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徽籍藏书世家：璜川吴氏

王瑛

【摘要】苏州是得天独厚的地方。各地到苏州来从事工商业的外地人往往以同乡为纽带结成商帮，徽商就是其最具有代表性的。徽人逐渐溶于苏州的生活，有的数代相聚相传成为望族，是真正的书香门第，是吴地文化的创造者、承载者和传播者。本文论述了徽州文化世家的形成，说明徽籍藏书世家是随着苏州私家藏书的出现而逐渐形成，并随着苏州私家藏书的盛行而发展的。

【关键词】苏州 藏书世家 徽籍

在“家齐而后国治”的家国同构的中国封建社会，人们一直重视家庭、家族的提升和发展，形成了所谓世代相传的“世卿”、“世禄”、“门阀”、“门望”等，也就是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世家大族。除了血缘关系以外，文化学术的传承成为维系世家延续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纽带，形成了古代中国特有的以家学渊源或家学传承为特征的文化世家。徽州文化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一个典型形态，其充满活力、蔚然大观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世家的繁荣与发达。

徽州文化世家的形成，主要有以下三个基本原因：其一，血缘宗法制的社会背景。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宗法制的特点，社会成员都是以祖宗血缘亲情联结起来，又以嫡庶长幼的统系分别开来。互相之间既是尊卑有序，又是血缘一体；既肃穆威严，又温情脉脉。此为中国古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天然”形式。徽人的祖先多是来自中原世家宗族的遗民，他们迁到徽州后，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依然聚族而居，保持着在宗法制度影响下形成的世家风气；加上徽州“四塞之地”的特殊环境，逐渐成为后来衰退了的昔日中原家族文化的典型和标本。其二，儒家思想的内在情结。孔孟仁学和程朱理学是中国儒家思想的正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徽州素有“东南邹鲁”、“程朱阙里”的称号；朱熹本人更是地道的徽州世家出身，因此程朱理学又称为“新安理学”。徽州与理学这种得天独厚的关系极大地增强了徽州士人的凝聚力和自觉感。自朱子之后，徽州士人多明义理，“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成为徽州士人修身、齐家的一个共同的文化情结。其三，商业资本的经济支撑。徽商的活跃和实力的雄厚是历史上众所周知的现象。徽州文化世家大都建立在发达的商业经济基础之上。

徽州士人的学术研究最重世代的家学传承。有言曰：“学传三代，方称世家。”徽州文化世家一般都有三代以上的家学传承，有的更是代有薪传，学者辈出。他们一代代子承父志、薪火相传，踵事增华，从而成就了一个个各具特色又自成体系的文化世家，也成就了徽州文化称于天下、历久不衰的内在的学术底蕴。

苏州湖山毓秀，水土清嘉，自古以来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人文荟萃。各地到苏州来从事工商业的外地人往往以同乡为纽带结成商帮，设立会馆，共同参与市场竞争。

苏州为“五方杂处百货聚汇，乃商贾通贩要津”，成为东南著名商品集散中心。当时，“阊胥两门夙称万商云集，客货到埠，均投行出售”，“远方贾人，挟资以谋厚利，若枫桥之米豆，南濠之鱼盐药材，与西汇之木牌，云委山积”。阊门被喻为“天下第一码头””，还有“吴丝衣天下”之说，可见之昌盛。

