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地重镇刻书特点的介绍，

曹培根

【摘要】吴地是中国刻书业发祥地之一，这里的刻书重镇常熟等地在中国乃至世界出版史上享有盛名。特别是私刻和坊刻规模空前，藏书家嗜好刻书，蔚然成风。

【关键词】刻书 藏书 吴地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书籍数量多，流传时间久，其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与书籍的收藏、保管、刻印传播和开发利用等密不可分的。中国刻书与藏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具特色的部分。吴地自古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文化昌盛，刻书与藏书为中国历代重心。

在雕版印刷发明以前，书籍靠手写传抄，费功费时，每次仅能书写一部，无法复制较多的副本，限制了书籍的流通传播与收藏利用。大约唐朝初年，中国发明雕版印刷术，唐朝后期逐渐普及，并逐渐传到东方和西欧各国。雕版印刷书籍是将文字反刻在木板上，涂上墨之后再印在纸上，由于一版可以反复印刷多次，大大提高了书籍的制作能力和生产速度，促进了书籍的流传和利用，推动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吴地是中国刻书业发祥地之一，在中国雕版印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据记载，中国最早的雕版印刷记载是唐贞观十年（636）令梓行长孙皇后的遗著《女则》。现存唐印本较早的有1966年在韩国发现的带有武后新字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约天授元年（690）武后制字后刻印的，由新罗僧人携回。新疆吐鲁番也曾发现印有武后新字的《妙法莲华经》残卷，为日本人藏。1900年敦煌发现的咸通九年（868）本《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尤其有名。而据郭味渠《中国版画史略》载，早在唐代大和九年（835）前后，苏州北部一带地方，民间就开始制作雕版历日，拿到市场上出售。用雕版印刷书籍，最初只在民间流行，出版物为市民广泛需要的历日、韵书、歌曲、小学字书和佛经文等。至唐代中叶，有开始刻印时人诗作的。据著名诗人元稹为白居易所作《白氏长庆集》序载：“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可见，当时江浙之地随着刻书业产生而产生书商和书肆。

五代后唐长兴三年至后周广顺三年（932—953），宰相冯道发起在国子监雕印儒家经典《九经》，是官府刻书的开始。继而后蜀宰相毋昭裔明德二年（935）刻《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南唐刻《史通》、《玉台新咏》等书。而吴越国忠懿王钱弘俶三次印造《一切心如来秘密全身舍利宝䇲印陀罗尼经》等经书，所刻书线条明朗美观、印纸洁白、墨色精良、字迹清晰悦目，可见刊刻工艺精良。吴地刻书业已有相当的基础。

末代是中国雕版印刷的鼎盛时期，苏州在宋代属两浙西路平江府（苏州军），有“金朴满”之称，与北宋江南刻书中心杭州接近，成为刻书业兴盛之地，所刻以佛经为主，兼及唐宋诗文集等，世称“姑苏本”或“苏州本”者，享有盛誉。1978年在苏州瑞光塔第三层塔心穴藏内发现“真珠舍利宝幢”，护轮用纸是北宋咸平四年（1001）十一月苏州军州所刻《大隋求陀罗尼》（经）一卷，上面刻有知苏州军州张去华、长洲县王允巳、吴县班绚两县令等地方官员的衔名款识，现藏苏州博物馆，这是现存北宋时期苏州雕版印刷最早的实物。同时发现的还有景德二年（1005）八月所刻梵文经咒》1卷（张），天禧元年（1017）九月初五日题记所刻卷轴装《妙法莲华经》1部7卷。北宋刻本再如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颁刊宋李宗谔撰《苏州图经》6卷，嘉祐四年（1059）姑苏郡斋王琪刊唐杜甫撰《杜工部集》20卷，元丰三年（1080）苏州守晏知止刊唐李白撰《李翰林集》30卷，元符元年（1098）苏州公使库刊宋朱长文撰《吴郡图经续记》3卷，政和间（1111—1115）释庆善刊宋林虑撰《西汉诏令》12卷，宣和间（1119—125）姑胥居世英刊宋苏轼撰《东坡集》40卷、《后集》20卷，熙宁九年（1076）权知吴县事葛繁刊唐韦应物撰《韦苏州集》10卷，崇宁元年（1102）吴江石处道等刊《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1卷，政和元年（1111）吴江县令朱衮刊唐陆龟蒙撰《笠泽丛书》4卷、《补遗》1卷。此外，两浙西路江阴军大中祥符六年（1013）江阴县助教葛诱刊《佛说观世音经》1卷，天圣七年（1029）江阴军刊吴韦昭注《国语》21卷，江南东路建康府（江宁府）嘉祐三年江宁府刊唐许嵩撰《建康实录》20卷等。

