如新，令人展卷悦目，这不能不说是防虫、防潮工作的成效。

当然，好的办法也要有人认真执行。天一阁藏书能够13代人薪火相传，得益于范氏子孙的贤孝。从已有的范氏家族记载来看，范氏子孙多读书，守礼节，惟其读书，才能爱书、守书、藏书。但重要的是有良好的管理制度和藏书措理之术让范氏孝子贤孙们来执行。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天一阁迄今已岿然独存430余年，以其特有的藏书管理制度成为中国古代私人藏书楼的典范和效仿对象，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私人藏书家“百川归海”。现在天一阁藏书量已达到30余万卷，其中珍椠善本约有7万余卷。可以说，现藏古籍30余万卷的天一阁博物馆藏书，实际上是由宁波地区藏书之家的藏品重新构建而成的。由于众多藏书家的参与，使得天一阁成为我国现在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我们期待天一阁在传播文化和推动学术方面给人以更多的启迪。

[1]骆兆平.天一阁丛谈[M].北京：中华书局，1993.3

[2]虞浩旭.嫏嬛福地——天一阁[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3

（作者工作单位：宁波市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