据说中国古代城市会馆的设立，开始于北京，兴盛于苏州。苏州会馆主要出于工商贸易的需要，称为工商会馆。会馆便于外地商人在此联络乡情、团结同乡力量；也便于他们祭祀其本地神祇和先贤。当时苏州城中商帮林立，著名的有徽商、晋商、浙商、闽·商、江右商等。据学者研究，到了清朝中期，徽商成为苏州最为活跃的一个地缘性商帮。如当年的布商就以徽商最大。客米，安徽为重要方向，茶叶则主要购自徽州。苏州成花茶之首，珠兰花、茉莉花等也是歙茶抵苏州而加工制作的。其中有徽商沟通彼此，并因地制宜再生产的一份功劳。消耗品的烟业，也几乎为徽州人所控制，仅徽人王德钦所办王万泰烟铺就雇匠工近百人，开办了六家烟铺，占全市烟业三分之一。作为八大菜系之一的徽菜，当年在苏州有八大家：万福楼、万源馆、聚成楼、六宜楼、添新楼，大成场口的丹凤楼与观前的易和园更有名气。其中，如丹凤楼的“滑丝高丽肉”，添新楼的“红烧甩水”，都是公众认定的名菜。小羊面、凤爪面、锅面，都是保持徽州小吃特点，特别是大宴席至今还保持八盆四菜，十大碗六小碟的徽菜传统筵席的风格特点。文房四宝由徽州到苏州，更在文人中广为接受，至今苏州人还是欣赏胡开文老字号。诸如联乡友、叙乡情的安徽会馆、徽郡会馆、新安会馆、新安旅苏同乡会、歙州旅苏同乡会以至紫旨书院、洪钧故居、潘世恩祖孙故居，都留下了徽州人的种种踪迹。

大批徽人不仅经商于苏州，许多人因此还寄籍于此，参加历年科举应试，逐渐溶于苏州的生活。在清朝中期居吴的徽人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藏书家。据不完全统计，有藏书事迹可考的苏州徽籍藏书家就有十余人。

居住于苏州的徽籍藏书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历经四代递藏，书香不绝的璜川吴氏。

璜川吴氏藏书始自吴铨。吴铨，字容斋，号璜川，生于徽州歙县之璜源，始随父迁居松江，后又迁苏州木渎望信桥。雍正年间曾任江西吉安太守，归田后于木渎建遂初园，以故里新安璜源，因题其藏书处曰璜川书屋。吴铨藏书逾万卷，其中珍本秘籍无数，是时载酒问奇而来者，如惠栋等，皆吴中名士，“璜川吴氏”亦享名于时。据文献目录学家郑伟章《文献家通考》记载：“当时璜川书屋有两书最为珍奇，一为北宋本《礼记》单疏足本，一为《前汉书》。”

吴铨有子二。长子吴用仪，号拙庵。其与江浙诸名士交往甚厚，流连觞咏，座无俗客。用仪亦嗜典籍，藏书在其父基础上“复购书数万卷于其中，多宋元善本”，是璜川吴氏藏书第二代中的代表人物。此外，吴铨次子吴成佐，号懒庵，同样有藏书名。其孙吴志忠云：“我祖懒庵先生重自搜罗，书楼三楹，环列四周。”其中亦不乏宋元佳椠。成佐藏书处日乐意轩，藏书印有“乐意轩吴氏藏书”等，并有《乐意轩书目》四卷。

璜川吴氏第三代中传承家藏典籍者，有吴用仪子吴泰来和吴无润，为璜川吴氏藏书第三代中之佼佼者。吴泰来，字企晋，号竹屿，与惠栋等被举为“吴中七子”，著有《吴中七子诗合刊》行世，另有《砚山堂集》十卷、《净名轩集》等著述。关于吴泰来藏书事迹，《清史列传》卷七十二“本传”云：“（泰来）家有遂初园，藏书数万卷，寝馈凡十余年”。由于吴泰来所藏多宋元佳椠，加之本人的文学成就，成为清代吴中重要的藏书家。

璜川吴氏藏书到了第四代，有吴成佐孙吴志忠最值得称道。吴志忠字有堂，号妙道人。志忠好藏书，长于目录校雠之学，与同郡黄丕烈、顾广圻等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往来甚厚。家藏珍籍有《吕衡州文集》、《中吴纪闻》、《嵇康集》等，后多经名家递藏。藏书之外，吴志忠喜刻古人钞本未刻之书，所刻以经义为多，故总其名曰：《经学丛书》，并撰《璜川吴氏经学丛书缘起》，为后人留下了十分完备的璜川吴氏藏书史料。