南宋时期的江南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刻书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平江府刊《备急总效方》40卷，绍兴二十七年（1157）姑苏景德寺刊宋姑苏景德寺普润大师法云编《翻译名义集》7卷，乾道二年（1166）吴郡斋刊宋吕本中撰沈度编《东莱先生诗集》20卷，乾道三年（1167）吴郡陆之渊刊唐柳宗元撰童宋说注释张敦颐音辨潘纬音义《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43卷、《年谱》1卷、《别集》2卷、《外集》2卷、《附录》1卷，乾道七年（1171）平江府学刊唐韦应物撰《韦苏州集》10卷、《补遗》1卷，绍熙五年（1194）吴人朱思刊宋朱长文撰《吴郡乐圃朱先生遗稿》10卷、《附录》1卷，嘉泰三年（1203）吴郡范莘刊宋范成大撰《石湖居士诗文集》130卷，嘉泰四年（1204）平江府刊平江府报恩光孝禅寺臣僧正受编《嘉泰普灯录》30卷，嘉定年间（1208—1224）吴郡守李大异刊唐白居易撰《白氏文集》71卷，嘉定五年（1212）吴郡学舍刊宋吕祖谦撰《大事记》12卷、《通释》3卷、《解题》1卷，绍定年间（1228—1233）平江府刊宋李诫撰《营造法式》36卷，绍定二年（1229）平江府学刊宋范成大撰《吴郡志》50卷，绍定四年（1231）平江府破砂延圣院始刊《大藏经》3662卷（到元代至治二年历时91年刻全，世称《磺砂藏》），绍定六年（1233）吴人朱正大刊宋朱长文撰《琴史》6卷，淳祐四年（1244）平江府署刊唐张籍撰《张司业集》8卷、《附录》1卷，宋淳祐十一年（1251）平江府刊宋魏了翁撰《鹤山文集》100卷，宝祐五年（1257）宋宗室赵与筹知平江刊《通鉴纪事本末》42卷，开禧三年（1207）昆山郡斋刊宋龚昱辑《昆山杂咏》3卷，淳祐十一年（1251）昆山县学刊宋凌万顷、边实撰《玉峰志》3卷、《续志》1卷，嘉定三年（1210）常熟县令叶凯刊宋鲍廉撰《琴川志》15卷，端平年间（1234—1236）知常熟县事王爚刊《言子》3卷，宝祐五年（1257）吴江叶茵刊唐陆龟蒙撰《甫里先生集》20卷。此外，两浙西路常州有咸淳四年（1268）常州郡斋刊宋史能之撰《重修毗陵志》30卷，淳熙七年（1180）锡山尤袤刊《山海经》3卷，嘉泰四年（1204）梁溪沈有开刊宋吕祖谦撰《皇朝文鉴》150卷，端平三年（1236）常州军刊《古文苑注》21卷。两浙西路江阴军有淳熙八年（1181）澄江耿秉刊汉司马迁撰《史记》130卷，乾道三年（1167）澄江郡斋刊宋徐兢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40卷，乾道七年（1171）江阴军刊宋王溥撰《五代会要》30卷，乾道九年（1173）江阴军严涣刊《脍灸集》1卷，乾道年间（1165—1173）江阴军学刊晋杜预撰《春秋经传集解》30卷。

江南东路建康府（江宁府）地处长江下游，水陆交通方便，为军事重镇。宋室南渡后，陈亮等建议把朝廷由临安迁往建康，以便收复北方失地。建康府也就成为南宋时期又一刻书中心地，刻书有66种，书版约2万块，见诸《景定建康志》著录所藏书版有68种之多，绍兴十八年（1148）建康府刊后蜀赵崇祚辑《花间集》10卷等书以雕印技术水平高而著称。

