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北四位藏书家

刘作忠

《天一阁文丛》第二辑曾刊载拙文《“书痴”杨守敬》，追述吾鄂近代藏书大家杨守敬倾尽毕生心血藏书、刻书的事迹，现就手头资料再谈近代湖北四位藏书家。

卢靖（1856-1948），字勉之，号木斋，湖北沔阳（今名仙桃，1994年前隶属荆州）人。家贫，经乡儒李子铭相劝，复于艰难中勤学。青少年时期，卢从《经世文编》中得到启示：“天文、舆地、水利、河防、治赋、整军诸大端，皆以算学为管钥。”于是他潜心研究算学而耽误举业，直至29岁才入县学。光绪十年（1884），29岁的卢靖乡试，以天文、算学中举。经学政高剑中（勉之）以“朴学异才”上荐，直隶总督李鸿章委任卢为天津武备学堂算学总教习。1887— 1902年的十几年间，卢历任赞皇、南宫、定兴、丰润等县知县，后提调多伦诺尔厅同知、保定大学堂督学（校长）、北洋武备学堂算学总教习。光绪三十一年（1905），直隶总督袁世凯委派卢率直隶官绅赴日本考察教育半年。卢返国后最重要的一条献议，就是促成袁奏准停废科举、推广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各省学政撤销，卢经袁世凯保荐，获派直隶首任提学使。三十四年（1908）九月，调奉天提学使。

卢氏认为中国贫弱的最大原因是多数人没有文化，而要自强，根本在于人才，培养人才又端赖教育。因此，卢除自己身体力行的研究算学和兵器之外，历官所至都以兴办新式学堂为急务，并主张以“西法”、“西学”辅助中国之不足。

这位讲求实际的干才，长于货殖之术，算计颇精。辛亥革命后，卢氏结束仕宦生涯，在天津、山海关、秦皇岛、海口、北京等地广置地产，投资兴办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济安自来水公司、耀华玻璃公司、张家口电灯公司等。卢的这些举措，既发展了民族工业，其个人财富也与日俱增，为他后来致力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卢青少年时，家贫无力买书，经常到仙桃镇上一书贾处看书。书贾极喜爱这位好学的年轻人，两人由此成为忘年交。卢在书贾处一边免费读书，一边帮其整理书目，或代查某作家是否写过某篇著作。卢在是处读完了《资治通鉴》和数学、中医学之类的许多书，这些为他后来治学打下了基础。此间，卢在博览群书之余，曾写过《四库未传本书目序》和《未刊未见本传本书目序》。他当时即立下宏愿：将来一旦得意，一定要开办图书馆，让有志读书之士能有读书处。

一年，卢氏到汉阳府应试，见有书贾售清嘉庆进士贺长龄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售价3000文。卢当时囊中仅有此数，在爱书和应试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他每日借口讨价还价而趁机阅读，日久，终遭书贾识破和奚落。最后，卢四处借贷终于购下是书o几十年后，已是百万富翁的卢靖，仍珍藏着这套来之不易的《文编》，以纪念当年的艰困之日。

卢氏出仕丰润知县后，专门于当地书院附设两所图书馆。在直隶、奉天提学使任内，卢氏创设了3所省立图书馆，其中1909年设立于保定莲花池书院的直隶图书馆（后为河北省图书馆），为卢氏捐廉俸5000两所建。^[1]此外，他还创立了师范、法政、工、农、商、医、美术、水产等数十所专科学校和几百所中、小学。此间，他曾连续几年每年给仙桃镇上那位书贾寄200两纹银，一是感谢当年的知遇之恩，二是希望其多购置书以让更多的青少年阅读。

卢氏好学，且主张学以致用，他的“知止楼”藏书虽达10余万卷，皆为求其有用而已，并不汲于古本秘籍。卢任丰润知县时，正值义和团运动起，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他致书友人交代：“它无置念者，惟藏书数十麓，请代赠本县学校，吾子孙幸存者，畀以应读之书数百卷足矣。”^[2]由此可见其藏书、读书态度之一斑。

