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再谈

八年前，我曾在与今天同样的场合，就是在蔡孑民先生八十七岁的纪念日，讲《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今天，我又在蔡先生九十五岁诞辰纪念日，把这同样的题目再谈一次。

八年前所讲的重点，是由考古学的立场，说明若干考古工作的结果对上古史的贡献，及其相关的问题。这次所讲的着重点，却完全不一样。这个着重点是根据史学家察古今之变的立场，把中国上古史整个的问题，做一个全盘的讨论；所用的材料，都是近五十年来很多科学家辛勤工作累集起来的。这些工作，大半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北京大学，及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的中央研究院所领导的。在这个时代的初期，这两个机关，都是蔡孑民先生所主持培植的。我今天把这些材料做一个总讨论，觉得这是最可以纪念这一位中国学术界最伟大的人物的诞辰。

1954年的冬天，我从墨西哥讲学，经北美合众国返国的时候，路过西雅图城；城内华盛顿州立大学附设的苏联与东亚研究所的几位朋友，留我在那里讲半年书；并且指定要我讲中国上古史。这是我对于中国上古史全部问题，作一个全盘打算的开始。这一路的思想，就我个人说，是一条新的路线；因为，我虽说是作了将近三十年的田野考古工作，并且常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直到那个时候为止，我却没有做过写中国上古史的这个梦。但是，环境的演变，逼迫着我在一个国外的大学里，讲中国上古史这门课程，我就不能不细心想想，这部历史究竟应该从何处讲起。

这一新的路线，虽说是鼓起了我不少的兴趣，却并没把我的全部时间占去。在这七年间，我也并没有把全副的精神用来对付这个问题；不过，这个兴趣既然是已经鼓动起来了，就好像是一股下流的水，虽在流的途中遭遇着不少的障碍，仍是一直在向下流。我对于中国上古史的整个问题，在最近七年来，表面上虽然只是断断续续的活动，事实上却没有间断过。说得更切题一点，我最近七八年的工作，及若干研究问题的布置，多少都与这一主题有关。今天，我要趁这个机会，把我这几年所想到的，就是与重建中国上古史有关的意见，再提出来请诸位先生指教。

我想把这一件工作的讨论，用一个问题的方式提出。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问题的复杂可能牵涉到与“人”的研究有关的若干科学——包括这些科学的研究范围。例如:“中国上古史”这一个名词，本身应有的含义，就应作个甚么解释？为讨论的方便起见，我们可以把这五个字的名词，从最后一个字说起；就是从“史”字开始。传统的说法对于这个字虽说是没有严格的、固定的界说；但是，历史学家都不言而喻地同意:他们研究的范围即“史”的范围，全是有文字记录的事件。不过，现在我们又不能不承认有“史前史”或者“先史学”这些名词；并且在大学已有“史前史”这一课程；这就把史学家先前所默认的那一界说完全冲破了。我曾经翻阅过最近五十年以来，中国史学家所编的大学历史教科书；这里边，固然有很多谨慎的作者，仍旧抱守着那个旧的定义，把中国的历史，只从有文字记录的这一段开始说起；同时，也有不少的史学家，大量地利用新的地下出土的没有文字的史料。这派新的史学家的见解及方法，可以说是日日在那里滋长。他们的见解，就是最严格的保守派的史学家，也不能不加以注意。所以现在所谓“史料”，已经不能完全以“有文字记录”的材料为限。我们不但要照顾到这些新发现的哑巴材料，并且要给它们以很大的重量，做我们历史研究的根据。

第二说到“上古”，这又是一个不容易下简单界说的两个字。在中国这个区域，我们把人类的历史，究竟可以推到多远的过去？这可以说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一个很要紧的节目。这个问题的解决，大半要看各人对整个“人类的原始”问题是什么样的见解。简单一点说，这一个大问题中的大前提，包括着接受进化论的基本观念在内。在20世纪中叶的时期，史学界里很少有人仍旧相信:人类是忽然从天上掉下来的。相反的，差不多所有有一点现代生物学基本常识的人都同意，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者，是一步一步地演进出来的。但是，这一信念，就是由进化论这一基本观念发展出来的。再由此推引的人的初生问题，即:生物的演变，到了什么阶段，才能算是到了“人”的这个阶段？若是我们讲中国上古史，我们就不能不讲全部人类在中国这一区域演进的这一段历史。我们必须从人类在最早出现的日子开始讲起。早到什么时候？什么阶段？这个生物学家仍在争论中的问题，虽不在史学家研究的范围中，我们讲中国上古史，拿“上古”两个字说，却不能不追寻到人类原始的这一时代。