上述宋刻书籍流传至今的不多，均为稀世珍宝。

元代刻本现存数量超过宋刻本，但总体刻书不多，官私所刻可考者仅300余种。元代刻书中心在山西临汾，南方以浙江及邻近地区的官刻和福建地区的坊刻为多，所刻书又以佛经为多，官刻多刻经史，私家以刻诗文为主。据记载，元代平江路刻书30种，其中经部4种，史部7种，子部11种（含佛经7种），集部8种。至正二十五年（1365）平江路儒学刊《战国策校注》10卷为从来注《战国策》的最善本。至正七年（1347）释念常自刊《佛祖历代统载》30卷，天历元年（1328）苏州范氏岁寒堂刊宋范仲淹撰《范文正公集》20卷、《别集》4卷和宋范纯仁撰《范忠宣公文集》20卷、《遗文》1卷，平江路天心桥南刘姓梅溪书院刊宋郑震撰《清隽集》1卷等均为较有影响的刻本。建康路刻书3种，其中经部书2种，史部书17种，子部书3种，集部书3种，18种书见诸《至正金陵新志》，为至正前所刊，此外，常州路和扬州路各刻书4种。

明代是中国刻书业大发展时期，洪武元年（1368）八月下令免除书籍税，使刻书业蓬勃发展，官、私刻书数量之大，品种之多，远超宋、元两代。据黄虞稷撰《千顷堂书目》著录明代书籍15660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明代出版物18621种，明代出版物总数量约为3万种，数量之多是空前的。杜信孚撰《明代版刻综录》著录刻本7740种，其中洪武、弘治时期的766种，嘉靖、隆庆时期的2237种，万历以后的4720种，不明年代的17种.刊刻者达5257家，其中私刻家4652家，可见明代刻书业规模之大。明代的刻书中心和聚书之地为南京、苏州、杭州、北京、闽北、徽州等地。明建都金陵53年，南京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替代杭州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出版中心。明前期刻本也以官刻为代表。明初南京集中了元都北京的文献，又从全国各地调集了大批文献，特别是南京国子监将杭州及江南各地的宋元书版集中起来继续印刷出版，号称“南监本”，共刻书约300种。皇朝内府、国子监和六部等中央机构均编刻书籍，凡重要的书籍，均在南京编刊。至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后，南京仍保存国子监、六部等机构，继续编刊书籍，印书有增无减。由于杭州不少刻书技术工人随西湖书院的书版到了南京，南京邻近的安徽徽州及福建建阳等传统雕版地区的熟练印刷工人纷纷到南京，南京印书的印刷技术大为提高。这一时期的刻本，继承元浙刻本风格，字体学赵孟頫或姜立纲体，字大行疏，常加圈点，版心刻双鱼尾、大黑口，后世称“黑口白棉纸明初本”。南京书坊林立，大多集中于当时的三山街和大学前。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和江澄波等《江苏刻书》载南京书坊共104家。《江苏艺文志》南京卷载明代南京著述家共677人。刻书与著述互为促进，多数著述有当时刻本。南京刻书除注重正经正史外，刊刻了大量的戏剧小说，郑振铎估计有300种。所刻戏曲大多选择故事性强、情节可观、为读者喜闻乐见的剧目，对一些难懂的曲文加上注释或音释，并在剧本中插入几幅与某些曲文所敷衍情节相应的图画。这些都成为南京刻书的特色。明中期刻本以苏州及邻近州县的私家刻书为代表。苏州本是宋元时期中国出版业集中地之一，明代苏州官刻据周弘祖《古今刻书》载明万历初之前的刻本已达177种，列州级官府刻书之首。苏州的家刻更胜官刻，《江苏刻书》载明代苏州家刻达210家，其中苏州10家，吴县47家，长洲30家，吴江22家，昆山22家，常熟63家，太仓16家。《江苏艺文志》苏州卷载明代苏州一地的著述家达1700人之多，著述也大多有刻本。据《中国印刷史》、《江苏刻书》、《苏州市志》载，明代苏州一地的书坊有67家，大多集中在苏州书坊集中地阊门一带，计有39家。这一时期的刻书由于大量翻刻、仿刻宋元本，版刻风格急剧变化，自正德经嘉靖至隆庆年间，刻书均仿南宋浙刻本的版式字体，出现方整规范、起落顿挫有棱角的仿宋字体，成为著名的“嘉靖本”特征，对各地官刻、私刻和坊刻本产生影响。