到此，璜川吴氏藏书自吴铨始，递经四代，直到清代后期方全部散出。璜川吴氏书香不绝，延续时间之长，即使是在藏书风气郁盛的吴中也显得鲜见。

提起苏州的潘家，是赫赫有名的。苏州望族潘氏，世代门第显赫，状元、探花、翰林，不胜枚举淳有“天下无第二家”之誉。苏州民间称之为“贵潘”。因其迁自徽州大阜村，故又称“徽潘”。潘氏不但是一个官宦之家，更是一个藏书之家。苏州潘氏藏书，如果从潘奕隽的藏书楼“三松堂”算起，传递到第六代潘博山的“宝山楼”，共藏典籍30万卷，把潘氏藏书推向了顶峰。私家藏书六代，藏书至30万卷，这在藏书史上，可以说是罕见的。

潘曾沂（1792-1852），字功甫，奕基孙，世思长子。少颖悟，读书不为章句之学，稍长喜为诗。曾自谓“一生行事，尽于数卷诗中”。其藏书数栋，毁于咸丰战火。其编辑顾震涛《吴门表隐》24卷，稿本，曾沂曾跋之今藏苏州图书馆。其著述有《开元寺志》、《江山风月集》、《东津馆文集》等十余种。苏州图书馆大多收藏。有藏书印多枚“潘曾沂字功甫苏州临顿里人”、“曾沂过眼”、“潘曾沂读过”。

潘遵祁（1808-1892），字觉夫，号顺之，又号西圃。奕隽长孙，世璜长子。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官翰林庶吉士、编修、国史馆协修、加侍读衔。年甫四十，即迄假归里，自镌一小印曰：“四十归里。”其祖父卒时，析产，将三松堂藏书分藏于遵祁及其弟希甫各数万卷。遵祁曾自云：“余爰蓄古书画，绵镡缥曩，必什袭精整，惟宜人是谊。”又云：“余家藏楹书数拾架，迨避乱申浦，书籍荡然，余借书读之。余虽力不能收书，就勉为购一二善本，见前人手批书辄手录一过于副册，未曾始作中止。”

其藏书处为香雪草堂。俞樾为之作《潘简缘香雪草堂记》云：“简缘先生筑室邓尉山中，日香雪草堂。堂之西尚有隙地，治为圃，日西圃。盖先生城中所居，旧有西圃，故山居亦袭其名。六十以后，遂自号西圃老人。堂之东有小阁，阁中藏宋杨逃禅《四梅花卷》，因颜之日’四梅阁'。有‘香雪草堂'、‘西圃所藏‘、‘四十归里’等藏书印。”(www.xing528.com)

关于其藏书散佚，潘遵祁生前即已遭兵燹之厄，洪杨之役中，损失几尽，他自己有诗句叹曰：“楹书冷落鸡窗雨”，但又积习难除，“还觅图书结古欢”。民国年间，其藏书大半经后人售出，所余数十云：“其中虽无宋元之本，而旧刻精钞及明清佳椠犹不下数百种，余与伯兄竭力收得什之二三，为吾宝山楼中增色不少。”

潘奕隽（1740—1830），字守愚，自号三松居士，世璜之父。潘氏藏书，可追溯到乾隆时代，与他们祖上读书科名的发达同时而起。潘奕隽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举，一洗其祖父连续13科不中的悒郁，接着于三十七年成进士，首开潘家金榜题名的记路。但49岁时引疾归里，与同时代的苏州藏书家黄丕烈、袁寿阶等优游林泉，以藏书、咏诗为乐。道光九年重设琼林宴，为一时之荣。至于其自己的藏书，编有《三松堂书目》，其中经黄丕烈校跋过的，有100多种。其藏书处为三松堂，王旭《三松堂集绪》云：“三松堂者，君迁居临顿里，庭有松苍翠可爱，日夕吟啸其下，因以命党，且以各集，欲自比岁寒也。"藏书印有“闲来无事不从容”、“三松居士”、“一扈栏两登泰岱再游黄海三宿五台”等。