入民国后，卢氏倾其资产，致力于文化教育，其中以捐建南开大学图书馆及北平木斋图书馆影响最大。

卢氏与南开的渊源，可溯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在天津创办直隶图书馆（后为天津市图书馆）时，获清学部侍郎严修（范孙）捐赠其“蟫香馆”的藏书5万多卷、1200多部。当时，卢从直隶学款中拨银1万两与南开建校，然后按月拨银100两以补助，直到他调往奉天为止。

1927年3月，寓居天津的卢靖捐资10万元兴建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保证工程质量，卢亲往现场督工。历时一年，这所占地920平方米、可容纳300多名读者的图书馆终于建成。为尽快开馆，卢氏将本人“知止楼”的藏书捐出6万卷以为基础。1928年10月17日，为南开大学建校9周年，同时举行图书馆落成仪式，严修、颜惠庆（曾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等名流四百余人前来参加观礼，卢氏亲自致词，并当场将图书馆的钥匙交给校长张伯苓。为纪念卢氏嘉惠学子的义举，南开大学将图书馆命名为“木斋图书馆”。1929年11月30日，国民政府明令嘉奖卢氏兴学助教的义举。^[3]1937年7月29日下午，日机狂轰滥炸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与秀山堂、芝琴楼等校舍相继中弹燃烧。南大是抗战开始后遭日军摧毁的第一所高等学府，而木斋图书馆亦是首先牺牲品，卢氏的一番心血也变成了劫灰。

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建成不久，卢靖又成立了一个“木斋教育基金会”。卢氏先在天津创办两所幼稚园至中学一贯制的“木斋学校"，随即又在北平西单牌楼旧刑部街20号创办“私立木斋图书馆”。是馆于1934年开始筹备，1936年10月18日揭幕。共藏线装书20余万卷、新书4500册、杂志100多种，阅览室可容纳读者200余人。卢氏规定：每月自“教育基金会”拨款600元作为图书馆购书及其他费用；馆务由卢聘请董事组成董事会监督；馆长由董事之一、曾留学德国柏林大学、时为北京大学教授的沔阳同乡胡钧担任。是馆成立后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及北平市立图书馆等合作，办理国内首创的图书巡回阅览；编印《北平私立木斋图书馆季刊》以报道是馆动态、刊载湖北文献及图书馆学论著等等。可惜开馆不久，华北沦陷，卢氏只好闭馆，抗战胜利后亦未再恢复。1948年9月，卢氏病逝后，其家人将木斋图书馆的全部藏书捐赠清华大学，另将“木斋教育基金会”的大部分财产捐给清华大学木斋数学研究所。

卢靖在积极捐建图书馆的同时，大力刊印图书，使一书化身千万，而普遍流传人间。早在任丰润知县时，卢即刊印严复所译《天演论》，此系我国最早的版本。接着，卢又以其书斋名“慎始基”刊刻指导自学门径的《慎始基斋丛书》11种，其中首篇即张之洞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两书。这套《丛书》仅刻成10余种因义和团运动起而停止。1923年，卢氏将《丛书》散失的板片搜集修补，并加入早年在湖北所刻的两种于天津重印。

清道（光）咸（丰）后，士大夫刊印《丛书》蔚然成风，其中各地搜罗本地乡贤著述刊刻的《郡邑丛书》，更是盛极一时。如《畿辅丛书》、《云南丛书》、《金华丛书》、《吴兴丛书》等各有百余种、数百册以上。而光绪十七年（1891）赵尚辅辑印的《湖北丛书》仅收录31种，与湖北这个文化大省太不相称。卢氏离鄂虽久，但乡情不减，他决心每年以3万元经费刊布《湖北先正遗书》，以让鄂中文化发扬光大。^[4]《遗书》计划分为三辑：第一辑为《四库全书》著录的91种，第二辑为《四库全书》中存目的201种，第三辑为《四库全书》以外有关鄂省乡贤的著述若干种。《遗书》1918年创议，1923年秋第一辑印出，共75种、720卷。凡赵尚辅《丛书》已收者，《遗书》不再重复。第一辑各书均选择善本，无传本者或借阅文津阁本，或求助于张元济、傅增湘、刘承干等著名藏书家所藏的善本。为保留真迹，节省校对之繁，《遗书》全部影印。由于种种原因，《遗书》的第二、三辑终未印成。此外，卢氏还刊印有《沔阳丛书》116卷。