苏州刻书以注重质量为特色。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载：“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其精吴为最”。苏州官刻多地方文献，而私家刻书注重刊刻学术价值较高的书籍，又大多注重选择善本，精加校勘，刻书质量称善的校刻精善本比比皆是，任意删改、精制滥造的一些所谓烂明版在苏州的出版物中相对要少得多。坊刻大多以供应人民大众日常所需的实用书为主，一些书坊将编辑、出版、发行合为一体，根据市场需要出版民众急需的书籍，不仅增强了书坊本身的竞争力，也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例如当时的书坊刊刻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凌濠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等，使“拟话本”成为时尚读物。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图书出版事业发展盛期，官刻、私刻和坊刻书籍规模空前，刻书内容无所不包，中国现存古籍大部分为清刻本。清前期刻本以官刻为代表，多在宫廷内府，刻本字体有硬体、软体两种，软体字刻本点画柔美，写刻精雅。至康熙时，内府外设扬州诗局，所刻《全唐诗》、《历代诗余》、《渊鉴类函》等刻印精妙，为世称道。清后期官刻多在地方，同治二年（1863）曾国藩首创金陵书局于南京，为他省所仿效，金陵书局刻有《前四史》、《文选》等“书局本”，影响极大。清代南京、杭州的书坊已趋向衰落，书坊主要集中于北京宣武门外琉璃厂一带，而苏州、扬州的书坊仍盛。苏州书坊仍有约50家，其中苏州席氏扫叶山房刻书达数百种之多。清中期及以后刻本以乾嘉学者的校刻本为代表，乾隆学者长于考证经史，精通小学，注重校勘，热心辑佚，使这一时期的刻本以校刻精审著称，刻本除方体字外，影摹宋元善本的精刻本也大量出现，被人誉为“清朝宋本”。其中吴地名家以写刻精致、纸墨考究著称的“精刻本”，如徐乾学刻《通志堂经解》等，以校勘精审、摹影追古著称的“精校本”，如黄丕烈刻《士礼居丛书》、缪荃孙刻《云自在龛丛书》等。民国时期的刻本以大量具有学术价值的稿本、善本被传刻为特色，吴地学者辑刊书籍影响甚大，如瞿启甲辑刊的“铁琴铜剑楼”一批影印本，赵诒琛辑刊的《峭帆楼丛书》、《又满楼丛书》、《对树书屋丛刻》等，陶湘辑刊的《讬跋廛丛刻》、《百川书屋丛书》、《嘉咏轩丛书》等，董康辑刊的《诵芬室丛刊》等。由于西方影印、铅印技术的传入和广泛应用，传统的雕版印刷活动至抗日战争前逐渐停歇，历代书版作为一种收藏物，吴地的收藏家贮藏最多，以后又陆续归诸公家。(www.xing528.com)

吴地为中国刻书中心地区之一，这里还有吴地乃至中国的刻书重镇、在中国乃至世界出版史上享有盛名的常熟。常熟刻书也是吴地刻书的缩影，有甲天下之誉，富有特色。早在唐代大和九年（835）前后，苏州北部（包括常熟）一带地方民间就开始制作雕版历日，进行广泛的交易活动。末代常熟的刻书情况，见诸文献记载的有钱佃等人。钱佃，字仲耕，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官至中奉大夫、秘阁修撰，曾刻印《荀子杨注》20卷、自撰《荀子考异》1卷、《法言注》13卷、《音义》1卷、《文中子》10卷。严焕，字子文，绍兴十二年（1143）进士，官至朝奉大夫，乾道九年（1173）知江阴军时刊《脍炙集》1卷。叶凯，开禧三年（1207）知常熟县事，嘉定三年（1210）刻《琴川志》15卷。王爚，字重潜，一字伯晦，端平年间（1234-1236）知常熟县事，刻《言子》3卷。至元代，元贞间（1295-1296）常熟任阳镇人谢斗元刻有自辑《孝感编》1卷；平江路常熟州知州班惟志至元三年（1337）刻有《本草元命苞》9卷；常熟州知州卢镇至正二十三年（1363）刻有《重修琴川志》15卷。这些宋元刻本，是公私藏家的镇库之宝。