潘世恩（1769-1854），字槐堂，号藏轩。是潘奕隽的幼弟奕基的仲子。乾隆五十八年状元，历任礼部、兵部、户部、吏部侍郎及工部、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傅。

潘世恩原居苏州玄妙观西之海红坊，相传他在高中状元后，有一次皇帝召见，问及家居何处，他一时惶恐误说成了“苏州玄妙观东”。一言既出，为避“欺君之嫌"，急命家人速购观东宅第，于是买下钮家巷凤池园西部作“状元府第”。但据他在《思补老人自订年谱》中自述，钮家巷“留余堂”，原为清康熙年间河南巡抚顾济之“凤池园"，后由唐姓子孙分售他人；嘉庆十四年（1809），潘世恩为奉养老父潘奕基，购凤池园西部修为宅第，仍称“凤池园”，大厅额题“留余堂”，此宅系原凤池园遗址的一部分。潘世恩居家尽孝13年，在“留余堂”遍读群书，研究学问，完成著述《读史镜古编》32卷、《正学编》1卷。平素他在政务之余亦勤于著文赋诗，撰有《真意斋文集》、《思补斋诗集》、《思补老人自订年谱》等多种。堪称是位学术有成的状元宰相。

潘世璜（1764—1829），号理斋，奕隽子。乾隆六十年（1795）一甲三名，官至翰林院编修。晚岁日课《首楞严咒》，与画禅寺主佛公重刻天如禅师《楞严会解》。市图书馆藏世璜撰《不远复斋见闻录》稿本卷四至卷十。藏书印有“潘世璜理斋”。

潘祖荫（1830-1890），字东镭，是潘曾绶的长子，咸丰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军机大臣。近代著名文献家，图书金石之富，甲于天下。所藏宋元桀本及抄本甚富。叶昌炽尝馆于其滂喜斋，“尽窥帐秘"，有“宋刻《金石录》10卷，即《读书敏求记》所称冯研祥家本；宋刻《白氏文集》残本、《后村先生集》残本、《葛归愚集》、《淮海居士长短句》，皆士礼旧藏；北宋本《广韵》，则泽存张氏所刊祖本也；其他高编大册，断璧零嫌，皆世间稀有之秘。”“在朝数十年，持躬清介，屏绝馈遗，所藏商周珍器、宋元精桀，皆尽廉俸购之四方”。其所藏宋本《诗本义》、宋刊张九成《孟子传》、宋刊《北周书》、宋刊《唐律疏义》、元刊《辍耕录》、宋刊《张乖崖全集》、宋刊《竹友集》等7种宋元本，后至民国被张元济所借刊入《四部丛刊》续编，又有十余种已借摄而未及付印。由此可窥见滂喜斋藏书之精。尝自咏《检书》诗云：“佞宋真成癖，年来不可寻。偶然珍一帙，直欲抵兼金。角折芸香蔚，签残蠹物侵。害源今宛委，万轴自森森。”张之洞和其《检书》诗云：“丽色若可餐，佳墨若可啜。亦如旧窠书，未读神先恍。”“掇拾甘破产，收买及断缺。借观君其许，一瓶吾已设。”

关于其所藏宋本《金石录》10卷，颇有一段佳话。《金石录》30卷自明以后，仅抄本流传，大半出自叶盛箓竹堂所藏，至清卢氏雅雨堂刻以行世，亦源出抄本，讹谬甚多。而清初冯研祥却藏宋本《金石录》，虽仅10卷，可正钞刻本之讹，洵为惊人秘籍，遂刻“金石录十卷人家”一印，长笺短札、帖尾书头，每每用之。后此书经江立、鲍廷博、阮元、汪城、赵魏、韩泰华先后递藏，皆刻一印曰“金石录十卷人家”。咸丰九年（1859），潘祖荫从韩氏买到此书，尝跋《泾林续记》云：“亡友韩小亭观察，家有玉雨堂，藏书甚富。余所得残宋本《金石录》十卷及明周元眸《泾林续记》，皆其物也。”于是，潘亦刻一此印，且请人作《拜书图》，置酒邀人赋诗。自清初至清末，递藏者八人，先后一辙，风雅好事之至，此书今归于上海图书馆。