再说“中国”这两个字，似乎不应该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了!但是，把它与“上古”连带起来说，也发生了问题。因为，年代说远了，可能说到现代中国的地势与地形尚没有完成的那一时期。譬如:黄河、扬子江这两条大河流，可以说是历史学家历来认为与中国民族及中国文化的发展分不开的历史地理。但是，若推本寻源地讲中国上古史，就可以推到了一个时期，黄河与扬子江，这两条大水还没有统一它们的水道以前的洪荒时代。不但如此，就是分布在各省的大山脉应该是比水道固定些吧!但是，地质学家告诉我们，中国有些山是在继续不断地活跃，常有大小不同的变动。如太行山、秦岭以及昆仑山、贺兰山等等，都是活跃的山脉。它们现代的形态与高度的形成，是否比人类在这个区域出现的年龄老？这是一个富有意义的问题。

所以，把“中国上古史”这五个字连缀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大串与自然科学分不开的重要问题。换而言之，我们讲现代人类的上古史，固然大半属于人文科学的范围；同时也是很重要的自然科学研究的题目。

有了这些问题，我们谈中国上古史，第一个责任，就是根据现在可以得到的材料，来解答它们。我说可以得到的材料，也可说是现成的材料，在各博物馆及图书馆能査到的资料；不是悬想的，想做而尚未做到，想搜寻而尚未搜寻到的材料。据我个人涉猎所及，现在已经有的，与中国上古史有关的材料，虽说是不多，但也有一个相当的数量。这里边有很多是可以——至少部分地——解答我们刚才所提出来的各种问题。让我把它们列举出来，说明这一意见。

第一，在我们的问题中，一个最重要的项目，就是与“人类原始”有关的这一课题。讨论这个题目的资料，自从19世纪末在爪哇发现“猿人”以来，可以说是已经累集到了“汗牛充栋”的程度了。这里边有很大的部分是与东亚这一区有关的。这一类材料的性质，固然大半是属于人体解剖学与生物学；同时，处处也要牵涉到人类原始的讨论，并且大部分都要讲到东亚现代地形尚未形成以前的地文与地理，以及气候、动植物移动的这些事实。此外，我们也应该了解，人类的原始，不是地球上任何区域所能限制的问题。人类的起源是一个全球性的，整个人类关怀的大问题。所以，与它有关的资料，在地球上各区域，处处都有发现的可能。能够看到这一点，我们同时也可以了解，这一类材料是如何的广泛了。

第二，与研究东亚地形有关的科学资料。这包括地质学、气象学、古生物学各种研究的结果。

第三，人类的文化遗迹。科学家对于人的起源，虽说是尚在争辩中，但是对于真正“人”的定义，人类学家已经渐渐同意到几个界说了。界说中最重要的，所谓真正“人”者，就是能制造工具的动物；只有“人”这个动物，照动物学家的定义，才能使用工具。这也就是“人为万物之灵”的定义。我们对于有文字记录以前的人类历史，虽感觉到荒渺难稽，但是，对于这些能做工具的动物所留下来的工具，已经有法子辨别；并且已经找出来相当的数量。在中国这一领域内，经过五十年来考古学家不断的研究与寻找，也把这些早期人类所留下来的使用过的工具找出了不少。这一类材料的寻找以及研究，我们叫做史前考古学。史前史所称道的人类的遗迹，大半是指这些古器物说的。