明代是私家藏书刻书的繁荣时期，常熟124人有刻书活动，这在同时期的其他区域里是不多见的。其间，还出现了当时全国乃至世界一流水平的私人刻书家如毛晋。毛氏一生刻书600多种，刻版109567片，所刻字数在3000万字以上。毛氏之书走天下，这在整个印刷史上是罕见的。明代在印刷技术方面有重要发展的是铜活字的创始和应用，除无锡华氏、安氏的印本外，嘉靖间杨仪五川精舍铜活字印本《王岐公宫词》，就是流传至今较古的铜活字印本书，在中国印刷史上有一定的影响。这时期常熟的刻书家所刻书的范围极广，经史子集各类别应有尽有，内容包罗万象，刻书成为一种时尚和嗜好。或搜罗刊刻古籍，以显示博雅；或刊刻先人和自己的著述，以宣扬祖德，显示书香门第高贵；或剪辑旧章，汇编资料，供科场应试；或汇集诗文，加以评注，以供读本。许多大型的古籍被刻印流传，如赵用贤刻王应麟的《玉海》200卷附《词学指南》4卷；陈禹谟刻虞世南的《北堂书钞》160卷，并为之作补注；周光宙于万历二年（1574）以活字印行李昉等的《太平御览》1000卷，未竟而卒，其子周堂续刻成；吴讷刻自辑《唐宋百名家词》130卷等。刊刻大型古籍是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较高的印刷技术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常熟私刻家的出版水平。

清代（包括近代）是私家藏书刻书的发展期，常熟有125位藏书家有刻书活动，与明代相比，人数相当，但是，由于清代考据、校助、辑佚学的兴盛，刻书多而在校勘等方面较之以前下工夫深，成效大，所刻之书力纠前代割裂、误本弊病，疏误少而精本多。如陆贻典，所藏多善本，校雄精审，刻印冯班《钝吟集》、孙江《孙氓自诗选》、《唐诗鼓吹注解》、释道源《寄巢诗》等时人称为善本。张海鹏所刻《太平御览》1000卷历时6年，从同宗藏书家张燮家借来明抄本作底本，又向何元锡借影宋抄本，再三校雠比勘，这两种本子所缺的，又请何元锡至宁波范氏天一阁中抄补配齐，务使臻于完善；书的封面镌“宋本校刊丛善堂藏板”，被收藏家誉之为最善本。传世的不少大型典籍是这一批私刻家刻印的，如张金吾刻《续资治通鉴长编》500卷、《金文最》120卷、《诒经堂续经解》1436卷等；席世臣刻印大批史书，如《大唐六典注》、《贞观政要》、《东观汉记》、《旧五代史》、《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吴越备史》、《古史》《东都事略》、《五代外史》、《元史类编》、《西汉年纪》、《南宋书》、《十七史》等，所刻书版心多印“扫叶山房”字样。清代常熟刻书家所刻书以丛书为多，多为刻书家自撰之书，地方文献的辑刻也占一定的比例。常熟藏书出版家在丛书辑撰方面成就卓著，明代至近代共有丛书辑撰者近50人。他们辑撰的许多丛书有的为现有各种丛书目失载的罕见丛书，有的是在丛书发展史上有影响的重要丛书。明代丛书辑撰影响最大的是毛晋，共辑刊丛书24种：《四书六经读本》110卷、《十三经注疏》330卷、《十七史》1574卷、《津逮秘书》15集141种755卷、《十家宫词》12卷、《三家宫词》3卷、《二家宫词》2卷、《宝晋斋四刻》、《山居小玩》11种14卷、《道藏八种》、《屈陶合刻》17卷、《汲古阁合订唐宋元诗五集》13卷、《诗词杂俎》15种25卷、《五唐人集》5种26卷、《唐六名家集》6种42卷、《唐人八家诗》8种42卷、《唐三高僧诗》3种47卷、《三唐人文集》3种34卷、《唐人四集》4种12卷、《唐人选唐诗八种》23卷、《元人十种诗》61卷、《元诗四大家》27卷、《宋六十名家词》6集61种90卷、《词苑英华》9种45卷、《六十种曲》115卷。其中《津逮秘书》汇辑多宋元旧帙，所收子目全帙为多，力改以前诸家丛书割裂删节、多非足本之弊，开启其后刻书新风。清代的丛书辑撰者有25人，毛扆刊有《汲古阁影抄南宋六十家小集》等4种，最有影响的是张海鹏。张海鹏辑刊《学津讨原》1053卷、《墨海金壶》734卷、《借月山房汇钞》283卷、《千字文萃》1卷等，形成博采广收，集诸家之长的综合派特色，在清代丛书辑撰流派中独树一帜。近代以来丛书辑撰者有9家，徐兆玮撰《蒙学诸书考》9卷、《虹隐楼书目汇编》47卷、《北松庐杂著》10卷，辑《虹隐楼考古丛录》11卷、《海虞六家诗选》6卷、《邑志拾遗》6卷、《海虞稗乘》20卷，丁祖荫辑《虞山丛刻》、《虞阳说苑》、《淑照堂丛书》、《章韩片羽》，张继良辑《佚丛甲集》，瞿启甲辑《铁琴铜剑楼丛书》13种，这些丛书汇辑丰富的地方史料和罕传之书，颇有价值。