卢氏平生钻研数学，著有《万象一元演式》、《割圆术辑要》、《微积溯源补草》、《代数术补草》、《叠微分补草》、《求级数捷法》、《代数积拾级补草》。又与胞弟卢弼合著《四库湖北先正遗书提要》，编刊《古辞令学》、《木皮鼓词》和《未筑余音》等。

1935年，79岁的卢靖预立遗嘱：死后遗产，全部用于教育事业，不传子孙。抗日战争爆发后，卢捐赠巨款予西南联大，以帮助师生共度国难。

这位身为百万富翁的乡贤，一生勤俭节约，却乐于兴办文化教育事业，是永远值得后人缅怀的。

卢弼，字慎之。湖北沔阳（今名仙桃，1994年前为荆州辖地）人。卢靖（木斋）的胞弟，小木斋20岁。卢弼10岁能文，后入经心书院、两湖书院，受业于杨守敬、邹代钧等名师。1905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科，1908年毕业回国应学部试，获政法科举人。旋赴东北，任黑龙江巡抚署秘书、全省交涉局会办、全省调查局总办等。因为鄂省天门籍巡抚周树模所器重，曾随周参加中俄边界谈判，以熟于边疆地理，争回满洲里车站权益。

民国成立，卢历任北京政府铨叙局秘书、黑龙江检察厅检察长、国务院秘书长、平政院平政和第三庭庭长等。

卢氏居官10余年，却性喜读书、藏书。其藏书非精妙善本不藏，先后积蓄也有10万余卷，而且沉浸于目录学中。他曾论及与胞兄木斋藏书各有所求的轶事：“弼从政余暇，浏览载籍，博涉旁探，日无宁晷，家兄木斋诫之曰：'世变方殷，不务远者大者，惟考订簿录，校雠讹夺，支离琐碎，奚不惮烦？'弼徐应之曰：‘兄曩治算术，设梅、罗、徐、戴诸家著述，得精刊精校之本，事半功倍，当不让李壬叔独步一时矣！’相与狂笑散之。”

卢氏除藏书外，别无积蓄，后因生活所迫，曾5次变卖藏书以度时日。他曾赋诗寄赠另一位鄂籍藏书大家徐行可，论及其藏书甘苦，诗序云：“三十年来沧桑陵谷，拙斋藏书数十万卷悉已易主。所藏古籍之善本，因购求不易，又念善本书应归藏得其所，故不求高价，尽以廉值售诸北京大学图书馆，以供治学之士参考。”

卢精通版本目录学，曾协助胞兄木斋选购藏书，校刻古籍。木斋刊刻的《慎始基斋丛书》、《湖北先正遗书》、《沔阳丛书》等，其品种搜集、版本选择、刻印校勘，均出自卢弼之手。

1925年，卢氏开始编注《三国志集解》，历时10年方完成。是书凡200万言，中华书局以线装和平装形式先后两次出版，有学者评论是书：“欲尽窥诸家注释不待他求矣。”此外，卢氏还著有《三国志著引书目》、《三国职官录》、《三国志地理今释》等。

卢氏嫉恶如仇，其最钟爱的侄儿卢南生、侄女婿傅惕生沦为汉奸后，他日夜痛骂，并与之断交。

1955年，77岁的卢弼将家藏的明嘉靖十年（1531）版《沔阳州志》、胞兄木斋刊刻的《沔阳丛书》及其他乡邦文献寄赠沔阳县人民政府，为后来续修地方志发挥了积极作用。

甘鹏云，字翼父，号药樵、耐公、耐翁，晚年署“息园居士”、“潜庐老人”。1861年出生于湖北潜江（1994年前为荆州辖地）一个书香之家。6岁即随父就读于潜江史公书院和传经书院。1884年以县试第一、府试第二、院试第一取得博士弟子员。1888年至武昌，人经心书院和两湖书院，前后研读11年，治《公羊》、《春秋》。1898年，甘氏离开两湖书院，北上幽燕，东历上海，西游宜昌，讲学于荆门、沙市。1902年中举，次年中进士。1906年奉派至日本，入读早稻田大学。1908年，甘氏毕业回国，历任度支部（财政部）主事、黑龙江省财政厅监理官、吉林省财政厅监理官、吉林省国税厅厅长、山西省烟酒公卖局局长兼清理官产处处长、北京古学院教授等。