第四，体质人类学。这批材料是最接近现代人身的材料；这一类包括古代人所留下来的身体的遗骸，埋葬的风俗，在人类全部的历史过程中，是很晚的一个发展。但是自从这一发展开始，先前人类留下来的骸骨，就渐渐地保存在地下。时代愈晚，保存的方法愈比较地周密，留下来的骸骨，也渐渐地多了。这些人骨的比较研究，可以说是构成了研究人类体质，尤其是在最近一万年内的人类体质演变的基本资料。有了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看出，人类身体与环境的关系，及他们分化的过程与可能的原因。史学家对于地球上分布的人类，向来是依照他们的习惯、语言及体质表面的不同点，加以类别；并曾经强调这些分别，做了若干推论。但是，就体质人类学说，好多这一类的推论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我们应该注意，只有体质研究的资料，是研究世界人种问题所需要的最正确的资料，更可以用作分析各民族历史中的若干趋势。(www.xing528.com)

第五组资料包括“狭义的”考古学发掘出来的。所谓“狭义的考古学”资料，是指过去古器物学家一般所承认的考古资料，大半属于有文字记录的时期，也有较早的；但是，不会很早。具体一点说，大约是青铜时代，及这时代以后的历史。这门学问在我国发展很早；这是中国学术界一件很光辉的事件。因为在采集方法上与看法的不同，这批材料的价值，在过去，都没得到它们应该得到的注意。现在，经过比较严格的采取方法，及审订标准，它们的重要性，就纯学术上说，也增加了不止十倍。这批材料，在地下保存得特别丰富。

第六组材料，乍听起来，与上古史似无关系；但是，这批材料已广泛地为史学家所利用，这便是民族学家所研究的对象。民族学也是包括很广的一门研究“人”的学问，他们的工作，在过去大半集中在原始民族的风俗习惯，以及他们的体质上。直到现在，我们知道在世界若干角落，尚有好些原始民族生活着。譬如:与台湾相近的新几内亚、南洋群岛以及台湾的高山族；再推广一点，残留在中国大陆的若干原始文化。有关这些民族的文化与体质的研究，也构成了很大数量的一批资料。它们与上古史的研究有些什么关系？相信进化论学说的人，同时也相信:原始民族的生活方式，代表现在所谓“文明人”的老祖宗所经过的一个阶段。所谓“文明人”，很幸运地，有了比较聪明的祖先；他们的这些祖先在比较早的时期，把他们的生活改善了。但是，到现在还滞留在原始生活状态人们的老祖宗，因为有一点守旧，就没有跟着改善；因此，他们的子孙，现在还保守着旧的习惯。所以，讲到文明人早期的历史，就资料说，尤其是在那没有文字纪录的阶段，有很大的部分，是没有法子复原的。不过，根据古器物学的资料，再加上民族学所描写现代原始民族的风俗习惯，我们就可以把不能想像的、难以复原的古代风俗习惯，得到它们反射出来的若干比较可靠的影子。但是，这批资料的运用，也有它的限制；若是运用得超乎于比较参考范围过远，就可能引出很站不住的，甚至于荒谬可笑的议论。因为这些材料具有丰富的刺激性，容易引起史学家的幻想；它们虽然可以帮助我们解答好些上古史的问题，同时，也可以遮蔽研究史学的正当途径。

第七类:这是我要列举的最后一类，也是研究中国上古史最基本的资料。这自然是历代传下来的有关秦朝以前的记录。对于这一类材料的整理，本身已有一段很长的历史，这是大家所知道的。用这些记录，作上古史的史料，它们的价值，却极不相等；有不少的部分已经证明是后代人伪造的。如何辨别这些庞杂的资料，及评定它们的价值，均需要长期的训练与研习。经学、史学，在两千年前，本来已是专门之学，尤其是经学，在西汉的时代，就有官置的博士弟子专门照管它们；就是在民间，每一经的传习，也各自成家。后来，因为普遍的读经，一般人似乎把它们所需要的特别训练倒忘记了。在现代教育制度里，科学的部分，所占的时间已经是很多了。恢复普遍读经，这一运动大概是行不通的。但是，把经学当作一种专业研究及传习，不但是应该的，也是可以做得到的。我想，我们似乎可以恢复汉代为经学设博士弟子的优美传统，在大学里，把讲习经学一门也设专门讲座；至少要把研习经学这一课，与数学、物理同样待遇，或者更加重视。对这一倡议，有一点必须加以说明，就是我们必须把这—门学问的研究，安置在纯学术的基础上。有了这一类的经学研究，我们一定能在短期间得到长足的进步。如此，不但中国古代传下来的经学可以发扬，治中国上古史的人也可以受惠不浅。