写本是指非经制版印刷而是由手写成书的本子。在雕版印刷术发明前，书籍全靠手写流传，写本成为书籍的唯一形式。雕版印刷术发明后，印本书逐渐成为主要的书籍形式。然而，由于人们习惯于手工抄书，古人重视书法，把抄书作为书法练习的重要手段和读书的重要方法，收藏家把收藏精美写本作为一大嗜好，因此写本并没有随着历史的推移退出历史舞台，它仍然是书籍制作的重要手段，抄书者也就成为特殊的出版家。袁同礼在《宋代私家藏书概述》中指出：“宋代私家藏书，多手自缮录，故所藏之本，抄本为多。”他又在《明代私家藏书概略》中指出：“明人好抄书，颇重手抄本。藏书家均手自缮录，至老不厌。”清代的藏书家同样盛行抄书之风。藏书家们的抄本对于古代典籍的流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少古籍如今靠抄本得以传世。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里许多善本是辛亥革命前各时期的抄本。常熟本是书画之乡，近人庞士龙撰《常熟书画史汇传》，收录唐代至晚清书画家达1088人，不少藏书家本是书法家。如毛晋的女婿高培，常借汲古阁秘本抄录，书法“精好，令人不敢触手，盖深擅楷法也”。翁同龢书法不拘一格，称为乾嘉以后第一人，至今留下《妙法莲华经》等一大批抄本。叶德辉在所著《书林清话》卷十“明以来之抄本”条里，论述明以来抄本书最为藏书家所秘宝者有23家，其中常熟12家，他们是：“毛抄，常熟毛子晋汲古阁抄本也”；“冯抄，常熟冯已苍舒、冯定远班、冯彦渊知十兄弟一家抄本也”；“钱抄，常熟钱牧斋谦益绛云楼抄本，谦益从子钱遵王曾述古堂抄本，合之谦益从弟履之谦贞竹深堂抄本，皆谓之钱抄也”；“杨梦羽抄本”；“秦酉岩抄本”;“常熟赵清常琦美”抄本；“陆敕先贻典”抄本；“曹彬侯炎”抄本。上述诸家抄本有的比早期的刻本更具魅力，为藏书家争相购藏。毛抄本版心有“汲古阅”3字，格栏外有“毛氏正本汲古阁藏”8字，缮写精良，为历代藏书家所重视，其中不少为罕见秘籍。清段玉裁称：“凡汲古阁所抄书散在人间者无不精善。，，清孙庆增《藏书纪要》说：“汲古阁景宋精抄，古今绝作，字画、纸张、乌丝、图章，追摹宋刻，为近世无有能继其作者。”据王文进《明毛氏写本书目》载，毛晋、毛宸父子所抄书达240种，其中还当有遗漏。冯舒抄本纸栏外刻“冯氏家藏"4字，所抄《汗简》7卷有践记“崇祯乙酉避兵莫城西之洋荡村”，冒着酷暑，用20天抄毕，可见其刻意抄书的精神。冯班抄本版心或刻“空居阁藏”4字，栏外亥『‘冯氏藏本"4字，抄有《玉台新咏》等书。冯知十抄本格栏外有“冯彦渊藏本”5字，抄有《杜荀鹤文集》等书。钱谦益抄本版心有“绛云楼”3字，抄有《开国群雄事略》等书。钱曾抄本格栏外有“虞山钱遵王述古堂藏书”10字或“钱遵王述古堂藏书”8字，抄有《营造法式》等100多种书。钱谦贞抄本版心有“竹深堂”3字，抄有《李群玉集》等书。杨仪抄本版心有“嘉靖乙未七桧山房”8字或“万卷楼杂录”5字，抄有《穆天子传》等。秦四麟抄本版心有“致爽阁”3字或“玄览中枢”、“又玄斋”、“玄斋”等字样，抄有《穆天子传》等书。赵琦美所辑抄校本有《古今杂剧》242种等，陆贻典抄有《金石录》等，曹炎抄有《琴川志》等。除了《书林清话》所述毛抄等12家外，有影响的抄本家还有马弘道、何大成、毛扆、叶树廉、叶奕、陈煌图、孙潜、冯武、陆亮、陆琪、鱼元傅、陈祖范、蒋侯、张光基、张蓉镜、席鉴、黄廷鉴、瞿绍基、陈揆、张金吾、翁心存、王振声、瞿铺、赵宗建、赵烈文、丁祖荫、徐兆玮诸家。其中，马弘道被《藏书纪要》称为与二冯、毛氏父子、陆始典、钱曾并列的“俱从好底本抄录”的写本家；叶树廉的抄本被《藏书纪要》誉为“至宝”;徐兆玮、丁祖荫等抄录了大量乡邦文献。

