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私家藏书与乾嘉学者的关联

马杰 石明芳

【摘要】乾嘉学者不仅在史学上有杰出贡献，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这个学派的学者大多为藏书家，其学问或谓学派的形成也有赖于江南地区丰富的藏书，而学派中的许多学者也关注、研究藏书文化。清代江南地区学术的昌盛，从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私家藏书的兴旺，而私家藏书的兴旺，又为乾嘉学者治学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关键词】清代 江南地区 乾嘉学者 私家藏书

清代江南私家藏书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文化活动和现象之一，亦为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其内涵极其丰富。有清一代私家藏书几为江南藏书家所独占，因而江南藏书家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上留下了最辉煌的一页。

清代江南私家藏书之所以如此发达，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乾嘉学术发展对其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清代乾嘉时期系中国学术史上集大成的重要时期，一大批乾嘉学者在众多领域取得了璀璨的成果，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编纂等，而这些也都是藏书文化所要研究的内容。从事朴学研究，需要大量的典籍，因此学者在治学时主要依靠藏书。可以这么说，江南地区朴学的昌盛，从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私家藏书的兴旺，而私家藏书的兴旺，又为学者治学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在通常的学术史研究中，很少有人注意由私家藏书风气中所透露出来的学术信息。清代学术由于向经史考据方面发展，需要收集大量的文献，因此这一时期江南私家藏书快速地兴盛起来，而私家藏书的兴盛对考据学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谭卓恒在《清代藏书楼发展史》中就明确指出：“在考据运动中，藏书活动十分活跃，要精确地描述两者的因果关系是很困难的，但是无疑地，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某些关系。”兴有丰在《清代藏书家考》中说：“有朴学之提倡，而藏书之需亟；有藏书供其需要，而朴学乃益发扬光大。”我们将这些藏书家和当时乾嘉考据学的兴起联系在一起就会极清晰地看到藏书楼里忙碌着乾嘉学者的身影和他们的著述成果。除此之外，对清代藏书家来说，藏书不仅仅是对典籍的占有，更重要的是把藏书和发展学术有机地联系起来。

清代乾嘉学派的研究范围，乃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利、地理、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佚等。其研究方法则强调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厌弃主观申理，倾向客观证事，颇符合科学实证的精神，因此又称为朴学。又因其治学师承两汉的经师，以名物、训诂、考据为主，不同于谈心性义理的宋明理学（总称为宋学），因此又称为汉学。以这样的研究范围和方法为特点的学派，发展到乾嘉时期达到全盛阶段，故又统称为乾嘉学派。

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尚是影响藏书活动的重要原因。乾嘉时期考据学大兴，博学与文、参稽考订的朴学学风，对江南私家藏书的繁荣和兴盛有着直接影响。学术之兴，首先涉及到的就是书籍，要读书必须得有书，要有书必须藏书。因而学术文化的发展和私人藏书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学术文化对私人藏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私家藏书之兴盛，反过来又促进了清代江南地区学术，尤其是朴学的发展。首先，私家藏书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图书。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大量的私家藏书的支撑，清代江南地区学术，尤其是朴学研究要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确实如此。许多学者虽有自己的藏书，但个人藏书毕竟有限，一般还是需要利用他人的藏书。钱大昕乃清代数一数二的朴学大师，著述宏富。与一些著名藏书家相比，钱氏的藏书并不算十分丰富，但他在治学过程中，曾多次向黄丕烈、袁廷祷、卢文绍、周锡瓒、顾之逵、戈宙襄、严元照、何元锡、刘桐、吴骞等人借抄图书，遂使他的学术著作益发博大精深。