这七门内容很丰富的专门研究，在现代学术上，是各自独立的，成了几种专门的学问。它们与上古史，究竟各有多少关系，却要看我们所悬拟的研究范围，以及着重点。就中国上古史说，亟待解决的问题，虽说是多方面的，但是，据我个人看来，有两个基本课题，比其他题目更为重要。这两个课题的一个，是构成中国民族的人种问题。通俗一点说，最早的中国人是从哪儿来的？或者说，是如何开始的？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在有文字记录以前，过的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就引起了我们基本课题的第二个——中国文化的开始。我们所称的中国文化，在远古的时候，是种什么样的性质？表面上这两个题目的范围，都受了同一的限制，就是说，均以中国区域为限。如果我们要追踪它们开始的一段，我们也许发现，这两组研究，并不能在这个区域限制以内解决。

现在，先从第一个问题说起，中国人是哪儿来的？我们既不能承认司马迁的《五帝本纪》给了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只有靠地下资料来处理它。地下资料究竟能解答多少，却是写上古史的人在现阶段尚难作充分说明的。对于解决这问题的困难，有一部分是晚期历史所造成的；因为，据体质人类学的材料说，中国民族的构成，在历史期间会经过若干变化。若推寻到历史以前，我们所面临的这一大问题中的小问题是，在那时候，黄河流域的中国人，是否全是现在中国人的祖宗？倒过来说，现在的中国人，是不是那时创造三代文化的人的子孙？对于这个问题，现在尚没有满意的解决。我们只能就比较简单的几方面，做一个研究的起点；现在，我们已经有的，可以供给解决这问题的地下资料，都由考古学及古生物学搜集得来。在这里，我们并不能花很多的时间讨论这一问题。不过，我们可以说，因为地下材料的发现，现代中国民族最重要的一个成分，可以说在黄河流域一带，已经具有远到新石器时代的历史了。就是说，在华北一带，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创造者，他们的体质，与现代华北的中国人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但是我们的话只能说到这里。假如我们要进一步问到更早的时候，这就要牵涉到材料本身的问题，及整个黄种人，即所谓蒙古种形成的问题。这个问题，虽说是离我们现在的问题较远，但是，在中国上古史中，却是很重要的。说到蒙古种在现代人种学上，他们早期的历史，尚没有清楚的交代。蒙古种的形成，也许就在东亚这个区域，地域上与中国很接近。他们早期的形成，也就构成了中国民族早期最重要的一段历史。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只有从搜寻更多的地下材料着手。过去五十年来所发现的这一类有关的资料虽是不多，不过东寻西找的结果，出现了若干线索；譬如:研究北京人出名的魏敦瑞教授，他就在北京人的身上，认出来若干体质特征为蒙古种人的。这并不是说北京人与蒙古种人有什么直接关系，至少我们没有任何证据，做这一个判断。但是，生物学家可以说，由北京人的体质，经过相当的时间，可以进化到现代蒙古种人所具有的更进步的体质。这虽然只是一个悬想，同时，从北京人到现代人距离也相当远，时间至少在三十万年以上，这中间，生物的演变很难说定；不过，在没有更好的材料以前，我们要说中国上古史，却有时不能不提出这一类悬想来。以上我提出这一个问题有关的材料，不但要说出它的重要性，同时也要说出它的复杂性。这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一长时期的研究，与材料的搜寻。这是写上古史的人，不能随便地或轻易地放过的问题。我们必须认清它的真实性；这问题的本身，不但是一个体质人类学的课题，也是一个文化人类学的课题，更是一个历史的基本课题。它所牵涉的范围，可以说与所有研究“人”的科学有关。换句话说，我认为要明白中国民族本身是如何开始的，我们必须先了解蒙古种的原始。但是，蒙古种的原始，与现代人类的原始问题是分不开的。就东亚这一区域说，我们在最近的一百二十万年中，所经过的地形的变动，及各种重要的哺乳类动物的演变，已经有若干资料，可以供给我们研究这一大问题的若干方面。这批资料，描写了这个区域内一百二十万年上下的环境演变。在这一百二十万年中，东亚的气候与地形，至少经过了五次大变迁。就华北一带说，化石学家把哺乳类动物的品种的演变，做过很详细的比较。1941年，在中国工作将近二十年的一位法国籍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神甫，在北京出版了一本书:《早期的人在中国》( Early Man in China) ；里边附了一张哺乳类动物化石的地层分布表，详列着这个区域内自上新统初期起，到更新统晚期止，五个分期的动物化石。其中最早的一期，即上新统初期，采集所得的哺乳动物化石经过鉴定的有二十二种；这二十二种哺乳类动物的寿命，一直延到最后一期即更新统末期的，只有五种；其余十七种都灭绝了。中期的，即上新统晚期，或更新统早期，收集的哺乳类动物化石有四十三种；但是，传到最后一期，也只有二十二种，约全数的一半。最后的一期，即第五期的哺乳类化石，只有三十二种；里面有五种不见于早期，而是最后一期出现的。这五种里边包括着现代人的老祖宗，即“有辨的荷谟”( Homosapiens)。我把这批材料提出来，想借用它说明两件事: (一)经最近五十年来科学家的努力，我们对于东亚这个区域，尤其是中国这一部分地形的演变以及动植物的变迁，已经具有一轮廓的知识了。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对这一百二十万年的中国的环境，应该有了真正的了解，不是荒渺难稽了。有了这些知识的背景，我们再谈人类的原始，尤其是与晚期历史有亲切关系的现代蒙古种人，已经有了一个很坚固的开始；至少我们应该知道，哪些话我们可以说，哪些话我们不应该说；自然，我们离解决这问题尚远。假如我们能够顺这条路追寻下去，终有到达的一天。