历经10年宦途生涯，甘氏终对政局失望，尔后寓居北京，尤汲汲于读书、聚书之中。(www.xing528.com)

甘氏常说生平有“三嗜”：嗜藏书、嗜碑版、嗜书法。本文仅扼要介绍其第一“嗜”：藏书。甘氏童年时因家贫常借书抄读。有一年，甘在武昌偶见乡贤、光绪二年进士万际轩处有《国朝诗钞小传》，一时爱不释手。而万即将启程赴京，经甘苦苦请求，最后万以“今夕借书，明朝奉还”相许。甘喜获好书，彻夜未眠，终将是书140页、47000余字抄完。当清晨还书时，万还未起床。这些对甘刺激颇大，长成后他倾力藏书以“便读”。自1888年赴武昌求学起，到1902年中乡举时，甘氏所集书10万余卷，藏于潜江“将庐”书斋。

1923年汉水溃决江堤，淹没潜江城，甘氏15年的心血付之洪流。“将庐”藏书中有乡贤著述仅存之孤本，也有甘氏本人手抄、手校之书册。他曾自撰诗一首以记此次古籍之厄运，诗云：“潜阳老屋小如舟，石墨盈车书汗牛。可惜无人勤守护，金堤一决付洪流。”

甘氏另一处藏书自1903年开始搜求，历经19年，积书20万卷，藏于北京“息园”书楼。他于1935年刊刻的《崇雅堂书录》15卷，即息园书楼藏书的目录。自谓：“异本不多，不足称收藏，编成一目录，聊备检寻而已。”《崇雅堂书录》后刊于《崇雅堂丛书》中，首有《序言》，末有《后记》，对两次藏书经过记述颇详。甘的好友王葆心在《崇雅堂书录·序言》中感慨地说：“药樵少壮辛苦所得藏书藏之家者，悉为洪水收去，今所存者，皆应官中外所得……吾尤喜其此举，不蹈吾乡先辈平安馆、观海堂与薪水王氏、武昌柯氏，书散而目亦亡之慨叹……其益甚大。”甘氏门人刘文嘉总校《崇雅堂书录》题跋说：“先生之言曰：赏鉴家之藏书，非吾力所得，吾之藏书，但求便读而已。自来藏书家侈录宋本，次则元椠，至于近刻，则屏而不录，此所谓赏鉴家之藏书也。”

甘氏一生“以书为性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不观”。其著述数以十种，既包含了古典的经史百家，也涉及到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人文；既有对历史学理论的探讨、辨正，也有对实际工作的总结；更有批评清廷屈膝媚外、“铃压”人民的说论危言。甘氏其先后刊行的著述有：《鲁文恪公集》、《竟陵先贤传》、《花影老人遗著》、《素风集拾遗》、《大隐楼集》、《潜庐类稿》、《经学源流考》、《潜江旧闻》、《崇雅堂书录》、《崇雅堂碑录》、《楚师儒传》、《潜江书征》、《随笔》等。

1932年4月，甘氏因“精于史志，熟谙地方掌故”，被聘为湖北通志馆筹备处副主任。此后，他写成的《方志商》一书，对后世修志影响颇大。与此同时，他还与罗田王葆心、监利龚湛园被省政府主席夏斗寅推举主持纂修《湖北文征》。甘氏以身居“藏书之富甲中国”的北京之便，搜集、选编鄂籍先贤著述寄鄂，由王葆心审订。

《湖北文征》搜录元、明、清三代湖北各县乡贤2700人的著述8000余篇，6000万言，“存一方文献，作史学偏师”。^[6]

笔者捧读湖北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极其珍贵的乡邦文献——《湖北文征》，倍觉怀念王葆心、甘鹏云、龚湛园等乡贤薪尽火传之功。

