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藏书楼：一段应载史册的故事

范凤书

【摘要】本文从中国藏书的三大体系分析其不同的开放性，并指出私家藏书数量众多，因而对中国藏书史上一些具有开明思想、能与人共读的藏书家所建的藏书楼具有公共图书馆的部分性质和功能应记史册，不能忘记它们。

【关键词】官官藏书 寺观藏书 书院藏书 私家藏书

综观中国藏书史，基本上可分为三大体系：一是最早出现的宫廷官府藏书。像周代的守藏室，汉代的石渠阁、天禄阁、兰台石室，隋代的嘉则殿，宋代的三馆（昭文馆、集贤馆和史馆），明代的文渊阁，清代早期的武英殿、昭仁殿和皇史宓，《四库全书》编成后南北七阁（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文溯阁）。这些官府藏书楼藏书丰富，建筑精美，设备完善，在世界藏书史上都居于一流地位。但它却主要服务于皇帝、高官或少数大学者，开放性极差，缩小了它的功能。直到清末、民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藏书楼始进入现代化、系列化和对民众开放的新时期，才发挥出它的重大作用。

二是介乎于公私之间的寺观和书院藏书。寺观出现于汉魏，盛于南北朝隋唐。而书院初起于唐代，盛于宋元，延至明清，重要的和大型的寺观和书院大都建有藏经阁和藏书楼，它们的服务多限于僧道信徒、教授学员，开放性也不是很广。

三是私家藏书。它虽极具私有性，大多开放性也很小，但它数量很大，自唐宋以后各代都有成百上千，这些私家藏书除藏主家人、亲戚朋友读用外，往往又凝聚了一小批文人学者。像宋代宋绶、宋敏求父子家藏书三万卷，“宅居汴梁春明坊，昭陵时士大夫善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借置，当时春明坊宅子比他处僦值尝高一倍”^[1]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因此，在封建社会，私家藏书楼相对来说反而开放性最大，对中国学术的发展推动作用也最大。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这些私家藏书楼中，有部分楼主思想开明，愿与人共享所藏，这类私家藏书楼实际上具备了公共图书馆的部分性质和功能，成为当地的一个公共图书馆。兹就文献记载自古至今概述之：

《晋书·儒林·范平传》卷九十一：“范平字子安，吴郡钱塘人也，平研览坟素，遍读百氏。三子：奭、咸、泉，并以儒学至大官。泉子蔚关内侯。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这不是钱塘地区最早的一个公共图书馆吗？

《南齐书·文学传》卷五十二：“崔慰祖，字悦宗，清河东武城人，好学聚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有辞。”

《宋史·隐逸》卷四五七：“大中祥符二年（1009）府民曹诚，即戚同文旧房旁，造舍百余区，聚书数千卷，延生徒讲习甚盛。诏赐额为本府书院。命纶（同文次子）奉礼郎舜宾主之，置诚府助教，委本府幕官提举之。”这是私人所建义塾藏书楼。

许有壬《至正集·冯氏书堂记》卷三十八：“许下（指河南许昌）冯梦周士可买书数千卷，构堂蓄之，以待里之不能有书者。为之约曰：‘凡借者恣所取，记其名若书目。读竟则归而销其籍。损者不责偿。不归者遂与之以激其后，缺者随之。’士可之言曰：'梦周幼失怙，育于兄，早从铃椠就令，自力于学而近贫禄士沐谬不可解也。兹欲惩吾盲而欲人人之察秋毫也；惩吾院而欲人人之闻蚁斗也，不有教之恐里之不悉而约之或渝也……'”

又，郑元佑《侨吴集·冯氏书堂记》卷九：“冯梦周昔为温州路经历，尝梓尝梓锓《六诸图》诸书，及为平江路推官，得《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诸善本和小学之书，为经书作注，制成书版，悉归之书院，其平日捐资以购买之书籍，上自六经传注子史别集，下自稗官杂税，共积至千万卷，亦悉归之书院。”这是元末明初在许昌所建相当开放的私人藏书楼。