由此我们再转移到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我们若是承认中国民族问题，与全部人类的原始问题是分不开的，我们同时也应该承认，中国文化早期阶段，只是人类早期文化的一面，好像希腊、埃及、两河流域文化，只是人类文化的几个面。假如我们有了这个了解，我们对于中国区域内最近所发现的若干史前材料，也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到一种适当的解释。古生物学家说，东亚所见的早期的哺乳类动物化石，实在只是普遍分布在欧、亚、非三洲，留在这一区域的代表。换而言之，那时候的地形，即上新统初期的地形及气候，可以使那时的高等动物，也就是哺乳类动物，毫无阻碍地西到大西洋，东到太平洋，南到印度洋，到处游动生活着。这种情形虽说是因为山脉河流的改变，渐渐地也随着改变了，但是对于较晚出现的，自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仍旧存在着。早期人类在旧大陆的移动，是相当自由的。因此，早期人类文化地域性的发展，也没有晚期那么普遍。就是晚期，近代史学家已渐渐地证明，人类的文化，比人类自己的足迹，传播的范围要宽广得多。我这个意思就是说，人类的文化普遍性是自然的，地方性是偶然的。假如我们说中国上古史所表现的事实，很多部分与别的区域的上古史类似，这个并不奇怪。最近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学家与地质学家所累集的这类知识，已经相当丰富了。自北京人直到新石器时代最后的一期，我们发现了纪录在史前的每一阶段的文化留在中国的遗迹。这些文化并且常与别区域类似阶段的文化有若干相像的地方。这一点证明了我上边所说的意义。假如我们一定要强调这些文化地方性的色彩，或者认为这些文化只有在这个区域是比较早的，或者与其他区域没有关系——这些说法，常常可以把我们领到死胡同里去。但是，这并不是说，文化绝对没有地方性的色彩；地方性的色彩，往往是解释某一区域，在某一阶段文化很重要的一个说法。不过，像别的说法一样，也只能解释现象的一部分。在中国，我们已经见到的史前材料，也有不少可以证明完全是由这个区域环境造成的。譬如，蒙古种人本身的若干品质，有一部分也许完全是地方环境发育出来的。旧石器时代以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中，有不少成分完全是东方性的。这些我们必须分别处理，然后可以得到清楚的认识。归根结底说，我们应该知道，人类的文化是累集的。人类所经验的最现实的一件事实，就是在这累集的过程中，无论他的智慧发展到多高，他必须借重环境的资源所供给的材料，然后他的智慧才能得到发展。环境的不同，就是造成地方色彩的基本原因。人类智慧的普遍相同，也就是创造文化普遍性的基本原因。我们从人类学、古生物学、史前考古学以及民族学的资料所得到的，有关这两个基本问题的答案及解释，证实了以上的说法。