不管是什么学派，从事考据、训诂、校勘都离不开丰富的藏书。考据学是书本的学问，没有浩瀚的典籍是无法进行的。而内府藏书是皇室的私产，非一般人能够问津。乾嘉学者要进行有理有据的考证，需要大量的图书典籍尤其是宋元图书作基础，广备不同版本，这种需求是乾嘉时期私人藏书兴盛的社会需求。在当时学术风气影响下，学者也喜欢收藏，丹黄手校，成了校勘大家。而藏书家本身从事考据的，也不乏其人。故考据学蔚为清代学术的主流，两者相得益彰，产生了众多的研究成果。“有清一代藏书，几为江浙所独占，考据之学盛于江南者，盖以此也。”这也是清代藏书家辈出，藏书事业超过以往的主要原因。

《四库全书》的纂修，使乾嘉考据学盛行天下。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上谕，在天下广集图书，开四库馆，网罗天下人才，修订《四库全书》，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整理，“以彰千古同文之盛”。由于政府的大力提倡和组织，在全国网罗了三百多鸿儒英才，饱学之士，其中有许多全国知名学者，如戴震、惠栋、邵晋涵、周永年等都是考据大家，也是各门学问的专家。至此确立了考据学派在清代学术界的主导地位。

章太炎在《清儒》中说：“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好学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章太炎在该书中列举乾嘉考据学家26人，这些都是“成学著系统”的学者，除山东孔广森外，其余全是江南学者。编纂《四库全书》的学者共有360人，其中江南学者为大多数。16位总裁中6位是江南学者。副总裁10中，江南学者占了7位。总阅官15人中，江南学者占了8位。《四库全书》告成后，先后誉写七部，四部藏于“内廷四阁”，另外三部皮藏江南，这既有乾隆标榜“稽古右文”、“藏书富美”的一面，更有重视江南学者的另一面。书编成以后，乾隆下令可以允许士子到阁中查阅《四库全书》，允许抄录其中的珍贵文献。孙星衍从杭州文渊阁里抄录了许多文献，阮元在编写《畴人传》的时候也从那里获得了从别处找不到的史料。汪中晚年的学术活动更与《四库全书》直接联系在一起。1795至1798年间，钱大听和凌廷堪经常光顾杭州的文渊阁，从那里寻找他们所需要的文献。如果再做进一步的研究，还可以发现《四库全书》对当时学者所起的文献方面的支撑作用。

“扬州二马”指马日琯、马日璐兄弟。两人同为学者藏书家。他们将经营盐业的大部分收入用以藏书。家有小玲珑山馆、丛书楼以藏书。见古本秘籍“必重价购之，或世人所愿见者，不惜千百金付梓，藏书甲大江南北”。曾“以数万金购得传是楼、曝书亭藏书”，所藏达10余万卷。吴翌凤《逊志堂杂抄》丙集云：“秋玉尤富藏书，有稀见者不惜千金购之。玲珑山馆中四部略备，与天一阁、传是楼相埒。”全祖望在《丛书楼记》中记载：“扬州马氏懈谷、半查兄弟居之，南有小玲珑山馆，园亭明瑟，而岿然高出者，丛书楼也，迸叠十万余卷。予南北往还，道出其间，苟有宿留，未尝不借其书。而嶰谷机见，寒暄之外，必问近来得未见之书几何，其有闻而未得者几何。随予所答，辄记其目，或借钞，或转购，穷年兀兀，不以为疲。其得异书，几必出以出予”。

