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香港澳门藏书家崛起

骆伟

【摘要】本文从分析港、澳藏书家的历史背景入手，简略介绍近现代港、澳藏书家的类型和藏书归宿，从而探讨其影响和作用，说明港、澳有一定的文化底蕴。

【关键词】香港 澳门 藏书家 图书馆 近现代

香港、澳门分别位于珠江口东西两侧，是我国南大门两颗璀璨的“东方明珠”。它们与广东有着地缘、亲缘、语缘、俗缘的密切关系。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两地与广东形成了特殊的经济与人文关系，为培育和发扬岭南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近现代私人藏书家的涌现，起了积极的作用。

港、澳两地藏书家的兴盛，有它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相关的有利条件。这是培育私人藏书家的基础。

郑观应（1842—1922）为香山县雍陌乡人，家与澳门毗邻，近在咫尺，晚年定居澳门，专事撰作。他是我国近代早期具有较系统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著名思想家。他与康有为、梁启超、王韬等人关系密切，分别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在澳门创办了《知新报》，大力鼓吹维新思想。因此，香港和澳门成为清末变法维新思想的基地。康有为、梁启超、李端芬、徐树兰等维新派人士，在宣传新学的同时，也极力提倡官私大兴藏书之举。其中，梁启超废藏丰富，编印《饮冰室藏书目初编》。在他临终前，将3000多种40000多册全部捐赠给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供读者阅览。他的这种开明态度，开了献书之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

清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越南条约》。时年44岁的郑观应，在澳门“杜门养局”。面对列强的侵略，官私藏书被焚劫殆尽，他于是提出“富强救国”的主张，并开始辑著《盛世危言》，专门撰写了《藏书》及《西士〈论英国伦敦博物院书楼规制〉》两章，充分反映了他的藏书见解。他认为“私而不公”，是历代藏书难以传承的主要因素。如晚清四大藏书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归安陆氏皕宋楼、聊城杨氏海源阁、杭州丁氏八千卷楼），都“秘而不宣”，因战乱而“旧藏书籍、荡然无存”。他还抨击官府和书院藏书“深秘藏庋，寒士未由窥见”是一种极端保守的行为。因此，他呼吁官办藏书，应向读书人和平民开放，即“无论寒儒博士”，皆“可遍读群书”。

他又认为我国幅员辽阔，单靠少量藏书楼，远不能满足读书人的需要。因此，他要求官府应多建书院，广置藏书，以适应更多读书人的需要。他告诫当权者：“当谓人才之得失，系国家之盛衰，是以有国者不可不慎也。……尝见蕞尔小邦崛然振兴，巍巍大国忽然颓败，非尽由治理之失法，亦实缘人才之得也。夫普天之下何处无才？要在培植之得失耳。而培植之法，非学问无以立其基，欲增学问，非诵读无以开其识……故书院之设，尤不可不亟亟也。”他的这些意见，明确表示藏书是关系“人才之得失，国家之盛衰”的基础。他通过考研西方列强藏书盛况，指出英国近几十年来之所以人才辈出，称雄世界，是和他们注重藏书，培育人才得法是分不开的结论。

郑观应上述主张，既批判了传统官私藏书的弊端，又指明我国“藏书育才”、“富强救国”的发展方向，对我国特别是港、澳藏书家，影响较大，意义深远。

明清时期，由于葡萄牙、英国殖民统治者先后入侵澳门、香港，致使两地处于不同政府的管辖之下，形成了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模式。葡萄牙占据澳门时间较早，澳门曾一度是国际贸易航线的中继站，也是国际贸易商品的转运站，还是西方宗教和科技传入我国的始点站。但澳门经济的发展有过兴衰，特别是英国染指澳门和占据香港后，澳门的经济地位逐渐被香港所代替。但是，澳门还拥有自由港优势，它可以长期实行低税或免税政策，这对澳门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同时，澳门还是东方的“蒙的卡罗”，是世界著名的“博彩”业中心之一。它成为澳门生存的主要经济支柱，也是澳门最大的第三产业，对旅游业发展和经济繁荣，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香港也是著名的自由港，自进入近代以后，香港经济开始突破传统的旧式农业社会生产模式，开始了新的发展时期，经过短短的一个多世纪的曲折演变，香港经济取得惊人的进步，由转口港成为出口港，对外贸易额大增，也带动了该港工业、商业、旅游业的发展。至上世纪中后叶，香港已逐步发展成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范围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轻工业制造中心、航运中心、航空中心、旅游中心和信息中心，在世界树立了其经贸港的突出地位。有了经济基础，自然为藏书创造了条件。