整理田野考古发掘所得的资料，一个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把地下发掘的资料，与传下来的记录资料连缀起来。这是一个普遍的考古问题，也是中国区域考古家所面临的问题。譬如，在四十年前，仰韶文化才出现的时候，考古家所研讨的，就是仰韶文化在中国上古史里所占的时间与地位。跟着仰韶文化的发现，就有更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与北京人等一大串更惊人的发现，这当然更引出来这些资料对中国上古史的意义，及它们与现代中国文化的关系等问题。1928年开始在蔡院长领导下的中央研究院的考古工作也开始了。我们选择的第一个发掘地点，就是大家所知道的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殷墟考古工作的重要，及它为全世界注目的原因，就是在这个遗址中，我们发掘出来了大批中国最早的文字材料，即大家所知道的甲骨文。甲骨文的最初出现，远在安阳发掘以前三十年。经过了这次发掘工作，它的价值更为稳定了。研究院的发掘，便是把这批材料加以科学的裁判。与这批文字同时出现并同样重要的，还有大量的其他实物；这些实物有一大部分，可以与早期的，即没有文字记录的史前实物——如陶器、石器等，做一种比较研究。由此可以看出它们的若干“亲属”的关系。又有一部分可以与晚期，即殷以后周秦历史期间的实物——如青铜器、玉器等，做一种比较研究。所以我们有殷墟的发掘，可以说我们得到了一批承上启下，具有连锁性的考古资料；它把史前的文化与历史的文化作了一个强有力的连系。三十年来研究的结果，从事这一类工作的人，当然经验过许许多多的曲折。有好多问题，直到现在尚不能解决。不过，也有若干重要的结论，似乎可以用作奠定新的中国上古史写作的基础。这些结论也是多方面的，极复杂的。如何选择，也要看用这些材料的人对于上古史的看法。这批材料所供给我们的，就我个人看来，一种最重要的贡献，便是历史学家可以对于殷商文化的真实性质，得到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认识是什么呢？就是，假若我们专论这个阶段——即殷商时代的中国文化，它已经到了一种高度的发展。它发展的背景，我们认为是一种普遍传播在太平洋沿岸的原始文化。在这种原始文化的底子上，殷商人建筑了一种伟大的青铜文化。而青铜文化本身却有它复杂的来源；这些来源中，有一部分，我认为是与两河流域——即中央亚细亚有密切关系的。若是我们把欧、亚、非大陆在最近一百二十万年所经过的变迁，及动植物移动的历史弄清楚了，这一现象可以说并不奇怪。史学家研究这一阶段文化，所面临的最要紧的问题，一部分是要如何把殷商的考古材料与史前的考古材料比较贯穿；同时要把若干不能解释的成分，找出它们可能的来源。这些问题，在我看来，都不是凭想像所能解决的。它们的解决，需要更广阔的田野考古工作，及更深度的比较研究。