马氏兄弟对自己所藏典籍颇为豁达，许多珍本善岫也并非秘不示人，为自己所专有。因此，那些往来于小玲珑山馆的文人学士多得以尽读其藏书，有的还利用其藏书编纂著述。如厉鹑在马氏小玲珑山馆借马家丰富藏书，从宋人文学、诗话、笔记以及山经、地志等各种珍秘典籍中辑撰出《宋诗纪事》100卷。马氏兄弟不仅为厉鹦提供资料，亦恭与其役，分别参加卷1至卷10和卷11至卷20的辑录工作，对所收诗歌的出处和版本作过一些考订。厉鹗寓此数载，还写成《辽史拾遗》、《焦山记游集序》等。全祖望在这里完成了《困学纪闻三笺》，都是有名的例子。全氏晚年临终之际，还特嘱托友人将其多年所写文稿交马氏兄弟保藏在丛书楼中，这其中包括著名的《梅花岭记》。惠栋与马氏兄弟的交情也极为融洽，他曾有一首诗说：“玲珑山馆辟疆俦，邱素搜罗苦未休。数卷论衡藏秘籍，多君慷慨借荆州。”惠栋在这里几乎可以找到他想要的一切书籍。而马氏兄弟也并不吝啬地将这些书籍借给他做学术研究用，因此惠栋将他们二人的行为比作三国时期的刘表将荆州借给刘备。

全祖望之名世，首先是由于他在学术事业上的卓越成就。乾嘉著名学者阮元曾在《〈经史问答〉序》中说：“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得一足以传，而蹴县全谢山先生兼之。”全祖望著作甚多，其中《经史问答》是他解答弟子董秉纯等经史疑问的总集，阮元认为此书“实足以继古贤，启后学，与顾亭林《日知录》相埒“。其《汉书地理志稽疑》以考证精到为学界所称扬；《宋元学案》是中国学术史专著上承先启后之作；《七校水经注》薛福成称之为“剖别《经》注，改易次地，采诸家之长，补原文之佚”。严绍均在《全绍衣传》中说其“最有功文献者，尤在《续耆旧集》一书，遍求之里中故家及诸人后嗣，或秘不肯出者，至为之长跪以请，其余片纸只字得之织筐尘壁之间者，编次收拾，俨成足本”。这种精神甚为感人。(www.xing528.com)

宁波是全祖望的祖籍，又是文风鼎盛之地，境内有许多著名的藏书楼。年仅19岁的全祖望作为董正国先生的“门下俊人”，也破例登上了天一阁，使他对天一阁充满着深厚的感情。全祖望是乾隆二年（1737）“左降山都”，同年10月，带着“左迁”、“罢官”的满腹愤懑返里的。从乾隆三年（1738）到乾隆十二年（1747），是全祖望的“家居十载”，潜心学术研究的时期，与天一阁的关系更加密切。他“放废湖山，无以消日”，于乾隆三年再次登上了天一阁，从此便整日埋头在天一阁内。乾隆五年（1740），全祖望迁居天一阁旁青石桥胡氏之“适可轩”，其藏书处仍名双韭山房。全祖望何以迁此，能方便到天一阁读书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天一阁对他的学术影响是毋席置疑的。梁启超先生曾言：天一阁实大有益于黄、万：全。黄，指黄宗羲；万，指万斯同；全，即指全祖望。

在杭州的诸友中，对全祖望影响最大的是杭世验与赵氏父子。杭世验是著名的经史名家和藏书家。杭氏藏书之富，甲于武林，他的《石经考异》发摘前人之讹，为全祖望所肯定。杭世骏注《金史》，全祖望不仅寄去相关书籍，有《金朝散胡东平神道碑跋》、《金史第三帖子与董浦》、《重交中州集目》等。这说明全祖望对杭世骏《金史》研究的浓厚兴趣并给予极大帮助，而这也应是与重修《宋史》有关。赵谷林（兄）、赵意林（弟）亦是杭州著名藏书家。由于赵氏“小山堂”藏书甚富，加上赵谷林之子赵一清尤好《水经注》。所以，全祖望的《水经注》多与赵氏父子切磋，并参考了大量小山堂相关典籍。

全祖望与扬州藏书家的交往，是由厉鹗、杭世验引荐，认识了“扬州二马”。乾隆元年（1736），全祖望在北京翰林院看到了院藏《永乐大典》的副本，马氏兄弟极力怂恿全氏雇人抄写其中重要的精华。于此，可见他们之间的交情。全氏两次先后长期居住在扬州，故其一生几部大著作，均成于扬州。如：《宋元学案》、《三笺困学纪闻》、《水经注》等。