澳门、香港，由于在历史上先后租让给外国人，因此，内地的战乱，很少波及两地。如明清改朝换代，不少明朝遗臣（民）或抗清义士逃避到澳门，有释大汕、澹归。名士如何绛、陈恭尹、何衡、梁琏、陶璜、屈大均、吴渔山等，皆曾栖身于澳门普济禅院，成为主持大汕的座上客；其次，是清末民初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和封建王朝灭亡时，也有一批人到和香港、澳门，如梁启超、郑观应、汪兆镛、陈伯陶、陈子褒、孙中山等，他们有的避难，也有定居澳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由于葡萄牙在“二战”采取中立政策，英国在战争初未卷入战争。因此，内地人（特别是广东人）纷纷逃避到香港。1941年底香港被日寇占领，于是又转避到澳门，他们中有政界、企业家、学者、文艺家、文物收藏家等，亦有教育家如张瑞权、廖奉灵等；岭南画派史良、高剑父、关山月等；藏书家如嘉业堂刘氏、宝礼堂潘氏、五十万卷楼莫氏、忆江南馆黄氏、南州书楼徐氏等。他们流寓港、澳，自然会留下作品和藏书。由于战争的灾祸，使相对社会安定的香港、澳门，为大量资金的集聚、人口的增长和文物的留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基于上述原因，我认为香港、澳门定能遗留下不少古籍，除部分流失海外之外，两地均有可挖掘的空间。尤其是澳门，在400多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遭遇过战争和大规模的人为动乱，外来的和本地的文化遗产，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消失，所以，更有潜力可挖。

港、澳现存古籍数量，涉及到两地公私藏书楼（馆）。据笔者从文献记载统计，两地私人藏书约有数十家，但大多捐赠给各类型图书馆。如冯平山、林仰山、陈君葆先生藏书，归入香港大学图书馆，黄荫普先生藏书捐赠给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入藏香港大学，何东先生藏书现归澳门中央图书馆，何贤先生藏书，捐赠给澳门大学图书馆，赖际熙先生藏书，现寄藏香港中央图书馆等等。因此，饶宗颐先生编著《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善本书目》，李直方先生编《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邓又同先生编《香港孔安道纪念图书馆所藏香港史料介绍》、香港中央图书馆编《香港学海书楼藏书目录》、梁培炽编著《香港大学所藏木鱼书叙录与研究》、杨国雄先生编著《何东图书馆藏中国古籍展览目录》、澳门中央图书馆编《刘羡冰女士赠书目录》等等，均能反映港、澳两地所藏古籍及善本的梗概。笔者在1994-1995年曾在香港调查阅览过几个图书馆古籍，2000年又作客澳门大学，对两地公藏古籍有一个初步了解。现分列如下：

香港方面：

（1）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约藏古籍10,000种，80,000册。其中：

善本548种，8044册。

普通古籍2,000种，40000册。

方志1700种，20000册。

族谱400多种，1800多册。

拓本1000多件。

印谱200多种

孔安道约800多种，2000多册。

（注：据香港大学编印《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简介》1995年）

（2）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约藏古籍4200多种，50000多册，其中：

善本733种，13639种。

普通古籍1000多种，14000多册。

新亚书院2000多种，20000多册。

联合书院200多种，1200多册（尚有一批未整理）。

中国文化研究所300多种，1600多册。

（注：据《香港中文大学古籍善本书录》）(www.xing528.com)