在大学教书人的心中，以及教育界，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写一部中国上古史？对于这一工作有兴趣的人，在他开始工作以前，似乎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条件: (1)想要知道我们祖宗的过去，是人们很普遍的兴趣。在先前，人们都以说故事的方法，讲人类的开始。在知识初期发展的儿童们，没有一个对说故事不感到深厚兴趣的。比较成熟一点的民族，尤其是有文字的民族，差不多都有一种创世的传说。埃及、巴比伦、中国，以及墨西哥，都是很好的例子。这些传说，虽说大部分是想象的，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实际的根据。到现在，历史这门学问，虽说是已经科学化了；但是，科学的事实，并不能满足人类普遍的要求，因为，它们是干燥的、严峻的，不能随着感情转动的事实。它是没有血肉的一堆枯骨。把这些事实如何点活？在枯骨上如何加些血肉？不但是科学家的工作，也应该是历史学家更重要的课题。(2)但是，科学家无论如何努力，仍不能应付有血肉、有灵魂的一般人类感情中的愿望；所以，历史学家在这一方面，就不能不用些想象的力量。说得简单一些，一个历史学家，不但应该根据科学的事实写历史，同时也应该用文学的手段写历史。这里边有冲突没有？这是一个大问题。代表文学界最高境界的诗人，在他高兴的时候，也许可以用历史的故事，写出动人听闻的史诗，如印度的故事诗与荷马的故事诗。但是，若说要他们完全遵照科学家意见写诗，那就好像强迫一个少女，遵照体质人类学家的意见化装一样。我们常听说，文学家说科学家是动物界里的爬虫:站不起来，也飞不动，只能挨着地面爬；意思就是说，科学家只能抱着一大堆事实。文学家是灵活的飞鸟，在空中翱翔，有他们的想象。至于文学家写文章，是不是完全造谎？完全凭想象？事实上并不如此，文学家所表现的是另外一种人类生活的事实，说得神秘一点，文学家所描写的是人类的灵魂、情绪，以及喜怒哀乐的变动，不是任何实物所能表现的人类的内心生活。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一面，但却是考古学及其他若干有关的科学不能找出直接材料的部分。因此，我个人的意见，觉得要预备写一部中国上古史，我们不但要参照铁的事实，也需要若干活的想象。但是，这个想象力应该是有控制的；换一句话说，对于若干科学的事实，不能因为我们的好恶而有所取舍。就是说，无论我们用任何文学手段写上古史，都不应该写出违背存在的科学事实。尤其是对于时间问题，现在的科学家，已经有若干方法把它标定，所以对好些历史事实，在时间程序上，已经作了一种肯定的安排。历史家必须没有条件地接受与承认。但是，科学事实的发现是一种累集的工作。无论它发展到什么阶段，尤其在历史方面，总是不可能完备的，总有若干空白，若干缺口。这些空白缺口，不完备的部分，如何补充它？如何描写它？这就完全要看文学家的手段了。我希望不久的将来，有一部这样的中国上古史出现。

第一，史学家应该充分地采用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尤其是与研究人类有亲切关系的部门。譬如: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近半世纪来，研究东亚的材料所得到的成绩，把地球近一百二十万年在这一区域的演变，已经很清楚地报道出来。在这一长期间运行不息的变动环境中，所有高级动物的新陈代谢，以及最早的人类在这儿出现的故事，可以说得不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并且到了相当准确的程度。“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已由诗人的想象演化成了科学的描写。

第二，但是我们要小心，科学成绩的价值也是不相等的；因为它受到社会一般的重视，冒牌的科学，甚至于有计划的欺骗，都在科学界发生过。不过这一类的事件尚可以辨别；最应该防备的，是借用科学的理论，发挥个人的偏见。这些不成熟的半调子的科学历史观，已经在中国的史学界出现过不止一次了。譬如:有一位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外国籍的汉学家，曾经把若干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近代地域的分布情形，用作解释两千年前的中国历史，并做了若干推论，说中国文化受了很大的土耳其的影响。这完全是对于民族学的一种误解。我们现在知道，有不少的史学家想利用各种时髦的社会学理论解释中国上古史。但是他们不但对于社会学这门学问本身没有下过功夫，连中国上古史的原始资料也认识不了许多.不过一般的读者因为他们说法新颖，往往就迷住了。这一类的发展，对史学这门学问本身是不幸的。

第三，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历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内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1962年1月11日