从全祖望的《双韭山房记》、《小山堂藏书记》、《丛书楼记》、《丛书楼书目序》中，可知全氏的藏书大多由手抄得致。这与一般藏书家专收写本、稿本、善本、孤本不同。这种重视书籍内容，重视藏书的实用性，影响了乾嘉学者的藏书方法和当时的藏书理念。

在吴派学者群中，钱大昕之学识最足称道，并成为吴派学者中学识最为渊深的一位。《廿二史考异》，是钱大昕的代表作，倾其毕生心血，从准备到全书刻成，经历了半个世纪。自《史记》、《汉书》，以迄《金史》、《元史》，对篇幅浩繁的二十二史，钱大昕都作了全面细致的研究。他博综群籍，校勘文字，考订典实，“反覆校勘，寒暑疾疾未曾少辍”。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钱大昕史学成就的基础和其藏书之丰富是分不开的。更重要的是与钱大昕同时代的藏书大家黄莞圃，对于钱大昕的历史研究，曾有极大的帮助。《莞圃藏书题识》中，就记载了钱黄两位学人的交往和友谊。如卷二，元刊本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条下云：“余虽知为元代题名录，然所载人名自余忠宣、刘青田外不甚悉，久知钱竹汀先生熟于元代事，且有《元史稿》，必能悉其说，遂携示先生，并乞其跋。既而先生为，欣喜殊甚，谓余曰：此录于元史大有裨益，勿轻视之，余已说跋之矣！”。至于《荛圃藏书题识》卷一，元刊本读四书丛说条下，更记载黄尧圃曾协助钱大昕著书之事：“国朝《四库书目》收四卷，故嘉定钱竹汀撰《补元史艺文志》，卷亦如此，今兹夏余为竹汀先生订《补志》一书，竹汀因余于元代艺文颇多搜罗，属为参校。适书友携此书至，知多一卷，告诸竹汀，已采入志中，改为五卷矣。”在钱大昕的著作里，也屡次提及黄荛圃的协助，如《竹汀先生日记抄》卷一就有如下记载：“黄莞圃来，以唐秘书省正字徐夤《钓矶文集》见借”，“黄荛圃过谈，借得《秘书监志》钞本四册”，“借黄莞圃《平水新刊韵略》五卷”，“借黄羌圃所藏宋刻《魏鹤山集》钱大昕主动前往拜访观书的记录也很多：”晤黄荛圃，见其所得《三历撮要》一卷”；“晤黄尧圃，见宋淳熙三年抚州公使库本《礼记音义》”，“答黄荛圃，又见其所藏宋刻《周益公集》不全本，《李梁溪集》，亦不全”。综计《竹汀日记钞》卷一中所载观书于黄尧圃的记录有32条，这还不秉括没有明确说出所观之书是尧圃所藏的三条。由以上的叙述可知，黄莞圃与钱大听的过从、学术交流是很密切的，而“士礼居”中丰富的藏书对于钱大昕的学术研究工作也有重大的助益。据罗炳绵先生的统计，乾嘉时期与钱大昕有过交往的藏书家前后多达47人，正可以说明像黄荛圃这样有学识的藏书家及他们藏书楼中丰富的藏书，对乾嘉学术文化发展必然产生重要的影响。

[1]陈东生.清代江南地区学术研究昌盛与私家藏书兴之关系.中国藏书文化..徐良雄主编.宁波：宁波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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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少川.学术文化风尚与典籍传藏.中国藏书文化..徐良雄主编.宁波：宁波出版社，2003

[4]虞浩旭.清代浙东学派与藏书文化.浙东文化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5]詹海云.全祖望的学术成就与宁波、杭州、北京、扬州学术圈的交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6]赵鹏.《荛圃藏书题识》与清代学术史料台湾成功大学中文学报2000（8）

（作者工作单位：苏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