（3）香港中央图书馆，约藏古籍2000多种，30000多册。

香港合共16000多种，160000多册，加上未编古籍，总数约为200000册。

澳门方面：

（1）澳门大学图书馆，约5600种，12000多册。

（2）澳门中央图书馆，约2500种，6000多册。

（3）圣约瑟中学图书馆，约800多种，4000多册。

（4）粤华中学图书馆，约800多种，2000多册。

合计8000多种24000多册，加上其他所藏，总数约为30000册。

上述是指中文古籍，在港、澳还有不少数量英文和葡文的古代书籍和档案，这是历史原因形成的，这里暂不作统计和阐述。

我国在论述私人藏书家时，明代胡应麟最早把藏书家分为赏鉴家、好事家、雅尚家三种类型。后来清人洪亮吉又把他们分为五种：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掠贩家。近人叶德辉又进一步修正为著述家、校勘家、收藏家、赏鉴家、掠贩家五种类型。今人中山大学教授程焕文先生又统而合并为学问家、收藏家、掠贩家三类，他又根据藏书观分为开放派和保守派两类。考港澳藏书家，似乎都对不上号，他们都是从学术需要、爱好和事业来考虑，而最终大多“化私为公”，献给图书馆。明清以降，特别是近现代出版藏书家的专著有若干种，但对广东（包括港、澳）藏书家收录甚少，不知是时代还是地域或数据难寻等什么原因。如叶氏《藏书纪事诗》（仅4人）、伦氏《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30人）、王氏《续藏书纪事诗》（6人）、汪氏《明清蟫林辑传》（5人），郑氏《文献家通考》（59人）、吴氏《续补藏书纪事诗》（1人）等。就是徐氏《广东藏书纪事诗》，收明代至近代仅51名，而港、澳暂付劂如。可见，上述各家著录，港、澳藏书家几乎空缺，据笔者近年辑录岭南藏书家（包括海南省及港、澳地区），从汉唐至近现代，私人藏书家约有300多家。其中港、澳约有40家。港、澳藏书家，鲜为人知。

考港、澳藏书家，大体可分为实业藏书家和学者藏书家两类。实业藏书家有冯平山、简照南、何东、何贤、吴利勋等；学者藏书家有赖际熙、黄荫普、林仰山、黄子静、陈君葆、汪兆铺、陈子褒、王文达、冼刘羡冰夫妇、丘世文等。实业家中，不乏是金融银行的经理、企业董事长、轮船航运公司的总裁、房地产酒店董事局主席、太平绅士等名人。如冯平山（1860-1931），讳朝安，广东新会人，香港著名金融家、实业家和慈善家，曾先后在香港独资开设维吉银号、亦安银号、东亚银行，并任广兴公司经理、香港东华医院首任总经理和保良局经理等职。他对藏书有深刻认识，认为“图书馆为知识之府库、学术之源泉”。于是捐资兴建香港中文图书馆，港督贝璐爵士亲临揭幕典礼。1931年他逝世后，逐改名为“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该馆藏书数十万册，其中仅古籍善本548种8044册，内有宋元本21种，明本165种，抄稿本144种。可以说，香港古籍精华，尽荟萃于其中。这些古籍，大部分为冯氏原藏，有一部分为港大中文系教授林仰山先生捐赠和后来陆续购求。又如何东（1862—1955）（《广东近现代人物辞典》作“1862-1956”），原名启东，英文名R·bert，原籍广东新安（今宝安），生于香港，著名企业家。毕业于香港中央书院，后从商，初任英商怡和洋行华人经理，后自办实业，历任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电车公司、电灯公司、置地公司、火险公司等董事局主席、总经理等职，并兼任香港东华医院主席、太平绅士、保良局绅士，曾获英王KT爵土勋衔及KBE爵士勋衔。1941年至澳门发展，1952年获葡国勋章。他一生除经营商业外，也雅爱藏书，1958年，何东图书馆从葡人白乐嘉（东南亚史学家）手中购得浙江刘氏嘉业堂一批珍贵古籍（见邓爱贞影印本《翁方纲篡四库提要稿》序），共16种651册，多为明刻本及抄稿本，有《四库全书》及清禁书，其中，最珍贵为《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2001年澳门中央图书馆曾整理影印出版，发行海内外）。后来，他兴建“何东楼”专藏这批书和拓本、中西语文及宗教等书刊（总数约5000册），自他逝世后，其后人遵嘱将“何东楼”赠给澳门政府，现归澳门中央图书馆管理。

学者藏书家以黄荫普（1900—1986）为最。他早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堂（即现清华大学），后到英、美留学。归国后，历任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商务印书馆驻香港办事处主任、暨南大学校董等职。他在中大任教时，受同校教授徐信符影响，积极收藏古籍，尤以广东地方文献最负盛名。他晚年曾三次向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赠书，仅古籍就有1600多种5000多册，内不乏珍善本。又如澳门冼刘羡冰女士，一生从事教育事业达50年，历任小学、中学校长、澳门中华教育会副会长，曾获澳督颁发文化功绩勋章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颁发的教育功绩勋章。她一边从事教育，又一边收藏近现代启蒙课本，很有特色，虽有的为清末民初印本，但却不易见到，如《女孝经》、《四书白话旁训》、《诗经读本》等。晚年她把藏书捐赠给澳门中央图书馆，该馆为此编印了《刘羡冰女士赠书目录》，十分精致，有不少启蒙读物，已成稀品，甚为难得。