潘曾玮（1818—1886），字宝臣，世恩四子。生于钮家巷凤池园。自幼聪颖，道光二十三年顺天乡试，挑取誉业，后留心经世之学，并致力于诗古文辞，以读书为要务。《涵芬楼烬余书录》史部有宋刻本《编年通载》，此书原为潘遵祁旧藏，后归曾玮。钤有“西圃”竖式印、“曾玮私印”。撰有《正学篇》、《养闲草堂图记》、《自镜斋文抄》等十多种。

潘承厚、潘承弼与宝山楼藏书。

潘承厚（1904-1943），江苏苏州人。字温甫，号博山，别署遽庵。曾莹重孙。精于版本目录之学，藏书甚富。祖父祖同（字桐生，号谱琴）有竹山堂，藏书4万卷，与弟承弼共读，昆仲相依20多年，补益箧藏，至30万卷。因得宋蜀大字本《陈后山集》，书斋取名“宝山楼”。所藏多吴中名家如叶昌炽、邓邦述、曹元忠等之旧物。举凡明末史料、清人文集、时人稿本、乡贤文献、年谱家谱、历代尺牍、金石碑拓以及名人书画，无不兼收并蓄。史料中尤以历代尺牍数千通最为珍贵。曾印辑《明清藏书家尺牍》行世，继辑《明清画苑尺牍》未成而殁，承弼继其遗志为完成之。又辑印《元明书翰》、《明季忠贤尺牍》、《杨涟左光斗尺牍》、《瞿式耜侯峒曾尺牍》等，均得问世。藏书分贮苏州和上海。抗战胜利后，苏州故里存书为其后人售出大半，计400余箱，解放初又以宋元善本27部捐入北京图书馆。上海藏书以及承弼毕生经历所聚之历代金石拓片10000余件（包括叶昌炽五百经幢馆拓本3000余件），由承弼一并捐入合众图书馆，该馆为之印《吴县潘氏宝山楼书目》1册，仍得书800余部。

潘承弼（1907—2003），字粮甫，号景郑曾莹重孙。

潘老学向渊雅，故藏书之名播于当代。尝自云：“余生薄祜，十二丧父，上袭先祖余荫，有书四万卷。稍知人事，颇喜涉猎，自经史子集以逮百家杂说，辄复流览，贪多务得，每为塾师所俳斥，而余怡然自乐，未尝以他嗜少分其好。弱冠以还，节衣缩食，穷搜坟典，于时求备而已。秘册精桀，不暇计及。先兄泥古善鉴，与有同嗜，力所未及，辄为援手，积累二十年，藏箧卅万卷，列架插签，虽不敢自比于通都豪富之藏，然以之考览优游，无阅肆借之苦。”又云：“学艺而外，耽嗜图书金石。才十五六龄时，便节衣缩食，有志穷搜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自壬戌迄丙子，十五年中积书三十万卷，石墨二万通，薄录甲乙，丹黄纷披，甘老是乡矣。”

宝山楼的收藏中，很注重明末史料。光绪末叶以后，明末史料的收藏和研究颇成凤气，如谢国桢、朱希祖都是其中翘楚。宝山楼藏书的另一类是乡村文献，这是宝山楼藏书的最大特色。凡是乡贤的稿本、校跋，甚至只有片纸只字，数语题记的书，他们都见无不收，其目的是要编撰类似苏州艺文志的著述，可惜未能实现。

[1]孙迎庆.苏州藏书世家[N].姑苏晚报，2005-3-7（B14）

[2]马杰.清代苏州的徽籍藏书世家[N].姑苏晚报，2004-12-27（B14）

[3]陈建忠.苏州藏书家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5（2）:56-58

[4] http://www.tctd.org/anhuis/hxyj 14.htm

[5]http:〃www.tctd.org/anhuis/hxyj6.htm

（作者工作单位：苏州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