明末的曹学侄最早提出“二氏（指佛道）有藏，吾儒何独无？”欲修儒藏与之鼎立，功未就而明代灭亡。清代周永年，继其志，著《儒藏说》，欲藏书于天下，保藏至万世，并约同志桂馥共创借书园，积书十万卷。“构室而藏，又欲强有力者赡其经费、立为纪纲，托之名山，而使学者于以司其业，传抄者于以流通其书，故以籍书名园。”^[2]周氏之志可嘉，终因经费不济，助者亦寡，未做出大的成就。(www.xing528.com)

清同光间，吉林人国英有感于“藏书家秘不示人，而寒儒又苦于无书可读”，于家塾“构藏书楼五楹，颜曰：‘共读‘。其所以不自秘者，诚念子孙未必能读，即使能读，亦何妨与人共读。……现计书二千余种，二万余卷，法帖四百余册。愿嗜书者，暇辄往观。果各就天性之所近，谙练其才，扩充其识，将可以济时局，挽颓俗，储经邦济安民正俗之学，为一时报国资，是则余之厚幸而功望也夫。”^[3]共读楼在京都崇文门内，东单牌楼东观音寺胡同，索绰络氏宗祠东。这是早于绍兴古越藏书楼有公共阅览性质的一个私家藏书楼，并立有借约条规，到宅说清姓名，付图章纸入塾阅览，书概不准出楼，除腊、正两月外，每月逢三、八两日开楼。

几乎与国英同时，1902年徐树兰又在绍兴创建了古越藏书楼。徐树兰在《古越藏书楼书目·为捐建绍郡古越藏书楼恳请奏咨立案文》中称：“绍兴统辖八县，辍学之士，实繁有徒，职不揣绵薄，谨捐银八千六百余两，于郡城西偏购地一亩六分，鸠工营造，名日古越藏书楼，以为藏书之所……大凡藏书七万余千卷，编目三十五卷，屋凡四层，前三层皆系高楼，分藏书籍，以中层之厅事为阅书所。附立章程。申明：一、此楼建于绍兴，为地方劝学起见，故曰古越藏书楼。二：本楼创设之宗旨有二：一曰存古，二曰开新，博学古今中外之古籍与今籍以求借鉴通之途径。三、各书之外，兼收各种图画、理化器械及动植矿各种标本，以为读书之助。”^[4]这是中国第一座古今并重主张纳新的不仅借阅览兼具科学实验的图书博物馆，其意义重大，对中国图书私藏公化和公共图书馆的兴起影响甚巨。

崇拜康有为、梁启超改良运动的傅崇矩是清末四川成都的一位大藏书家，藏有许多旧书、方志和各种报纸。光绪二十六年（1900）他在成都桂王桥北街创办了成都第一家公众阅报室——阅报公社。陈列中外报纸近百种，随后又设算学馆，并出版了成都第一张科技性报纸《算学报》。

晚清以洋务运动起家的大官僚、大买办盛宣怀，雅好收藏，寄性于图书金石书画，不下十余万册，曾与另一好雅的端方私议，各出所藏在上海合建一图书馆，并刻一章曰：“贻子孙不如公诸同好。”端方恋书爽约，盛宣怀独自在上海成都私宅内建了一座“愚斋图书馆”，但并未对外开放，只是聘缪荃孙编成《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18卷，保存了大批藏书。盛氏逝世后捐赠给了圣约翰大学、交通大学和山西铭贤学校。

晚清以后，由于外国传教士和西方侨民兴办“公开的书林”式图书馆，以及改良派学者对举办图书馆的倡导，促进了藏书家中更加开放的新型藏书思想的形成，在这种大潮流下许多私家藏书楼纷纷转变为对外开放的图书馆。入民国以来，数量较多，难以详述，兹列表略述之：

上述藏书家，应该把他们视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先驱者，这些藏书楼实质上是在中国公共图书馆没有普及的时代，在各地建起的地方性公共图书馆。他们的功绩应载入史册，不能忘记。

[1]朱弁.曲清旧闻，卷四

[2]章学诚.籍书园书目叙［C].章氏遗书

[3]国英.共读楼书目序.清光绪间索绰络宗祠刻

[4]李希泌，张淑华.中国古代藏与近代图书馆史料［C]为捐建绍郡古越藏书楼恩请奏咨案文.北京：中华书局，1982

（作者工作单位：河南焦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