首先，港、澳古籍藏书多来自内地著名藏书家的散出。如浙江刘氏嘉业堂、番禺屈氏三闾书屋、陈氏传鉴堂、徐氏南州书楼、南海黄氏劬字斋、孔氏岳雪楼等等。其中嘉业堂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藏书楼，建于1920-1924年，此前因辛亥革命推翻清政权，社会动荡，私人藏书纷纷散出，刘承干乘机收购了杭州卢氏抱经楼、四明卢氏抱经楼、独山莫氏影山草堂、仁和朱氏结一庐、丰顺丁氏持静斋、江阴缪氏艺风堂等十多家藏书，刘氏为此欣喜万分，曾说：“世所不易得见也者，余于癸丑夏竟购得之。”据文献记载，其藏书12000种，60万卷，内有宋元刊本155种、明刊本2,000多种、清刊本5000多种、抄本2000多种、《永乐大典》44册、地方志1200多种，为我国近现代藏书家之佼佼者。但抗日战争前，家道中落，其藏书自战前和战后陆续散出，经长沙张叔平（藏书楼名圣泽园）等人辗转将部分宋元版和明刻本、抄稿本及“禁毁书”流落到香港和澳门。而徐氏南州书楼、孔氏岳雪楼等，也是广东近现代著名藏书楼之一。此外，南海潘宗周宝礼堂藏书（仅宋刊本就有103种），在抗日战争时，曾运存香港。建国后，经郑振铎和徐伯郊两先生奔走，除精品归入北京图书馆外，广州中山大学亦得潘氏所赠颇多，而徐氏、孔氏藏书，亦有部分留落在香港。

其次，港、澳存有一批珍贵版本的古籍。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有宋元刊本21种，其中15种来自刘氏嘉业堂，计有宋端平元年九江郡斋刊本《自警编》（书内有汪兆铺、莫棠题跋）、宋乾道饶州刊嘉定五年重修本《范文正公集》、宋刊本《东莱先生分门诗律武库》、宋刊本《祖庭事苑》、元至正刊本《天如和尚剩语集》、元元统二年岁寒堂刊本《文正公尺牍》、元大德嵎中张氏刊本《碧岩录》、元绍武谢子祥刊本《仪礼图》、元刊本《春秋释义集传》等等，此外还藏有晚清中兴名贤信札一批。

澳门中央图书馆也藏有一批珍善本，亦为刘氏嘉业堂原藏，内有刊本、抄本和稿本。如明天启内府刊本《三朝要典》、崇祯刊本《皇明史概》（内含《皇明大事记》、《皇明大政记》、《皇明大训记》等，均为清禁书）、明嘉靖刊本《雍大记》等；抄本中有清初抄本《中兴纲目》、清乾隆抄本《江南朝史》、明抄本《太平御览》（清缪荃孙校、费念慈跋）、明抄本《皇明大政记》、明抄本《国朝典故》、明抄本《圣政记》等；稿本中有翁方纲撰《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纪昀等纂《四库全书·程史》、清查继佐撰《罪惟录》、清李祖陶撰《资治通鉴大事录辑评》等。

上述古籍中，最珍贵的为《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翁氏曾参与清《四库全书》编纂，在校阅各省采进书时写下的札记和案语，凡一千余种，为我们留下了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的珍贵资料。因此，澳门中央图书馆曾于2001年予以影印出版，为士林所称颂。

第三，保存了一批岭南文化种子。岭南自汉唐以降，历代人才辈出，尤以近代为最。岭南学者著述和出版了一些书籍，它充分反映了岭南历史发展脉络，也是岭南文化得以传承的基石之一。港、澳两地，留存了一批岭南地方文献，大多出自徐氏南州书楼和黄氏忆江南馆藏书。如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就藏有明代梁储《郁州遗稿》（明刊本）、黄佐《六艺流别》（明宝书楼刊本）、区越《区西屏集》（明嘉靖刊本）、陈子壮《经制考略》和《子史经济言》（均明末刊本）等。最可喜的是清初屈大均和晚清陈澧的著作，在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各藏有多种，可补内地的不足。如屈大均《广东新语》（两种：一为康熙庚辰刊本，一为康熙水天阁刊本）、《广东文选》（屈氏家塾传习红格抄本，屈向邦跋，未印）、《皇明四朝成仁录》（清初抄本，清禁书）、《道援堂诗集》（清刊本，清禁书）、《张文烈公军中遗稿》（香港何氏至乐堂印本）、《屈翁山佚文》（徐信符辑，民国抄本，收文40篇）等。止匕外，还藏有陈澧《琴律谱》、《陈东塾先生遗诗》、《弧三角平视法》、《东塾先生书札》、《东塾续集》、《东塾读书记》、《香山县志》、《陈兰甫先生书画特展目录》等等。上述屈氏著作均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而香港大学则藏有陈澧一批著作，如《学思录》（稿本）、《郑学》（稿本）、《说文声表标目》（稿本）、《广韵增字考略》（稿本）、《东塾集余稿》（红格抄本）、《陈兰甫手批方望溪周官辨》（乾隆刊本）等。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还藏有一批族谱，仅广东省及香港就有近400种，尤以反映新界五大姓族谱较全，这是一种实用性、史料性较高的文献，也是岭南不可多得族群资料，对研究香港历史、社会、人口、习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澳门则主要收藏刘氏嘉业堂、香港学者陈氏水云楼及澳门学者郑观应、汪兆铺、冼刘羡冰等人藏书。