常熟藏书家刻书抄书成风，原因是多方面的。常熟地灵人杰，是历史上的经济文化重镇。这里地势高爽，土壤肥沃，河渠纵横，塘泾棋布，资源充裕，物产富饶，是我国著名的鱼米之乡。《重修琴川志》称，常熟以“土壤膏沃，岁无水旱”而得名；《皇明常熟文献志》载：“虽大水大旱，不能概为之灾，则岁得常稔。”《常昭合志稿》也述：“高乡濒江，有二十四浦通潮汐，资灌溉，而旱无忧；低多田皆筑土于，足以御水，而涝亦不为患，以故岁常熟而县以名焉。”宋以来，这里是国家财赋的首区。据《新建顺民仓记》描述，宋时这里为贮粮大县，“常熟，大县也。考其民版之数至四万户，岁输之粟至大万石”，因而粮仓无法容纳，不得不扩建粮仓。翁同龢《常昭钱漕史略》称，乾嘉年间，常熟“岁漕凡数十万石，几抵湖北一省“。常熟言偃道启东南，支开吴会，常熟文化源远流长，素有文学之乡的美称。这里书院林立，教育昌盛，人才济济，著述家辈出。据《重修常昭合志》统计，历代常熟有唐进士1人，宋进士83人，明进士228人，清进士159人，其中状元8人、榜眼4人、探花5人、传胪4人，科举及第者数量多而品第高。《重修常昭合志》人物志载，自商周至晚清2937人，有先贤5人、名宦168人、耆旧664人、文学家641人、藏书家71人、书法家47人、画家203人、古琴家29人、医家110人、义行251人。其中多数人有著述活动，仅据笔者与同好撰《江苏艺文志》常熟市部分载，自春秋至新中国成立，常熟一地的著作家有2085人，上万种著作。有人估计我国历代古籍约有10万余种。常熟几乎占十分之一。常熟人的著述可谓洋洋大观，人文荟萃，著述雄冠东南确非虚言。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常熟成为中国藏书出版中心地也就理所当然了。

[1]傅璇琮、谢灼华主编.中国藏书通史［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

[2]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M].上海：大家出版社，2001

[3]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4]江澄波、杜信孚、杜永康.江苏刻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5]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江苏艺文志·苏州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6]曹培根等.常熟藏书家藏书楼研究［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

[7]曹培根.书乡漫录［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作者工作单位：江苏常熟理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