张继煦，字春霆，1877年出生于湖北枝江（1949年前为荆州辖地），11岁童试中秀才后，入两湖书院就读。1902年与李书城、万声扬、李步青等31人被张之洞选派赴日本弘文书院留学。留日期间，他积极参与刘成禺、蓝天蔚、李书城等鄂籍进步学生创办《湖北学生界》，后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1906年，张氏回国后任湖北学务公所实业科科长兼两湖总师范及普通中学教职，民国开国元勋黄兴、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董必武、“民国第一清官”石瑛等其时均为张之门墙桃李。此间张氏曾参与创建进步团体“楚学会”，宣传新思想。

张之洞离鄂赴京时，曾扬言于众曰：“我两任湖广总督，历十七载，计得弟子万余人，其中惟张继煦的文章必传，万声扬（武定）的字必传。”^[7]

尔后，张氏历任奉天候补知府、湖北省立师范学校校长、北京政府教育部视学和普通教育司司长、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湖北通志馆总纂、私立荆南初级中学校长和国立湖北师范学校教务长兼国文系主任等，毕生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颇多建树。

张氏生平治版本学，据其子张叙芳回忆：其父平时“特别爱买书，这是唯一的嗜好，经数十年的收集，藏书确丰富。在武昌，父亲书房里四壁皆书。书箱层层叠垛，上接楼板，手稿盈架。家乡也有藏书。荆南中学及通志馆迁赴枝江，本拟数月后再去武昌迁运存书，不意武昌瞬即沦陷，宅中藏书，自遭劫运。”^[8]

1944年8月，张氏将劫后幸存的藏书出让给省图书馆，8月12日的《武汉曰报》以《鄂省文献佳话，张继煦藏书千余册，愿以半价出让省府》为题报道称：“鄂省通志馆总编票张继煦，私人藏有各种图书二百四十三种，约一千余册，内多珍本，颇为名贵。最近以二百万元之索价，出售于中央西北图书馆，行将成交。关心本省文献之人士，佥以此批书籍外流，甚为可惜，颇望能由鄂省当局以政府力量收买，以充实本省公有图书。据张氏表示，如由鄂省政府收购，愿以半价出让。省府方面深感其美意，愿以一百万元收购，并已提出昨（十一）日省府例会通过云。”

10月20日，张氏藏书终为省图书馆收购，计有图书216种、2098册。这批藏书多明刊本、抄本，如明正德十五年（1520）揭文富刊本《揭文安公文集》，存诗一至四卷，为传世不多之明本，书虽不全，仍足珍贵。再如抄本中之《焦理堂丛钞四种》，为国内仅存之孤本。还如明代经略史熊廷弼为湖北乡贤，其文牍、奏疏，世不多见。张继煦在日本求学间得见熊氏抄本一部，以重金购回。张氏藏书多铃有“春霆印信”阳方印。

张氏生平著述仅见《张文襄公治鄂记》^[9]，笔者荣幸收藏一部，也算珍本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南局教育部向寓居武汉的几位老教授各赠送一笔数目可观的生活补助费，独张继煦辞谢不受，曰：“无功不受禄。”事为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董必武所知，赞叹曰：“春老节操犹如昔日，真吾师也！”^[10]此语可谓中肯。

[1]《政治官报》第一〇五四号，宣统二年九月初二日，《折奏》类第十八页，《直隶总督陈夔龙奏前署提学使卢靖捐建图书馆请奖折》。

[2]贾恩绂：《补祝卢木斋先生八十晋寿序》，木斋图书馆季刊，民国二十六年五月，第一期。

[3]《国民政府公报》，1929年12月3日，第三三五号。

[4]甘鹏云：《潜庐续稿》卷十二，《致黄笃友》。

[5]《湖北先正遗书·序》。

[6]《湖北文征·出版说明》，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7][8]胡治熙：《教育界耆宿张继煦先生》，《武汉文史资料》，第24辑，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86年6月版。

[9]《我的父亲春霆公》，《枝江文史资料》，第二辑，枝江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87年12月版。

[10]1947年8月由湖北通志馆出版。

（作者工作单位：湖北荆州市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