港、澳藏书事业，是地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藏书与学术发展息息相关。江浙历为人才荟萃之地，文教事业发达，与两地私人藏书兴旺有关。港、澳历史虽不太长，但文教事业发达，这有赖于私人藏书的贡献。冯平山先生致力兴教建馆，何东爵士经商不忘典藏，陈子褒、冼刘羡冰先生一生从教兼藏书，都对两地文教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虽沧桑多变，断简残篇，聚散无常。然港、澳藏书家，能“化私为公”，在当地起了示范作用，在全国则为爱国爱乡的楷模。可以说：藏书盛，学术兴，人才旺，这是促进文教事业发展的基本条件。

港、澳两地虽然中文古籍数量不算太多，但却有些珍善本。1995年，我曾在香港作调研，专门寻访古籍存藏情况，去过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以及湾仔大会堂看过一些书，发现各图书馆均有自己特色和精品，但著录不统一，在版本鉴定上仍存有问题。为此，我回来后，写了一篇《香港古文献考察记》（发表在中山大学《高校文献信息学刊》1997年第3期），除介绍几所图书馆典藏情况和比较珍贵的岭南文献，并提出了几点建议，其中之一是建议香港合作编辑古籍善本联合目录，以显示香港古籍收藏的精华和地位。现香港有关单位正协商进行这一工作。我们期待这一成果早日问世。其次，是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有十多种宋元版和一批明刊本和抄稿本，完全可以做开发利用工作。这点，澳门中央图书馆做得比较好，他们把“镇库之宝”《翁方纲拿四库提要稿》影印公诸于世，并把馆藏珍善本作展览、编书目，这种做法是可取的。其次，港、澳由于其有独特的历史背景，除中文古籍外，还有英文和葡文古籍和档案，也应予以揭示和开发，这样才不违背中外藏书家的初衷。

广东与港、澳两地地域相连，语言相通，习俗相同。在近代百余年里，一直可以自由进出，这使广东与港、澳之间关系，无论是官方联系、经济来往、文化交流，还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等方面，都具有紧密、丰富和独特的内容，这是内地其他地区无法相比的。因此，在岭南地方文献这个领域，三地可以协商，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以便加强合作，相互交流、互补所缺。如屈大均、陈澧、郑观应、陈子褒、汪兆铺等人的著作，分散在三地，尤其粤、港、澳三地，地相连，人同种，言相通，可通过协作，把上述岭南先贤和其他著作，做得更完整、系统些，这不仅为广东建设文化大省，也为显示港、澳文化实力，传承岭南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才不辜负近现代港、澳藏书家的心血和愿望。

总之，港、澳私人藏书家，虽在近现代才崛起，但它的地位与藏书精品，不容忽视。现两地已先后回归祖国，我们应一视同仁，把港、澳看成祖国大家庭成员之一，在藏书史上，可进一步做深入研究。

[1]倪俊明，沈锦锋.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

[2]冼玉清.广东之鉴藏家[C].广东文物·卷十.广州：广东文物出版社，1940

[3]徐信符，广东藏书记略[C].广东文物一卷九.广州：广东文物出版社，1940

[4]黄荫普.忆江南馆回忆[C].香港：广宇出版社，1989

[5]学海书楼董事会.学海书楼八十年[C].香港：董事会出版，2003

[6]林金霞.澳门图书馆馆藏中文古籍探源[J].澳门：澳门图书馆暨资讯管理协会，2002

（作者工作单位：广州市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